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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玉树、舟曲、天津港……灾难现场，有他们的身影;延安、拉萨、漠河、三沙……天南海北，有他们的足迹;田间、地头、房前、屋后……基层一线，有他们的记忆。9月15日，14名编辑记者在法制日报社“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中真情流露，与同事们一起分享了他们的“好故事”。每一段故事，都有一段难忘的经历，都是一份深刻的感悟。他们的故事，也是全体法制日报人的故事。今天，让小编带领大家一起去听听两位一等奖获得者的精彩演讲。
李想：本硕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硕士双学位，现为法制日报社政法新闻部记者。01
家?国?情
“你是一个有情怀的人吗?”大学毕业前，一位老教授这样问我。在他的办公室墙上，始终挂着一幅精心装裱的小诗：大地春如海，男儿国是家;龙灯花鼓夜，长剑走天涯。虽然只有短短四句，但是那充盈于字里行间的家国情怀，鼓舞我走上新闻记者的道路，每每听到都心潮澎湃，不能自已。
毕业后，我成了一名法治记者。对于百姓来说，法律文本是枯燥的，但是法律的世界是真实而鲜活的;法律规定是刚性的，但是法律人的故事是充满温情的。在采访中，我认识了一批可敬可爱的法律人，得以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在他们身上，我读到了“家国天下”四个字最丰富的涵义。
在贵州贵阳大山里的一个小车站，总有一对穿着警察制服、相互搀扶的身影。他们是这个小站唯一的驻站民警潘勇和她的妻子陶红英。与其他人不同的是，潘勇是一名盲警，而陶红英就是他的“眼睛”和“拐杖”。作为车站的一名女保安，陶红英每天都要搀扶丈夫到铁路线上去巡视，进村入户开展安全宣传，足迹遍布辖区38公里线路、3个行政村、13个村民组的每个角落。小站每天平均有列火车经过，陶红英常常陪着丈夫站在铁路边，听火车经过的轰鸣声，帮助丈夫用耳朵辨别各种火车的类型。
十年来，夫妻二人将全部爱奉献给了这个乌蒙之巅的孤寂小站,创造了管内辖区11年无大牲畜上道、无路伤、无危行案件的“三无”奇迹。“我愿做他一辈子的眼睛，和他一起守护平安!”陶红英说。
第二个故事，主人公是一个律师。他叫刘胡乐，今年已年近六旬。他曾为数百起重大刑事案件担任辩护律师，为上百人获得免刑、减刑，也曾经只收取五十元代理费却用十年时间来为当事人昭雪沉冤。最令他难以忘却的场景，是一名蒙冤入狱的当事人被无罪释放时,堂堂七尺男儿抱着他恸哭不止,泪水浸湿了他的肩头。刘胡乐说,那是他一生中最伤感的时刻。
作为刑辩律师,刘胡乐经常还会遭受威胁和恐吓。一次庭审后，受害人家属召集上百人到法院围攻辩护人,而且控告他收受被告人高额报酬,以至处心积虑为其开脱。还有不少人指着他女儿说:他的爸爸是律师,是为坏人说话的。这个无辜的小女孩哭着跑回家央求爸爸,以后不要再做律师了。望着孩子那委屈的神情,刘胡乐的心都碎了。
回望刑辩之路上经历的这些坎坷,刘胡乐对我说,“我希望我所做的一切,可以让人们渐渐接受一个观念:无论一个人是否有罪,都应该享有辩护的权利。”
第三个故事的主人公也是一名律师，不过他选择了另外一条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他叫佟丽华，是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的主任。16年前,一个普通案件中两个被遗弃小女孩的无助眼神,让佟丽华走上“麻烦多、赚钱少”的公益诉讼之路。“当我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见到这两个蜷缩在墙角的小女孩时,她们迷茫和无助的眼神深深刻在我心里。”佟丽华说。
年4月,佟丽华创建了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成为中国第一家面向全国专门从事未成年人法律援助与研究的社会公益法律组织。6年后,他又创立了全国第一家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孩子和农民工,这两个在他看来最容易受到不法侵害的群体,倾注了他和同事们越来越多的心血。
时至今日,佟丽华已经记不清究竟帮多少孩子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也无法准确计算出为多少农民工讨回了血汗钱。“最困难的时候,我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即便后来卖掉自己的房子,我也没想过放弃”。说到这里,站在致诚律师事务所接待大厅里的佟丽华,回头看向墙上4个鲜红醒目的大字——“为了正义”。
潘勇陶红英、刘胡乐、佟丽华，他们就是生活我们身边的法律人。每一个人都是最生动的法治范本，用最鲜活的方式诠释着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他们给每一个小家庭带去稳稳的幸福、满满的获得感，甚至是改变命运的力量，让对法律的信仰在老百姓的心中蓬勃生长。无论是风风雨雨，还是荆棘丛生，都未曾动摇他们坚定前行的脚步，因为他们的血液里始终有一份家国情怀在奔涌。
这份情怀照亮了油墨纸上的黑白文字，它们化成一个个跳跃的音符，融入法治中国那扣人心弦的乐章。对于记者来说，每个人都希冀躬逢一个大时代。然而，当我们真正站在见证历史的起点线上，凝望着改革大潮风起云涌，倾听着依法治国足音响彻云霄，我们又该以怎样的姿态参与其中，跟上时代的脉动?
作为新闻记者，我们绝非冷冰冰的记录者。我们内心有爱，眼中有泪。因为我们对国家人民饱含深情，对法律充满信仰和敬畏。把国家百姓的利益装在心里，用双脚丈量中国大地，用心去倾听中国法治好声音，用真实细腻的笔触去记录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法治好故事。这份家国天下的情怀，是记者的使命与担当，也是对时代馈赠的最好回应。
万物速朽，然而梦想永存。时光飞转，但是情怀不灭。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朱宁宁: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现为法制日报社政文新闻部记者02
有一种爱深沉而悠远
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我采访过的两个人物。
第一个人物，叫毕世祥。生前是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那是年3月下旬，刚刚结束全国两会的报道，我接到了通知，临时接替因为身体原因无法成行的同事，跟随中宣部的采访团，前往四川甘孜州采访因公殉职的一位藏族干部。
临行前，同事得知我要去采访的人物是毕世祥，略感惊讶。连声说太可惜了。她告诉我，一年前，她也接到任务，去了甘孜州报道另一位因公殉职的最美基层干部，年仅33岁的藏族干部菊美多吉。菊美多吉去世的时候，她的妻子巴姆刚怀孕不到三个月，那是他们第二个孩子。当时，在当地负责与采访团对接的正是毕世祥。他当时握着采访团成员的手说，各位记者，恳请你们一定要好好报道我们这位年轻的藏族干部，他患有高血压，不能过度劳累，不能在高海拔的地方工作，但却仍在高原上长期工作，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让人唏嘘不已的是，时隔一年，毕世祥自己也成为了因公殉职的宣传典型。年12月16日上午，毕世祥等三人从康定前往雅江县和新龙县开展基层群众工作，在翻越国道线康定县境内海拔米的高尔寺山时，因大雪道路结冰严重，山高路险发生车祸，毕世祥因公殉职，终年53岁。
同事说，毕世祥是个典型的康巴汉子，高大帅气，还会讲一口流利的英文，这在藏族干部中并不多见。真是太可惜了。听到这些碎片化的信息，我当时就心里一沉。这是我第一次采写中宣部的典型。说实话，学了7年的法律，一直以来自己对写这种人物典型并不擅长。这么好的宣传对象，我有点担心能不能写出来好的人物故事。
到达成都是中午时分，一行人马直接就从机场出发前往甘孜州康定县。康定城的海拔并不算太高，只有米。许是因为刚下两会身体本来就比较疲劳，6、7个小时的长途颠簸道路，到达康定后，我瞬间就有个高原反应，心跳加快，头也开始疼。
我们到达康定的时候，已经接近下午六点多，按照采访安排，我们要前往毕世祥的家中采访他的妻子和儿子。毕世祥的家在一栋普通的居民楼的6层。面积并不大，而我们一行人有30多人，因此安排我们兵分两路，分别采访母子两人。具体先去哪路，自己决定。
恰巧当时我是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便率先上了楼梯。很久没有上高原了，当时我也忘记应该刻意放缓自己的脚步，而是跟往常一样，一口气爬到了6楼。顿了一顿，看到屋里坐了大概3、4个人，便又鬼使神差般继续向上多爬了一层，来到7楼。一口气爬完7楼，当我站在敞开门的大门口前的时候，感到心脏已经含在嗓子眼里，马上要蹦出来一样，头也开始刺疼，险些站不稳。我立刻站在原地一动都不敢动。一边不停的做着深呼吸，大口大口的喘气来缓解不适，一边等着后面的小伙伴的到来，以便一起做采访。
但是意外的是，我听着脚步声都消失在了六层，等了一分多钟，一个人也不见上来，此时，屋里也只有一个小伙子在，推断就是毕世祥的儿子毕达。站在客厅中的他显然也觉得很意外，怎么只有我一个记者，两个人对视了半响后，毕达将我请进屋子。
“你好，我是法制日报记者。”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自己，毕达倒了一杯热乎乎的酥油茶给我，我意识到，说好的集体采访此刻已经变成了我的单打独斗。
这是我第一次做典型报道，我该怎么开始聊呢。看得出小伙子还沉浸在巨大的失去亲人的痛苦之中。我决定先聊点儿轻松的话题缓解下气氛。看到墙上挂着一幅精美的照片，国家5A级的风景名胜区海螺沟。我随口说到，这是你们甘孜州的美景吧，真漂亮，简直是人间仙境。有机会一定去看看，一般几月份是最美的季节呀?毕达顿了一下，不好意思地对我说，自己也没有去过。没去过?这个回答太让我意外了，因为根据之前做的功课，毕世祥在甘孜做了12年的旅游局长，他走遍了甘孜的山山水水，开发了海螺沟，稻城亚丁，木格措等一大批蜚声世界的著名景点。但是他的儿子妻子和家人，竟然从来没有去过这些景点。
毕达说，自己的父亲太忙了，每次他提出想让父亲带着去逛逛，毕世祥都会笑笑说，没问题没问题，等我有空了，好好带着你转一转，这些地方我太熟悉了，你算是找对人了，我应该是最好的导游。
令人遗憾的是，直到毕世祥因公殉
职，他也没能抽出时间带着家人去看看他一手打造的甘孜州生态文化景区。毕世祥亏欠的不仅仅是他儿子，作为儿子，他也亏欠了自己的老父亲。老人家罹患癌症，但是求生欲望非常强烈，直到临去世的时候，还拉着毕世祥的手说，儿子啊，你能不能帮爸爸在成都或者医院，我想治，我不想死。说完没多久，老人家就撒手人寰。毕世祥回身搂着毕达失声痛哭，他说，我都不敢看你爷爷的眼睛，我对不起他。
讲到这里，毕达声音开始哽咽，我也早已泪流满面。这貌似也是我第一次在采访中如此失态。曾经有很多人说过，这种不顾小家的典型人物不应当做宣传，因为他们连自己的家人都不爱。但是那一刻，我想对这些人说，你们错了。谁说他们不爱，只是他们把对家人的爱深藏于心，这种爱是深沉而悠远的。
回京后，我写了两篇通讯配发一个短评。稿子上版的那天，夜班编辑给我发了一条短信，“宁宁，你这次没白高原反应，写的稿子把我看哭了。”这虽然是一句半开玩笑的话，但是于我来讲，确是莫大的鼓励。
没有感情的稿子是无法感动人的，连自己都感动不了，就更加感动不了读者和听众，从那一次开始，我知道了，作为一名记者，采访的时候感情要投入，才会写出感动人的文章。
要跟大家讲述的第二个人物,是被誉为中国生态学界传奇人物的徐凤翔.有幸聆听徐老的讲述，让我发现了比“新闻”更宝贵、更深刻、更本质的东西。她的每句话都能直抵听者内心。对她的采访是终身难忘的一次采访。
西藏林芝，是徐老30年前创建高原生态研究所的地方。当采访团一行来到位于林芝的西藏大学农牧学院高原生态研究所门口，远远地看见一个清瘦硬朗、鹤发红衫的身影。
“本人芳龄八十有四，退休以后，每次进藏都说是来告别，但每次讲的都是假话。这次是真的了。因为年纪太大了，再进来会让大家担忧我的健康，增加他们的负担。也许这是一辈子最后一次和记者朋友们互动交流，讲述我最心爱的西藏。”说到这里老人哽咽了。
西藏，是自然的精华，是高原的珍宝，更是国家的骄傲。徐凤翔说，“我一生就做了一件事，就是用双手把西藏捧上高原生态领域虚位以待的宝座。”
从有了情，到钟情，再到痴情，直至一辈子痴情不改，徐凤翔这辈子都离不开对西藏的一个“情”字。年，徐凤翔在年近半百时走上高原，从援藏到调藏，全心全意想来西藏工作。来了以后，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低海拔的墨脱到高海拔的珠峰大本营，徐凤翔一步一步地跋涉，大家都称她为“科学的苦行僧”。
她曾在晴空万里的羌塘高原遇到狼群袭击，命悬一线，也曾在墨脱地区，最多的时候一天身上爬满多条旱蚂蝗，但这些都没能阻止她扎根西藏搞研究。她说，高原的珍宝实在是太丰富、太独特了，很多可以说是稀世罕见。
在藏期间，徐凤翔做了两个决定，一个是终身留在这里，一个是建立起我国的高原生态研究领域学科。这两点，她都做到了。高原生态建所建立起来了，高原生态研究终于有了自己的基地，徐凤翔成为了第一任所长。
徐凤翔这一生对西藏的情，浓浓的，化不开。
采访结束时，徐老带我们来到研究所院子里五棵水杉前。30多年前，她第一次进藏时，怀抱着这五颗水杉一路坐着火车走进西藏，并亲手种下了这些从南京林学院带来了小树苗。如今，这些江南的树苗，在西藏扎根，已经长成了“壮小伙”。
徐凤翔疼爱地、一遍遍地抚摸着每一棵树，就像抚摸着她心爱的孩子。最终，老人将头靠在树干上，轻轻地说，你们都是我的好孩子。这辈子，咱们的缘分恐怕就到此为止了，我再也没有机会来看你们了。下辈子，咱们再续这份情，这份爱。
说罢，两行热泪沿着老人苍老的面颊缓缓滑落。在场的人无不动容，我的眼泪也瞬间涌出。
“少小离吴日，蒿形若指腰。柔情随羽落，铁骨傲青霄。苦历二十载，终成几丈乔。无心花果艳，有志我独高!”这首诗描绘的正是水杉。这首诗，多么像是徐凤翔老师的人生注脚。
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两个小故事。做记者这些年来，走了很多路，认识了很多人，听到了很多的故事。记者之路，很艰辛，但很值得。采访过程中，有很多的困难、恐惧都需要自己克服，我也有。
在玉树，借来随行医生的一次性针管，在房间里自己做了简单的穿刺手术，把崩开的伤口里的脓液吸出来，再用碘伏消毒，自己包扎，第二天照常跟着一起去三个采访点采访。
在丹巴，遇到泥石流的大块落石，直接把越野车的车头给砸进去一大块，如果车速再快那么一点点，恐怕就直接击中车身，幸运的是，坐在后排的我只是脑袋重重的撞到玻璃上，瞬间起了一个大包，青肿一片。
在通麦天险，遇到道路塌方，任何车辆都无法通行，但是为了不耽误接下来的采访，我们一行人拖着行李踩着泥泞的山路蹒跚而过，身旁就是湍急的河流，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滑倒。
在新疆喀什，近50度的高温，下午三点在露天的操场上采访，那种酸爽是无以言表的，感觉自己的鞋底都要烤化了。
支持我坚持下来的，是一个信念，那就是我想做一名好记者，我始终对这份职业保持一种发自心底的热爱。我始终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以自己热爱的工作为职业。我感谢记者这个职业让我有机会融入在感动、温暖和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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