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崔士鑫离开北大后的l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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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名导语

本期,85级中文系的校友崔士鑫继续做客“未名湖是个海洋”。离开北大后,天南海北,到过很多不同的地方,见过形形色色的人,但是,在每个阶段都少不了“北大人”的身影。或许,你我从未真正离开北大!

序:

好不容易搜刮出一篇《记忆碎片中的“燕园八景”》,却被建云同学当头棒喝:跑题了!这次征文主题是“离开北大这些年”,据说还是他小人家倡议,你想不捧场是不是?

这就令人挠头了:难道要写工作总结、经验介绍,三十年聚会时评选先进、表彰优秀?

晃晃脑袋、瞪圆双眼,仔细端详张总管发来的征文要求,拿出30年前参加高考写作文的认真劲儿,反复审了审题。敢情要结合毕业后经历,写出那延续不断的系友情、同窗谊?好在咱“燕京八景”虽然用过,但还有“浮生六记”候着呢,所以再补缀一篇“离开北大后的同窗六记”。写完题目才惊奇发现,自己离开北大以后的经历,真的正好分成六个阶段,精准!切题!

在首钢锻炼:同学聚首乐逍遥

按中组部5号文件,89年毕业的“三门干部”,一律要到基层锻炼一年。因为事发突然,各单位八仙过海,胡乱联络。我们是去了做梦也想不到的炼钢厂!

因当年情势特殊,我们来了一位强势的新社长。据说他主张对我们这些“危险分子”一律不接受。幸亏当时管人事的前辈老余据理力争,说:这些都是我们从各高校精挑细选的,现在社会上大学生名声不好,你给推到社会上,那不害了人家孩子吗?社长倒也是刀子嘴豆腐心,说:好吧,那就让他们去大兴安岭伐木头去!——他原是吉林省委书记。老余又说:那不好,伐木头危险,万一树倒下砸死几个,不好交待。社长说:那就都去青海,那里没有树,不危险。老余说:青海太远,不好管理。最后社长无奈:那你们给找地方吧!似乎是通过一位跑工业的老领导的关系,我们到了大首钢。

为什么老余一直阻挠我们到外地呢?盖因当时传说,到基层锻炼一律带组织关系与户口,表现不好就回不来了。老余真是菩萨心肠!

不知是不是当时人事部门都像老余开明,尽管北大当时“名声不佳”,但我们都貌似沾了北大的光。下基层21人分成两组,组长都是北大的:一组组长杜英姿,二组组长就是我。当时中文八五到报社共4个人,韩晓丽与英姿在一起,怀谦与我同组。我这个组里其实还有一位师叔级的中文前辈,82级的王川(蒋朗朗同学)。他本科毕业考上社科院研究生,所以北大光环吐噜没了,资格虽老,只能当组员。后来因首钢派来管理的“老师”与这些大学生有矛盾,夹在中间两头受气,我一度想撂挑子,开玩笑说你才该当组长,你是师兄。王师兄则担心矛盾激化大家无法平安回报社,鼓励我多费心协调上下关系,还用一句貌似苏联影片的台词笑着说:你是我们的父亲!

首钢在古城地铁站附近有一栋住宅楼,每个单元近平米,四室一厅。房子刚建好不久,准备分给首钢领导的。但因僧多粥少,分不下去,于是成了我们的宿舍。楼上楼下各两套,20多人一家人一样住着,有电视、有厨房,还有两位工人大婶侍候着。

因为工作关系,常和英姿一起回报社,开党员登记会啊,领奖金啊之类。记得一次从报社回首钢搭地铁,英姿一下子摔倒了,幸亏那时自己还算年青手快,把车门挡住了,没有发生后来有美女被车门夹住的可怕事件。与英姿有关的另一重大事件,是在庆祝她工作后第一个生日的晚上,大家玩嗨了在客厅捉迷藏。一女生被抓住了死命往内屋跑,蒙住眼睛的哥们抓住不放,一头撞在门框上,当场血流如注,医院缝了好几针,还不敢向外声张!

与怀谦在一个厂,偶尔在一起干体力活,比如运材料、拉备件,有大学生来参观就穿上工作服搞大扫除之类。稍贴近本行的是小型厂轧钢设备中期维修时,一起编《中修战报》。除了常去古城公园散步,前期与怀谦一起回北大的时候多,常在王延光、刘颂浩那里落脚,还让他同室一位好像叫王钧锋的帅哥带着去勺园洗澡。为了报答他,我们极力撺掇那个被抓住仍死命往内屋跑的女生跟他“在一起”,可惜最后没成。就在老王这里,我才搞清阿渡是哪个,熟悉了他那松鼠式的微笑。因为不在一个厂子,跟晓丽接触不多,印象最深的是她长发飘飘,独自端坐在电视室里,一边看电视一边啃西红柿,画面好美!

这是很奇特的一年。不是真正工作,也没有学习任务,一帮年青人聚在一起,本该天天琢磨着怎么玩,但仍有莫名的压力与阴影,快乐中蘊藏着不安。所以最终吃散伙饭的时候,记得英姿哭了,我、怀谦还有北大社会系的两三个同事一起,晚上坐在楼后的草地上陪她聊了很久。聊些什么都忘记了,只记得抬头时,看到四周楼宇中间,那一方闪着星星的天空。

做群工记者:假公济私品酒仙

回报社以后,我被分配在群众工作部。与我想象的浪漫记者生涯不同,这个部门的主要工作,是接待上访告状的。后来有了更高大上的名称,叫“舆论监督”。不过,刚来的大学生还监督不了,一开始做的是拆信工作。这里竟然专门有个“拆信组”,处级单位!

那时候,人民日报每天收到的来信有0多封!全部要经我们手拆开,用订书器订好后分成几类。是稿件的,分到各专业部,如总编室啊、国内政治部啊、经济部等等,供版面使用。上访告状信又分几类,故事特别曲折、有面上警示意义的,留作采访线索。一般反映情况的,填上专签转各省省委。实在不知所云、貌似精神病人来信的,转“麻袋省委”——扔到麻袋里去。拆信组一共才两三个人,一天拆上千封信,用一般手动订书器会把掌面硌肿,所以我们有一般人一辈子可能没见过的“先进武器”:电动订书器。个头有一个小车床那么大,信封信纸叠放好后,两手捏着往订书器中一伸,喀嚓一声,齐活儿!

拆信组是个锻炼岗位,新来的大学生稍有资历,就可以转为调查记者。不过群工部是边缘部门,不像专业部跑口记者天天有会,名字经常见报。但这个部门也有好处,因为没有专门的口,就意味着什么口都可以去,只要从监督或调查角度来写就成,所以可以不受拘束敞开了乱跑,容易成“杂家”。

这期间印象深的是与建云交往较多,因为那时候他也干着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销售用于醒酒的“酒仙乐”!

毕业后第一次到建云那里,还是在首钢锻炼快结束的时候。有一天小龙来电话,说要去东风制药厂玩,据说有好黄酒喝。——爱喝黄酒是当年汉语班一起去绍兴实习时养成的习惯。于是与老王、老刘等一起去了。那时刘建云还是创业阶段,住在一处很简陋的平房里,用几块砖头支在地上当灶来炒菜,与我们在首钢的居住条件,有天壤之别。

不过后来建云再来招请的时候,就变得很高端了。各新闻媒体的记者先被请到宾馆饭店,集中到一会议室,有一始终露出职业微笑的美女,用类似幻灯片的各种图表,向我们讲解酒仙乐的神奇解酒作用。比如说,先把两只小白鼠用白酒灌醉,再让它们爬柱子。据说喝了酒仙乐的小白鼠,嗤溜嗤溜就爬上去了,没有喝酒仙乐的小白鼠,怎么也爬不上去。

听过这妙趣横生的讲解,结局是这样:中午请记者们一起腐败时,美女让大家敞开喝酒,喝多了有酒仙乐,有人就说:“我们不喝,怕喝了让我们爬柱子!”于是,刘建云先喝……

跑时政新闻:岭南居然有清官

95年冬天,我调到了国内政治部,开始跑时政,就是党建啊、法律啊、民族啊、统战的之类。出差机会多了,而且不是找茬儿,处处受欢迎。采访对象一般是党政官员、先进典型,当然后来被抓起来的也不少……

忘了是哪一年,到了改革开放前线的广东。顺路跑到揭阳,看望咱的老同学亚巴同志。亚巴毕业后至少有两次华丽丽地来京亮相。一次是携妻前来,展示了南国女儿的风采,令当时还是光棍的我们好生艳羡。一次是作为市长秘书,陪市长到西部出差,途经北京,请同学们到首都大酒店豪华了一次,还带来了老陆在陕西据说是发了财的信息。

这次到揭阳,亚巴貌似已成为书记秘书,又上了一档次,属于“核心层”。但感受到了亚巴身居高位却低调奢华:言谈举止文绉绉的,一时还不大适应。饭后参观亚巴新居,印象中是一处近平米的大宅,还不算楼上的花园式露台。露台四周是盆栽的各色鲜花,中间有一块精致的草坪,草坪旁边是一个我此前只在外国电影中见过的秋千架。露台一角,还有一间房屋,专门收藏各类奇石异印,亚巴专门向我展示了他的“镇宅之宝”!

饶是如此,亚巴还是语带不满地跟我说,这次分房很不公平。言下之意好像他是分少了,当清官吃了亏,令当时在北京还住筒子楼的在下,一时不知何言相对——土豪的世界咱屌丝不懂!不过有可能亚巴的住房在当地确实不算大,尽管在蜗居的北京人眼里,已接近资本家级别,以为是腐败得令人发指,容易看走眼。此后广东官场几次地震,亚巴身处权力中心,历经几次强震而不倒,说明拿捏得当,可能是常玩篆刻练出的功夫。

亚巴传递的老陆在陕西发财的消息,倒似乎是他看走眼了。3年,北京闹非典。那时自己刚刚分了一套房子,正兴高采烈地装修。不料非典一来,工人全跑了。好不容易非典走了,正值暑期,大热天也得接着干。有一天,正顶着大太阳站在报社东门外,等着贴壁纸的小工来,晒得头晕,突然接到杜英莲电话,急吼吼地问我:“陆步轩是你们班的吗?”我说:“是啊,怎么啦?”“卖肉啦!”

“啊!?”晕乎乎的大脑中,飞快闪过“二奶”“包二爷”之类的时髦词儿。一想不对啊,咱老陆不是那类人啊,忙傻乎乎地问道:“卖什么肉啊?”“卖猪肉啊!”“哦!”这才松了口气,同学中卖啥的都有,不算太奇怪,于是随口说了句:“那,没事儿吧?”杜英莲一听很不高兴:“什么没事,多可怜哪!”吓得自己赶紧附和:“对对对,那得帮帮他。你在哪里看到的?”英莲同志这才略显满意地说:“对!要帮帮他,报纸什么的都登了……”

放下电话,不远处正好有个小报摊,赶紧过去,买了一份《北京青年报》。打开一看,多熟悉啊,半光着膀子的陆步轩磨刀霍霍向猪肉的大特写。这之后,北大才子长安卖肉的新闻铺天盖地而来。我也不期然被卷了进去。有一天接到一个上海解放日报的电话,有个小伙子不知怎么知道了老陆是我同学,让我就此发表见解,我说这不好谈吧,因为毕业好多年,确实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他则套近乎说,我跟某某与某某老师(两位人民日报美女同事)实习过,现在报社让我准备一个专题,只想向您了解一些背景情况,不登报。听到是美女同事带过的实习生,这个忙得帮。于是乎介绍了一些老陆在校时的情况,没想到第二天解放日报就登出来了。而且通篇的语气,只有七零后才有,灵动而轻浮,看了很让人不安。好在后来老陆也没有深究,而且在他的《屠夫看世界》里,居然把我开的老帕搞成了宝马,同事们纷纷追问我的宝马藏在哪里,开出来大家坐坐,搞得我很不好意思,这样就算扯平了。

不过老陆有一个情况说得正确,就是因为我新到的这个部门极忙,虽然人在北京,确实回北大的次数很少。加上校内大改大建处甚多,偶尔回去一次,总是找不到路,令人怀疑你是不是真的在这里上过学。

到霸州挂职:河北河南挂友情

98年的时候,河北廊坊制定了一个从中直机关引进名挂职干部的“百人计划”。我因为有在报社团委兼职的经历,就被选中,到河北霸州挂职一年。

开始说挂的是市委(县级市)副书记,之后说是副市长。到了那里才听说,要干一届三年,经人大通过的才能是副市长。否则挂职待遇虽相同,只挂职一年的同志,职衔只能是市长助理。当时不明白,后来才懂的:如果是当地干部,从副书记一下子掉到市长助理,肯定要找人拼命。但我们倒不大在意,发现副书记与市长助理的区别,主要在于开大会时,副书记啥的都坐在主席台头一排,副市长、市长助理啥的都坐在第二排,正好方便溜出去上厕所,省得把肾憋坏了。

最初很想抛开宣传,做点实事,显示一下当市长的气概。曾与杨军等在京文化界、商界成功人士进行了电话沟通,友好交流,还专门跟书记走访了北大。不过后来慢慢发现,人家对霸州都挺陌生,荒田野地的,谁会到你这里来投资?于是就主要以视察工作为名,到各乡看看新鲜玩艺、吃点新鲜菜蔬了。没有事情的时候,还是兼搞自己的本行,给当地写写稿件——这可能是当地向人民日报要挂职干部的本意。

见报稿多了,许多人甚至不知道我挂职去了。一些原先认识的地方党报党刊的人,也常来电话约稿。大概在99年3月份的时候,印象中是乍暖还寒,广东一家党刊的老总,来电话让我写一篇陈平原的专访,因为陈是当地名人。

与陈老师不熟,尽管陈老师夫人夏晓虹是给我们讲文学史的老师——她授课极有风格:整堂课可以不看讲台下一眼,眺望着窗外的远方,沉浸在自言自语式的叙述中!所以与夏老师也没有联系。思来想去,毕业后一直在文艺圈摸爬滚打的,只有徐怀谦了,于是给他打电话。这才惊讶地得知,他已于当年年初,被报社派到对口支援的河南虞城,挂职副书记,为期两年!两个人都觉好笑,一个河北一个河南,又成“挂友”了——那几年因挂职现象较多,有人开玩笑说要成立一个全国挂职干部协会,挂职干部则互称挂友。

后来因为要搞“三讲”材料与宣传,我与报社另一位挂职干部都被抽调到廊坊市委宣传部。在这期间还和怀谦通过几次电话,记得有一次他说起,准备在那里利用业余时间写一本小说。我开始以为是要写县里生活的,像《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那种,深悔自己没有利用在县里的时间,好好做做调查,回去也写些什么。但以后又在什么场合听怀谦说,那是写大学生活的,不知是已然写好了没有出版,还是因挂职事情多,最终没有写成。

对陈平原老师的采访,很快就联系妥当。那是一个周日的午后,在勺园南边的国际会议中心里,两个人一边饮着红茶一边聊天,让我想起亚巴的风格。之后我们到外面民主路边的草坪上拍照,准备供杂志用。陈老师瘦瘦的,个头不高,但很有派头,是一个微缩版的亚巴。

与陈老师辞别后,我穿过38楼的门洞走出南小门。这条路在校时不知走过多少次,现在却“形同陌路”。回首望一望没有一张熟悉面孔的38楼,心中感慨万千!

援藏六年半:系友伴我去战斗

年刚调到国内政治部不久,就接到一桩大活:去西藏!搞一个与孔繁森逝世一周年有关的活动。

孔繁森的名字,让更多人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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