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三代到唐宋，国家人口、政治与文化中心基本上没有远离从西安至开封、以中岳嵩山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一带。这种历史格局的形成，有一个发生发展的长期过程，其中庙底沟化和二里头化是史前时期最重要的两次奠基性文化整合和提升运动，它们使得中原地区在相对独立的几个早期区域性文化传统的相互作用中脱颖而出，并影响到中国早期文明的天道观、人文观以及国家与意识形态结构。本文以农业村落的诞生为起点，追寻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基底上区域性文化传统在早期中国形成、演变、碰撞融合并最终形成中原中心的历史过程，并试图解释此一过程赋予的中国文化与文明的若干特点。
关键词：早期中国；华夏文明起源；庙底沟化；二里头化；分封制度
作者简介：曹兵武，男，中国文物报社总编辑、《中国博物馆》执行主编，研究馆员（北京 ），主要从事环境考古学、博物馆与文化遗产理论研究。
近来，关于国学、传统文化以及早期中国的研究、反思与讨论，从学术界到媒体与公众，形成了又一轮高潮。而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这一方面是中国崛起、走向世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思想与文化的反思与确认过程，另一方面也显现出我们的一种整体性的焦虑，亟需从学术角度正本清源①。
其实，从历史上持续不断的夷夏之辨到近代中国在民族国家之林中的确立，什么是中国（华夏）？何以中国？如何中国？这些话题都一直被反复讨论。关于中国与华夏，历朝历代中国人不断借鉴历史文化资源，面对现实挑战，确认路标及其合法性并凝聚认同。在全球性民族国家建构大潮中，晚清的革命党人在借鉴西方文明成就与经验的同时，将历史上中央王国的概念及其所包含的文化意义再次激活，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甚至直接起用黄帝纪年，以表明旧邦新命的历史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一直不断地强化着人们对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认知。近年来，历史学、文化学尤其是快速进展的考古学等，已经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关于早期中国的关键性的新认识。
一、铺就中国底色：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村落社会与中原优势
中国早期人类历史可以距今约1.2万年的末次冰期为界，划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旧、新石器之交在文化演进上是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不仅因为磨制石器（即新石器）普遍取代打制石器，主要生产工具的类型、效率和美感等都大为改进，而且因为动植物的驯化与陶器的发明等，使得经济形态从原来的狩猎采集为主向农业为主兼营多样发展，人群越来越定居，地方性和社会性知识不断深化和积累。总之，人与人、人与土地和环境的关系由此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家庭、群落和村落也发生了变化，文化与社会组织更加复杂起来——一种新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出现了，并最终导致了城市、国家和文明时代的到来。因此，旧、新石器的过渡，农业及村落社会的出现，是追寻和观察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合适的起点。
而此时的中国大地上的人类及其文化显然已经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或者可以说已经有了一个“中国底色”。
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这块土地上已经可以观察到两个比较明确的石器工业技术传统，即北方的片石器——刮削器和南方的砾石器工业，它们大致上以秦岭—嵩山—淮河一线为界，分别体现了末次冰期前后人类面对不同环境资源的不同适应策略［1］。与之相对后来也大致上有两个早期农业起源的中心——华南的稻作农业和华北的粟—黍作农业。这两种农业经济最终都融汇到同一个文明系统即华夏文明中，成为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重要支撑，这是世界上少见的［2］。在世界上重要的谷物农业起源地中，新大陆是玉米（也包括某些豆类，其他谷物起源中心均伴有豆类）的起源地，发展出中美和南美两个重要的原生文明；近东是小麦的起源地，哺育了包括两河、古埃及、印度等早期文明以及稍晚的欧洲文明，而中国早期文明由稻作和粟作两个农业系统融汇而成，这是一个鲜明的特点。再一个是中国陶器起源非常早，旧石器时代晚期华南与华北若干地点都曾经发现过距今年以上的制陶遗存，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早的，并且其主要分布区与稻作、粟—黍作农业起源中心大致吻合［3］。而近东有个前陶新石器时代，农业和村落生活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之后，距今约年左右才有陶器出现。美洲陶器早于农业和文明的形成。这说明各地早期建基于农业社会基础上的文化和文明走过了一条相似却又不完全一样的发展道路，而中国这个早期文化的基础是相当好的。
农业经济和村落社会出现之后，社会的复杂化、文明与国家的形成既有漫长的路要走，更有广阔范围内各地具体的环境、文化适应机制和社会管理互动与调节方式方面的不同，因此也会表现出不一样的特点。就早期中国来说，稻作农业形成之后借助全新世大暖期逐步上升的气温和变化的环境，以非常快的速度向北传播，很快就从其初始主要分布区南岭北麓沿线到达了河南中部的舞阳贾湖附近，和粟作文化区发生碰撞［4］。这支文化可能折头向东，对后裴李岗时代江淮地区诸文化如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龙虬庄文化、凌家滩文化等产生了深远影响。粟—黍作农业形成之后，不仅在华北地区广泛传播，而且逐渐从其最初的适宜生态位山前坡地向黄土台地、沟谷以及河流阶地集中，在以黄河中游为重心的黄土高原东南缘的各河流谷地很快形成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繁荣发达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诸文化。仰韶文化不仅广泛地吸收华北各地的文化因子，也采纳了水稻种植，已表现出强烈的聚集性和融汇性特点。
农业形成之后的各文化区相对来说更加孤独——农人们深化了对土地等资源的利用开发，尽管聚落人口相对聚集，但终生坚守不大的一块地方，流动性大大降低，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模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原来有共同祖先的人们因为分隔和缺少联系而渐渐分化，而不断增长的聚落人口则提供了分工和创新的动力，手工业兴起，磨石、琢玉、纺织、旋轮、冶炼、建筑等新发明与创造层出不穷，文化和社会在不断进步，因此，一种迥然不同的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得以确立并不断发展。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等曾分别用“新石器革命”“农业革命”概括之，并认为这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农业村落为稍后的“城市革命”埋下了种子②。
这样，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诸考古学文化已经不仅仅是考古学上通常所说的石器等器物或者工具的组合，而且已经形成一个个和地方性及族群共同体密切关联、在经济和社会形态方面相当复杂的区域性文化传统。和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相对应，这样的文化传统可以区分为落地生根、成长壮大、碰撞调整与重组蜕变等不同的演进阶段。
新石器早期遗址还相对稀少，但是其偏晚阶段以农业经济所主导的村落社会的基本雏形已经形成，在个别适宜的地方甚至相当辉煌。比如距今八九千年左右中国南方的彭头山、城背溪、上山、跨湖桥等，以及北方的贾湖、裴李岗、磁山、老官台、后李、兴隆洼等遗址，农业经济已经相当发达，遗址内部已有居住区、储藏区、墓葬区等功能划分，其中贾湖的骨笛、绿松石饰品，兴隆洼的玉器等工艺品已经非常精美，兴隆洼和彭头山等遗址外围甚至出现了环壕等防御设施。这些经过较为充分发掘的遗址和周边相似的聚落共同组成较大的聚落群，俨然已经是较为成熟的地方性文化共同体并获得了考古学文化的命名。
到距今年～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各文化区一方面发展经济，增加人口，扩大规模，强化特征，同时也不断向外扩张，但相对而言，还是在相互隔绝中发展演变，因此地方性不断加强，这是由于这个阶段环境相对适宜，人口仍然不饱和，尚有充足的扩展空间，向外进行拓荒式移民可能是最重要的扩张形式。那些移出去的，又因为隔绝而不断分化为新的文化类型，区域特色不断增强。苏秉琦先生概括的六大区系类型基本上囊括了当时中国主要地区和主要文化及亚文化类型。而这种文化格局也大致上奠定了后世中国地域性文化传统的早期基础［5］。
此时，中原地区的表现相对突出。一是因为黄土高原尤其是其东南缘诸河流谷地在地理区位、地貌、土壤等方面的环境优势，很快成为较为理想的开发对象；二是该地区农业和其他经济形态多样发达，在贾湖时期即接受稻作农业影响，仰韶时期借助优越的环境气候，初步形成了粟—黍作与稻作的混合农业，比如在豫西、关中（扶风案板）、甘肃（西山坪）等仰韶文化的腹心地区都发现过种植水稻的遗迹［6］；三是河谷地带人口密度相对较高，空间交往条件好，社会组织能力强，仰韶文化的遗址分布密集，数量多，规模大，堆积厚，在全国其他地方均罕有其匹；四是充分利用不断升温造成的新的宜居环境，沿着河谷向外快速扩张。黄河中游及汾河、渭河、伊洛河以及黄河上游的湟水等众多深切的支流河谷不仅显示出强大的汇聚能力，连山前坡地、台地和黄土高原、华北平原成陆部分也基本上被仰韶人所占据、开发。因此，仰韶文化不仅自身空前繁荣，并派生出被苏秉琦先生概括的兄弟文化如后冈文化、马家窑文化、海生不浪文化、红山文化等关联文化，且对大致同时的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江淮地区的青莲岗文化以及江浙地区的崧泽文化等形成辐射式影响。
新石器时代晚期即大约距今年后，由于文化区间空白地带渐渐消失，环境变化，人类社会动能加大，互相间发生普遍的碰撞，各区域间交流与互动乃至冲突增强，文化进入调整与重组期，尤其是聚落间和聚落内分化加强，奢侈品在上层之间的交流与争夺，使社会与意识形态建设速度加快，个别区域的中心聚落如良渚等已初步形成具有经济、文化、宗教和社会管理的城市功能，一场社会的巨变正在孕育中，有人认为此时已经进入初期文明阶段。
我们通常所讲的新石器时代，其实是个不能完全按照石器制作技术衡量的复杂概念和社会发展阶段，石器既不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因素——中国的石器在兴隆洼阶段即分化出玉器，并被赋予重要的审美和意识形态意义；这个时期的中晚期的若干遗址也已经出现了冶铜制器的遗迹，比如仰韶文化的姜寨、齐家文化多个遗址、中原的王城岗等龙山遗址，以及石峁和陶寺等。玉器、铜器当然是很耀眼和很重要的新因素，以至于有人提出玉器时代的与铜石并用时代的新概念［7］。华北（河南荥阳青台村出土的罗织物距今约年）和华南（浙江湖州钱三漾出土的绢片距今约年）也已经明确发现了后来在中国对外交往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工丝织品。这些都应该属于以石器为主要工具的农业社会的伴生性文化因素，其出现只是共同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大时代并形成了一些更为复杂的文化共同体，它们尚未能发挥改变社会性质的关键作用。其晚期，不少肯定是源自西方的重要文化因素比如小麦、黄牛、绵羊等也开始在北方乃至中原、山东的一些遗址广泛出现。
新石器时代总体来说是村落共同体的时代。其中期尤其是晚期大批城址在各文化区的普遍出现，不仅加快了区域性文化要素的汇聚与融合步伐，甚至影响到区域性文化共同体演变的轨迹、性格与相互间互动的方式，直到作为礼器的青铜容器、马与马车等在个别中心性遗址中以垄断性面貌出现，社会开始迈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二、理念中国初现：庙底沟化与华夏主体族群的确立
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尤其是仰韶中期的庙底沟类型阶段在早期中国的形成过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奠基阶段。前边已经提及仰韶文化在同时期的地方性文化传统的扩张中因为相对于周边的地理环境优势、最早形成汇聚机制和混合农业等原因而捷足先登，因此形成了庞大的人口规模和体量优势，这种扩张在其庙底沟阶段达到顶峰，在广阔的范围内掀起了一次庙底沟化的浪潮，不仅实现了西到渭河流域，东达伊洛及郑州，南到南阳地区，北抵河套的仰韶文化内部各类型文化面貌的空前统一，其独特而典型的文化因素如花瓣纹彩陶、小口尖底瓶、曲腹盆等的影响与辐射范围更是东抵海岱，西达甘青，北上内蒙古与辽西，南至长江中下游，囊括了后世农业中国的全部主要区域，随着认识的深入有人已提出将其单独命名为庙底沟文化或者西阴文化［8］。其实，仰韶族群及其后人已经构成了后世汉民族的主体部分。仰韶文化尽管仍然只是当时初步形成的中国相互作用圈［9］中诸考古学文化之一，但是在遗址数量、规模、分布范围以及人口等方面都是首屈一指的。可以说，仰韶文化的出现，才使得早期各地相对平行发展的中国相互作用圈中各区域性文化结成了严文明先生所概括的重瓣花朵模式［10］，为多元一体的华夏文明结构奠定了基础。
粟—黍作农业经过起源和初步传播阶段之后，率先在黄河中游地区诸河谷中汇聚并繁盛起来，形成仰韶文化，其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核心分布区都在这里，但是它们借助全新世大暖期的升温环境，沿着黄河河谷向北方的河套地区，沿着汾河谷地向山西、河北乃至燕山南北地区，以及沿着黄河上游及其支流向甘青地区的扩张势头持续而迅猛，这些地方同时期诸考古学文化往往都可以看作是其派生的支系。太行山东麓的后冈类型仰韶文化也强劲地向北扩张，红山文化就是在仰韶文化后冈类型与西辽河流域土著文化相互作用后形成的一种混合文化，并在彩陶风格上又受到稍后的庙底沟类型的强烈影响［11］。
而在距今年左右，由于大暖期气候最佳期盛极而衰，这些扩张出去的文化不少又被迫南下，这是仰韶文化向庙底沟二期文化转变以及不少地方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转变、文化面貌发生重要变化的动因之一［12］。比如甘青地区作为仰韶文化支系的马家窑文化在这样的气候变化之后有三个选择：一是向原来的故乡河谷低地退却；二是向青藏高原尤其是其东缘南下寻找新的地盘；三是就地适应转化形成新的文化。近年四川的岷江上游若干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已发现诸多与马家窑文化相似的遗存［13］。西藏昌都的卡诺文化是青藏高原最早的含陶器类文化遗存，其陶器等遗存和马家窑文化尤其是其宗日类型高度相似并也种植谷子。这波儿马家窑相关文化的南下可能和羌藏文化走廊及汉藏语系的形成都有直接的关系。
尽管在仰韶文化乃至庙底沟类型时期，中原地区并没有在技术、文化尤其是政治等方面表现出明显优势，周边一些文化反而分别在制陶、琢玉乃至宗教性建筑等方面明显领先，但是显然仰韶文化的这次大扩张使其在族群、语言和心理上的重要影响依然存在。苏秉琦先生根据庙底沟文化中彩陶上简洁而传播久远的花纹图案及其分布中心的华山、中条山等地名，推测这群人可能就是原始的华族［14］。准此，这次庙底沟化可以称为是早期中国大地上的一次华化——中华的这个重要的底色已经形成了。可以进一步推测，这次大扩张中大量人口的一出一进，或许已经形成了“理念上的中国”这一建基于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情感、心理与文化认知了。
这一事件当然也会影响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及后仰韶时代各文化间的相互作用，影响到随后各地区性文化传统持续的南北互动以及东西融合问题。由于气候变迁的大趋势，年前中国大地上文化的互动以北上为主旋律，年后则以南下为主。最初的南下可能是早期农业移民的回归，尽管对相关文化的面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考古学上尚未看到多少文化冲突的迹象。相反，同期东西之间不同文化区之间比如中原与海岱间由于区域文化分异性则冲突更为剧烈，大汶口文化和晚期仰韶文化在河南中东部的竞争异常激烈，东方部族的前锋甚至在豫西也留下了明显的印迹［15］。年后即新石器时代晚期城址的大量发现是考古学中的一大奇观。而城址的分布有三个重心，一个是黄河下游两岸，可能就是中原与海岱对峙的产物；另外两个则分别是长江中游地区和四川盆地，可能是面对北方南下压力顽强抗拒、寻求自保的表现。中原的庙底沟二期阶段几乎没有发现城址，黄土高原及其北缘也只是在更晚的距今大约四千年左右的第二波南北冲突中才大量出现城址，其中一类是河套与赤峰地区那种链状的石筑城址群，一类是石峁和陶寺那样的超级大城的崛起。城址的涌现既是区域文化间竞争与冲突加剧的表现，也是文化系统内部聚落与社会分化的表现。而超级城址与城址群的出现，则说明社会组织形式上有了重大的突破，合纵与连横的政治联盟逐渐形成。尤其是石峁与陶寺雄踞北方，说明距今年左右南北文化互动的性质可能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此时的中原周边可以说是群雄环伺，这为我们理解二里头文化的脱颖而出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背景。
三、共识中国形成：二里头化与华夏文明架构的突破
二里头文化的形成像一声惊雷划过长空，从此以后，早期中国大地上各文化区间相互作用的方式完全改观。二里头文化既是当时中国大地上农业系统的先进代表，又是与后续的北方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当时中国相互作用圈中的文化成就集大成者。
如果说庙底沟类型的广泛影响是通过简单的拓殖性移民扩张达成的，二里头文化则显然是主动的文化整合与建构的结果——它主动吸收周边各文化尤其是外来的、先进的文化因素，并根据信仰、礼仪等新的社会需求予以加工改造。后仰韶时期的中原诸文化类型在与当时其他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互动中，尽管也能够较多地接纳其他文化的各种因素，但是因为缺乏强烈的社会分化与宗教色彩，同样并未显现出多少文化上的相对优势，但是其由仰韶文化所奠定的人口的优势也并未失去。尽管其他地区发展很快，甚至在文化的某些方面相当辉煌，比如山东龙山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以及长江中游的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等，在某些文化因素上似乎并不逊色甚至领先。但是，中原地区的地理优势在距今年左右由强烈的气候大变化引发的社会大调整中的优势则再次显现——它在环境波动尤其是可能存在的肆虐洪水中相对安全，其城墙因方块版筑等高超的建筑技术加上黄土的优越特性显得更为坚固挺拔。尤其是从龙山时代晚期的王湾三期文化开始，中原地区开始显示出文化互动中的主动性，分别在与南方（长江中游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东南方（江淮地区诸史前文化）以及东方（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互动中胜出，并充分吸收了它们攻玉、冶铜、白陶（原始瓷）等先进因素，也充分地吸收了北方和西北方的因素，并经过新砦期的消化、酝酿而形成了以嵩山周边河洛交汇地带为中心覆盖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辐射关中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实现了仰韶文化之后该地区的再次统一，并直面新一轮更特殊的北方族群（包括石峁、陶寺、齐家、先商文化等）的南下互动。
距今年左右的具有普遍性的大降温与大洪水事件可能促成或者加剧了这一新的文化互动格局与二里头文化的形成。发生在距今年前后的这次降温事件被国际环境专家称为“全新世事件3”［16］～，并被认为是距今1.2万年末次冰期的新仙女木降温以来最为寒冷和具有普遍性影响的一次降温事件。吴文祥和刘东生先生认为这次气候事件在中国导致了南涝北旱的环境格局，以及江浙一带良渚文化、两湖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山东海岱地区龙山文化、内蒙古岱海地区的老虎山文化等新石器文化的衰落和终结［17］。
距今年左右，北方文化因素（包括其背后的人群）开始南下并成为参与中国相互作用圈互动的重要力量，但是距今年左右，北方的源头与内涵显然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经过早期其仰韶同胞们的回归之后，那些留下的族群在文化与认同上已与中原越来越远，更可能的是，它们有了新的北方草原与西部文明力量的加入，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对于这片地方及其以外更远地方的古人与文化及其交往还了解的太少。不过石峁、陶寺包括甘青与河西走廊地区一带显然已经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新文化，它们拥有更遥远的西北方向的文化因素，比如冶铜、饰金、种麦、牧羊等，也有了更广泛的文化因素整合能力。某些迹象表明，它们可能是中国相互作用圈中最早主动地进行跨区域整合的文化，但是却也是一种带有明显的掠夺式的整合——它们把很多其他文化的先进因素吸收到自己文化中来，却没有多少尊重，比如石峁曾经出土大量玉器，从材料和器形来看，来自包括中国大地多个文化传统，很多玉器却被进行改制甚至破坏，在功能与使用方式上也与原来不同。不少玉器发现时插在城墙的石缝中，或者插在其他地区不见的一种可能是墓葬或者祭祀遗迹的方坑中，其背后显然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观念。它们还发明了一种铜轮镶玉、金玉结合的全新的玉文化观念［18］。
此时，二里头携带着中原农业族群长期蓄积的能量出现了。二里头的基础性文化因素显然是建基在中原王湾三期和煤山类型等龙山文化基础上，又吸收了不少东南方向如岳石文化、淮上诸文化的因素，当然，它还同时吸收了包括齐家、石峁与陶寺及当时视野中几乎所有先进的文化因素［19］。邓聪先生等推测二里头的重要礼器牙璋即可能直接来源于石峁［20］。尽管二里头文化自身的分布范围相较于仰韶文化的兴盛期不算太大，但是它在豫中豫西和晋南还是开展了一次比较彻底的内部文化整合，并且以一种新的文化、新的面貌、新的方式登台亮相。
某种程度上，二里头文化是庙底沟文化经过庙底沟二期之后的文化复兴。二里头文化的整合其实是一种典型的主动吸收和融合——它吸纳各种先进的文化因素，进行新的归类和改进，并赋予其意识形态和礼制化建设的意义，这和石峁、陶寺的明显带有掠夺性的整合方式不同，也和山东龙山、良渚等文化中宗教型或者个人审美型意识形态建设所体现的奢侈品生产、交换、流通、使用等方式不同，比如它将新兴的冶铜工艺和传统制陶工艺及陶器器形结合起来铸造青铜容器，开创祭祀礼器的先河。尤其是二里头遗址自身的文化因素与空间布局，不仅自己进行聚合和重新安排，同时也对其他聚落和文化能否以及如何生产与使用这些东西进行管控，从而影响甚至抑制它们的发展。这使得我们有理由推测其背后可能具有政治性或者政体所推动的国家型意识形态建设，体现出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的意图和实际。这种模式可以称为是文明的“化合生成模式”，它使得从此以后文化发展与互动的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早期基本上自由平行发展与竞争的诸地域性文化传统中，首次出现了主流与非主流文化。
对于二里头文化，无论叫作一种新的文明也好，国家也罢，它在时间、空间乃至具体的文化表现上，和传说中的夏王朝尤其是其晚期是基本上可以对应的。二里头文化不仅在石器、陶器等日常生产生活中继承了中原地区的主流传统，食物经济上也初步形成了袁靖先生所说的五谷并举、六畜兴旺的复合式经济格局［21］，还继承并广大了已经发展演变了数千年的玉德文化，发展了绿松石装饰文化，吸收并发明了合金型的青铜礼器凌驾于早已存在的陶礼器之上，这种以器载道同时又将材料的选择意识形态化的做法，某种程度上已经蕴含了德配天地和阴阳五行等华夏思维特点。而司马迁等记载大致这个时期所开始的夏王朝的王位世袭制则说明敬天法祖的宇宙观与社会观在国家及上层建筑中已经基本上确立了。
二里头时期城址的不同规划与建设模式的突破对理解当时这种新的社会形态有着关键性意义。在龙山时代晚期残酷的竞争中，城址相对于初创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散点分布和文化区域边缘的成串式分布模式，渐渐被集群和几十万平方米的大城模式所取代，个别区域的中心甚至出现了数百万平方米的特大城址。石峁和陶寺在北方地区孤独而突出。二里头文化不仅同样拥有巨大的聚落与城市，但是奇怪的是二里头遗址作为迄今可以确定的该文化最重要的核心聚落，其自身却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城墙，尽管从聚落规划上它有相当于后世宫城的相对封闭的公共管理和意识形态型建筑区域（被考古学家推定为宫殿和宗庙建筑），有紧邻上述区域并和一般贵族及平民居住区明显分开的制造铜器与绿松石产品的官办手工作坊区域，有随葬青铜器等奢侈品的墓葬，这些已经体现出后世中国历代都城布局的所有关键性特征，但是整个聚落却没有城墙［22］。有趣的是，近年来在其外围却逐步发现和确认了多个显然属于二里头体系的城址，如大师姑、东赵、望京楼、蒲城店等，其中不乏数十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它们共同拱卫着二里头遗址［23］。这种全新的城址与聚落关系模式，体现了二里头遗址与其他聚落、城址非同寻常的关系，即一种超遗址、超城址的新型区域协作防御模式或者分层次的内部管控形态。若二里头如一些学者所假设的那样可以对应于夏王朝，那么这次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并波及相当广泛的早期文化的二里头化，可以称为是“夏化”。“华化”（庙底沟化）之后又“夏化”，那么，从此开始华夏实至名归地成为了早期中国大地上文化的主旋律和文明的主体性框架。
总之，二里头文化的横空出世，给早期中国不同区域文化传统之间那种自然生长和竞逐的模式画上了一个句点。可以说，不同文化相融合已经有了一个内核，华夏传统滚雪球般的成长壮大机制已经开启。换句话说，一种新型文化生态破土而出，中原地区成了中国相互作用圈中的文化上的高峰和政治上的中心，它不仅要主动整合各文化区的有用因素，而且对某些方面已有所管控，这就有了一个“共识的中国”。
四、理想中国铸成：西周的复制增生与华夏文明经典化
尽管无可否认在三代包括史前时期，观天测地、观象授时在多个文化多个地点中都有进行，比如殷墟甲骨文中已有四方与相关神的观念［24］，陶寺也发现了被一些专家认为是观象台的重要遗迹［25］，冯时先生曾令人信服地考证了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中的玉版就是包含四方五位八极九宫系统思想的洛书之祖［26］，说明可能不少地方很早就曾经产生过“地中”的思想并将其作为观象制律的基准。但是将嵩山周边作为“天地之中”的观念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并没有明显的线索，传世文献中最早提到“中国”二字的是周公作于成王时的《尚书·梓材》，其原文讲：“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大意是指“天神已经把中国的人民和他们的土地托付给周朝的先王”。可能成书于西周前期的《诗经·大雅》也数次提到过中国，但一般认为这并非是指具体的国家而是笼统的地理和观念上的认知而已。年在陕西宝鸡发现的铸造于成王五年的青铜酒器“何尊”铭文中写道：“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专家根据上下文考证其意为“我（周武王）已经据有中国，成为中国国民的君王”。因为此器乃是纪念成王来到成周对何姓的小子追述祖先功绩时说这番话而铸造的，有力地印证了传世文献中所体现的周初的中国应该主要是指河洛为中心的一片地方的这一观念［27］。
周人自己也一直坚持认为自己是夏人后裔。此说虽遽难定论，但周人确实对二里头以来以中原为核心的华夏文化的扩张弘扬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商灭夏之后商文化相对于二里头文化在地理上有很大的扩张，二里岗文化完全覆盖了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并有所扩大，但商王国带有浓厚的军事部落特征，而且一直在不断迁都，似乎并没有太重视河洛之间的重要位置。周人则大力营建洛阳，弘扬其作为天地之中的礼仪和观念。
周武王初灭商即身殒，成王幼年继位，但周有良好的家族治理结构，不仅通过周公、召公分陕而治，巩固了关中故地与洛阳周围新辟疆土的统治，而且通过实行分封制度——分封自己的亲属、功臣、先贤的子孙还有地方首领等，以扩大统治范围并屏藩周。分封实乃特殊形式的武装或政治、文化殖民，不仅向封地派去管理者，以周人和商人为主的军队，生产重要器用的手工业者，更重要的是受封者还要带着系统的礼器与典章制度以行使管理、举行仪礼等。这不仅大大加强了各地区考古学文化尤其是上层文化的相似性，而且是对继承了夏商精英文化的周文化的一种复制增生，从而大大加强了黄河中下游乃至江淮、江汉地区的文化统一性［28］。
我们对周文化包括西周的分封制度等的了解很多是通过文献记载，但是近年来西周封国考古发现也越来也多，同时由于分封而导致的文字的扩散、流行也是越来越明显的事实，大量青铜器铭文和简牍文献记录了曾经的历史事件和流行观念，结合文献记载的文王推演周易、周公制礼作乐等，都是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杰出贡献——周文明不仅大大整合了各地方文化，提升了地方文化，也使得很多流行已久的观念包括上古的知识能够借助文字的记录和流传得以格式化和传播普及，从而实现了早期华夏文明的经典化，至少在春秋前期就基本上系统梳理并形成了《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六经体系——《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而孔子编定《春秋》寓说理于叙事之中后，其所体现出来的褒善贬恶的政治理性甚至成为了后世所流传的“春秋大义”。很多论者认为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是缺乏宗教性，其实被周人奉为经典的这些文化就深深地体现着天地（自然）教和祖宗教的特色，它将天道与人道、信仰与仪式紧密结合并深深植入社会生活与政治运作——周朝的中国已经进入了“经典的中国”。
周政松弛之后，政学（教）合一也随之解体，东周及其后的战国时代王官之学散落于诸侯乃至民间，形成了思想大解放和诸子百家大争鸣的局面，中国进入世界历史上少有的文明轴心时期。这一轴心化的重要结果，是经过知识思想与文化的充分搅拌、发酵，为文化选择提供了诸多的可能性，其中秦借助法家思想厉行改革，强军黩武，歼灭六国，实现了以中原为中心的更高基础上更大范围的再次统一，并大大强化了皇权和天下一统的观念。汉初分封和郡县制尽管曾有反复和斗争，但是基本上承袭秦制，维持了皇权与大一统，并借助儒家学说稳定了个人与家庭、社会、国家乃至宇宙的关系，华夏文明由此进入了新阶段，农业社会的主体或者说农业文明长期一统，作为一个整体与游牧文明的互动开始成为中国大地乃至东亚地区文化互动的主旋律。
五、华夏文明在开放与融汇中壮大
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五千年连续不断。如果从仰韶文化尤其是经过强劲的庙底沟化，在早期中国大地上形成了主体族群计起，此说的确不误。从距今年至今，无论文化如何演进，族群如何分化、重组乃至剧烈的冲突、压迫，主体族群的血脉未断，文化——很可能还有语言以及后来出现的汉字所荷载的观念与传统未断。庙底沟化之后，早期中国大地上满天星斗的各地方性文化传统开始结成具有花骨的花瓣式结构。苏秉琦先生以“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29］，从考古学角度予以精到的总结概括。
距今年到年这段时间，定居型农业村落从出现到成熟壮大，属于地方性文化传统的培育和华夏文明长期的准备与积聚阶段，而距今年起的后仰韶时代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区域性文化传统之间的接触和碰撞加剧，在冲突、竞争中又相互交流、借鉴、调整乃至重组和融合，不仅渐渐形成一个相互作用的中心，其内部也加快了社会与文化分化和复杂化的进化进程，直到二里头文化的出现，形成了在意识形态与组织形式上凌驾于其他地方性文化传统之上的实体。
二里头的形成犹如是各种先进文化因素的一次核聚变，它不仅充分吸收周邻各文化的优秀因素，而且根据新的意识形态的需要对其进行超越原有意义的创造性开发和利用、规范。如果二里头文化能够代表一种国家组织和意识形态建设的表征，那么早期中国国家和文明的形成则可以概括为“化合结晶”的模式——它既集大成地汇聚了周邻文化的精华，也抑制了它们的格局和光芒，用许宏先生的话概括，此时“满天星斗”归于“月明星稀”［30］。
庙底沟化与二里头化都发生在中原，或者以中原为中心，最终推动了东亚大地上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格局的形成［31］，历史上的王朝时期，直到宋代以前，人口、都城与国家重心一直都在从西安到开封这个轴线上移动，这条轴线构成了华夏文明轴心线。黄河中游的河流谷地以及黄河冲出黄土高原进入华北平原那个摆动不定的大喇叭口，成为文化辐辏的天然孔道。
除了中原自身的区位、地理、土壤、气候等要素，还需要考虑一下中国大的地理与环境背景。中国位于北温带的人类宜居区，其地理基础由三大阶地构成，其间海拔高度、气候降水变化无穷，而最适宜人类生存的是平原与高原所在的一二级阶地，尤其是其交汇地带。从气候上来说，横跨一二级阶地的秦岭淮河一线，长期是中国的南北气候分界线，即通常所说的南方与北方的分界线，主要是毫米降水线所在。水热条件的结合，也使得它成为南方农业系统和北方农业系统的交汇带。此地的贾湖遗址即是水稻与小米农作系统最早发生碰撞的地带。而面向海洋与深入内陆的大陆性气候与季风带，同样对气候环境有巨大的影响，夏季风深入内陆带来雨水与热量高度重合的另一条线，恰恰成为农业与游牧的分界线，即童恩正先生所谓的边地半月形文化地带［32］。中原夹在这两条线之间，既可拥有南方农业与丰饶物产的基底，又可不断吸收北方南下的注入，南来北往，东西互动，使两条线之间的文化板块凝结成一个巨大的卷旋，实乃一个难得的文化的熔炉。青藏高原的隆起，使得两条线在中原的西端变得骤然紧促，使这个卷旋不得不确立一个漩涡，犹如太极图黑白交汇的那个中心。从仰韶文化以来所奠定的雄厚基础，使得在这个文化融汇过程中不是你方唱罢我登场那种更新轮替，而是具有主旋律和主基座的融汇，其势如车轮的辐辏。这并非是新的环境决定论，而是各种要素融汇作用下的独特适应论。
在这个过程中，华夏文明的若干基本特点已经毕现，比如敬天法祖的宇宙观与社会观及其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信仰上的祭祀与表现，如天人合一，家国同构，很早就基本形成。历代尽管在侧重、具体表现上有增益减损，但是基本框架不变。正如儒家学派所归纳的修齐治平从个人一步步到家国天下，形成了缜密的不断扩大的圈层结构。天下一家，皇帝成为天子和天下百姓的大家长。为了农业社会的风调雨顺，需仰观于天，俯察于地，观象授时，不断探索空间、时间和天文、物候等，很早形成自然与文化的地中与中央王国世界观，成为协和天下万邦的一种文化理念。
夷夏、中原与周边的互动是永恒的。即便是大一统的事实和观念形成之后，中心与边缘、华夏与游牧文明之间的冲突、交流乃至征服与融汇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反而不断为华夏文明注入新因素和新活力，使之形成了一种滚雪球般的膨大发展机制。而历史上所谓的逐鹿中原，从最初的对优越的地理位置与环境条件的追寻，到对庞大的统治人口的渴望，乃至政治与文化认同正统的争夺，不断发展，中原地区渐渐成为东亚文明的中心和制高点。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发展过程中，文化交流与借鉴非常重要，融合创新更加重要。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条件，尽管有利于农业时代财富积累和人口繁衍，并不能为新文明的出现提供关键性刺激因素与变革动力。而每一次开放与互动，注入新的因素，社会和文化就重新充满活力与勃勃生机，不断融汇、完善，正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33］形成的前提。
在以农业为基础的古典文明中，美洲的中美和安第斯文明不仅缺乏游牧等文明的刺激，相互之间也基本上没有交流，因此即便在人口与文明成就等方面也相当辉煌，但是和西方文明一触即溃；中国文明尽管地处大陆东缘，有高山沙漠相隔，但是内部借助前述的卷旋机制交流融汇非常充分，并一直源源不断地吸收和消化其他农业文明的成果，接受北方游牧文明的挑战，不断调整和完善自身。即便如此，近世面对西方海洋与工商文明的挑战，仍被李鸿章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③，至今仍处于应对、调整、转型与追赶的进程中。而近东尤其是地中海沿岸小麦区诸文明虽更迭频繁，但却能够上承古埃及、两河文明的精华，更在闪米特、雅利安等南下和地中海沿岸的互动融汇中，不断转移文明重心，吸收异文明包括游牧和工商文明的新鲜血液，近代以来更由于文艺复兴、新大陆的发现、与中华等文明交往过程中获得的滋养等，终于酿成科技革命，形成西方文明的突破并表现出强劲的生命活力。
现在，全球化已经将人类文明带进一个新的轴心时代［34］，没有任何民族、国家、文化和文明能置身事外，而且科技与信息技术既复活了已逝的文化与文明，更对今天的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要求。当然，全球化不是消除多样化，而是人类交流与互动范围包括力度的空前加大，多样性仍然是生命力之源，是人类可持续生存与发展的安全性保障。在此过程中，正确认识中国文化、早期华夏文明，不仅是中华文化复兴的自我需求，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多样性的需要。以更准确、客观、清醒、自觉的一个华夏文明加入文明互鉴、文化对话及相互交流与学习中，传承创新，共存共荣，将是中华文明复兴及人类文化与文明丰富多彩和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注释
①杨念群、许宏、王铭铭：《今天该如何谈论“中国”？》，白殿疯长什么样的北京中科白殿疯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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