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 一、毛泽东建构新中国制度优势话语的动因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维护新生政权合法性、回应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质疑、促成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等方面的需要，毛泽东建构了新中国制度优势话语。
政权更替、制度转型是影响范围大、牵涉面广的社会变革。新生政权要赢得人民的认同，使人民由陌生到接受，就需要将其制度优势讲清楚、道明白。人民对新生政权的观察是从其制度优势开始的，对于新生政权的接受是建立在制度认同基础上的。年10月，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座谈会上指出，对社会主义要广泛宣传，一是因为社会主义历来被人家说成不好，二是因为一些人对实行社会主义感到不安，制度变了之后感到不舒服。（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需要解决的众多矛盾和问题，制度建立是其中之一。制度由酝酿、出台、实施到效能显现需要经历一段时间，加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民主主义制度本身具有过渡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充分展现出来，引起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和不满，甚至说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后，对于社会主义的怀疑论、悲观论兴起，当时党内党外都有人怀疑“社会主义究竟有没有优越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究竟要搞多久”，甚至有人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排队”③。这些质疑和认识上的偏差如不及时引导和回答，将妨碍人民对于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建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话语成为必要。
新中国成立后，没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转入新民主主义社会，但社会主义社会是新中国的发展目标和方向。为顺利推进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需要诠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说明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使民众产生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期待。毛泽东指出，“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④。建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话语，诠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利于引导人民认清新中国的发展方向，认清社会主义改造是历史必然，消除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阻力，从而顺利实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
二、毛泽东建构新中国制度优势话语的主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国家制度建构的重要时期，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生产资料公有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制度，都奠基于此时。对于新中国的制度优势，毛泽东从多个维度进行阐释，既涉及国家制度的具体领域，也包含国家制度的总体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由局部执政走向全国范围执政。一方面，毛泽东注意塑造政党形象，确立政党权威。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⑤。这是对党的形象的基本定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流传甚广的话语表达。另一方面，毛泽东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年年底，政务院在没有经过中央讨论、也没有请示毛泽东的情况下，仓促批准了财政部提出的修正税制方案，结果引起物价波动，不少地方和领导直接向中央反映情况。这引起毛泽东的不满，责令主管机关对新税制与旧税制各自的利害、新税制引起物价波动的原因作出解释⑥。经历新税制改革之后，年12月，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汇报时指出，“党必须领导一切，领导我们的各种工作”“我们是依靠政治来领导，离开了政治就谈不上领导”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强调党领导一切的开始，并明确了党的领导方式，体现了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坚持党领导一切，才能做到全国一盘棋，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确保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实现。年8月，毛泽东在审阅修改周恩来在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结论报告时，加写了如下一段话：“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总是强调党的统一领导，反对各个党的组织和党员个人向党闹独立性，反对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反对分散主义。”⑧在出席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时，毛泽东再次强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这是主要的关键”⑨。这些论述说明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明确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实践要求，既有利于维护中央权威，也有利于国家事业的发展。新中国之所以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根本原因在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新中国成立后，就国体而言，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就政体而言，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年10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会词中指出：“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⑩在国家制度体系中，政治制度处于关键环节，毛泽东通过两种制度的比较，从人民力量作用空间的角度，说明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优越性。人民民主专政之所以能提供人民发挥作用的空间，关键在于保障人民的民主和自由。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人民政府的一切重要工作都应交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必须使出席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们有充分的发言权，任何压制人民代表发言的行动都是错误的”(11)。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通过人民代表会议行使民主权利，使人民体会到了主人地位和当家作主的感受。年6月，毛泽东在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时强调，“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12)。人民民主制度的实行，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9月，在修改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报告草稿时，毛泽东强调，“我们的国家所以能够关心到每一个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当然是由我国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来决定的。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我国人民这样广泛的个人自由”(13)。毛泽东通过与资本主义比较，说明了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民主和自由的现实性、广泛性，凸显了人民当家作主制度的优势。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意识到不应再强调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问题，而应强调“中华各民族的友爱合作和互助团结”(14)。年10月，毛泽东在接见来京参加国庆观礼、出席中国佛教会成立会议等方面的西藏代表时说：“我们要和各民族讲团结，不论大的民族、小的民族都要团结。只要是中国人，不分民族，凡是反对帝国主义、主张爱国和团结的，我们都要和他们团结。”(15)为实现民族团结，毛泽东强调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要求汉族“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他看来，“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16)。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制度优势，促进了新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和共同繁荣发展。
生产资料公有制度的建立，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速度、发展质量的提升奠定了基础。在说明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时，毛泽东阐释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势。年6月，他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时说：“为什么社会主义经济比较好些？就是劳动生产率比较高，技术提高得快，生产发展得快，又快又好。这说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胜。”(17)这里，通过两种制度的比较，从速度、质量两个维度诠释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势。在谈到农业合作化时，毛泽东指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社会主义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过去三个人做的工作，合作化以后，两个人做就行了，“表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8)。（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曾满怀激情地预言，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将要出现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23)。“高度文化”是毛泽东确立的新中国文化发展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文化制度的保障。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方针。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能确保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确保文化建设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确保文化建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提升国民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而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消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24)。为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毛泽东强调，“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25)。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指导地位的确立，体现了我国文化制度的优势。
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制度，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确保人民利益的实现。年10月，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接见绥远军区负责人时指出，“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26)。为体现人民的主人地位，年8月，毛泽东在审阅转发西南文化教育委员会机关反分散主义斗争的基本总结报告通报稿时，强调“一切从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出发”(27)。对于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如何结合，毛泽东进行了具体分析。在他看来，“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28)。他主张兼顾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但重点是从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来安排计划。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是新中国制度的基本取向。
制度建设是一个渐进过程，难以一步到位，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优势，毛泽东进行了诠释。他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错误是可以改正的，因为我们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能改正它的错误，所以资本主义要走向它的反面。”(29)这里实际上道出了社会主义制度自我纠错、自我完善的优势。事实上，新中国制度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赋予国家制度以生命力，使国家制度能与时俱进，不断适应时代发展要求。
三、毛泽东建构新中国制度优势话语的基本方法
毛泽东在建构新中国制度优势话语时，在立足制度现实的基础上，采取了两种制度比较、新旧中国制度比较、立足社会发展规律、置于世界社会主义大背景等具体方法。
毛泽东在建构新中国制度优势话语时，力求用事实说话，通过事实引导民众认知和认同国家制度的优越性。比如，他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作出人民民主专政“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判断时，列举了新中国初期的发展事实，如抗美援朝的开展、土地改革的完成、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胜利、国家统一的实现、国防力量的增强、金融和物价的稳定、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正是基于新中国制度优势发挥的效能，毛泽东建构了新中国制度优势话语。
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较而言的。通过与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比较，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毛泽东建构新中国制度优势话语的显著特点。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好，“根本的问题是制度问题，制度决定一个国家走什么方向”(30)。总体上，毛泽东通过两种制度的比较来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比如，年3月，毛泽东在修改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时，加写了如下一段话：“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胜于资本主义制度，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优胜于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31)这是我们在几十年内至多在一百多年内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保证。年12月，毛泽东在修改周恩来为三届全国人大所作政府工作报告稿时指出，“我国具有很多优越条件，我们应当更有信心用比较不太长的时间，赶上和超过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简单地说，我们必须用几十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西方资产阶级用几百年时间才能达到的水平”(32)。我国之所以能在几十年内赶上和超过西方国家，制度优势、政党优势是决定性的因素。尽管这种赶超在毛泽东时代未能成为现实，但到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毛泽东的预言基本成为现实。
新中国是在旧中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旧之间不存在制度上的继承关系，将新旧中国的制度进行对比，更能彰显新中国的制度优势。在毛泽东看来，“如果新制度不能证明比旧制度大为有利，那新制度就不可取了。新制度所以应该采取，就是因为比旧制度有利得多”(33)。因此，揭示新旧制度的差异，是建构制度优势话语不可缺少的维度。毛泽东指出：“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34)为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更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作了具体分析，例如，旧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一直非常缓慢，到年全国钢产量才十多万吨，新中国成立后不到七年，钢产量便已达到四百多万吨；旧中国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新中国成立后不到七年，这些都已经建立起来。年7月，我国出产了一架教练机，毛泽东视之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35)。年7月，我国第一辆汽车诞生，结束了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通过新旧制度的比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自然显现出来。
从现实而言，由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发挥需要一个过程，和资本主义比较，社会主义并不具有优势，甚至是短板。为此，毛泽东着眼社会发展规律诠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36)基于这一发展规律，毛泽东在阐释我国制度优势时，往往着眼于未来发展前景。年5月，毛泽东在同中央警卫局指导员合影时说，我们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基本上达到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要建设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工业国家。那时候，我们国家就繁荣富强了，人民过着幸福的美好的日子了。”(37)这是立足未来发展前景来论述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支撑话语的主要是未来发展前景和发展目标。
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已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实践所证明。毛泽东在建构新中国制度优势话语时，往往借助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事实来说明。在谈到农业合作化问题时，毛泽东指出，苏联用很大的努力完成了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在农业方面完成了强大的技术改造，“苏联所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38)。这里借助苏联的实践，说明了农业合作化的优势。年1月，毛泽东主持省市***党委书记会议，陈云作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插话时说，苏联重工业的发展，采取了竭泽而渔的办法，“苏联付出的代价相当大，人民束紧裤带。他们是有了重工业，丧失了人民。我们是不是可以又有重工业，又得了人民？”(39)通过借鉴苏联经验，注意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协调发展，彰显了我国经济制度的优势。同时，毛泽东将新中国制度优势，置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来分析。（ 四、毛泽东建构新中国制度优势话语的历史作用
新中国制度优势话语的建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推动了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促进人民的新中国制度认同，赢得国际社会对新中国制度优势的认可。
马克思恩格斯在思考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前景时，着重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二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生产力更高层次的发展，他们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区别。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还论及社会主义社会的其他特征，如按劳分配、计划生产、全体社会成员获得充裕的物质生活资料、消除阶级差别和劳动差别、实现人类自由全面发展。毛泽东在建构新中国制度优势话语时，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强调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力快速发展、计划经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等方面的优势，又依据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拓展了表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空间和视野，如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人民当家作主、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等制度优势，使对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认识得到丰富和发展。
制度优势话语能获得事实支撑，经过实践证实，才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制度优势话语的建构推动了制度优势建设的实践。年8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指出，中国人口多，地方大，资源丰富，又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41)。毛泽东对球籍危机的忧虑，源于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压力。只有发展经济，赶上和超过美国，才能避免球籍危机，显示社会主义较之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建构制度优势话语的过程，实际上是国家形象建构、政党形象塑造的过程，更是促进人民制度认同的过程。通过新中国制度优势话语建构，将新中国制度优势充分展现出来，有利于增进人民的制度认同。毛泽东指出，“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43)。新的国家制度要得到全社会认可，并不那么容易，需要舆论引导，需要诠释国家制度的优越性。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后，群众的感受是“人民政府真是我们自己的”“干部有了错，我们也可以管”(44)。依据制度优势话语体察新中国制度的实践，有利于促进人民的制度认同。
新中国制度优势话语，引起国际社会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制度优势话语随着制度本身的完善发展而日渐丰富。但由于时代局限、实践局限、认知局限和制度自身发展的过程性，毛泽东围绕新中国制度优势在不同场合分散论述多，未能集中进行阐释，也未能涵盖新中国制度的各领域、各方面。这一历史任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已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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