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历不明
叶城
1
离开那个叫做彭榜的村子时，我便在心里告诉自己绝不要再回到这个地方。即使当时还只是一个孩子，这种想法也显得异乎坚定。清楚地记得临行前夜，躺在母亲用干稻草铺好的木架子床上彻夜未眠。激动而又迫切地等待夜色一点一点地走远。就像是端午节前夕眼巴巴地盯着门前那棵桃树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桃子，希望它在一夜之间就长得通红。我时不时地弓起身子，探头看窗外的天，然后继续躺下，眼睛阖上却又不由自主地睁开。翻来覆去的时候铺在床板上的干稻草就发出沙沙的响声，里面像是有条蛇。也就在那一夜，我隐隐感到的生活仿佛突然被擦亮，走在一条迎接光芒的路上，所有的光都无遮蔽地照向我，亲切、温暖而又浓烈。身体里面暗藏许多年的冲动即将让我以奔跑或者飞奔的力量来挣脱这个贫穷、破旧、落后和吝啬的村子。这是一件多么值得庆祝的好事，它从此将从我的生活里淡去，与我没有多大关系。
这样的离开明明是酝酿已久，像一场精心设计的阴谋般让人自鸣得意，而真正到了那一天却又觉得有些突如其来。我的喜悦远超过母亲的担忧和伤感。这块住着我所有亲人并生养我十多年的土地，在离开时回落到我身上竟然没有一丝的不舍与忧伤。相反，是一种重见天日的新生般让人亢奋。是的，在抱负与野心面前，一个放眼能从东头望到西头的村子就显得太单薄，太无力了。它会让我无所作为地去扛起那把冰冷的被父亲磨得铮亮的锄头成为别人眼里没有出息的庄稼人。我不愿意接受这样世袭制的传承，急于摆脱一个泥腿子的身份和乡下人的土气，活在别人认为光鲜的世界里。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那个村子都带有不怀好意的厌恶。包括后来在南方生活的这些年，我从来不会与人聊及这段成长的经历。每当在填写有关身份的资料和与人介绍的场合，都有意模糊它，或者直接隐去。时间久了，在周围人眼里我就逐渐成了一个来历不明的人，身份变得可疑。
我认为自己的言行安排得天衣无缝，它们在我的生活里也消失殆尽。然而，很快便发现这种想法和行为是荒谬的。在每次面对亲人嘴里吐出那些熟悉而又黏稠的家乡话，以及与母亲交谈她时不时往里面塞入一些关于村里的现状时，我与它们的距离一下子就缩近了——我蓄意想要掩蔽的那段成长历程。我无法绕开而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一个人又如何能够绕开自己的成长去接受更为长远体面的生活呢？它们的出现总是以大量而密集的细节打扰着我现在的生活，无法忽略和剥离。大段大段的影像在脑子里闪过后便开始让我变得不安。都已经那么久远了，在时间长廊的幽深之处，我的双手已经够不着那端。
我试图梳理这一路走来所留下的痕迹，往昔的一幕幕逐次掀开。翻覆的人事，过往的点滴，它们就像潮起后的浪花拍打着这样安静的夜晚。一切都明亮了，那个叫做彭榜的村子。清晰可辨的轮廓，泾渭分明的脉络，一点一点的拼凑、复原，印在如水般缓缓流动的月光下，寂静中显得单调。一律朝南的青砖瓦房，高矮交错的屋檐，无数条由屋檐组成的阴暗的小巷子。它们穿插整个村子，随处可见，大小宽窄各不相同，像迷宫一样毫无规律可循。更像是人体的脉络联通村子的各个器官——房屋，猪圈和牛栏。门前屋后皆是竹篱笆围起的菜园。两口池塘就像是村子的两只眼睛，并列两头，中间由一条浅窄的水沟相连，水流互通。盛夏季节的清晨，成群的鱼儿在水沟里摇着尾巴从西头的池塘游向东面的池塘啃食初生的阳光。岸边长满了茂盛的杨柳，清澈见底的水中倒映蓝天白云和妖艳的柳枝。各种颜色鲜艳的蝴蝶，马蜂，以及一种不知名风虫在杨柳的枝干上堆在一起啃咬新鲜的树皮。知了爬在树的顶端，分散在枝桠上就像是一个个小黑点，相互从不靠近。而只要其中一只发出鸣叫的声音，全村的知了就会跟着叫起来。螳螂在这些尖锐且浩荡的鸣叫声里最终不知去向，竖起锯齿般有力的前腿停在枝桠上。一颗老槐树扎在村子中间，春天的时候，串串白色小花像一朵朵悬浮的云儿，一阵风起，满天满地都弥漫着淡淡的槐花香味。秋天日子，村子四周那远无边际的稻田，随风翻滚无垠的金浪。那壮烈的、满眼夺目的金黄，让人无从逃离，整个村子被它印照得通亮。而我极不愿意出现在这样季节里，那种发了疯似的劳作，那无法望到尽头的水稻，他一下子就将我弱小的身子淹没。
我的父母不希望我成为一个农民，他们对我灌输的价值观就是跳出彭榜这个只有巴掌大贫穷的村子。认为我应该有更远大的理想，有更光鲜的身份。不应该像他们那样终日在黑褐色的泥巴地里苦命劳作。可是他们却又不断地教导并且每天都会刻意为我安排许多的农活，诸如打猪草、喂猪、挑水、拔秧苗儿、插秧、薅草、割稻谷、打稻谷、晒稻谷、给棉花锄草以及摘棉花等等。在一整个暑假期间，原本属于我学习和玩乐的时间都奉献给了两种水稻——颗粒饱满等待着收割的水稻以及绿意盎然等待栽插的秧苗儿。我憎恶那种要人命的劳作，甚至憎恨水稻。期待村里蝗虫蔓延，渴望一场瓢泼大雨引来洪水泛滥，或者哪个不听话的孩子在田里放把野火，我爬上门前那棵柳树看它们烧的噼啪炸响。然后，暗自庆幸再也不用做那些繁重且苦闷的事情了。这是多么幼稚而罪恶的想法啊！直到有一年，父亲因家里交不上公粮被村里干部派去挑了整整半个月的河堤（将河里的沙子一担担挑到河岸，以疏通和拓宽河道），才知道这些灿黄黄的稻子有着那么摄人的力量。它把一个人、一个村子的命运都牢牢拽在手里，无力挣脱。
2
关于童年的记忆，总是离不开水稻、泥土、没完没了的劳作和一些人的眼睛。它们就像是一个旷日弥久的梦，将我牢牢地覆盖。所有的抵抗和逃离，所有的哀怨、尖叫都是徒劳的。还有那无数双瘆人的眼睛，它们像一把刀子，让人生畏。我是不敢与这样的眼睛对视的，它们认为我不该属于那个叫做彭榜的村子，我应该是外村人，或者说我是野的。更多的时候我从他们的眼睛里看见自己是一个没出息的人。一个倒插户的孩子能有多大的出息。能讨口饭吃就不错了。那些眸子里始终透着这样的声音，即使隐秘得很深很深，在我很小的时候也一下子能感受到。在那个活生生的年代里，倒插户三个字带有强烈的让人鄙夷的色彩。它直接成为衡量一个男人有无出息的砝码。除去患有身体残障，剩下的就是一些能力极为低下的男人，低下到没有一个女人愿意跟他一起过日子。最终沦落成倒插户，经人牵线以男人的身份嫁给女方。而这些女方家里因没有生养男丁，所以迫切地需要招个上门女婿来为他们传宗接代。意图再明确不过，对愿意来上门的男人要求自然也就不那么苛刻，只要身体健全，有生育能力。多么刺人的身份啊——在外人眼里低下、无能、抬不起头、矮人一等。而我一出生便随着父亲的入赘与这样的身份有关。
我姓周，父亲姓章。我的外祖母成为祖母，外祖父变成祖父。这让我看起来与父亲那一脉人毫无关系，甚至与父亲也毫无关系。总觉得和他之间有一种很深的隔阂，这种隔阂源于两个不同的姓氏，印在我小小的心上。他的表情过于生硬和冰冷，对我大呼小叫、不管不问。当母亲在教训我，说要把我送给临近村子那个拿着长竹竿四处乞讨的孬子信焱时，那种冷漠和荒凉便更加猛烈地砸向我。一连几个夜晚都不肯入睡，怕他们在夜里趁我睡着后偷偷地把我送走。然后穿着破烂、单薄的衣服，满脸污垢与那个孬子一起挨家挨户要饭、赖皮。被人嘲笑、戏虐、殴打，被村里的狗猛追不舍。在上学后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习惯于盘坐在门前的石墩上低头发呆，变得乖巧和勤快，害怕他们一生气就不要我，所有人都不要我。饥饿、寒冷、脱离大人的庇护和疼爱、被人欺侮。这样的恐慌，像黑夜一样深厚无边，它一寸一寸将我童年里无忧无虑的欢乐逐渐吞噬。我分别在不同的下午问过母亲和三婶自己是不是捡来的。这两个成年女人面对一个孩子提问时满脸愕然，不知所语。在一次遭受父亲打骂时我曾指着他的鼻子大喊：你根本不是我的爸爸，等长大迟早有一天我要杀了你。那个决裂的声音经一个十岁孩子的胸腔逼出时带着泣血的力量，在空寂的房梁上回转、盘旋，连屋顶的瓦片都在颤栗。多么无知无畏的放肆，多么胆大妄为啊！那一刻我看到他脸上暗黄的肤色瞬即变为铁青，抡起巴掌的手停在半空，接着从门前的篱笆上砍下一根鲜活的柳枝，更无情、更猛烈地抽打。一边抽打一边凶狠地说：我叫你杀我！我叫你杀我！你还要杀了我。啊！来呀，你来杀我呀！
父亲不属于这个村子。母亲没有兄弟，为了延续一脉香火，父亲从遥远的另一个地方嫁到这个叫彭榜的村里。从此在这繁衍生息，日夜劳作。成为我祖母的那个女人，在三十刚过的年纪便成了寡妇，守着自己的女儿和一间破旧无光的空房子，再也未嫁。她裹着一双小脚，脚背、脚板、脚趾以及脚后跟都呈出一种畸形，像两根长不熟的玉米苞子。每次回娘家或者去她大女儿家里，父亲都会借一辆木质的独轮手推车。在上面铺好被子、枕头，她就躺在上面。为了使车子能够平衡，通常会在另一边绑上块石头，然后我也坐上去，由父亲一路推着。天气晴朗的日子，母亲则为她清洗裹脚布。那手掌宽的白色老棉布每次都足足缠满三根晾衣杆子。她固执、刚强、严厉，对我却异常疼爱。我从不敢在父母面前撒娇，却能在她那里得到所有的宠爱。她从来不叫我的名字，连乳名都不曾叫过，喊我的时候永远只有一个字——儿。动情的时候则会叫我心肝儿。在她离世后的二十年里，我一直怀疑她究竟知不知道我的名字。其实，探寻这个问题已经毫无意思，在她的心里我根本就不需要名字。
这么一个身子柔弱，活在传统夹缝里的女人，在她的男人莫名其妙地死去后，被我的族人分别以十担稻谷卖过三次。十担稻谷，加起来不足千斤的粮食，能买断一个女人后半生的光景。母亲说在整整三年的时间里，她和祖母都不敢脱衣服鞋袜睡觉，为的是夜里听到一点动静便能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推开后门就跑，在黑暗里四处逃窜，东躲西藏。我从母亲嘴里细细掂量一骨碌这个词，多么干净、利落，矫健而富有力量。又是多么地老练啊。而那些无数的夜晚，它将一个女人的贞操、尊严连同命运一起淹没在无边的黑暗里，硕大无朋。我看见一张慌乱的脸，惊恐不安的表情，还有仓皇不知去向的身影透着无处诉说的悲凉。这种老道的应对手段也终究让她像村里的那棵老槐树一样扎在那儿，风吹不倒，雷打不动。这是一种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一个小脚女人单薄的身体？贞洁？信仰？对命运的抵抗？统统都不是，它们都太大了，也太过高尚。用母亲的话说，是为了撑住一户人家的门框，为了世代绵延不绝的香火。
门框一旦倒掉，香火就灭了，我那些死去的先人，他们的魂魄会在山里孤伶伶地飘着，找不到回家的路。这里面包括我死去的祖父。
3
那个野蛮又荒唐的年代，一个女人的尊严和命运可以被族人随意打发、肆意贱卖，像是贩卖自家的牲口一样老谋深算。而这一切只是因为家里没有男人。在我出生的那个偏远的村子里，男人占有绝对的领导地位。他们像统治者决定着家里的一切。聚在一起的时候必定在谋划着村子里的某件大事，诸如丧葬嫁娶，修渠安宅。他们连续几晚都把自己关在一个封闭的屋子里，抽着旱烟，咂着茶水，只是为了村里究竟是该买一杆两百斤的秤还是三百斤的秤商量不一；为了修祠堂到底是加高三块砖还是五块砖而争的面红耳赤；为了放倒村里的一棵树反复不停的议论。而女人在这样的决定面前总是失声的。她们精心地打理着自家的琐碎，把菜园子修得光滑平整，瓜蔬满园，把自己的男人养得强壮有力，趾高气扬。村里所有的红白喜事和一些隆重的活动，她们只能是在厨房里围着灶台上下忙碌。即便在祭祖这样庄重的日子，也只能站在祠堂外面从人缝里窥探那一派盛大的场景——在祭祖的日子，女人绝不可以进入宗祠，这是所有村子的大忌。她们的存在更像是衬托出男人的高高在上。很大程度上一个男人的离去或者死亡，就意味着一个家庭的消失和香火的断绝。她们把男人比作天，倾其一生的伺候。没有读过一天的书，却普遍深谙一个道理：天踏了，万物都必毁灭，包括自己清澈如水的命运和年幼的子女。而作为她们自己，总是精打细算地为了家庭操劳，小心翼翼地活着，从不被提起。一直以来我都想为她们赋予一种身份，可她们除了女人的身份还应该是什么呢？长工？奴仆？依附男人的寄生者？还是用来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我的书写突然变得无力。她们的付出就像是脚下这沉默不语的土地。对，土地，她们应该像这深厚无底的土地一样让人敬畏和尊重。这样的比照太贴近了，它符合所有孕育和哺乳的全部过程。关于香火，在我南方生活的城里近乎消失的词，却世世代代捆绑族人的命脉，它和阴冷的宗祠一起将男人圈在里面，把女人挡在外面。千年不移的守旧传承，在今天依然延续。
一户没有男孩的家庭，在外人眼里其实并不算一户真正意义上的人家，缺乏一个家庭最为核心的构成部份。迟早会在村子里消失，像一阵风一样不留痕迹。连他们的祖先都会因无人祭奠而变得孤苦伶仃。在这样的家庭面前，所有小说或者电影故事情节里所描述的，诸如人性的虚伪、阴暗、自私、拙劣等，无一例外地逐渐显现。他们绝不只是虚幻，现实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男孩于村子里每一户人家而言，很大意义上象征着安稳和希望。即便是再落魄，再穷困潦倒的家庭，只要生养了一名男丁，全家人的腰板就会像路边高傲的白杨树一样挺拔有力。缺衣短吃依旧个个饱满——这种饱满来自于精神——来自于对生活有了盼头，一生艰难的辛劳虽不能大富大贵但也得以圆满。更没有辜负和辱没祖先，世世代代的血脉传承到自己这一辈总算没有断绝。而即便再富足殷实的家庭，偌膝下无子，所有的一切就都是镜花水月。用村里老人的话说：他富甲一方，出门也矮人三分。说话时嗓门无论抬得多高，也不够硬气。毫无疑问这样家庭的存在更加笃定和坚实地强调出男孩或者男人在村子里绝对重要的地位。更有意思的是所有穷苦人家都会从这样的家庭上获得足够的安慰，并以此满足。当他们感到生活不如意，在贫穷的折磨下露出难以承受的一面时便会感慨：有子值万金，这辈子有了一儿子足了，再穷即使讨饭身边也多个壮胆的。接下来就是响当当的比喻——你看，某某人家富足，有钱，可一家子娘娘货，我就不信他再有钱能买来一亲儿子？要那么多钱做什么用，死了连给谁都不知道。最后还不是给姑娘好了外姓人，忙碌一生到了还是凑别人家兴旺。没劲，没劲，我才不要过那种富有日子。
显然，在财富和生儿子两件事情上，后者更应该算作是光宗耀祖。财富充其量只能算作是一种时运。这种怪异的逻辑挟裹着每一个人的思想，就像是一支注入体内的天花疫苗般，浸在血液里便终身发挥它的药效，再也无法消除。生孩子成为许多家庭一辈子都在努力的事业。第一胎生的是女孩，接着生第二胎，第二胎若又是个女孩，果断生第三胎，第三胎再是女孩，那么就第四胎，第五胎……总之会没完没了并不厌其烦地生下去，直到那个男婴顺利降生。村里前些年去世的某位老人，在她年轻时的九年时间里接连生了九个孩子，生到第九个孩子时见是一男婴，他的男人几乎是不假思索地为这个孩子取了个扬眉吐气的名字——传宝。寓意为传宗接代的宝。而她的九个孩子中，因缺乏照顾和病痛夭折四个。在曾经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当村里老少每每谈论及这个老人和她生育的经历时，最多的并不是她比其他女人遭受过更多的苦难，更不是因四个孩子相继夭折而承受的丧子之痛。话题的焦点始终集中在她把自家的男人养的好，连年都能够在她那块并不肥沃的土地上洒下一颗种子，最后总算是享受到丰收成果了。
对于这种怀有某种目的而疯狂生育的行为，有史以来就是村子里的一种生活现状。并没有人认为这种现状存在着问题。就好像你长期生活在一个混乱的场景里最后会忘记什么是秩序。而当我现在以一名写作者的身份，或者假装以一个城里人的身份来追忆它时，在脑子里回荡的除了愚昧，更多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远古文化。这种文化会将生命本身一分为二，一边更重，一边略轻。让后人在抉择时无法规避其残酷的一面。而在后来的某一天几个穿着笔挺中山装的男人出现在村子里的时候带来一整箱的橡胶避孕套以及一个全新的名词——计划生育。他们将那整箱的橡胶避孕套在村里派发干净，逐一强调计划生育这个词。它太陌生，太新奇了，突然无端端出现在村子里瞬即就让气氛变得紧张和恐慌。啥？计划生育？哪门子的东西？那到底还让不让生孩子了？不让生孩子那老子还活它干吗。村里所有男子夜夜都集中在宗祠里面开会谈论着这个意味着毁灭性的问题，他们的女人在家里则更是坐立不安，远远站在祠堂边空旷的地方，议论的声音更为响亮。在生育这个问题上她们似乎比任何人都更为焦虑。不生孩子那要她们女人做什么用呢？还有那些橡胶避孕套，它和那个叫做计划生育的词一样让人感到陌生。无缘无故给家家户户发这些泡（气球）干什么。不能吃也不能喝，最后索性就赏赐给孩子们，吹成气球的形状，用根细绳将口子扎牢。在记忆中我对这种乳白色的气球印象极为深刻。它伴随过我和同伴们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尽管它的颜色单调不及卖货郎担子里的气球鲜艳，可它能够吹得很大很大，大到如同蝉翼般的透明。还可以从池塘里为它灌水，灌很多很多的水托在手里时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女人的乳房。
在最终搞清楚计划生育不是禁止生育而是有条件地限制生育后，所有生了男孩的家庭像是躲过一场劫难般暗自庆幸，并认为是祖宗积德和显灵。至于那些没有或者说还没来得及生养男孩的家庭，无疑是在明朗的晴空里响起一声炸雷，无一例外地刻着郁郁寡欢的忧伤表情却又不知所措。当他们的表情在村里由忧伤转为胆怯时，生育这个本该正大光明的事情就开始变得不可告人，神秘而又充满惊险。陆续有女人从村子里消失，明明头一天还在池塘边搓衣服洗菜，第二天一早便和自己的男人一起不见了，有的更是独自一人就走了。面对别人的盘问时他们的老人包括孩子都一致守口如瓶，或者编造一个自认为高明却经不起推敲的理由用来统一口径。而村子里的所有人对这种无缘无故的消失有着非凡的洞察力——躲到某个远房亲戚家里去了，或者藏到深山里一个可靠的朋友家了——这次八成是要生个儿子。后来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当他们再次回到村子里的时候怀里必定多了个孩子，而且这个孩子必定是个男孩。躲避的人数多了就逐渐行成一种风气，从一个村子刮进另一个村子，其目的也简单到不需要思索。我曾亲眼见过村里干部惩戒因这种躲避计划生育而造成的超生，将一户人家养得精壮的两头白猪牵走并欲拆他家的三间瓦房。那样的场面被哭泣、哀求、争执、暴力和绝望塞满。一边是扛着铁锤、锄头、钉耙和钢钎（一种实心铁杆，一头尖利一头平整，用于在菜地里钻孔为瓜果类蔬菜搭建架子）的村委干部，另一边则是一家老少跪地求饶和阻拦。有同归于尽和视死如归的壮烈。直到现在我都无法分清这样两队人马究竟谁代表着正义，又究竟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计划生育的存在就像是一个产妇在难产时，让你做出是保大人还是保孩子的抉择。无论你做出怎样的决定都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当体会到由这种决定导致残酷以及残忍的现实时你会立马又觉得它是错误的。
几乎是在躲避计划生育泛滥成灾祸的同时，接连不断有女婴遭到丢弃。在许多年里，她们就像是一场暴雨过后被风掀落掉在路边未熟的果子。过早就被狠狠抛在地上，无情地、决然的。用一块小小的碎花被子裹着，睡在一个小小的像腰子形状的竹箩里，悄悄生下后丢在乡卫生院的大门口，或者半夜里送到某户人家，猛敲几下门后转身就跑。这样的事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像某个大事件的追加报道。开始所有人都觉得新鲜和惊奇，次数多了就显得淡然无味。应对的手段也逐渐变得老道。远处村子的一户人家，在不同的夜里将自己的女婴送走三次，而后，在第二天清晨却发现夜里送走的那个女婴又完好无缺地躺在自家门口。一夜之间，生命的高贵在性别的抉择面前走向卑贱。连同血浓于水，我们口中传播得无上珍贵的骨肉亲情都变得那么的轻，那么地薄。
我和村里的两个小伙伴在乡卫生院的大门口亲眼见过一个被丢弃的女婴。她在竹箩里发出尖锐刺耳的哭声，极具有穿透力，能把一个人活活撕裂。我们出于好奇亲手解开了包裹她的被子。一张皱巴巴的脸，通红的皮肤，嘴唇干裂，眼角囤积了大量的眼屎，泪水和鼻涕混在一起顺着上唇流进嘴里。竹箩里放了一袋已经拆过封的奶粉，一个玻璃奶瓶里面装了小半瓶奶竖放在女婴的脖子处。就在她胸口的位置有一个醒目的大红纸包，一张深红色的纸上画着黑色的八卦图案并记录着孩子的生辰八字，还有零碎的一些钱。我们好奇地把奶瓶塞到她嘴里，立刻就变得安静，剩下的只是伤心的抽搐。最后我们悄悄商量，从里面偷偷拿走了一张面额两元的钞票。把被子裹好，像是偷吃了油的几只小老鼠没命地奔跑，害怕被人发现。站在卫生院后面的小路边大口喘气并伸手发誓谁也不说出去。多么无知的童年，多么无畏的孩子啊！在小商品店买桔子汽水和水果糖，然后一人一份并排躺在干裂的田地里，看着满眼湛蓝的天空和大朵白云，边喝汽水边聊我们当时心里最稚嫩的理想。然后各自庆幸我们都是男孩，要不然早就被爹妈丢弃了。那时候的天真蓝，深邃、高远、没一点杂质。干净得就和我们当时的理想一样。到现在都已经失去了，蓝天、白云和我们当年传播得最热烈的理想——科学家。当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凌乱不堪的梦。梦见从卫生院到村子里的路上，沿途都是被弃的女婴。她们怒目圆睁地盯着我，村里所有人都找我要钱，朝着我奔来。无数双的大手伸向我，遮住我的鼻子、眼睛、嘴巴以及全身，我无法呼吸并使劲挣脱，可任由我声嘶力竭怎么甩都甩不掉。最后，我失声了，连知觉也都失去了，被狠狠地抛向天上，落下来的那一刻山崩地裂，电闪雷鸣。我变成一个新生的女婴，肚子裂开一个豁大的口子，丢弃在路边。意识清醒，想要求救却无法说话，所有的人都看不见我。
4
我的祖母这辈子最大的骄傲和成就便是他的两个孙子。她在这两个小小的男人身上看到了挺起的脊梁和永不破灭的希望。曾经遭受的苦难在强烈的满足感面前悄无声息。她在与母亲对话的过程中反复强调：这辈子遭受的罪值了。死后总算也有人去坟头烧两刀纸。说完即把我喊到身边，摸着我的脑袋问：烧不烧啊？我拼命点头，响亮地回答：烧，烧很多很多，还有莲花屋和衣服。然后她就把我紧紧搂在怀里痛心地喊：我的心呐！
这样的对话里面从来不会出现父亲。这个在家里原本应该高高在上的男人，在更多的事情上却丧失话语权。在祖母的眼里，他不是自己的儿子。他是以入赘的名义远嫁过来的“媳妇”。我和哥哥才是她的血脉，她地地道道的孙子。后来我听母亲说，祖母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对父亲都持有高度戒备以及防备的心理，她对四肢健全且又仪表堂堂的父亲入赘的行为充满怀疑，并深感不踏实。她对父亲的一言一行，包括父亲与别人说话时的眼神和表情都统统记在心上，然后暗自分析并偷偷转告给母亲。而在村里人眼里，我们一家都不属于这里。父亲是外姓人，我们是外来户，瓜分了他们的资源——土地、粮食、水、以及其它。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这个家庭的构成满脸疑惑。我搞不清祖母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搞不清兄妹的关系，甚至搞不清自己与父亲之间的关系。四个孩子，我与两个姐姐随母亲同姓，哥哥与父亲一个姓。这样特殊的家庭，在村子里看起来怪异极了。我不断怀疑家里所有成员的身份。父亲和母亲不是第一次结婚。哥哥是父亲带过来的，他们是一家人。我和母亲还有两个姐姐是一家人。可是我为什么又比哥哥小呢？我比他小就应该是父亲和母亲结婚后生的。既然是父亲生的，我就应该与父亲同姓。还有祖母，她是哪里来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最后我推测，他们全部都是一家人，我是祖母从外面捡来的。乱糟糟的一团。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太复杂，我太小了，根本无法弄懂入赘这个词暗含的意味，掂量不出血脉生命间关联的力量。这力量太过强大，它横亘在你我非此即彼的生活里，以至于我们在人世间要花很长的时间，走太远的路才能称量出来。
而后的追忆成为一双无形的手，将一幅古老的油画慢慢舒展。它抖抖擞擞在我面前打开，摊晾着父亲苍凉的一生。我想以一个晚辈的名义对父亲的过往做一段描述，它们被岁月的尘土掩埋得太深太久，逐渐失去了色彩和光亮，不被人知。
这个男人出生于民国二十五年二月初七，即公历一九三七年。家中长子，他的父母在那个年代贫穷与饥饿猛烈的撕扯下，早早便撒手西去。以至于后来，他每次在我们面前回忆起父母时，竟不知从何说起。那样的记忆太短暂、太稀薄了。在漫长的生活里让我们感到遗憾并且疼痛。他十二岁离家，四处闯荡，在现实逼仄的缝隙里过着下落不明的生活，日夜流浪、随风飘摇。做过学徒、卖过苦力、打铁，而后进入农机厂成为一名光鲜的工人。结束动荡不安的漂泊，享有无产阶级的无上荣光。生活的态度趋现平稳，然却一场浩大的革命，洪水般从遥远的北京城倾泻而至，从上到下将所有人都淹没。他义无反顾地被卷入其中，成为坚定不移的革命拥护者和崇拜者。写大字报、造反派、激进份子，他将父母按照族谱起的名字一夜之间改成单名一个彪字，四处声讨、慷慨演说。那样激情燃烧的岁月啊，它让一个人的崇拜变得是何等的气魄，何等的张扬。去过天安门还和某个大人物合影留念。看看，多么风光，模范、英雄、神圣、精明能干、声名鹊起，有光明的前程和衣食无忧的未来。在他当时周围的圈子里掀起过一场巨大的轰动，引来无数人尊敬和艳羡的眼光，不乏满腔热情的跟随者。这样的开场和某部小说里主人公的亮相无异。有着凄惨的身世、波折的经历、苦尽甘来的风光，完全符合大众的口味。而最后的结局相比登场就素然无味。一九七零年的某一天，在命运流向的十字路口，这个满脸放光的男人，在写完一份大字报的最后一字，弃笔泼墨，决然而去。大好的时光，振奋人心的口号让人面颊灼热，他却身无一物的离开。遭到身边人满脸质疑，报以嘘唏。那一年他三十三岁，成熟，干练，满口卓越的见识，张开双臂厚实的胸膛里头积淀了一对凌空出世的翅膀。眼神里透漏出一种力量的笃定和属于这个年龄的深沉。在当时人们眼里，他今后定然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可是他却奋然起身，住进一个偏远的村子。远离随手可摘的大好前途，在别人尊敬和羡慕的视线里消失无影，从此背负着一个永生都无法甩开的身份——招亲，没出息的男人。这样的决定是那么古怪、唐突，甚至不可理喻。而后的事实证明他当时是多么的英明和睿智。
他像一个女人一样嫁进村里，两手空空。没有送亲迎亲的亲友、没有祝福、没有热闹喜庆的婚宴。就像一颗无声的子弹，从遥远的一端迅猛地射在村里宗祠前的空地上，来历不明。他看起来像一个华丽的城里人，精心梳理的头发，白色的确良衬衫，蓝的卡裤子，黑色猪皮鞋，戴着村里唯一的一块“钟山牌”机械手表。修长身段，气质儒雅，鼻梁上架着圆溜溜的眼镜看《三国演义》和古龙的小说。他还是我唯一亲眼见证过阅读那一摞厚厚《毛泽东思想》的人，表情严肃、庄重，时而浓眉紧锁，时而笑颜舒展。具备那个年代城里知识份子所有的特质。喜欢诗词歌赋，爱看报纸，关心国家大事。即使在那样偏远的小村里，他也总能弄来一些废旧的《光明日报》，利用劳作的间歇静静读阅，自说自语地畅抒己见，然后心事重重、满脸忧伤。在那种知识匮乏的村子里，他没有倾听者，找不到可以谈论的对象。村子里的人对这些文字里传递出来的国家大事、政治文艺统统不感兴趣。它们太遥远了，远不如生产大队里挂起的那些高音喇叭。他们关心的是明天下不下雨，能挣多少工分，菜里有没有少放一滴油水，有多久没闻到肉香，怎样才能跟生产队长的关系靠得更近些。全村人一致认为他是一个空说大话、眼高手低又无用的人。即便认识几个大字，即便有些见识那又有什么用呢？还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夜劳作。还是一个倒插户呢，一个没出息要靠招亲才能讨到老婆的男人。同样在生产队里劳作一天，别的男人可以挣到十个工分，而他却只能领到五个。在母亲的不满下，队长显得极其为难地告诉母亲：你家男人是招亲的，一天五个工分已经很仁义了，你还能让我怎么办？后来的日子队长禁不住母亲的再三央求，便慷慨地按照女人的工分每天记他七个。正式将我的父亲定性为女人。
生产队长在宣布这一决定时一定是大快人心：他什么也不会干，跟个废人一样什么都不懂。言下之意是他连七个工分都不值。而事实上他总是干着队里最脏最累的活计——推土、挖地、掏粪、挑粪，别人割稻，挑稻草，而他却只能从早到晚用竹箩挑一担百几十斤的稻谷……在别人眼里，所有轻巧的活他都不会干。即便这样仍然遭人白眼和不满，绝大多数的一部份人认为他领的工分太多，根本不值或者不公平。到年底算工时，家里领到的工分始终不够，永远都是队里的超资户，扣粮、扣油。在那个缺衣少吃的年代，这样的举动无异于谋杀。就连后来的土地到户，家里所分得的田地也远远少于别人。一年所得，上交公粮后所剩下来的寥寥无几，无法支撑一家老小全年的口粮。而那些村里收公粮的干部就像是具备神一样的本领，能掐会算。总是在稻谷晒得干实准备入仓前和生产队长一起准时出现。他们威风凛凛，一脸肃穆。不听解说，不讲情面。在我的记忆中他们是大摇大摆的盗贼，空手而来，满载归去。带走灿黄黄的稻谷和全家人辛劳一整年换得赖以糊口的唯一希望。临走时还留下一句蚀骨般的忠告：别忘了你们家是倒插户，要起个表率，让人家看看！
我突然感到一种巨大的孤独，无以言说，无力形容。我看到父亲低垂的眼睑、屈辱的表情、起身离开的背影留下一声哀叹。他像是一块沉入海底的石头，一同沉没的还有他满腹的才华和热情，辉煌的过去。它们都被淹没了，永不为人知，他所有的故事，所有的精彩后来只能在无人时一遍一遍地讲给自己听。而当我现在写下这一切，那些场景一下子鲜活起来。它们钻进我的胸腔，啃食着我嘭嘭跳动的心脏，一口一口，一寸一寸。一种殷红的东西一滴滴溢在地上，很大的一片。
他在村里始终保持着一个知识份子的高雅。白衬衫永远都扎在裤腰带里面，穿着鞋袜、戴着手表下田干农活。即便是在农村最紧张、最忙碌的双抢时节（抢收抢种），他的鞋袜也从未脱过。匆忙但注重细节，看上去总是那么干净、工整。写得一手漂亮、苍劲的毛笔字。在下雨的天气，他会坐在八仙桌旁安安静静地写一整个下午。这让我自很小很小的时候便热爱和崇拜书法，趴在桌上很认真地看着，用手指轻轻地比画。直到现在我始终认为在一个人身上能够很容易找到父亲的影子，一个人的喜恶很大程度上与父亲有着深厚的联系，与遗传无关。在成长的过程中，父母的优缺点会潜移默化地体现在自己孩子身上，不需要刻意说教，耳濡目染的熏陶是一种很自然状态下的思想嫁接。我与哥哥从小独立，衣着工整，讲究穿戴，都写得一手漂亮的好字。让我们从上学到现在生活在南方的城里，总是会迎来一些人艳羡的眼神和夸赞。然而那样的日子总是遭到母亲的反对和唠叨。那种锦绣的才华在当时母亲的眼里一文不值，换不来吃也换不来喝。还不如村里那个算命的瞎子，他随便给人画一张神符，就能换来两个鸡蛋。她埋怨父亲能写出一手好字，却不能干出一手漂亮的农活。埋怨他成天看一些不着调、没用的东西，不把心思用在庄稼上。一家七口挤在一间破旧无光的屋子里，守着一个永远装不满的米缸度日。埋怨父亲的无能让全村人都瞧不起……她的埋怨在那些贫穷的岁月里，像喃喃唱颂的经文一样没完没了，总是无端出现在那个简陋的屋子里，让人烦躁不安。
他们之间存在一种很古怪的隔阂，莫可名状地横亘在两个最亲密人漫长的生活里。不可逾越，阴柔却又坚韧如缎。很少说话，几句之后就各自缄默。在那些个枯燥乏味的农村夜里，他们可以面对面坐一整夜却一言不发。自顾自地干自己的事情，父亲看书、抽烟喝着廉价的茶叶沫子。母亲纳鞋底，把一根明晃晃的细针扎在鞋底上，用中指的顶针轻微向上一顶，然后拔出，来回抽拉麻线，在末了用力向外一拉，如此反复。纤细修长的手指，光溜饱满的肤色，柔韧的动作和轻盈弯曲的手臂，娴熟而优美，充满了艺术味道。我第一次从母亲身上看到关于力量的妖柔和性感。后来我在上海的一家工厂看到自动弹簧机，那样灵巧的动作、完美的衔接，像一只优雅的手。它竟然一下子将母亲的气息带给了我。这种久违的感动瞬间闷在心里，四周漫延，越来越大，越来越广也越来越深。
父母是安静的，村里的夜晚也是安静的。偶尔能听到赶夜路人故意发出的咳嗽声和远处传来的几声狗吠，剩下的就是父亲翻书的声音和母亲拉麻线时带出来沉闷的吱吱声。这样黑暗的夜晚啊，它的静谧形成一种无形的场，压抑、沉重、让人心生不安。它足够让所有人窒息，所有人都欲逃离，又无处可去。我很小便知道冷漠这个词，它同时具有安静和冰冷的成份。啊，我过早地从父母脸上读出了这样的信息。
5
如果说祖母荡气回肠的一生是为了等待父亲的出现，相比父亲对命运的抉择突现荒凉。这个看上去体面的男人，在生活中的琐碎面前，在面对一年四季田地里那些干得让人看不到出头之日的农活时。逐渐变得寡言、易怒、脾气暴躁。那个知识贵于金钻的年代，他本该受人尊重并且敬仰。本该大有作为，一份体面的工作，殷实的家庭，听话的孩子，一个心爱且崇拜自己的女人。在别人眼里活得风风光光，精彩纷呈。可是这些都朝他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他的曾经是何等的灿烂辉煌，一个转身便破败不堪，遭人排挤，甚至连自己的女人都取悦不了。他在喂猪的时候，对着它们大骂：你这些发瘟的，老子天天伺候你们，怎么吃都长不壮。把自己所有的书都搬去茅房当作厕纸，把房门摔得炸响，去别的村子修起炉灶开始打铁。对着我们大吼：不读书，就给老子去死，给老子滚！这样恶毒的语言像是一种诅咒。而其后隐藏的是一股滚烫的亲情，以及对子女所寄予浓烈的期盼。他把我们兄妹命运的改变全部寄托在读书这件事情上。他坚信只有读书才是唯一也是最好的出路，才能在村子里抬起头做人。那些唯一能够见证他辉煌过去的旧照片，被他压在老相框的背后，从不示人。他的族人，包括后来我的族人，对他的过往知之甚少。每有人提起，他们会顿然醒悟：哦，你说的是那个招亲的铁匠吧。多年以后，我去外省读书，在那个浓雾粘稠的清晨，他挑着行李送我到闸口坐车。临别前轻声对我说：要争气，别像我一样没出息，村里人一辈子都瞧不起我，不要让他们瞧不起你。在他说完转身离去的那一瞬，我看见一个男人挺起的脊梁轰然塌垮。这个落魄却又高傲的男人，从不认为自己平庸却第一次在自己的儿子面前亲口承认。
我一直认为他在转身进入那个偏远的村子对命运作出抉择前，一定是嗅到了什么味道。一九七零年，大革命的口号喊得惊心动魄，时局的动荡和派系争斗将这个国家的命脉搁在一座滚烫的火山口，天上地下火红一片。各派系人马穿梭往来，制造出一种异常紧张、诡异的气氛。他毅然离开，那么草率、果断、匆忙。而在他住进村子的第二年，就发生了那次惊天动地的“九一三事件”，他所崇拜和拥趸的对象一夜之间机毁人亡。树倒猢狲自然散去，阴云密布的天空瞬间清朗。他的离开像是冥冥之中的牵引，而即便在那个偏僻的村子里，甘心情愿地做一个农民，也无法彻底摆脱那次事件所带来的影响。几个号称调查组的神秘人物出现在村子里，将他带走收押，不由分说，不许探视。其罪名是用肥皂雕刻公章骗取政府的信任，当然还有他那个朗朗上口的名字，与林彪一字之差。而后考虑到他洗心革面和农民的身份，量刑从轻。他对自己的离开或者撤退是多么的庆幸啊！一个农民的身份，让他躲过一场浩劫。事后多年，父亲说他直到那天才知道肥皂可以用来刻章。村里人自那天起对这个人的来历充满深不可测的议论和猜测，避而远之。所有的亲朋疏远往来，多年避而不见。那些粘稠的情感，在现实的起伏面前，所有的人情冷暖，古道热肠顿时苍白。
许多年以后，时局转变，社会风气终回入正轨，知识的力量重新得到认同并且重视。曾经遭受排挤或者压迫的知识份子，下乡历练的知青，这些人统统回流进城里并处以妥善的安排。包括一生之中极为重大的事情——工作和户口。县里给父亲所在的生产大队寄来一封调查寻人函。这封信函在当时对于父亲的意义远超一切，甚至胜过我们——他的四个孩子。它足以摘掉长期压在父亲头上那顶“倒插户”的帽子，从此改变父亲农民的身份，扭转一生的命运并配以光环。更可以让他在自己的子女及村里人面前挺直腰板。而这一切像是冥冥之中的注定般无法改变。生产队长在收到信函时毫不犹豫地在回执上写下：本村查无此人！然后亲自徒步送往了县里。这一切顺其自然得无人知晓，像是从不曾发生一般。直到二十多年以后，他的生命走至尽头，临终前才将这些隐藏的细节告知父亲。而我的父亲，我不知道他当时是以怎样的一种心态和情绪来接受这个事实。在除了知道真相后的瘫软无助他还能做些什么呢？对一个即将死去的人他又能够做些什么呢？区区简单的六个字，就将这个男人的一生都陷在贫瘠的田地里，终日劳作，郁郁寡欢。
我无数次地跟别人强调父亲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除了招亲和农民还有另一种身份。而这重身份可以成为我的谈资和可以炫耀的部份。然而我的虚荣心，在一些由无数段落草草堆积起来的历史面前变得苍白无声。历史注定遗忘绝大多数人，而记住少数人。哪些被铭记和篆刻的都是一些响当当的人物。即便有小人物的影子，也都是极为个别的幸运者。我的父亲显然不是幸运者，在那些厚重的历史著作面前，他的身影瞬间变得细瘦下去，微不足道，根本不值一提。在他所有族人的眼里，包括子女的心里能自始至终记住的也只有招亲和农民的身份。而就连为什么招亲，为什么成为农民的身份也都来历不明。
我再一次走近父亲，这个逐渐老去的男人，幼年父母双亡，四处闯荡。他的祖上曾经出过一个武举人，一个秀才。未入仕途皆双双早逝，让这个家族变得没落，甚至不为人知。而今唯一留下供后人追念的是百年之前贴在宗祠中梁上那个巨大的“福”字。在经年风化的岁月里，它的墨迹和纸张已经深深地沁入到木质里面，走笔、回锋依旧清晰可见。它悬于宗祠中央，满脸沧桑、孤立在上。“福”字贴于中间，不偏不倚正对大门。外面则是一口池塘，绿水茵茵，远处一片平坦的农田，四季皆有后人劳作歇息的身影。它就像一只洞彻春秋的眼睛，观看这一方天地的朝夕变迁。多么深远的一个字，饱含一位先人对子孙的万世期望，囊括所有。他的父亲，一个绝顶的帐房好手。至今提起，方圆数里的老者无一不张大嘴巴，伸出一根大拇指。可以将算盘置于头顶拨打，而分厘不差，一支毛笔写出的字仅有米粒大小。所记录的帐目精准无误，一目了然。这些零散的碎片是父亲那头族人的口述，他们以一名长者的身份向一位后辈诉说亡故先人的身世来历，以及才华。诉说总是庄重、沉静，让人听着肃然敬仰。显然没有考虑这样述说结束后在一个后辈心里猛烈撞击发出的声响，这样的声音于他们是无形的，只有自己能听见。这个祖上曾经才兼文武的家族到我父亲一辈怎么就花落荒野、河水分流了呢？这些都无从考证。我多次试探性地在父亲面前摊开这个话题，他总是沉默不语。包括他的祖上，即使最风光华丽的时期，他也从不曾提起。只是前年的一天上午，让我陪同他一起去他族人的宗祠，把我拉到那个“福”字下面，凝望了很久很久。然后问我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它永久地保存下来，不再腐蚀也不被虫咬。他还在一个阳光温暖的下午，将那些压在老相框下的旧照片，一张一张清理，拿到阳光下晾晒。到城里的照相馆请照相的师父一一翻洗再塑封，春节一家团员时分给我们兄妹一人一份。像是在交代某件事情，而那件事情让我感到害怕，慌乱和疼痛。
父亲真的是已经老了，老得我们不敢提起，只剩下心痛。
6
这些年，我一直长久地生活在南方。彻底告别了那个我成长过的村子。它并没有消失，至今仍然存在。只是随着城乡的兼并和调整，已经划归进了另外一个镇里，也整体迁移到了一个新的地方。齐刷刷的两层小楼，宽阔的水泥路直通门口。自来水、太阳能热水器、有线电视和宽带网络，这些城里的便利一应俱全。俨然已经脱离了农村与生俱来的土气和俗气。只是长年居住在那些阔绰洋气房子里的人已经不再年轻。除了草木依旧旺盛，鲜难见得一张年轻活力的面孔。他们和我一样被一个叫做“打工”的词牢牢地包裹在某个繁华的角落，与城市接壤。曾经在村里的生活，让我们的成长变得坚韧，而我们的离开，却让它变得更加苍老。
我长期把自己关闭在一个不足百平米的房子里，终日大门紧闭，不与人交流。有体面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从一个地方迁至另一个地方，从一座城市赶往下一座城市，打扮时尚，品味随流。对城市越来越熟悉，对村里的人和事也逐渐陌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在村子里的身份由主人变成了客人。认识我的老人对我客气有加，视为上宾，享受着一个客人被热情招待的所有礼遇。而太多不认识的年轻人在看我时眼神里带着冷漠并对我的出现感到莫名其妙。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已经忘记了泥土和青草的气味了。它们曾经离我是那么地接近，让我觉得像是身体构成的某一部份。当然，倒插户的身份也已然从我身上淡去，就像是一块长年暴晒于阳光下的花布，日渐退了颜色。至于那些弃婴与那场盛大的革命都太遥远了，我伸长双手也触摸不到那份疼痛。水稻、农耕、香火、宗祠、贫穷……终日奔忙的我已然无力记起它们。它们消失在我现在的生活里，跟许多的人一样去向不明。还有更多东西在等待着我的遗忘，而我也正在等待着被逐渐遗忘。
当父辈述说先辈和他们自己的故事来历时，除了带有传统的传承意义，更像是一群拾荒的老人。将我逐渐丢失的记忆和本源一点一点地捡起来、整理妥当并重新塞进我的心里。他们说的越多，我的内心就会填装得越满。仿佛是在提醒——这才是我的根，生命和生活的源头。我除了聆听唯一能够做到的是将这些一一记下。某一天，当他们说不动了，我不至于感到孤独和恐慌。
作者简介：
叶城，原名周锋， 法律顾问：郭景娜
技术支持：王鸿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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