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的高原》——《兰州晨报》专访徐兆寿徐兆寿
作家，学者。分别毕业于西北师大中文系和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教授，现为西北师大传媒学院院长。作品有《非常日记》、《生于》、《非常情爱》、《幻爱》、《生死相许》、《伟大的生活》、《荒原问道》等7部长篇小说，《麦穗之歌》、《那古老大海的浪花啊》等2部诗集，《我的文学观》、《中国文化精神之我见》等6部学术著作。
晨报：这些年来你的视角好像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由先前的西方认同渐渐转向中国传统，不知这一判断你是否认同？如果是的话，是什么促成了这一转向？
徐兆寿：是的，我早年尤其是八十年代末上大学时候接受的几乎都是西方精神，哲学上一直在读西方哲学，由尼采、叔本华、萨特、海德格尔、弗洛伊德、弗洛姆等进入，再读当代西方哲学和文艺思潮，然后上溯到黑格尔、康德、笛卡尔等，最后到苏格位底、柏拉图等，虽然大多读不懂，但硬读；文学上也是，只要能找到的西方小说、诗歌、神话都读，对西方文学的熟悉要远远超过中国古典文学。我上大学时正好是先锋文学盛行之时，而先锋文学就是学习西方文学的综合结果，是对“五四”以来尤其是四十年代以来乡土文学传统的反抗。但是，从大学毕业工作后就开始读一些闲书，这时候首先就喜欢上了中国的道家，然后儒家，这是整个九十年代后期至新世纪中期的思想变化。新世纪中期我开始给学生讲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的传统不再是人云亦云，道听途说，而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体会和逐渐认同。我发现，我们绝大多数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大都来自于“五四”时期的革命经验，即对传统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批判和反抗。再后来，我开始研究丝绸之路，对丝绸之路上传播过来的佛教文化产生了兴趣，又进入对佛教的一些研究中。如此，对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总算是有了深入的了解。在此期间，我也给学生上过很长时间的《西方文化概论》，对西方文化的发展脉络也有了整体把握。这些研究促成了我的思想转变。
晨报：在本书绪论部分，你提到“‘五四’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从原来的主流文化慢慢沉淀到民间，成为一种隐性的存在”。可否大致梳理一下这一过程？
徐兆寿：在我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从宋代就开始走下坡路，到了清时就已经很没落了。这里面主要是宋明理学对人性的束缚带来的是整个中国文学的活力丧失，中国文化的精气神在枯萎。所以，到了清代就面临与西方文化碰撞时的大溃败。这也就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寻找“救国”的法宝，重新走向“向西”寻求真理与发展动力的道路。这是中国历史中的另一次西游记。这就带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化为之一新。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怎么办？精英知识分子已经将传统弃之，它只好流落到民间，被民间保留。从“五四”到文革，再到八十年代的西化，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地沉淀，成为一种隐性的存在，但事实上，中国人的行为与思想，在习惯上还是遵从着传统的习性，但我们大都不知道。这就是真正的隐性存在。
晨报：文学在多大程度上打捞起西部的民间资源？
徐兆寿：西部是中国发展中相对落后、封闭、保守的地方，在中国向着海洋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西部就变成了边疆、角落，甚至死角，但是，随着先锋文学的盛行，另一股力量也就兴起，即被压抑着的传统就开始不满了，抬头了，发言了。作家首先是觉醒者，他们试图重新理解传统。这就是余秋雨的散文、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小说、张承志的伊斯兰书写、马丽华的西藏散文。西部就是这样在九十年代被重新打开，然后进入人们的视野。到了新世纪，整个世界都在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中国更盛，民间文化被国家打捞、保护，并开始传承。这就有了更多的书写西部民间文化资源的文学作品。我就不例举了。
晨报：本书从西部民间文化切入西部文学研究，有哪些优点和难点？
徐兆寿：过去人们研究西部文学，一般都是从文学性来研究，比如人物、故事、意义等等，也总是要切入更深的层面，但此时的文学评论一般就收住了，不再往下说了。可是，文学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一定是一个社会综合的感性表达。这种感性表达，又是以作家的理性思维为驱动，所以，文学也不能单单理解为一种感性的存在，了不起的文学一定是感性与理性的完满表达。如此便不得不说文化。西部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和多民族传统文化沉淀和富集之地，所以，九十年代以来的作家都是看到了这种隐性的文化存在，便开始理解、解读、书写这些文化，那么，在我看来，从民间文化入手便是抓住了整体观和主要切入点。
但是，它的难点便是研究文化就一定要有文化观、哲学观、宗教观，对研究者的要求极高。所以，在这方面的诉说便有些弱了。
晨报：对个体作家点的观照相对容易，但对文学现象面的总括显得有难度。你选择了后者，请谈谈你这样选择的考量及意义。
徐兆寿：我个人的特点是喜欢思想，这也就是喜欢整体观。另一个特点是我过去不从事研究，所以对作家的把握往往是对其作品的直感，没有一一去研究过。故而选择了作家式的研究，即印象式研究、思想式评论、直觉性评价。这些方式都有优缺点。优点是直接说出了一切，容易产生共鸣，缺点是可能往往缺少细节性的逐个推敲。
晨报：近日，《人民日报》有一篇评论文章，认为“推广普通话很重要，保护方言也很重要，二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这与你书中关于方言的价值认同是一致的。你认为当前对方言进行学术性抢救有哪些可行措施？高校在这方面有没有具体实践？
徐兆寿：推行普通话是国家大政，意在打通人们交流中的困难，在文化进行统一，但也面临地区性文化尤其是方言的灭绝。这是发展中的问题。虽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必然的，但是，人类文化的存在是多个个体存在的综合，所以，对这些个体文化在尊重的前提下要加以保护和研究。对于未来来说，这也就是保存了人类曾经的存在过程。我们说，语言是存在的家。那些曾经用这些方言生活的人们，他们的存在便可寄托在这些方言文学的世界里。它的意义即在于此。对于国家如何保护等具体的措施我不是很了解。至于高校，这方面的措施也不是很多，最多就是对方言进行记录、保存。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和人际交往的发展，方言一定会在几代人之后消失。这是毫无办法的事。比如，我还在说武威话，但也只是偶尔说起，到我孩子时就基本不说了，至多能听懂，到我孩子的孩子时，可能就听不懂了。三代之后，语言必然发生质的变化。它就像我们的过去一样，我们可以去回忆，甚至用某种方式保留，但它一定是过去时，无法让它变成现在时。
北京中医医院白癜风苯酚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