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4月，东北电影制片厂最新拍摄的故事片《内蒙春光》，是导演在长期深入生活后创作完成的，上映后好评如潮。《人民日报》认为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部正确反映少数民族的影片，该片贯穿了平等、团结的民族政策，体现了强烈的阶级对比与蒙汉民族的大团结，把党的民族政策在影片中正确形象化了。但是，统战部长李维汉提出意见，认为影片里虽说要团结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可在形象处理上却大量暴露他们，以至于最后被国民党反动派败兵残将抢劫而枪杀，这种处理方式对团结和争取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不利，不利于统战工作，并提出这部影片不宜再映的意见。乌兰夫也指出，统战会议中有西北代表认为此片在新区放映与政策不符。这些意见上达之后，导演干学伟接电影局紧急通知，周恩来要来北京电影制片厂审看《内蒙春光》。同时参加审片讨论的有中宣部陆定一、周扬，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刘格平，《人民日报》的邓拓，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袁牧之、陈波儿、阳翰笙、史东山、蔡楚生、洪深、欧阳予倩、田汉等，甚至素未参予电影工作的一些作家如赵树理等一百多位人士组成的强大阵营。周恩来全程参加审片及长达六七小时的讨论会，并最后做了总结，会议一直开到深夜四时。周恩来指出这部影片的问题不在编剧，而是领导部门对于民族意见认识的不一致。一方面是大民族主义，旧社会的汉族统治者对少数民族是压迫剥削，把他们赶到高山和荒芜的沙漠，因此，解放前民族之间矛盾比较尖锐。今后应该让出一些土地请他们下山来，到交通发达的地方来。另一方面也要反对狭隘民族主义，这部片子有表现狭隘民族主义的地方。周恩来认为这部影片在艺术上是好的，但是：它的错误是违反了《共同纲领》中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因为当前我们的敌人，国内是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国外是美帝国主义。而不是那些王公喇嘛，对王公喇嘛，我们主要是争取，只有对实在不能争取的，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顽抗到底的，才打倒。……《内蒙春光》没有从全国阶级斗争的全局来看问题，而是孤立地写少数民族中一个民族的阶级斗争，这就不但会把少数的王公作为主要敌人，得出一旦推翻了王公的统治，民族问题就会完全解决了的错误结论，这部影片叙述的嘎达梅林的故事，恰巧证明了在大民族中的小民族要争取解放，如果没有外力的援助，如果不是整个大民族中的反对派被打倒，无论如何是很难取得胜利的，顶多只是一次很快被镇压的暴动。［18］周恩来指出，民族问题是阶级问题，《共同纲领》说明要反对帝国主义和民族内部的阶级敌人。在中国，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是汉族，他们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压迫汉族和少数民族，因此，国民党代表的大汉族主义才是民族内部的主要矛盾。对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应该努力争取团结，使其明了我们主张兄弟民族平等、团结、互助，从而消除误解，接受党的统一战线的民族政策，以有利于达到全国各兄弟民族大团结的目的。艺术创作不得逾越《共同纲领》的政治界限，而必须以它为前提，这里，的确没有知识分子个人的“创作自由”。最后周恩来宣布对这部影片进行修改，并请在座的同志多提建议，给予积极支持。年3月16日，修改好的影片经毛泽东审定，并重新命名为《内蒙人民的胜利》上映。这就是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故事片诞生的经过。对少数民族上层统一战线的政治导向，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所决定的，也是新生的共和国各民族“共和”政治理念的体现。正是在这一脉络下，中国的民族政策纳入统战工作，并由统战政策进行管理。但是，统一战线从来就不是否定阶级斗争，而是强调从更大的世界格局中去分析和处理阶级斗争，这是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三大法宝之一最精妙的政治艺术的体现，也是毛泽东、周恩来如此深切地介入到对一部电影进行“干涉”的原因。它不是为了制造内部的族裔他者，而是通过阶级分析的方式，打破国家与族裔之界限，重新划分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以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完成对新中国人民政治主体性的重新塑造。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对立恰恰是要消除的目标——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完成，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作用被强有力地纳入这个政治框架下。因此，虽然那个时代是与电影创作的“概念化”批评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形象化”“真实性”与“概念化”之间的张力，也是属于并成为对那个时代的一种“纪录”。这一事件可以与同一年出品的纪录片《中国民族大团结》一起来理解。该片拍摄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国庆节，中央人民政府邀请全国各少数民族代表进京参加庆典，成员包括各地方土司、头人、活佛、喇嘛、堪布。虽然是政务院总理邀请，但其实有些人顾虑很多，也害怕。作品描述了少数民族观礼团在北京受到热情欢迎，呈现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族大欢聚、“空前大团结”。在向毛泽东献礼的场景中，民族代表献上了锦旗、名贵特产、民族服饰等，毛泽东则回敬礼品。当藏族代表向毛主席献活佛的帽子，毛主席把它戴在头上时，引起在场群众狂热的、历久不息的鼓掌和欢呼声。影片还纪录了少数民族代表们在反对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和平宣言”上签字，在国庆阅兵式、宴会和游行时与首都人民同祝胜利的场景。影片中，周恩来在政务院欢迎宴会上说道：“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地加强和巩固民族团结，我们应该有步骤地和切身地实现民族的区域自治政策，我们应该帮助各民族人民训练和培养成千成万的干部，并为逐步改善和提高各民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水平而努力，以便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这是中央人民政府新的民族政策的影像宣言。在这个意义上，电影是新中国民族政策的教科书。年《大众电影》评论说：“（影片中）他们淳朴、善良、诚挚的脸上，显出翻身后骄傲和愉快的微笑，哪里有反动派所加在他们身上的侮辱说他们是野蛮和残暴的影子呢？这原来是国民党为制造民族间的仇恨所散布的谣言呵！各民族文工团的优美健康的舞姿，更说明他们是有文化传统的。在各个场合，他们都以回到祖国怀抱的无限兴奋愉快的心情，用各种不同的语言文字，表达着对毛主席以及祖国的热爱；毛主席以及广大人民也以同样的热情回敬他们。使我深深感到：我们尽管语言、文字、服装不同，相隔千山万水；然而我们是血肉相关的兄弟民族，我们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友爱合作的大家庭的一员。”［19］在保持各民族不同的文化传统基础上，实现民族平等，这一崭新的现代政治理念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教育全体国民，影像正是其中最重要的方式。影片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当各族代表正热烈地欢聚在人民首都的时候，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火焰烧近我国边境的消息传来了，引起了各族代表的愤怒。他们一致起来在保卫和平的宣言上签名，表示了反抗侵略、保卫祖国的决心……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大团结的缩影。这民族大团结就是捍卫祖国的铜墙铁壁，是保障远东和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20］抗击外来侵略的民族解放运动作为民族锻造的积极力量，才是全民决战的基础。编导吴本立说：“所有的这些成绩，都是我中央人民政府首长，对本片的摄制，加以密切的思想指导的结果；都是政府首长创议摄制此片的结果；都是本片所有工作人员团结合作，热情劳动和细心学习民族政策的结果。而我个人，不过是在以上的诸条件下，参加了民族政策的学习，同时也做了一个传达国家政策和党的意图的组织者而已。”［21］3电影作为新中国的国家书写，秉承的不是个人意志，而是国家意志。但是，这究竟是怎样一种“国家意志”？究竟如何理解和评价它？这些需要在今天重新探问的问题，既是西方作者意义上的电影理论无法触及的议题，也是今天“华语电影”研究里被封闭的历史。毋庸置疑，纪录电影镜头正是因此上升为新的国家书写的重要部分。年，接手新闻纪录片摄制任务的中央电影局北京电影制片厂曾同时派出“台湾”“西藏”“新疆”等摄影队（“台湾”没有能够成行），前往拍摄中国最远边区的少数民族风俗、生活和边疆国土解放的纪录片。［22］新中国影像中，新政权的建立从一开始就注重从少数民族地区获得合法性。《红旗漫卷西风》是描写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战场作战情况的纪录影片，镜头从延安宝塔山开始，纪录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安、兰州、银川、西宁，挺进新疆的整个战斗历程。在它的镜头中，各族人民夹道、摇旗欢迎，藏族人民从千里之外带着哈达、保存多年的红军时期的布告来欢迎人民解放军。《大西南凯歌》（）中有“谷糠铺路、积极带路”的西南少数民族；《大战海南岛》（）中则是捧出椰子、菠萝、香蕉等水果的黎族人民。
这其中，西藏的纪录影像尤为突出。年3月，新闻摄影队随十八军徒步挺进西藏，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一路拍摄人民解放军进入拉萨和解放西藏的情形。《解放西藏大军行》纪录了甘孜、昌都的解放，《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通称《十七条协议》）签署，并继续进军拉萨。《光明照耀着西藏》纪录人民解放军从西南、西北分路进军西藏，年9月到达拉萨，受到藏族人民群众及西藏上层人士热烈欢迎，按照《十七条协议》，西藏人民迎接新生活。两部影片纪录了进藏部队背着背包翻雪山，过草地，顶风雪，战激流，一面筑路，一面进军。部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风餐露宿，不住民房，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学抓糌粑，排成长队帮助藏族人民担水。当时中央民族学院藏族学员座谈《光明照耀着西藏》时说：“西藏过去和内地长期隔绝的情况下，文化上没有交流，今天看到这部影片（《光明照耀着西藏》），我感觉到电影在这方面有很大作用的，以后应该多多拍摄这样的影片。我在看电影的时候一面就在想，希望能够赶快把它翻译成藏语说明送到西藏去，让所有的西藏人民都能够看到。但这部影片表现藏族人民的生产劳动和文化生活方面还不够，从风俗习惯上看，我们感觉影片里有关这方面的大部分材料都是西康的，西藏的就比较少了。这样就不能够更有代表性地表现出藏族生活的特点……影片里虽然也介绍了历史上藏族人民反抗英帝国主义的事迹，但全西藏人民对于英帝国主义的痛恨是很深的，这一点在影片中却没有更多的表现。这方面的材料是有的，我希望以后有机会也能够拍下来编到影片里面去，介绍给全国人民！”［23］这些积极建言，证明影片放映并非单向灌输，追求互动是传播过程的重要部分，非此，则无法完成“教育”功能。所以，党的电影理论、报刊理论及其实践必须构建积极的观众，视观众为能动的主体，而非被动的客体。这正是今天的电影史和新闻史研究忽略或无视的问题。从年到年底，中央人民政府先后派出了四个访问团到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内蒙古自治区访问各少数民族。各地方人民政府也对本地区少数民族进行同样的访问工作。中央政府部分访问团有摄影队、电影放映队、幻灯放映队随行，摄影师对访问情况进行了拍摄，如《中央访问团在西北》（）、《中央访问团在大瑶山》（）、《中央访问团在西南》（）等。电影放映队后来成为各个中央访问团、民委慰问团必配的惯例，访问团中则包括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学者，老一辈著名的民族学、人类学专家几乎都参加过各种访问团。与此同时，各少数民族则组织参观团到北京来向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致敬，并参观首都和祖国各地建设。其中代表性影片就是《西藏致敬团》（）。影片表现西藏致敬团到达北京，在前门车站受到热烈欢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宋庆龄等设宴招待。致敬团参加年国庆游行观礼，在北京参观庙宇，在大连参观港口、机车车辆厂、棉纺厂，到南京中山陵向孙中山先生像献花圈，到上海参观工厂，还到杭州泛舟西湖。由此，纪录片宣告新中国实践一种全新的国家理念：民族平等与团结。值得注意的是访问团与摄影队、放映队同行的传统，这是视摄影与放映共同作为积极的“媒体”建构因素，从传播的视角来理解作为“行动”的电影，就能打破对新中国纪录电影史的刻板印象，使之呈现出新的面貌。这一模式也在年前后周恩来在亚非、拉、欧等二十余国出访时沿用，摄影师随行拍摄新闻片。［14］
中国电影纪录片持续以编年史的方式拍摄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藏社会政治的变化，堪称一部完备的西藏影像志。除上述提及的影片外，还有纪录片《从拉萨到北京》（），记录dalai喇嘛和十世班禅从拉萨前来北京出席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dalai喇嘛和班禅分途取道四川和青海抵达北京，中央人民政府首长和北京市各界人民在车站欢迎。dalai喇嘛和班禅向毛泽东主席敬献哈达，在大会上发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被选举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和常务委员。dalai喇嘛和班禅一起参观北京名胜古迹，在雍和宫讲经；参加国庆节观礼，表示将努力建设新西藏，相信西藏将与祖国各地一样迅速繁荣起来。《春到西藏》（）记录“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和中央代表团来到西藏的经历。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率领中央代表团到达拉萨，dalai喇嘛、班禅、阿沛·阿旺晋美和张国华前往迎接并致欢迎词。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开幕，各界僧俗代表发言拥护中央决定。《中央代表团访问西藏》（）主要讲述陈毅副总理率领中央代表团来到西藏，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正式成立；代表团受到了最隆重的欢迎，并参观实验农场，慰问驻藏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工作团来到昌都等地，表演各族精彩节目；代表团访问亚奇地区、江孜和日喀则，在日喀则，班禅陪同陈毅访问，扎什伦布寺的喇嘛表演了象征长寿和幸福的仙鹤舞；陈毅和代表团还访问了农村、小学、医院等地。《千里迢迢探亲人》（）则纪录中央慰问团于年11月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专区、云南省的丽江专区，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向各兄弟民族人民进行慰问。年至年间，西藏巨变，西藏叛乱、民主改革与西藏自治区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都在这一时期发生。平叛之后，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不失时机地全面推进西藏民主改革运动。自年6月开始，从实行“三反”“双减”（反对叛乱、反对乌拉差役、反对人身依附和减租减息），到实行土地分配，同时在牧区开展“两利”（牧工、牧主两利）运动——这是西藏空前绝后的大历史。反映这些剧变的纪录片前后达16部之多，占这一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近六分之一，分量极重，奠定了藏族题材纪录片在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史上的桂冠地位。但是，这与其说体现的是西藏的特殊性，毋宁说西藏必然从农奴制走向民主改革的政治图景，本来就内在于统一战线的民族政策之中，只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展开与时间的迟早问题。这也是因为西藏是新生的共和国边疆地缘政治最敏感、社会政治状况最复杂、社会经济最落后的地区。毛泽东在年4月15日《关于西藏平叛》的讲话，堪称处理统一战线与阶级关系问题的典范：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西藏本部(只讲昌都、前藏、后藏这三个区域)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一百二十万人，用减法去掉几万人，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世界上有些人对他们不同情。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班禅和阿沛两位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贵族。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地方大，现在人口太少了，要发展起来。……至于贵族，对那些站在进步方面主张改革的革命的贵族，以及还不那么革命、站在中间动动摇摇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间派，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个人的意见是:对于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庄园，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即实行赎买政策，使他们不吃亏。比如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你横直剥削农奴也是得到那么一点，中央政府也给你那么一点，你为什么一定要剥削农奴才舒服呢?贵族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稳固的，每天都觉得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个农奴制度了，不要那个庄园制度了，那一点土地不要了，送给农民。……现在是平叛，还谈不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动动摇摇的，总而言之，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边的，我们不使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这样一来，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得到了土地，农民就不恨这些贵族了，仇恨就逐渐解开了。［24］年，dalai喇嘛在一个没有记者在场的美国大学见面会上，曾经坦率地回答中国留学生提出的问题：西藏有没有阶级?西藏的穷人有没有从共产党的土改政策中得到好处?他谈到：西藏当然有阶级。西藏广大农奴都是拥护共产党的。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顺利地进入西藏，就是西藏的农奴欢迎共产党，他们给解放军带路，领着解放军进入西藏。他离开西藏后，西藏的农奴在共产党的民主改革中分到了土地、房屋和牲口。［25］共产党站在农奴这一边，使西藏从农奴制中获得解放，这是共产党获得支持的决定性因素，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平息西藏叛乱》（）的摄影师冒着生命危险，详细纪录了西藏叛乱经过，尤其围绕着谁是叛乱的策谋者和发动者；谁首先撕毁了《十七条协议》并开始挑衅和进攻；谁破坏和玷辱了宗教活动；dalai喇嘛被劫持的过程；以及人民痛恨谁，拥护谁……等等展开。叛乱平息后，“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纪录片《甘孜藏族人民的春天》（）、《阳光照耀着山南》（），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厂连续拍摄了《拉萨河畔》（）、《甘孜藏族人民的控诉》（）、《康巴的新生》（）和《百万农奴站起来》（）等影片。这其中具有重要政治意义和史料价值的《百万农奴站起来》，纪录了西藏农奴制的消亡和新西藏的诞生，通过收集大量案例和农奴们诉苦的控诉现场，用镜头揭露农奴制度的黑暗与残酷,表达翻身农奴焚毁债据、分得土地的喜悦。影片摄制时初名为《告诉全世界》，后改为《百万农奴站起来》，并由此成为一个时代响亮的标志语。影片上映后，成为年最受观众欢迎的新闻纪录长片，它既是为百万农奴翻身解放谱写的赞歌，也是新中国对世界的强力宣告：社会主义新西藏必将屹立在雪域高原。它与年的故事片《农奴》共同成为“十七年”西藏影像中的不朽经典。年拍摄的《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纪录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开幕，大会选举了阿沛·阿旺晋美为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纪录电影镜头不仅见证一个民族区域自治的社会主义新西藏，而且也是重要的政治建构力量的诞生。这期间，统一战线与阶级分析作为处理民族问题的两个变奏，此起彼伏，互相交织，并延续至今。如何处理和把握其间张力，是对执政党政治立场的考问，政治智慧的考验。历史已经证明，没有阶级分析的“统一战线”就会丧失政治视野，必定会走向反面。这种民族平等的政治格局更需要从国际主义的视角来理解。吴本立在《参加制作“中国民族大团结”影片的一点体会》一文中回忆道：“当我们反映我国国内各民族团结的时候，是与我国欢迎世界各国人民代表来京的镜头联系在一起，是与我国人民的国际主义精神联系在一起来反映的。……起先，我们曾经孤立地表现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不曾注意国际团结的重要背景。例如毛主席于去年九月三十日设宴欢庆国庆节的一场，我们为了编辑上的‘省事’起见，把毛主席在那次宴会中所邀请的国际友人的镜头删掉了，以为这些材料应该用在别的影片中，在这张影片中可以略去。这是孤立片面地了解民族政策的结果。后来经过领导方面着重地指出，这一点不妥当，我们就迅速地纠正了。这使我从具体工作中认识到国内民族政策与外交政策的统一，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不可分割性。自己的狭隘思想得到了纠正。”［21］3对内民族平等与区域自治，对外国际主义与尊重主权——针对的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帝国主义霸权，作为互补的政治图景，缺一不可。年4月19日万隆会议上，周恩来针对少数代表攻击中国是“新的殖民主义”的言论，当机立断把发言稿散发给与会代表，临时准备补充发言稿。周恩来在发言中指出：“二战”后亚非出现了两类新的独立国家，一为社会主义体系国家，一为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国家，但都是从殖民主义中独立出来，并将继续为独立而奋斗，因此需要“求同存异”，建立国际范围内的统一战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以保持差异性为前提，构建新型世界和平的政治图景。在这次面向世界的著名讲话中，周恩来批驳了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对邻国的威胁的论调：“中国境内有几十种少数民族多万人，其中傣族和相同系统的壮族将近千万人。他们既然存在，我们就必须给他们自治的权利。好像缅甸有掸族自治邦一样，在中国境内各个少数民族都有他们的自治区。中国少数民族在中国境内实行自治权利，如何能说威胁邻邦呢？我们现在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去颠覆别人的政府，倒是有人在中国的周围建立进行颠覆中国政府的据点。”［26］一言以蔽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万隆会议精神分享共同的“差异政治”的理念：求同存异、和平团结、共同发展。问题在于，究竟谁和怎样的势力才是这一理念的敌人？年8月4日，周恩来在《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重要文献中，更清楚地阐明了中国独特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如何由国际、国内的革命过程和历史条件所催生出的：十月革命时，俄国无产阶级是首先在城市中起义取得了政权，然后才普及到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俄国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时候打这个擂台是不容易的。同时，它又是在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里进行革命的，所以必须摧毁旧有的殖民地关系。为了把各民族反对沙皇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同无产阶级、农民反对资产阶级、地主的斗争联合起来，列宁当时强调民族自决权这个口号，并且承认各民族有分立的权利，你愿意成为独立的共和国也可以，你愿意参加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来也可以。当时要使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站住脚，就必须强调民族自决权这个口号，允许民族分立。这样才能把过去那种帝国主义政治关系摆脱，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社会主义国家站住脚。当时的具体情况要求俄国无产阶级这样做。中国是处在另一种历史情况之下。旧中国虽然有北洋军阀和后来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压迫劳动人民，压迫兄弟民族，但是整个中国则是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成为半殖民地，部分地区则成为殖民地。我们是从这种情况下解放出来的。革命的发展情况也和苏联不同。我们不是首先在大城市起义或者在工业发达的地方起义取得政权，而是主要在农村中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长期奋斗，经过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才得到了解放。因此，我国各民族的密切联系，在革命战争中就建立了起来。例如，在内蒙古也有革命根据地，在新疆也有过反对国民党的革命运动，在我党领导的西南游击区也有各兄弟民族参加，内地许多兄弟民族都参加了解放军，红军长征经过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时，留下了革命的影响，并且在少数民族中吸收了干部。总之，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对外曾是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内部是各民族在革命战争中同甘苦结成了战斗友谊，使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得到了解放。我们这种内部、外部的关系，使我们不需要采取十月革命时俄国所强调的实行民族自决、允许民族分立的政策。历史发展给了我们民族合作的条件，革命运动的发展也给了我们合作的基础。因此，解放后我们采取的是适合我国情况的有利于民族合作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们不去强调民族分立。现在若要强调民族可以分立，帝国主义就正好来利用。即使它不会成功，也会增加各民族合作中的麻烦。例如新疆，在解放前，有些反动分子进行东土耳其斯坦之类的分裂活动，就是被帝国主义利用了的。有鉴于此，在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时，我们没有赞成采用维吾尔斯坦这个名称。新疆不仅有维吾尔一个民族，还有其他十二个民族，也不能把十三个民族搞成十三个斯坦。党和政府最后确定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的同志也同意。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帽子”还是戴的维吾尔民族，因为维吾尔族在新疆是主体民族，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他民族也共同戴这个帽子。至于“新疆”二字，意思是新的土地，没有侵略的意思，跟“绥远”二字的意思不同。西藏、内蒙的名称是双关的，又是地名，又是族名。名称问题好像是次要的，但在中国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上却是很重要的，这里有一个民族合作的意思在里面。［26］周恩来强调苏联的联邦制产生于摧毁旧沙俄帝国的殖民地关系、摆脱帝国主义政治的历史条件下，而新中国的民族关系建立在对外抗击帝国主义，对内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共同过程，这本身已经是对中华民族锻造的历史过程。因此，民族区域制度对外抵御帝国主义、对内为民族平等与合作提供条件，虽然与苏联形式不同，但是在政治理念上具有一致性。民族独立是民族繁荣的前提，同时，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也应该对国家之外的弱小民族给予帮助：东方各民族的经济文化比西方落后，曾长期处于被压迫被削弱的地位。只有争得民族独立，他们才能免于被削弱。在民族政策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跟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根本不同。我们要帮助各兄弟民族的繁荣，必要的时候对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民族也给予帮助。我们对各民族既要平等，又要使大家繁荣。各民族繁荣是我们社会主义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26］这就是为什么万隆会议之后，中国对外援助范围迅速从社会主义国家扩展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原因。从年起，中国就已经开始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27］在此可以清楚看到，中国在推动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对亚非拉第三世界的援助方面，是齐头并进的。这一过程在今天需要新的理解：即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其实是与第三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以反对“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即大汉族主义和地方（狭隘）民族主义为宗旨的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具有超越一般“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只讲民族主义，不讲社会主义，就会改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性质，改变中国的性质。于是，我们看到年既是“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也是新疆撤省制、改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一年，和中国积极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万隆会议召开、准备援助第三世界的行动是一年。这一切当然不是巧合，而正是一个互相关联的、共同的政治进程，是新中国不容否定的巨大政治成就。这里，也许不该忘却的是，在当时台湾国民党策划的以谋杀周恩来、破坏万隆会议为目的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事件”中，牺牲的就有包括新影厂摄影师在内的五名中国记者。万隆会议精神，包括了新中国人民为之付出的牺牲，由此，周恩来为十一名牺牲在暗杀事件中的烈士墓碑题词是：为和平、独立和自由的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正是秉承这样的政治理念，在年前，中国在国内经济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仍大量援助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我们这一代人童年的影像经验，从非洲、拉丁美洲到亚洲，各族人民的风土人情和舞蹈与中国少数民族的载歌载舞属于同一个记忆。这些影像一部分是万隆会议之后周恩来访问亚非拉时，随行摄影师拍摄的；另外就是中国摄影师前往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拍摄其争取独立解放，摆脱殖民主义的斗争过程。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在中东和非洲拍摄的纪录片，形成一个高潮，“这许多影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摄影的同志满腔热情地去颂扬这些国家和人民摆脱殖民主义的统治取得独立和建设新的生活”。［14］这是否也要被指控为汉民族中心主义对第三世界“情欲化”的体现？中国对世界反殖民主义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是否只是为了让第三世界成为中国的“客体”？这样的理论本身不正是一种冷战意识形态的延续吗？这些理论与今天中国某些从狭隘民族主义角度对毛泽东时代对外援助的控诉，恰成合谋，也许并不奇怪。随着苏东解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一列宁缔造的、旨在超越和克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新型政治体制失败及其最后瓦解，使得周恩来当年的担忧——允许民族分立就会被帝国主义利用，不幸成为现实。后冷战时代在很大程度上跌回19世纪以“种族”绑架国家、以邻为壑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主导世界的图景。基于族裔利益的右翼民粹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这些当年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与之不懈斗争的老对手，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复活。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殖民主义理论出现的原因，也是结果。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自50年代以来，反对美帝国主义，同时反对苏联赫鲁晓夫之后“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背叛，这一历史与实践之复杂而深远的政治意义迫切需要获得新的阐释。万隆会议争论的一个核心就是苏联与东欧、中欧的关系问题，最后公报以“反对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作为共识。中国在此共识基础上不断扩大对第三世界的援助，同时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的民族平等、团结与发展的历史与实践，是属于同一历史的不同面向，虽然这其中不乏曲折和矛盾。中国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及其间的分野甚至对立，都需要一个比较和反思的视野，才能把握新中国历史发展最重要的政治脉动，并使之获得新的延续——特别是在今天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问题面临危机的时候。其实，当年无论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爱国统一战线，还是对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的支持与国际主义援助，体现的都是在一个世界格局中进行阶级分析的政治视野。这一视野如何在今天的民族政策和国际关系中获得新的体认，才是中国面临的新挑战。中国电影研究，特别是少数民族电影研究，能否外在于这些历史的脉络与现实的挑战呢？这是今天少数民族电影历史研究的关键。
三、不仅是见证：社会发展与传播
新中国少数民族影像强调的是现代化发展过程必须与少数民族地区共同推进，这是一个“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①这是邓英淘对中国现代化发展不能走欧美发达国家道路的一个总结和命名，见《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邓英淘经济改革文选》，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出版。过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华没有采用时下流行的文化认同理论架构全书，而是放在社会发展的框架之下，以凸显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与影像传播关系的主题。比如，纪录康藏、青藏公路建设的影片《战胜怒江天险》()和《通向拉萨的幸福道路》（），表现中国人民解放军康藏部队冒着生命危险，在悬崖峭壁上打炮眼架设钢绳便桥的情况。年11月7日怒江大桥通车典礼，康藏公路向前延伸，内地运来的各种物资迅速跨过怒江大桥源源不断地运向新工地，藏民们翻山越岭来欢迎第一列驶过怒江大铁桥的汽车队，车上满载大批藏援干部和各类建设人才。《通向拉萨的幸福道路》是“八一厂”与捷克斯洛伐克合拍的记录康藏、青藏两条公路修筑通车过程的大型彩色纪录片。在建筑世界屋脊上海拔最高的公路过程中，影片把筑路战士、工人、藏族民工们与大自然斗争的英雄行为放在一起来表达，“奔腾咆哮的怒江是难以渡过的；但是为了要在江面上架起滑索，将粮食和人输送过去，战士李文炎、崔锡明和伙伴们驾起一只小小的橡皮船，冲过了惊涛骇浪。为了到新的工地去工作，在野羊也难插足的峭壁上，战士们却抓住绳索一步步地向上攀登”。［28］8同时，“影片大量的篇幅表现了西藏地方政府和藏族人民对于筑路工程的关怀和支持。dalai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都曾来到工地向筑路部队和民工进行慰问，dalai喇嘛还亲赴烈士张福林墓前作了祈祷。年青的藏族姑娘曲梅巴真，为了给筑路人员运送物资，不辞劳苦，赶着牛群在高原上奔走。藏族民工也愈来愈多了，男男女女都在紧张地挖土背石”。［28］8该片表现了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获得了民族平等地位和民族平等权利的各少数民族和汉族一样，空前积极地参加了祖国的各项建设事业”。［29］如此不分族裔的社会动员与人民参与的建设景象，才是摄影机的重点全国治疗白癜风最好专科医院中科医院承办青少年白癜风防治援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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