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区的“民族军”与“解放军”会师
大家都知道年的“三区革命”。那是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亲赴阿拉木图指挥，苏联步兵、炮兵、装甲车和战机直接参战，意图推翻盛世才。
民国并非只有一次回乱。且不说民国初年甘肃新疆诸地回教军阀叛服无常，只提年～年的三次“西海固起义”，就是典型的无外国因素之回乱。
这三次西海固回乱的幕后主脑，均为哲合忍耶传教士马国瑞。哲合忍耶第五代教主马化龙，是屠杀千万汉民的同治回乱精神领袖及叛乱武装匪首，老巢在甘肃（今宁夏）金积堡。左宗棠率清兵平叛，包围金积堡一年之久，马化龙粮尽，自缚出降。左宗棠将马化龙凌迟处死后，又杀了千余名暴乱骨干，但放过了两万名余党，只是采取“涣其群，孤其势”的策略，将他们放逐安置到荒绝贫瘠的西海固。
当年左宗棠流放金积堡余党的西海固，现在还是最贫困县
荒绝贫瘠的西海固
马国瑞则是哲合忍耶首代教主马明心（其教内称“道祖太爷”）的后裔，他的爷爷马元章是哲合忍耶第七代教主，叔父马震武是哲合忍耶沙沟门宦的教主。
此人从年就只身流窜到云南等地，积极串连，参与、煽动各地穆斯林的各种所谓“护教斗争”。实际上，这些所谓“护教斗争”虽不如查理周刊血案极端，也是如出一辙，是以宗教为名戕害言论自由。
民国时期，被中国穆斯林认为是“侮教事件”的有30～40起，比较著名的有《报报》案(年)、《新亚细亚》案(年)、《南华文艺》案(年)、北新书局案(年)、《香妃演义》案(年)、《年羹尧西征》案(年)、《世界日报》及《公民报》案(年)、《西北论衡》案(年)、《北平新报》案(年)等。所谓“护教斗争”，就是穆斯林们团结起来，坚决打击胆敢发表“侮教”言论的作者和报刊。
这种所谓“侮教事件”，土共治下，学者一谈及此，必断章取义、罔顾是非。
《南华文艺》创刊号目录，纯文艺杂志
兹以最为著名的《南华文艺》案和北新书局案为例。
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葛壮，在《民国时期的侮教案与穆斯林的护教斗争》是如此介绍这桩事件的：
《南华文艺》为当时位于上海法租界内环龙路（即今南昌路）上的嘤嘤书屋所发行，其主编来头不小，是国民党政府的铁道部次长曾仲鸣。他当主编的这家刊物在年9月出版发行的第一卷第十四期上竟极其恶劣地登载了时居杭州的娄子匡撰写的《回教徒怎么不吃猪底肉》一文。该文内容对穆斯林的信仰及其习俗进行了肆意攻击，其中内容之污秽下作和作者的恶意，完全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当年积极参与穆斯林护教斗争的回族学者傅统先，在此后几年撰写《中国回教史》这本名著时，谈到这件侮教案，曾部分引用了约多字的娄子匡文章内容，其中对伊斯兰教的教义和宰牛杀羊时所念的‘太思米叶’以及相关的宗教禁忌习俗等，都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低毁污蔑……
一位退休教授王福湘，在《年北新南华侮辱回教案研究》一文中如此介绍：
事件起因于上海《南华文艺》半月刊(国民党政府铁道部次长曾仲鸣主编)第一卷第十四期刊登的《回教徒怎么不吃猪底肉》一文(作者娄子匡),北新书局出版发行的“民间故事丛书”(林兰即老板李小峰主编)内的《小猪八戒》一书(作者朱扬善),都以污言秽语道听途说,诬指回回是猪八戒的后代,所以不吃猪肉……理所当然激起回众公愤,要求政府惩办书刊作者、编者及出版者,被当时媒体及后来史传称为南华文艺社、北新书局“侮辱回教事件”。娄文内容来源于《小猪八戒》。……
光看这两位学者对事件的陈述，读者必然会以为，南华北新案，无非是刊物、出版社和无行文人滥用民国的言论自由，肆意侮辱伊斯兰教，或有心或无意挑起宗教情绪和社会矛盾，大致与《查理周刊》事件差不多。而大陆学者谈及涉回教事件，在所谓“宗教民族政策”阴影下，都无法采取客观中立的立场，只能把自己代入回教徒的角色，以回教徒之是为是，以回教徒之非为非。不幸的是，事实告诉我们，这种做法是绝对不靠谱的。
《南华文艺》案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中国民俗学之父娄子匡写“猪肉”论文被判刑
首先，娄子匡并非无名之辈。他是一位大名鼎鼎的民俗学家，毕生从事民间文学、民间传说的收集和整理。年夏，娄子匡与顾颉刚、周作人、江绍原、钟敬文等人在杭州创办了中国民俗学会，编辑了《民俗周刊》、《民间月刊》、《民俗学集镌》等多种学术刊物。抗战爆发后到重庆继续进行民俗学研究。年又随国府退台，参加过英国剑桥大学举行的国际东方学学术会议，有“中国民俗学之父”的美誉，年台湾《中国时报》称他为“中国民俗研究论著的守护神”。
娄子匡不是无行文人，而是一位民俗学专家。他所撰写的《回教徒怎么不吃猪底肉》一文，也不是充满“恶意”、“污秽下作”地“对穆斯林的信仰及其习俗进行肆意攻击”的黑伊斯兰教文章，而是一篇学术论文。
民俗文化研究，是顾颉刚、周作人、鲁迅等人极力推动的，初期偏重于对汉族的民俗研究，后来扩大到对少数民族的研究。年北大风俗调查会制定的《风俗调查表》中就有一条说“对于满、蒙、回、藏、朝鲜、日本及南洋诸民族的风俗，如有确知真相，愿意提供材料者，尤为欢迎”。
中国民俗学会的另一位核心人物中国江绍原，既精通阿拉伯语，又熟读回教经典，对伊斯兰食忌问题极感兴趣，曾发表多篇文章探讨。他写信给娄子匡，要求搜集汉地流传的回教食忌故事：“回教在我国疆域内流传了许多世纪，敢料汉回及普通汉人间必也有（或各有）些故事是以回回何以不吃猪肉为题目的。阅者如能采访报告，鄙人极端欢迎……连有意嘲笑回教这个教规的故事或成语，也在征求之列。但为免除误会起见，后一类民谈，暂不发表。笔者本人对于诸教，不消说是历来一视同仁。”
《回教徒怎么不吃猪底肉》一文，便是娄子匡对江绍原倡议的回教食忌研究之回应。该文并没有“污秽下作”地肆意攻击“穆斯林的信仰及其习俗”，只是顺带提到了一个甘肃的传说：猪八戒是回教徒的祖先。江绍原认为它不属于“有意嘲笑回教这个教规的故事”，他征集这个故事的目的纯是学术探讨的目的，“想知道那般从没读过听过可兰经，或明知道可兰经却伪为不知的汉人们，居然会诌出一些什么故事来讲解这个食禁忌？这种故事有多少？哪些是基于错误判断的？哪些是别有用心的？故事起于何时？流行于何地？受了什么刺激而造故事？”（《南华文艺事件新论》，这是国内目前唯一正确介绍事件的论文，作者杨星、丁慧倩）
回教徒对这篇学术论文的反应出乎意料地激烈。上海各清真寺代表紧急开会讨论，有人建议通报西北，有人建议应该立即电告土耳其回教总部，有人则“几欲以激烈手段对付之”，“洗好大净、准备舍西徳”（傅统先，《中国回教史》）。舍西德就是殉教，伊斯兰是不允许自杀殉教的，只能去杀人以殉，此举就是欲图以“圣战”方式对付南华文艺社。
南华文艺社同意登报道歉、并将尚未售出的刊物送到清真寺当众焚毁，娄子匡也写了《向回教同胞郑重道歉》，载于《申报》、《新闻报》，表示“《回教徒怎么不吃猪底肉》一文引用无数传说致使回教同胞发生误会，过失实大，当此民族团结共同努力救亡图存之际，自应消除一切足使民族情感破裂之事端，并强调以后不再发表此类引起误会的文字”。
尽管杂志编作者顾全大局，不与其纠缠不清，但华北回教各团体仍不罢休。他们在北平牛街召开全国各省回教代表大会，足有五百人参加，提出所谓四点处置办法，一是罢免曾仲鸣所兼各职，包括其铁道部次长职务，移交法院判处；二是《南华文艺》停刊；三是逮捕作者娄子匡，送法院治罪；四是通电全国各省回民团体，一致声援。
与此同时，上海回教徒又发现北新书局出版的民间故事丛书中的《小猪八戒》里，有一篇故事内容与娄文所述相同。于是，30多名山东、河南、安徽等地的穆斯林大汉闯到福州路上的北新书局营业部，一言不合即动手砸毁书店。还有20多名穆斯林洗了“大净”，怀揣短刀，准备前去“舍西德”。
华北回民团体还揪住曾仲鸣的身份，说他是“国府之要人……国民党之柱石……不意竟倡导离散民族团结，挑拨国人内讧”（回民学者“尊三”），“回教徒怎么不吃猪底肉……正是曾仲鸣挑拨民族战争的工具或武器”（王国华），“丧心病狂的曾仲鸣娄子匡以混水捕鱼的毒计，为其政争的利器而外，容有卖国的嫌疑，盖中国的某对方国久欲侵占华北，但无隙可乘，彼用多量脑力研究所得，可利用教争，盖对方深知回教徒，爱教甚于爱命……于是乎不惜金钱买动中国当道要人，发表一篇谩骂回教的文字……”（阿訇马善亭）
曾仲鸣虽然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追随汪精卫叛国，但若说九一八事变后曾、汪即与日寇勾结，密谋“离散民族团结”、“挑拨民族战争”、“以混水捕鱼的毒计有卖国的嫌疑”，根本是不可能的。汪精卫那个时候还没想到卖国呢，曾仲鸣就深谋远虑到互相勾结为日寇“谩骂回教”、“挑拨民族战争”了？何况娄子匡一直是个清白的学者，怎么就去配合“卖国者”瞎搞？
南京国民政府在“护教斗争”下无可奈何，只好查封南华文艺社和北新书局，逮捕民俗学家娄子匡，并判处其两月徒刑。
南华、北新两案开了极坏的头。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在“护教”的偏执之下荡然无存。回教徒不但不允许别人批评讽刺，连学者在研究时引用批评讽刺的故事都不允许，却允许它一言不合来砸店、暗藏利刃准备来“舍西德”，何异于现代文字狱。国民政府先还坚持原则，入上海市长吴铁城接见华北回教代表时，一再强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但南京政府在阿訇们施展日寇和民族战争大法之后，却一下子变软脚蟹，放弃了法治，居然判处一个无辜学者徒刑，查封无辜的杂志社和出版社。
究竟为什么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回教徒频频罗织所谓“侮教案”，在南华文艺事件中丝毫不避讳曾仲鸣的国府要员身份，反而揪住这点，穷追猛打诋毁构陷呢？
这与国民党的少数民族政策有极密切的关系，得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说起。
不好意思，这个台湾现政权对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的解读是错的
三民主义的第一“民”，就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目标，在辛亥革命成功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排满”，推翻满清政权，重建汉族统治。辛亥革命之后，则是“积极底民族主义”、“汉族底民族主义”，以汉族为主体同化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
很多人谈起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民族主张，要么就是将其简化为“五族共和”，要么就是不甚了了地笼统称之为“中华民族”。
“五族共和”的意思是各个民族之间地位完全平等，潜台词自然是少数民族可以自治、自决。实际上，五族共和是立宪派人物的主张，从来不是孙中山的主张。孙中山是明明白白反对“五族共和”的。他所主张的“中华民族”概念，也不是简简单单把中国境内各个民族凑起来，就是中华民族。
年他在《三民主义》一文中写道：“我国人自汉族推覆满清政权、脱离异族羁厄之后，则以民族主义已达目的矣。更有无知妄作者，于革命成功之后，创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
年11月4日，他在《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中又指出：“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
年3月6日，孙中山发表《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是这样说的：
“自光复之后，就有世袭底官僚，顽固的旧党，复辟的宗社党，凑合一起，叫做‘五族共和’。岂知根本错误就在这个地方。讲到五族的人数，藏人不过四五十万，蒙古人不过百万，满人只二百万，回教虽众，大都汉人。……汉族号称四万万，或尚不止此数，而不能真正独立组一完全汉族的国家，实是我们汉族莫大的羞耻，这就是本党的民族主义没有成功。由此可知，本党尚须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
他以美国为例，指出美国国内有英国人、荷兰人、德国人、法国人，又有黑种人、白种人，但美国人成功地以原有民族为基础同化其他不同民族为一个“美利坚民族”，“美国的民族主义，乃积极底民族主义”。所以，中国也“不能笼统讲五族，应该讲汉族底民族主义”。
所谓“汉族底民族主义”，孙中山先生解释道：
“即拿汉族来做个中心，使之（指满、蒙、回、藏等其他民族）同化于我，并且为其他民族加入我们组织建国的机会，仿美利坚民族的规模，将汉族尽管扩为中华民族，组成一个完全的单一民族国家，与美国同为东西半球二大民族主义的国家。”
“故将来无论何种民族参加于我中国，务使尽化于我汉人。本党所持的民族主义，乃积极的民族主义。诸君不要忘记。”
年12月10日,他在《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中又强调要“发扬光大民族主义，而使藏、蒙、回、满，同化于我汉族,建设一最大之民族国家者，是在汉人之自决。”
要而言之，孙中山极其反对“五族共和”，他甚至认为这是中国无法强大的主要原因。他认为中国强大的民族主义基础，是仿照美利坚的体例，打造“中华民族”。但中华民族的形成，绝不是民族与民族凑起来就完事，而是有一条清晰的路径——以汉族为本位、中心、为主体，主动同化其他民族——藏、蒙、回、满之名不再沿用，都改称中华民族，汉族也改称中华民族——既然其他民族都同化到汉族里来，实际上中华民族就是汉族的改称。
有学者指出，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进路，“就实质而言，这是一种扩大化了的大汉族主义的民族观”（郑大华，《论晚年孙中山“中华民族”观的演变及其影响》）。我们基本同意这种看法，还可以补充一点：孙中山所秉持的“扩大化了的大汉族主义”，实际上与中国周朝以降所秉持的天下国家、以夏变夷的正统观念一脉相承。
你党则始终保持着列宁的所谓“民族自决”，坚决反对孙中山先生的大汉族主义民族政策，并称其为“反动”。
年1月，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称：“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包含着两个意义：一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他民族侵略自己的民族，一是以对外拥护民族利益的名义压迫本国无产阶级，并且以拥护自己民族光荣的名义压迫较弱小的民族，例如土耳其以大土耳其主义压迫其境内各小民族，中国以大中华民族的口号同化蒙、藏等藩属；前者固含有革命性，后者乃是世界革命运动中之反动行为。”（列宁所提出的“民族自决”，与孙中山所提出的“民族自决”截然不同。孙的民族自决，只指汉族的民族自决，绝非“国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他认为其他少数民族的自决只是列强为了侵略与分裂炮制的伪理论）
年，蒋中正清党之后，继续贯彻孙中山所制定的同化政策。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在《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中就声明秉承孙中山的遗教，‘实现三民主义使中华民国成为独立自由之国家中华民族成为自由平等之民族’。但《宣言》没有提出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主张,更没有汉、满、蒙、回、藏等‘民族’的称谓。此后，国民党主张国大代表选举不兼采民族代表制，其制度规定：第一，实行省县政制。除西藏和外蒙地方制度待定或暂无法确定外,其余均拟改设省治，将内蒙古问题看作一般性的地方问题,而非民族问题。第二,规定蒙藏委员会只是负责蒙、藏‘地方’兴革与建设事宜的事务机关改组扩充的目标是边务部,不是民族委员会。第三，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以区域选举为主，不以民族为单位，蒙、藏选举虽列为‘特种选举’，但主要强调区域属性，而非民族属性。此种规定从根源上来说，源于孙中山的以同化为基础的一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即认为中国只有一个民族，即“‘中华民族’，除此外中国境内不存在其他民族。”（郑大华，《论晚年孙中山“中华民族”观的演变及其影响》）
具体的民族同化政策，则是以“重边教，宏教化，以固国族而成统一”方法，如提倡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内地人民移住边疆或边疆人民移住内地可获得奖励，推行“国语”运动以统一边疆语文，要求少数民族学汉语，写汉字，穿汉服。
民国时期（）的苗族人
如贵州省主席杨森推行统一语言文字、汉苗通婚、统一服装等三大运动，要求当地民众统一使用汉语，苗族女子嫁给汉人，又派人到苗寨剪去苗族妇女的头发与花裙。广西于年颁布《广西省改良风俗规则》，要求各少数民族改装易服，不穿本民族传统服饰，不准聚集歌圩唱和，不准迎神建醮、奉祀淫祠及送鬼还愿等。
因此，“国民党的‘宏教化’就是要开化少数民族，以汉族文化同化少数民族。把民族的统一建立在同化少数民族的基础上，这是国民党民族政策的特点。”（赵学先等，《中国国民党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
美国学者K.PalmerKaup（白荷婷）的著作《创造壮族：中国的族群政治》（CreatingTheZhuang:EthnicPoliticsinChina）是这样描述的：“在蒋介石执政后不久，国民党再一次放弃对自主权（少数民族）的支持，并继续推行同化。蒋把代表五个民族的五条旗改为白色背景的太阳旗，并用‘民国’这个词。年6月，国民党拒绝承认它早期给予蒙古、西藏的自主权。在他的《中国命运》一书中，蒋介石再一次拒绝提到中国是由不同民族组成，每个民族都有权保持其独特性。”
蒋中正于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所提出的“宗族”论，无疑就是大汉族主义、民族同化的理论解释。
年8月27日，蒋介石在西宁对“汉满蒙回藏士绅、活佛、阿訇、王公、百千户”发表了题为《中华民族整个共同的责任》的讲话，指出：
“我们集许多家族而宗族，更由宗族合成为中华民族，国父孙先生说‘结合四万万人为一个坚固的民族’。我们中华民国，是由整个中华民族所建立的，而我们中华民族，乃是联合我们汉、满、蒙、回、藏五个宗族组成一个整体的总名称。我说我们是五个宗族，而不是说五个民族，就是说我们都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分子，像兄弟相结合成家庭一样。”(《蒋总统集》第3册,台湾中华学术院年版）
读懂了孙中山、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一脉相承的大汉族主义为中心的民族同化政策，“回族”与“回教”之争便很好解释了。
民国时期有部分开明派回教学者，如尹伯清即认为，中国内地回教徒实为汉族信仰伊斯兰教，所以应把他们称为回教徒，不应称为回族——“若满人、蒙人、藏人，族各不同，而奉佛教则一，何以不总称佛族乎？内地居民尽汉族也，而儒、佛、道、耶、回诸教并行，何以不称儒族、佛族、道族、耶族乎？独于奉回教者而别称回族，于理有未合，于义有未通”。
他们认为，唐宋元时期进入中国的阿拉伯、波斯、中亚穆斯林从血统上已经完全与中国汉族混杂了，新疆维吾尔回、哈萨克回又与阿拉伯、波斯无血缘关系。而中国不少信仰伊斯兰教的汉人，更不能称回族。譬如青海民和县孔姓回教徒，自称为孔子第四十七代后裔。甘肃永靖马家湾附近孔家寺附近孔姓人家，亦称为孔子的后代，其改奉回教，系近六十年的事（丁明俊，《民国时期“回族”“回教”之争与回族群体的自我认知》）。此外，海南岛的回教徒来自于越南的占城，操持南岛语系语言，与阿拉伯亦无血缘关系。
因此，“回教不仅仅是边疆少数民族的宗教，而是中华民族一部分人所信奉的宗教。”因此，在中国信奉回教的人不能称为回族。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回教徒只有一部分或小部分唐代阿拉伯侨民的后裔，大部分是中华民族，这样就不能统称为‘回族’”。“假使以阿拉伯民族这个国家或民族为‘回族’论的出发点，那就是说全世界的回教徒不分种族，不分国别，都是阿拉伯民族的一份子，都应该以阿拉伯为‘祖国’”（尹伯清《回教与回族辨》）
可以说，这种理解和言说是正确的，也是受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观所影响的。
年7月，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典礼，蒋介石发表讲话，指出：
“中国有许多佛教、基督教、回教，可以说是汉族信仰宗教，佛教不能称佛民，耶教不能称耶民，那么回教也不能称回民。宗教传布的目的，在于普遍，若回教之信仰，回民和回族始有信仰资格，未免将本身资格变得狭小，不是宗教之本意。若回教即回族，难道非回族人就不能信仰回教么？过去我和马云亭(即马福祥)先生谈过这个问题，他很明白这个道理，他认为中国的回教，多半是汉人信仰回教。”
白崇禧，据称是元代诗人伯笃鲁丁（答失蛮人，或云即大食人）的后代
回教救国协会理事长白崇禧也在会上发表《中国回教今后的展望》演讲称：
“过去当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回教徒可以单独构成一个民族，其实这是很错误的，因为世界上无论哪一种宗教，都是要普及于全人类的，而并没有民族或国家的畛域之分……即回教流传至今，全世界大多数民族间亦都有他的信徒，以中国而论，全国各地信教的汉满蒙回藏都有，如青海是种族最复杂的省份，也是各方回教徒荟萃的地方。那里的回教徒有西藏人，有新疆人，有蒙古人，有汉人，还有少数满洲人，可以说是五族具备了，如果把回教，看为是回族，不仅不合逻辑，而且也把回教的精神，缩小成太狭窄了，须知……宗教不过构成民族的因素之一罢了，且总理在民族主义中曾言及，中国人一向只崇拜家族宗族，而缺少国族主义——即民族主义，故总理他要把宗族、家族意识扩大为民族、国族。……‘回教’就是’回族’，回族只能信奉回教，这种错误的思想，我们应该彻底纠正，现在本人联想到本会的名称：——‘回民救国协会’‘回民’两字的含义，是’回教人民’呢？抑系‘回教民族’呢？从表面上看是很含混的，故我主张改为’回教救国协会’，希望各位加以研讨。”
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也说：
“回教与回族，是有分别而不能混为一谈的。回教是一种宗教而不是一种种族，如果谓回教即为回族，那就错误太大了，考回教传入中国，在纪元七百余年以前，距今约一千一二百年上下。自回教传入中国后，中国旧有的民族信奉回教者日渐增多，于是宗教的范围渐渐扩大起来，超越了种族的界线，所以到了现在，除了新疆的缠回系真正之回教而外，其他国内各地教民，均系由中国原有民族而信奉回教者，所以回教与回族是绝对不同的。由此我们可以估计，我们十八辈二十辈以前的祖先，尚未信奉回教，与现在未奉回教的人是一样的。……试问自己不是中华民族，究竟哪一个是从阿富汗、土耳其，或是阿拉伯迁徙而来的呢？照这样说，我们根本无汉族回族之分。”
他在抗战时期讲到西北回汉关系问题时再次指出，中国的人民因信仰自由，信仰了回教，而民族仍然还是中华民族，并不因信教而变为阿拉伯民族。我们是中华民族，是四万万人里的一部分。我们是世忠国家，不能忘其祖宗，不能忘其国家。无所谓回，无所谓汉，只有团结救国，抵御外侮，并无回汉的隔阂。（丁明俊,《民国时期“回族”“回教”之争与回族群体的自我认知）
年9月6日重庆各报刊刊载国民政府中央社通讯稿“回人应称回教徒，不得再称回族”的行政院通令，内容为：“我国向称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其中回族实为回教，如蒙、藏人均有一定之地域，一定之政教，故可称为蒙古族、藏族，若回人则遍布全国，虽甘、宁、青等省较多，然除其宗教上之仪式外，一切均与汉人无异，实与信奉耶稣教、天主教之教徒相同，故可只称为回教徒，不能称为回族。过去因此称谓时而引起民族上的问题，以致发生隔阂误会，实一绝大遗憾。现在种种隔阂现象虽已扫除，然名不正即言不顺，仍有予以根本纠正之必要。闻行政院有见及此，拟即通令全国，以通告于回人一律称为回教徒，不准再称为回族云”。
但当时有一大帮回教徒坚决反对，坚持认为他们是阿拉伯人，必须称为“回族”，不能称为“回教徒”。这帮人的意见领袖包括薛文波、艾宜栽、王农村、马述尧、李廷弼、杨敬之、白泽民、闪克行等。年他们在北京西单清真寺成立“中国回族青年会”，并主办《回族青年》，他们主张回回是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并提倡“民族自治”。
回教徒法学家冯子斌在明确反对“回教”称谓时如此说：“别的事可以商量，这事不是一般的，我们不能出卖祖宗。”这里的祖宗当然不是指炎黄、汉族了。抗战时他们改称伊斯兰青年会，曾就禁止再称“回族”一事激烈反弹，向国府通电抗议。后经蒋介石以行政院长身份亲自批复驳回，这才无话可说。
我们要明白“回教”与“回族”的分别，一个是愿意接受汉族同化的、只以宗教作识别的称谓，一个是坚持以阿拉伯本部为唯一血统、以宗教为旗帜、拒绝汉族同化的称谓。
哲合忍耶传教士马国瑞就是坚定的“回族”主义者，与回族青年会、伊斯兰青年会一样，都要求“民族自治”。
年宁夏文史第六集，刊载作者马辰所撰的《固海回族起义领袖马国瑞》，如此写道：
国民党政府推行大汉族主义，蒋介石公开宣称中国回回即汉人，只是信回教而已，无视“回回”是一个在中国实际上存在了千百年的民族，“回回”一定要争取自身民族平等地位，为建立民族自治政府而奋斗。年到年，国瑞以游访传教为名，在海固回民区宣传反蒋主张。(一)他效仿历史上编唱童谣反对当政的办法，也编写童谣，制造舆论。如“民国贼夫不见了，西北男子出现了，回汉同心打老蒋，救民保教保家乡"等等；(二)组织回民武装，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回族自治政府。有人制止国瑞不可轻举妄行，有些亲蒋分子听了国瑞的宣传，嘲讽地说：“赤手空拳的几个穷回回，能打倒兵山将海、武器精良的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军队对外不足，对内有余，赶着一群羊和老虎打架，自寻送死”“不要夸夫追日，以卵击石，重复同治十年金积堡白骨积塔的老路”。还有人说：“马国瑞得了神经病”等
国瑞却认为，“虔诚的穆斯林是无所畏惧的”，他中肯地说“为了回回民族的生存为了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我愿意和国民党作血洒疆场的战斗，为后来人树立路碑，真主会给苦难的穆斯林指明成功之路的。
另据“中国回族文献库”回族知识条目“哲赫忍耶学派马震武时期”所述：“年十一二月马震武的侄子马国瑞由于对现状很不满，便指使亲信在西海固一带散布‘马国瑞有一代大光阴，要坐四十年天下’的言词，制造舆论，准备暴动。”由他炮制的这段谶语可知，他的所谓“民族自治”，是要效法他的祖辈马化龙，搞武装割据，搞伊斯兰国。马震武的哥哥马锡武是国民政府的东路交通司令，闻讯将侄子马国瑞带到兰州的公馆软禁了事。
年1月，马国瑞的弟弟马国璘（马国琳）勾结马银贵、马喜春，纠集二千余人，枪一千多条，袭击隆德等地国军。因猝不及防，两个连的国军被杀害。西海固回教徒来投奔造反者达万余人。国军九十七师出动镇压，处决了马银贵，余众星散。但马国璘见机匿去，竟与兰州的马国瑞取得联系。
同年５月29日，马国瑞从兰州潜回固原，当夜即在西吉县攻灭驻扎村内的胡宗南三十五师一个排，继而攻打海原、化平、隆德，回教徒来附者两万余人。回教叛军曾与甘肃省政府代表团谈判，提出“陇东成立回民自治政府，给起义军配备装备给养，撤走国民党军队等３项要求”。在抗战时期，要求国府撤军，实质上这个“自治”就是独立了。代表团拒绝其无理要求。马鸿逵部及九十七师经过一个多月激战，击毙马国瑞、马喜春，但国军也伤亡惨重。
由于此战后马国瑞尸首不能识别，马国璘等人造谣说，“他没有死而是隐遁起来了，终有一天会出来推倒国民党的天下”。年5月，马国璘勾结马思义、马国璠再度率众暴乱，这次有几十个村庄、三万余回教徒参加，起初分成18个营，后来扩大到24个营，由马思义任“团长”。
马思义
马思义是马喜春的儿子，在马鸿宾部当班长时，听说老家举事，即逃跑回家参加，任马国瑞的警卫排长。第二次举事，马国瑞马喜春皆战死，就是他率余部突围潜匿。
据甘肃党史网、甘肃组工网的资料称，“５月16日，起义军在大麻子山利用有利地形，伏击尾追之敌，歼灭四十二军黄初飞团，击溃一九一师两个团，歼敌余人，缴获机枪50多挺、步枪余支，起义军仅伤亡30余人，取得重大胜利”。
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调集预备7师、97师、81军以及42军和师余部进行围剿。叛回见南下道路被封锁，便意图北上。马思义主持会议，决定投奔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北上过程中遭遇伏击，仅剩五六千人突围。
“回民抗日骑兵团”政委杨静仁为海固事变题字
事后，马国璘率二千人返回西海固，于年４月伏法。马思义部四分五裂，仅剩多人继续北上，找到了共军。马国璘先后受到肖劲光、王维舟、毛泽东的接见。马国璘残部被中共封为“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回民抗日骑兵团”，马思义为团长，杨静仁任政委。年后，马思义历任甘肃军区西海固军分区司令员，西海固地委书记、西海固专署副专员，宁夏军区副司令员，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届政协副主席等职。
以上便是西海固回教徒在抗日战争中三次叛乱的大致经过。
我们只要从历史纵线上稍作对比，即可了解，西海固三次回乱与咸丰、同治回乱都属于同一模式，即“国难—叛乱—建伊斯兰国”模式。
云南回教徒杜文秀，就是在太平天国将清廷打得晕头转向之际，于咸丰六年起事。最初伪称“遥奉太平天国南京号召，革命满清”、“救民伐暴”，后则自称“众穆斯林的统帅”（另一个译法是“一切回人的领袖”），进而建立“大理回教国”，自封“苏丹苏莱曼”（见安邺《印度支那探险记》），被称为“大理的苏丹”或“苏丹”。民国学者何慧青《杜文秀建国十八年之始末》说，杜文秀一度“改用回回历，并用回回文字，凡公文告示俱用回回文字，禁用汉文，凡教民均须住各礼拜寺向阿訇学回文”。
“大理苏丹”杜文秀的画像
后杜文秀派心腹任老五等人到陕西去大串连，搞乱西北。任老五于同治元年挑动回教徒起事，马化龙、穆生华、白彦虎等人迅速和应。马化龙是哲合忍耶派五代教主，穆生华是哲合忍耶二代教主穆宪章的侄孙。
穆生华攻破平凉府城，建国号“成正”，自封“平凉王”，尊马化龙为“国主”。而马化龙在金积堡起事，控制宁夏、陇东大片地区，初时自封“总理宁郡两河等处军机事务大总戎”，后来在金积堡大修宫殿、铸造钱币，“如果不是迫于清廷重兵进剿的压力，几乎就要称帝建国。”（张劲松，《略论清同治年间“陕甘回乱”的原因》）当然，他们要建的不是华夏大地传统意义的国家，而是伊斯兰国；所称的“帝”其实应该叫“苏丹”更准确。
西海固的这三次“起义”也是一般无异。马国瑞早就参加回教徒的激进主义活动，大搞什么“护教运动”，但却在年卢沟桥事变日寇大举侵华、国民政府无暇他顾之时，才偷偷溜回西海固，借口反对国民政府的同化政策，煽动叛乱。他的口号有两个，一个是“回族自治”，实即趁战乱割据，一个是“马国瑞有一代大光阴，要坐四十年天下”的谶语，这就明明白白要效仿杜文秀、马化龙等“前辈”，要建元开国了。
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就是以汉族为本位同化国内其他民族。而以杜文秀、马化龙、马国瑞等为代表的伊斯兰主义者，不但拒绝同化，还要“建元开国”，建立伊斯兰国，反过来同化汉人。同化汉人，不是说说而已。据回教学者马长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调查记录》，叛回打出的旗帜是“灭汉兴回”，攻破汉族村寨之后大肆屠戮，汉人躲入地窖中，回军就用辣椒面燃熏，窖中老少全部熏死。回回匪首马占鳌攻打河州时，下令凡愿投诚随为回民的汉民挂出白旗，头戴白号帽子，改信伊斯兰教，可以免杀。这样的汉民称为“随教”（丁焕章，《甘肃近现代史》）。
一个要同化，一个要反同化，建伊斯兰国、开苏丹甚至哈里发之元，这两条道路，注定南辕北辙。
同题阅读：参见《年前伊斯兰国恐怖分子任老五如何肢解官员、屠杀汉民》请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