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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杨义
地理是文学的土壤，是文学的生命依托，文学地理学就是寻找文学的土壤和生命的依托，这样才使我们的研究对象变得开阔，研究方法变得深入。
地理空间是人类生存活动的场所，“文学地理学”就是探讨文学和人文地理空间的关系，
其次是个“文”字，即文化层面的分析。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以特定的思想价值观念渗透到人间的各种现象和生活方式里面，赋予人间现象和生活方式以意义、特色、思维的那个东西。就像盐溶在水里，看不到那个是盐，但是喝的水就是咸的，这便是滋味。很多亚文化的构成，比如说有官方文化、民间文化、日常生活的文化、山林隐士的文化，这些都是文化的不同层面。雅的层面，俗的层面。从地理上看，有边缘的文化，有中心的文化，有主流的文化，有非主流的文化等等。我们对民间的文化、口传的文化还没有给予必要的位置。如果我们光研究文字，我们就研究的是水果摊上的水果，如果我们加上民间口传的传统，我们就研究了这棵果树是怎么生根发芽枝繁叶茂之后结出果子，研究它的生命的过程。如果我们把民间的口传的传统也记入文学史的话，我们的文学史就会比一些文人酸溜溜的或者很窄的范围内做那短小诗词就很不一样，我们的文学史可能能够动员的资源就非常之丰富。
第三是个“群”字，族群的分合，族群的划分。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居住区域、生产生活方式、信仰习惯、行为方式和语言系统。这些东西相互对峙又相互吸引、相互融合，在长期的发展中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讲中国文学不讲少数民族就讲不清楚汉族，不讲汉族也讲不清楚少数民族，因为我们DNA都混在一起。北方的汉族和北方的少数民族DNA的接近程度超过了北方的汉族和南方的汉族，南方的汉族和南方的少数民族DNA的接近程度，超过了南方的汉族和北方的汉族。民族问题是文学地理学必须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再一个是家族问题。古代的家族不单是一个血缘的单位，而且有着经济、政治的功能。研究中国文化不研究家族、民族问题，很难把握深层的奥妙。比如王安石变法遭到司马光反对，其中的南北家族问题就不能忽视。司马光等人多来自北方家族、中原家族，在山西、河南这一带；而王安石等人都来自南方家族，在江西、福建这一带。中原家族安土重迁，根底非常深厚，素以文化上稳重见称。南方的家族是从北方迁徙过去的，带有更多的开拓性、冒险性，同时也有投机性。这些问题不深入到家族的脉络中去，很多问题是看不清楚的。
第四是个“动”字，空间流动。无论是区域的类型，文化的层分，民族的组合，族群的组合，只要它一流动，就产生新的生命形态，就产生文化之间、文学之间的新的选择、新的换位、新的组接和新的融合，就可以在一种变动的情景中来锤炼文学的品质和性格。比如在广东、江西、福建、台湾这些地方有一个民系叫客家。梅县有个客家诗人叫黄遵宪，他在《己亥杂诗》中说“筚路桃弧辗转迁，南来远过一千年。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就是说他们像楚国人一样，筚路蓝缕的辗转迁移到南方，他的方言能够证明中原的音韵，保留了入声字，说明他来自中原。中原人士一旦进入了赣南、粤北、闽西的山区，变成了山里人，形成了一种刚直刻苦的性格。空间的流动往往可以使流动的主体眼前展开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文化区域和文化视野，这种“双世界的视景”是很重要的。有了两个世界的对比，可以接纳、选择、批判的东西就多了。开拓出一种新的精神境界和思想深度，就空间流动的一加一是大于二的，是超越二的，进入一种新的思想层面的。
文学地理学的三条思路，就是整体性、互动性和交融性。地理学给我们展开一个很大的空间，材料是分散的，零碎的，纷繁复杂的，我们要从横向上给它整理出它的类型，又要从纵向上去发掘它的深层的意义，那么我们就要有一种非常有透视性的文化思维方式。第一个是整体性的思想。因为就是从中华民族这个文化共同体的整体性来考察一些具体的专业性的问题，把博通的东西和专精的东西统一起来。第二个是互动性的思维。就是说我们分出一些区域文化层面和族群，不是要把它割裂开来，孤立起来，而是为了更好地看它的特征，它在互动的过程中的功能，看它的转化，看它轻重、浓淡、正反、离合间的那种文化网络。第三个是交融性的思路。讲整体性、互动性，更高的追求还是要融会贯通，然后在贯通中进到一种化境，在交融中创造新的学理。
地理是文学的土壤，是文学的生命依托，文学地理学就是寻找文学的土壤和生命的依托，这样才使我们的研究对象变得开阔，研究方法变得深入。如果文学地理学是个大房子的话，以上谈到的四大领域、三个思路，就构成了文学地理学四大开间、三级台阶的学理体制。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
责任编辑：左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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