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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整体史观审视，延安时期中共媒体“群众路线”的践行不仅继承了苏维埃时期其一以贯之的群众路线优良传统，更为重要的是，也形成了一些创新的操作手法和与时俱进的价值关切，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实践的宏大叙事当中其社会角色和作用可谓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回溯与省察延安时期媒体“群众路线”的实践旅程与价值指涉，在中国不断推进群众路线实践活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之际，无疑深具缅想历史、惠及当前、继往开来之实践理性与价值要义。
延安，这块孕育着社会主义中国的革命圣地，不可避免地与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层面保持着密切的关联。年，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伊始就明确了其独特定位，即“从小团体变为群众的党，要能做到从思想的团体变为行动的团体，要能做到从支部基础的工作到大的群众行动”，（中央档案馆编，：）并逐步在延安时期使得群众线走向成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将群众路线在概念与操作层面加以系统化与规范化，群众路线便成为有效整合区域内部资源并积极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高效手段，它既提升了群众对人民政权的热情度、参与度、认可度，又保证了群众实践中主体地位与能动角色。此后，群众路线便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日渐辐射并逐步统摄到中共媒体实践的各个领域，并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成为各类媒体与各个新闻机构的规范性力量。虽然群众路线在延安得到了较为成熟的推行与发展，但其意义却不局限于延安时期，更在建国后甚至是当下社会，凭借其话语威权及广为存在的生存土壤在我国的大众传媒、尤其是新闻传播领域及其实践中一以贯之，历久弥坚。所以，无论是从阐释延安时期群众路线的成功实践的现实启示，还是从更为宏大的角度理解该时期群众路线的价值诉求对当代媒体行为的示范意义，都有必要对延安时期中共媒体群众路线的实践经验与价值诉求进行全面、细致的厚描与擘肌分理。
一
“群众路线”媒介实践的理论逻辑与历史脉络
“群众路线”是一个复杂而多义的概念。具体到媒体的“群众路线”实践中，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作为一种规范媒体叙事逻辑与业务操作的一种理念、一种专业信念（有学者认为群众路线是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创新）、一种话语体制（将群众路线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强调群众的历史主体性地位），更为重要的是，“群众路线”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即确信大众拥有智慧和能力，能有所作为。纵观历史，任何一种伟大的实践活动都必须有理论的观照，而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与发展，都有其特定的现实语境。“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还是苏维埃政府的群众路线实践活动，都为中共媒体坚持践行群众路线，提供着理论支撑。
“唯物史观的核心是群众史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阐述了唯物史观，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性地位，为人们正确、理性地认识、思考社会现象与社会发展规律提供了思路，从而纠正了唯物史观诞生之前人们无限夸大精神因素去认知世界的现象。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思想，并在俄国的具体革命实践中将其深化。“无产阶级的百万大军才是万能的”“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列宁，：，53）无不说明列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全心全意服务群众的理念。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漫长的革命征程中对群众路线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并逐步熔铸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第一，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党与人民群众休戚与共，“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第二，为人民群众谋取利益，“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第三，甘愿当学生，向人民群众学习，“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毛泽东，：；：）而对于群众路线的具体内涵，刘少奇曾给予如此诠释：“第一，信任人民群众，相信他们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相信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第二，党必须根据群众的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工作，党的方针、政策、措施都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刘少奇，：-）邓小平面对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问题，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将群众路线总结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赖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还肯定了知识分子的人民群众属性，并将其纳入人民群众的范畴，丰富了人民群众的内涵。江泽民执政时期，大力倡导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制度化、法制化的运作方式保障群众利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则凝聚了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党的领导人创新与发展“群众路线”理念的集体智慧。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从“中国梦”的战略高度上，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党和国家应长期奋斗的根本目标”，（习近平，）而“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惠及百姓、改善民生”。（习近平，）
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史上，先后孕育了《向导周报》《红旗》《红旗日报》《红旗周报》《红色中华》《红星》《新中华报》《解放日报》以及《人民日报》等前后相继的9种中共中央机关报。（卢文斌，）“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党的新闻事业史也是一部践行群众路线的史书。”（哈艳秋，：23）重新审视各个时期党报关于群众路线的实践历程，就会发现，群众路线是党新闻事业中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是党的新闻事业开展所有工作的基石。而《解放日报》之所以践行群众路线，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优良传统的一种延续与传承。
年9月13日，《向导》周报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份机关报，在上海宣布创33刊，在《敬告本报读者》一文中指出：“他是真正代表中国民众利益的报纸，他是中国苦同胞的忠实好友”，开创了党报“群众路线”实践的先河。
《红旗》于年11月20日在上海创刊，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份机关报。在其创刊号上，转载了《中国共产党告全公民众书》，号召广大工农兵战士和广大劳苦群众团结起来，反对国民党政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年8月15日，《红旗》与《上海报》合并为《红旗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三份党报出版，其发刊词《我们的任务》决心“要使《红旗日报》成为全国工农群众自己的报纸。并相信在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帮助下，我们定可以战胜一切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压迫，战胜一切工作中的困难。”（张之华，：-）年3月9日，《红旗日报》改名为《红旗周报》在上海创刊，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四份机关报。这三份存在继承性关系的报纸，是党报践行群众路线的有机组成部分。
年12月，《红色中华》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五份机关报在江西瑞金创刊，该报立足于群众办报的方针，瞿秋白提出建立广泛工农兵通讯员的意见，与群众生活保持密切联系，还特意编写《工农通讯员》增强通讯员的专业素养。《红色中华》成为苏区千百万军民的喉舌。长征期间，《红色中华》停刊，邓小平主编的《红星》代行，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会的第六份机关报。《红星》报发表了本报号召：《创造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详述了群众工作开展的方法。此外，报纸上文章大都短小精悍，通俗易懂，目的是吸引群众，让他们读得懂、乐意读。《红色中华》与《红星》报培养通讯员、介绍开展群众工作的方法，树立了党报践行群众路线的新典型。
年9月9日，《新中华报》创刊。报纸积极报道各抗日根据地群众的生活状况、反映群众的愿望。如开辟“大众信箱”（“读者信箱”）专栏，与群众打成一片。“它作为党的一张全国性的大型日报，工人读者竟占了70%；其他学生、教师等基本群众，占了百分之二十几......这种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报纸，在国统区是独一无二的。”（廖永祥，：）这足以证明其新闻生产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以上党报群众路线的实践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为群众争取正当权益、依靠群众力量创办报纸、注重文风的贴近性、积极培养通讯员等一系列良策善举一直延续到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
二
《解放日报》改版：群众路线实践走向规模化与制度化
年5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第二天，《解放日报》在延安清凉山创刊。初为两个版面，四个月后，扩充成为了四个版。其版面格局也大致成型：一版刊登国际新闻、国内要闻及社论；二版全部为远东新闻，辟有“世界统计与调查”与“世界人物介绍”两个专栏；三版为国内新闻，常常刊登大后方的消息及有关边区政治、经济、思想等的理论文章；四版则是边区新闻与副刊各占一半。用黄旦教授的话来概括：“一切都按部就班紧张地运转，所有都合乎程序按照党报的要求进行，无论是其组织隶属关系还是内容，没有一点跨越‘雷池’之迹象也未见丝毫异议，直到年2月。”（李金铨，：）
改版初期的《解放日报》虽在提供信息、发表评论等方面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但其仍有着不容忽视的缺陷，如缺乏党性、战斗性、严重脱离了边区广大群众的实际生活等。如《解放日报》还效仿《大公报》天天刊发社论的做法，其社论所涉及主题大都是国际问题（见表1），而党的政策、方针以及边区群众的大生产运动等切实与群众相关的新闻，却被放置于不显眼的版面。年，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和扫荡，国民党当局实行严密的军事打击与经济封锁，整个边区缺衣少粮现象十分严峻，一年后，中央根据群众的公粮上缴的负担过重而决定该年度减少征收公粮，如此体现重大新闻却刊登在《解放日报》的第四版。此外，此时陕甘宁边区文盲率达90%以上，而初创时期的《解放日报》在文本及叙事方式中，大量晦涩难懂的词汇随处可见。
表1：年5月-12月31《解放日报》的篇社论题材分类
年4月1日，作为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中央与毛泽东亲自组织下，《解放日报》开始改版。社论《致读者》宣告其改版正式开始：“今天我们的版面以新的形态呈献在读者面前，我们愿乘此机会来总结一下过去十个月来的工作及今后本报的方向，”而对于媒体如何践行群众路线，社论中写道：“密切地与群众联系、反映群众情绪、生活需求和要求，记载他们的可歌可泣的英勇奋斗的事迹，反映他们身受的苦难和惨痛，宣达他们的意见和呼声不仅要充实群众的知识，扩大他们的眼界、启发他们的觉悟，教导他们，组织他们，而且要成为他们的反映者、喉舌，与他们共患难的朋友。”（李彬，：）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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