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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有这样朴素的想法——既然“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文化”上的“大革命”，在这场旨在破旧立新的所谓“革命”中，文物古迹似乎理所应当是“革命”的对象。
的确，在“文革”期间，特别是年“破四旧”运动中，中国的文物古迹遭受过不小的破坏。但是，今天在全国各地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许多重要文物古迹基本完好地存留下来。
“文革”中文物古迹到底遭到了多大程度的破坏？有哪些原因使众多的文物古迹经历“文革”的动荡保存至今？人们对此的认识尚不统一。
“破四旧”历史照片之一在以往的研究中，印红标、金春明、米鹤都等涉及过“文革”前期“破四旧”运动中破坏文物的现象。一些文章介绍了曲阜、杭州、贵阳、福建、山西等地“破四旧”运动的来龙去脉。在研究“文革”的专著中，有些对“文革”期间破坏文物的问题有所涉及，如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席宣和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郑谦和张化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第三卷）》、江沛的《红卫兵狂飙》、高皋和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等。但这些研究往往集中于对“文革”政治进程的整体分析，对文物保护问题未作专门的深入探讨。有的研究虽强调了“文革”中文物遭到过破坏，但对文物也有得到保护的一面很少涉及。
“破四旧”历史照片之二与上述观点不同，谢辰生指出了“文革”中文物既有破坏也有保护，而且破坏的程度也相对有限。固然两种观点各有其理，但本文认为应当看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文革”中文物遭到破坏的程度存在时间、空间两个维度上的差异。本文将回顾“文革”中文物的破坏与保护的历史进程，探讨破坏的程度和保护的原因。由于原始档案等资料上的限制，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依据地方志、官方文件等公开资料，并结合当事人的深度访谈展开，一是文本研究，结合历史背景对官方文件、官方报道等文本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二是对有代表性的具体案例进行个案分析。“破四旧”历史照片之三一、“文革”中文物破坏与保护的总体情况被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誉为“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有的宝物”的辽宁义县奉国寺，是中国仅存的几处辽代木构建筑之一，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年夏，正值“破四旧”运动的高潮，沈阳某学院红卫兵闯入奉国寺，欲铲除佛像，被当地文化局干部劝阻。没隔几天，清华大学红卫兵也来到奉国寺，写了一条“‘造反派’要保护文物古迹”的标语。此后，当阜新煤矿学院红卫兵来到奉国寺，看到清华大学红卫兵留下的标语后，转了一阵便撤走了。奉国寺在文革中得到完整保存，年进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辽宁义县奉国寺奉国寺是“文革”中文物既有破坏，也受保护的一个典型案例。奉国寺引出了一个问题，即奉国寺的保护是偶然的个案，还是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类似的情况？是“只有很少数受到特殊保护的地方例外”，还是“破坏其实并不像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大”？我们分别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全国文物普查中登记的一般文物古迹等三个类别进行考察。西藏达孜甘丹寺（“文革”之后复建）年国务院公布的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除西藏甘丹寺1处以外，基本得到完整保存。如年河北省文物部门的调查报告，河北2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除个别的遭到一些破坏外，基本上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据“文革”期间担任过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梁白泉回忆，“文革”时期江苏没有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遭到严重冲击和破坏。尽管个别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曲阜孔庙遭到过冲击，一些碑刻、匾额被砸，但是文物本体基本完好。黑龙江哈尔滨圣尼古拉教堂（“文革”期间拆毁）年至年地方政府公布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遭到破坏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总体上大多数得以保存。试以北京和华北、东北、华东、华南、西北的五个省市为例。在北京，39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有3处被毁于一旦，即昌平汉城遗址、延寿寺铜佛、圣安寺。在河北，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有49处遭到彻底毁坏。例如东光县宋代铁菩萨，在“文革”初期被当作“四旧”砸烂。在江苏，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有51处被毁。如昆山的宋代妙峰塔、吴县明代敌楼、明代圣恩寺等。在广东，年公布的6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有12处，因遭到严重破坏而被撤销，如海口市海瑞墓碑、阳山县涅磐石塔等。在黑龙江，1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有4处遭彻底毁坏，其中依兰县关岳庙、宁安县清真寺毁于“破四旧”。在青海，“文革”前公布的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62处在年进行过调整，除塔尔寺、瞿昙寺升格为国家级，还有13处因遭到严重破坏，或经过全面考古发掘而失去继续保护价值的予以撤销，对其余47处则予以重新公布。部分省市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存情况*“文革”后被撤销身份数，包括彻底被毁造成文物灭失、经过考古发掘失去文物价值、部分破坏后从省级降格等不同情形。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地方志等公开资料统计整理。对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以下简称“一普”）登记的一般文物古迹，在年《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中未提出明确的保护要求。由于资料上的困难，我们很难对一普文物在文革中的损失情况作全面、精确的考察。这里以“破四旧”运动最激烈的北京为例，分析第一次文物普查的文物的实际受损程度。年以前，北京市在一普中登记的文物中，有18处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9处被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他均未被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文革”期间北京文物古迹的损失情况，有不同的说法。（1）前文引述的赵学勤文章认为，根据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以下简称“二普”）的统计，北京市年第一普中保存下来的处文物古迹中，有处被毁掉，绝大多数毁于“文革”期间。按此说法，一普文物损失率达72%。（2）北京市文物局主编的《北京志·文物志》统计，-年一普共登记各类文物项，其中古建筑等有项，到80年代二普剩下项，减少了处。（3）时任首都博物馆馆长荣大为撰文认为，“文革”期间文物古迹（不可移动文物）从原登记的处锐减至处（不完全统计），减少了处。
这一数据与《北京志·文物志》比较接近。按后两者说法，一普到二普文物损失率约在10%左右。显然，文物行政部门的统计与赵学勤文章的观点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两次文物普查中文物数量的减少，是否都是“文革”“破四旧”中人为蓄意破坏的结果？不尽然。第一，有些文物在“大跃进”期间就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如当时公社要求文物部门支持办工厂、腾退寺庙、清理庙内佛像及文物，致使一些文物受损。
第二，在“文革”期间消失的文物，有的是“破四旧”之后由于生产建设的原因受损，而非蓄意破坏。第三，还有因政治原因主动撤销、分类统计变化等因素，并非文物本身的灭失。
江苏苏州太平天国忠王府（年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年因政治原因撤销，年恢复）总体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基本完整保护，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大多得以保护，一般文物古迹也有很多被保存了下来。“文革”中许多文物遭到了破坏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其程度的确“并不像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大”。文物的保护与破坏的情况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区，也有所区别。年下半年“破四旧”运动期间，是大规模集中破坏文物的高峰。但在这一时期，国务院和一些地方的党政系统也采取一些重要措施，尽可能减少了损失。在“夺权”兴起、“文革”斗争目标转向的背景下，年中央下发《关于保护国家财产，节约闹革命的通知》和《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大规模破坏文物的行为得到遏制。年中共九大后，国务院成立“图博口领导小组”，国家文物保护事业逐步恢复。二、“破四旧”中的文物与政治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标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传达了中共中央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精神。社论说：“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再次强调了破除“四旧”的政治意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十六条”是红卫兵发起“破四旧”运动的直接思想来源和依据，但这两个文件里所说的破除“四旧”的概念，泛指与移风易俗相联系的社会文化领域的批判和革命，并不等同于后来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
换言之，两个文件强调的清除对象主要是思想观念上的，而没有直接提出要清除物质性的文化遗产。
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运动实际上是北京的红卫兵根据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而发起的。红卫兵破坏文物的行动主要集中在年下半年的“破四旧”运动期间。在北京，严格意义上的“破四旧”运动发生在8月下旬到9月底，前后约40余天。运动最初重点在破除某些旧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如更改商店、街道的名称，禁止某些服装和头发式样等等，但是短短两三天之内就发展到大范围的暴力行动，造成巨大的社会混乱和破坏。
砸毁文物是红卫兵破坏性活动的一个方面。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的当天，北京体育学院“八·一八”红卫兵、教职工和家属人，到颐和园佛香阁砸碎了佛像。几天之内，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圣安寺、昌平汉城遗址、延寿寺铜佛被毁殆尽。
这是已知的“破四旧”破坏重要文物的最初几起事件。“破四旧”运动迅速从北京向全国蔓延，八九月间发生了大批文物被砸毁的事件。如河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东光县宋代铁菩萨，黑龙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依兰县关岳庙、宁安县清真寺，吉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舒兰县完颜希尹神道碑等重要文物，被当作“四旧”砸烂，有的甚至被炸毁。
北京圣安寺（年列入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大雄宝殿及殿内佛像、壁画均毁于“文革”，现存山门和天王殿，年列入宣武区文物保护单位）“破四旧”运动对文物的破坏，在两类古迹中显得尤为明显。首先是佛寺、道观等宗教场所，其保存的历代经卷、造像、匾额、神位被大量砸烂焚烧，但古建筑本身并不是摧毁的目标。其次是同当时政治风向有密切关系的所谓“反动”人物的遗迹、墓葬。例如，尽管年武训及电影《武训传》就遭到批判，但位于山东省冠县柳林镇的武训墓在“文革”前仍被列为聊城地区和冠县的文物保护单位。年8月下旬，当地柳林中学红卫兵砸毁武训墓，并抬尸游街，扬尸批判。山东冠县武训墓（“文革”之后复建）海南海口海瑞墓（“文革”之后复建）红卫兵“破四旧”造成一批文物的损失，但从“破四旧”运动自身的特点看，其破坏行为在时间、范围、程度上仍然是有限的。这里既有红卫兵运动本身的原因，也有来自普通干部群众的自发保护。例如北京中山公园南门外的石狮、颐和园的御笔匾额、西山八大处的十八罗汉，均因园林部门工作人员想出的巧妙办法而得以保存。
红卫兵对文物的破坏也并非是中央明文号召的结果，甚至相反，“文革”发动之初《人民日报》、新华社还曾刊文宣传，应当学习一些红卫兵保护文物的事迹。
北京中山公园南门及石狮历史照片（年自河北大名某寺迁来，ThomasFrankCrellin摄于至年间）北京中山公园南门及石狮现状（年，公园工人为保护石狮，将其埋于地下，年复原归位）10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红卫兵赞》，日本友好人士清水正夫说“红卫兵是毛泽东主席的红小兵，是革命前辈的继承人。我们亲眼看到了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他们大破四旧、大立四新，保护文物古迹等国家财产，很有成绩。”据北大俄语系级毕业生郑克中回忆，年夏清华大学附中一批红卫兵要来北大“破四旧”。在校文革主任聂元梓号召下，北大红卫兵紧急奔赴校西门，保护了西门的石狮子和华表。郑克中认为，“‘文革’中红卫兵挺身护‘四旧’，这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一例。”然而，大学生红卫兵主动保护文物绝非仅此孤例。除前文所述清华大学红卫兵保护奉国寺之外，年8月24日，杭州四中等校的两千余名中学生红卫兵试图捣毁灵隐寺时，浙江大学红卫兵也进行了保卫行动。浙江大学学生在全市广为散发了一份《告全市人民书》，号召全体市民行动起来，保护文物、保卫灵隐寺。杭州钢铁厂的工人分乘8辆卡车赶往声援，挂出了“誓保灵隐”的巨幅标语。8月27日，在周恩来及浙江省委的干预下，红卫兵撤离，灵隐寺得以保护。
8月26日，在龙门石窟面临洛阳八中红卫兵破坏时，洛阳农机学院大学生积极前往保护龙门石窟，耐心说服中学生放弃了打砸计划，值守石窟达一周之久。
这些案例表明，红卫兵自身对文物的认识不尽相同，以“红五类”为骨干的中学生红卫兵往往更加盲目和狂热，而大学生红卫兵则相对较为理性，有保护国家财产、保护国家文物的意识。
浙江杭州灵隐寺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总体而言，在斗争方向上看，“破四旧”始终不是“文革”的主要方向，破坏文物也不是“破四旧”的核心目标。即使在“文革”前期，“破四旧”主要矛头依然是对那些已经被以往革命和政治运动打倒或边缘化的人群如“黑五类”的所谓“阶级斗争”。而从运动时间看，“破四旧”对文物古迹的破坏，主要集中发生于年8、9月，并在各地延续到年底。到年底年初，随着“文革”的焦点逐渐转向针对“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夺权”，“破四旧”不再是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