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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建立以后，以文化部电影局所属中影公司为主体，构建了一个既有统一集中领导，又有严密分工合作与分级管理的，规模宏大、遍布全国的电影发行放映网。这是在物质条件相对贫乏、经济基础较为薄弱，以及电影体制不够完善、管理水平有待提升的状况下，通过各个方面的不断尝试进而逐渐实现的。在日常运作过程中，新中国电影发行放映网具有政企不分、垄断性强、条块分割等有悖于电影企业发展规律的弊端，但随着发行单位与放映单位的拓展、放映场次与观众人次的递增，以及发行收入与放映收入的提高，新中国电影的发行放映事业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拥有一套独具特色的经营管理策略与业务运作方法，并为国家电影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发行放映网；国家电影网；中影公司；国家意志；大众梦想
作者简介：李道新，男，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北京，）
除了构建一个以长春、北京和上海为主体的国家制片网之外，新中国建立以后，还在中国共产党的电影政策与电影事业发展计划的基础上，以文化部电影局所属中影公司为主体，结合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所属电影发行放映系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所属电影发行放映总站以及中苏友好协会等机构，构建了一个既有统一集中领导，又有严密分工合作与分级管理的，规模宏大、遍布全国的发行放映网。这是在当时物质条件相对贫乏、经济基础较为薄弱，以及电影体制不够完善、管理水平有待提升的状况下，通过各个方面的不断尝试进而逐渐实现的。尽管在日常运作过程中，新中国电影发行放映网具有政企不分、垄断性强、条块分割等有悖于电影企业发展规律的弊端；尤其是在“大跃进”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发行放映网计划一度失衡和失控，甚至遭到重大的冲击和破坏，但在党和政府的领导支持与相关职能部门的努力推动下，随着发行单位与放映单位的拓展、放映场次与观众人次的递增，以及发行收入与放映收入的提高，新中国电影的发行放映事业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拥有一套独具特色的经营管理策略与业务运作方法，并为国家电影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谱写了中国电影传播史上的动人篇章。
一、发行放映网的初步探索
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均处于恢复时期，这也成为国家电影网尤其电影发行放映网的初步探索时期。
新中国的国家电影网尤其发行放映网计划，从延安电影团和“东影”时期便开始酝酿。在延安电影团年9月制订的《接收东北敌伪电影事业，建立我党电影宣传机构》（草案）和“东影”厂长袁牧之年9月向中共东北局宣传部并转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电影事业的第一个汇报（即关于全国电影事业的“点”、“三角”、“面”的布局建议）中，已有关于新中国影业结构和空间布局的设想；另外，“东影”与东北影片经理公司在东北地区对电影发行放映和中外影片交流工作的探索，也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电影发行放映事业的巨大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经验和较为有利的条件。[1]
事实上，“东影”成立后即组织流动放映队，并在技术部下设立巡演科（年9月机构调整时改称放映科），专门负责组织放映队在东北解放区的部队、学校、工厂和农村进行电影巡回义务放映；年1月，主要学习电影放映技术的“东影”第一期干部训练班结业，大部分学员被编入流动放映队，使放映队数量增加到15支（此后整编为13支）。其中，5支流动放映队被派往前方为部队放映电影，另外8支留在解放区。[2]随着东北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从年底开始，“东影”流动放映队也相继被调入关内，分配到华北、华东、华中各地继续巡回放映“东影”出品。[3]
北迁兴山后，“东影”还在厂管理部下设立发行科，负责“东影”在东北解放区各影院的影片发行业务，并先后在佳木斯、哈尔滨成立办事处。为了强有力地发挥电影效果、实现统一经营和走向企业化的目标，东北全境解放后，“东影”决定以原“东影”驻哈尔滨办事处及其发行科的成员为基础，筹建东北地区统一的影片发行放映机构。年3月1日，东北影片经理公司在沈阳正式成立，“东影”发行科科长白晞任经理。按规定，该公司负责领导、组织东北境内的影片发行业务，并逐步收回全东北政府、机关、部队、团体的所有电影院，以及接收新收复城市中国民党及其官僚资本经营的电影院。[4]东北影片经理公司的成立，是新中国电影在发行放映方面实行统一管理的开始，为更加广泛地传播“东影”出品及新中国电影奠定了基础。
东北影片经理公司成立后，陆续在沈阳、哈尔滨、长春、牡丹江、齐齐哈尔等地设立了“代办所”（办事处），在吉林、佳木斯、安东、锦州建立了“驻在所”（发行站），实行“区域分工，专线放映”的发行方式。截至年底，东北影片经理公司共接收东北境内“国营”影院座，俱乐部49座，共发行“东影”出品13部，拷贝41个。［1］年5月，东北影片经理公司还在朝鲜平壤建立了第一个影片输出机构——东北影片经理公司驻平壤代表处，并与朝鲜映画管理局协商签订了两国影片互相代理发行上演协定。年，在朝鲜发行的“东影”出品便有7部，拷贝7个。
诚然，由于“东影”出品数量有限，还不能满足全东北地区影院放映的需求；敌伪遗留下来的影片及一些“沪港旧片”，由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也被禁映。因此，有些影院一度形成了无片上映的紧张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影片经理公司一方面与苏联影片输出公司协商签订《苏联影片输入合同》，取得苏联原版片在东北地区的发行专利权；另一方面与其他私营制片厂和发行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发行已经通过审查的“沪港旧片”。当然，跟苏联影片、西洋片和“沪港旧片”相比，“东影”出品在发行放映方面仍然占据优势地位。[5]在“东影”发行科及东北影片经理公司发行的影片中，“东影”出品明显比其他影片更受东北地区各影院的青睐。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东北地区的电影观众便更加希望从银幕上看到一种不同于“西洋片”和“旧上海片”的、反映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新生活的新电影。更为重要的是，“东影”及东北影片经理公司在影片发行和放映方面的初步探索，以及“东影”出品和其他影片的多渠道传播，为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电影事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随着北平的解放，年4月，直属中共中央宣传部、并直接领导全国电影工作的中央电影管理局也在北平成立。由“东影”厂长袁牧之担任局长的中央电影管理局，设有财经处和发行处等6个处室，负责管理全国公私营电影事业及国内外进出口影片定货等事宜，并将其管理的国营电影事业暂时划分为制片和发行两大系统。文化部成立以后，中宣部中央电影管理局划归文化部领导，改名为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电影局下设发行处，管理影片发行工作。
年10月22日至11月6日，文化部电影局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电影发行会议，会议制订了“影片发行原则”、“建立与健全全国发行网”、“直营影院管理与接管问题”、“扩充放映队问题”、“苏联影片的发行方法改进问题”、“私营影片代理发行问题”、“影片进口及外汇处理的意见”、“敌伪影片接管与私营影片发还问题”、“加强影片发行宣传工作”与“影片经理公司暂行组织简章”等一系列文件和章程；接着，从11月21日到12月14日，文化部电影局又召开了首届行政会议，会议指出，为了使电影发挥更大的“宣传教育”作用，必须“建立发行网发展放映队深入工农兵”；对于影片发行工作，会议决定逐步建立全国发行网，除加强影院经营外，更要发展放映队；放映队的工作对象，应以工农兵为主。为了扩大在部队、工厂、农村中的放映工作，计划在年内成立个放映队（个派到部队，个派到工厂、机关、团体和各地农村）。另外，放映队除由国家投资购买放映器材外，拟组织公私合营的企业机构，欢迎私人投资放映事业。[6]
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新中国电影发行放映事业的原则方针、组织机构和管理模式已基本确立。国营电影制片厂与各大影片经理公司皆由文化部责成电影局统一领导，同时交由各大行政区（或军政）委员会文教部指导；除了负责电影剧本拍摄前的审查与干部的统一调度和配备之外，电影局还负责制片厂全年计划的制定以及影片经理公司发行放映（放映队、电影院）业务的统一计划与掌握。各大行政区（或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则负责制、发、放各环节的全年经济收支并保证各种业务计划的顺利执行。
根据政策指导和两次会议精神，电影局在先后设立的东北、华北、华东影片经理公司之外，又陆续设立了西北、西南、中南影片经理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办事处、发行站）。经理公司根据管辖地区的业务情况和影院数目，分别设置办事处、发行站、联络员或派驻代表。具体而言，为加强和充实区公司的领导机构，在20个影院以上的城市和地区，建立办事处或由区公司派驻代表；20家影院以下的省市设立发行站或由办事处派驻联络员。根据要求，各地公营影院应归各大行政区影片经理公司统一管理；各经理公司则应改进发行方法，并加强影片宣传工作，从组织上来保证发行放映计划的顺利完成。六大影片经理公司的业务范围，已基本涵括全国六大行政区。这不仅有利于集中领导和分级管理，而且有助于“进步片”在全国各地的发行放映和普及。
在影片供应方面，电影局采取东北影片经理公司创造的“统一排片”、“集中编映”等方法，并提出缩小新片需要量、扩大放映网、争取城乡观众均衡以及发行先到基本观众去、后到电影院、改变宣传方法等口号，把电影市场上的新片需要量从年的部缩减到－部，［2］开始代表人民政府以“国营片”、“苏联片”和私营公司“进步片”逐步占领电影发行放映市场。
实际上，在此之前，中国电影的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极不合理。由于战乱、动荡和贫困等原因，不仅没有形成包括电影胶片生产和电影放映机制造等在内的、具备一定规模的电影机械工业；［3］而且在国民党政策与好莱坞电影的影响下，中国电影的发行放映网也极不健全，国产影片的国内传播始终未能打开应有的局面；年，全国家电影院全都分布在上海、天津、北京、广州等少数沿海大、中城市，其他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广大的内地农村和边远地区的民众，很难甚至根本看不到电影。更为重要的是，建国前后，国产“进步片”在国内映出的数量，跟美英影片和国产旧片相比明显处于劣势。年，全年共映新片部，其中，外国片部，国产片85部；在这85部国产片中，“进步片”并不多见。到年底，全国各地除东北外，美英影片和国产旧片的观众仍占多数。无庸讳言，国营厂生产的影片与私营公司生产的“进步片”以至苏联译制片数量，还远远不足以供应新中国这个每年需要部左右新片的电影市场。
为了改变上述被动状况，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发行放映中“进步片”的“片荒”问题，各大影片经理公司大多采用“统一排片”、“集中编映”的发行方法，以及在城市放映中选择较好的影院排映“进步片”，对“进步片”实行减税，降低放映“进步片”的影院分帐率，借以削减“进步片”票价，达到优待观众的目的；而在部分城郊和农村，则缩制16毫米拷贝，采取收费和免费相结合的巡回放映方式。具体而言，在年至年的国内电影市场上，电影局及各影片经理公司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尤其是在影院较多的城市中采取民主协商、公私兼顾的统一排片制度；并根据具体情况，将仅有的少量影片尽力印制大量拷贝集中编映，在一个城市的许多影院或在城郊和农村同时上映一个节目，最大限度地扩大“进步片”的影响力。经过一年的努力，不仅超额完成了年的电影发行放映计划，实现了在电影市场上逐步肃清美英片和大大压缩旧中国“消极片”的目标，而且使电影院的“进步片”观众人次由少数变成多数，由劣势转为优势。全年城市“进步片”观众人次已占总数的65％－70％。［2］（8）这确实是中国电影市场的空前变化，是新中国电影发行放映的决定性胜利，也是中国电影传播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开端。
年间，电影局便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两部文献纪录片的扩大映出活动，全国各地电影公司在报纸上刊登了大幅广告，观众反响极为强烈。同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国掀起“抗美援朝”运动，京、津两地发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电影宣传月”，各地纷纷响应，展开控诉和肃清美帝“毒素”影片的斗争，最终彻底结束了美国影片垄断中国电影市场的历史。年，“消极片”的观众减少到只有八百多万人次，只占观众总人次的2.7％。
除此之外，年1月，华北影片经理公司继在北京7大影院隆重上映“东影”故事片《桥》之后，又在北京隆重上映“东影”故事片《中华女儿》，并首次缩制发行16毫米拷贝，在北京城乡普遍放映。《中华女儿》的映出，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各项业务指标都创造了新的纪录：累计映出场，发行收入5.亿元（当年币制），观众万人次；按当时北京常住人口计算，全市城乡人均观看此片竟达1.1次以上。5月，中南影片经理公司与苏联影片输出公司汉口代表处洽定，在武汉市9家首轮影院举办“苏联电影展览”，展出《普通一兵》《愤怒的火焰》等8个影片节目，通过各种广告宣传，一共映出场，观众11.6万多人次，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年11月15日，东北影片经理公司为配合沈阳市全面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扩大发行并在15家电影院同时上映国产影片《卫国保家》，7天内总共放映场，观众达33.1万人次（占全市人口总数的32％），创造了沈阳市单片上映的最高纪录。［4］同年12月，西北影片经理公司也在西安市举办了“抗美援朝，卫国保家”宣传月活动，西安各影院上映了《卫国保家》《光荣人家》《吕梁英雄》《丹娘》《小英雄》《青年近卫军》等中、苏影片，共映场，观众达39.5万多人次，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反对美帝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宣传活动。
与此同时，在不断探索并逐步明确的指导思想下，文化部电影局还继续通过巩固影片经理公司、建立全国发行网、组织各级放映队等，积极推广“进步片”并努力促进发行放映网的建立。
为了替广大农村、工矿和部队培训更多的放映人员并发展全国电影放映队，在电影局局长袁牧之的精心筹划下，年6月1日，文化部电影局在南京举办的电影放映训练班正式开学。训练班班主任白大方亲自为《南京放映训练班班歌》作词：“我们带着人民的热望，来自祖国四面八方，人民电影新的天地，要我们勇敢去拓荒。同学们，努力学习、紧密团结、掌握技术、改造思想，为工农兵服务的意志坚强如钢，把人民的丰功伟绩，英雄形象，带到部队农村和工厂，宣扬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传播毛泽东伟大思想，提高劳动热情，建设强大国防，毛主席胜利的红旗，永远在祖国的遍地河山高扬。”班歌唱出了新中国第一代放映员的心声。[7]
训练班分研究班和普通班两种。研究班学员人，具有一定的放映技术，经过一个月的强化训练之后，回到各自单位成为放映技术骨干。普通班学员一千八百多人，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大野战军、各省市文教机关、全国工会系统与各地中苏友好协会，包括全国各地（西藏、台湾除外）的汉、满、蒙、回、维吾尔、乌兹别克、塔塔尔、苗、夷等9个民族；经过4个月的训练，已能熟练地掌握电影放映技术；并将电影局购买的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的16毫米放映机，装备成个流动放映队，带着由苏联代为制作的《青年近卫军》《保卫察里津》《易北河会师》等16毫米影片拷贝，回到各自的系统，深入到全国的部队、厂矿和农村。事实上，这些放映队除了巡回放映影片之外，还利用幻灯、照片展览等形式，广泛地展开各种时事宣传活动。据估算，个流动放映队，每天可以聚拢观众－万人次，相当于1个以上的文工团同时演出，也数倍超过当时城市电影院的观众人次。文化部电影局举办的南京放映人员训练班及其培养的放映人才和组成的流动放映队，不仅以其在世界电影史上“绝无仅有”的“光辉”纪录，值得中国电影工作者“自豪”，［5］而且是文化部电影局落实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的“最重要”的实践，［6］为国家电影网的构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尤其是为在中国广大农村普及电影放映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同样，为了履行电影的宣传教育使命，并有利于国家电影网的构建以及电影在全国各地的普及，年7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发布《电影新片颁发上演执照》《电影旧片清理》《国产影片输出》《国外影片输出》和《电影业登记》5项暂行办法。在年9月16日至30日召开的文化部电影局第二届扩大行政会议上，不仅提出以国营电影事业为主导的新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目标，而且在制片、发行和放映等领域提出了更加具体的方针和任务。
年1月15日，文化部电影局所属中国影片经理公司总公司（简称中影公司）在北京成立。此前电影局发行处经办的包括洗印厂在内的一切业务，一概由中影公司接办；2月14日，文化部通知各大行政区文化部（文教部）及中央直辖各省文教厅，为将电影的行政领导工作与其直接经营的电影事业明确划分，决定自年起，将分设于各大行政区的影片经理公司，均划归中影公司统一领导，改称中国影片经理公司××区公司，同时受各大行政区文化部（文教部）指导；经济上则由中影公司统筹统支，执行中央与各大行政区财经委员会及银行的现金管理办法。
为检阅人民电影事业年的“辉煌成就”，年3月8日至4月20日，文化部先后在北京、天津、沈阳、长春、哈尔滨、上海、南京、武汉、广州、重庆、西安、旅大、长沙、兰州、杭州、张家口、济南、青岛、桂林、汕头、迪化等21个城市的六十多家电影院，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国产新片展览月”，每天一部地展出《新儿女英雄传》《高歌猛进》《陕北牧歌》《中国民族大团结》《红旗歌》《辽远的乡村》《世界青年访华记》《儿女亲事》《女司机》《内蒙人民的胜利》《民主青年进行曲》《胜利之路》《刘胡兰》《大地重光》《生产战线》《胜利重逢》《人民的战士》《团结起来到明天》《打击侵略者》《新人村》《走向新中国》《上饶集中营》《海上风暴》《翠岗红旗》《黄海渔民》《白毛女》和《钢铁战士》等27部国营电影厂新出品的影片。这是新中国电影的第一次大检阅，其声势之浩大、观众之踊跃、影响之深远，都是前所未有的。周恩来总理为“国产新片展览月”题词：“新中国人民艺术的光彩”；文化部部长茅盾也在题词中指出：“新片展览月之举行，在中国还是第一次，从此次所展览的新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国营制片厂在50年度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希望借这次展览月的机会，得到更多的指示，听到更多更集中的观众的意见，使我们今后产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能够提高一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据中影公司综合统计各区公司数据，21个城市27部影片，总计映出场，观众人次，相当于年国营片观众的12.5％。可以说，“国产新片展览月”的举行，不仅进一步扩大了国产新片在观众中的影响力，而且为国产影片占领国内外电影市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电影发行放映网的初步建立。
年4月12日至28日，针对如何贯彻统一协商排片，统一机构编制和健全发行网等具体问题，中影公司召开了全国第一届经理会议并作出多项决定。关于发行与放映对于影片分成办法，会议决定了国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故事片、纪录片与重演片、五彩片的拆账率。9月15日，为配合土地改革运动，中影公司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供应了影片《白毛女》35毫米拷贝52个，16毫米拷贝60个，采用“集中编映”的方式，在沈阳、哈尔滨、长春、大连、北京、天津、张家口、太原、上海、南京、杭州、青岛、济南、汉口、长沙、南昌、广州、汕头、桂林、重庆、成都、昆明、西安、迪化、兰州等25个城市的家电影院，同时隆重上映。这是中影公司第一次全国性采用“集中编映”的排片方法，到映出结束，观众人次已经达到六百多万。
随后，中影公司继续在全国各地举办“中国人民电影荣获国际奖影片展览”、“苏联影片展览”等颇具声势和较有影响的发行放映活动，电影发行范围也从新中国建立之前只向少数城市，改变为同时面向广大的部队、工矿和农村；年，又在农村、工矿大力发展了流动放映队，增供了16毫米拷贝。全年发行拷贝量已达0多个，并在银幕上彻底清除了美英影片和其他一些“消极片”；广大观众看到的，绝大多数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国产影片。新中国建立至年间，全国城乡相继举办了“人民民主国家电影周”、“国产新片展览月”与“苏联影片展览”等国内外影展。
显然，新中国建立以后开始举办的各类影片展和电影周，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竞争性的商业手段，而是一种具有政治宣传动机的特殊的排片方式，并有助于丰富广大观众的文化娱乐生活；因其较为符合新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电影发展状况，在此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在中国电影发行放映网中继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除此之外，中影公司还通过一系列会议讨论和政令发布，力图理顺中影公司总公司、区公司、处、站、影院以及各地发行放映机构与当地主管机关在政治、业务和财经等方面的复杂关系。其要点包括：电影院一律移交省、市人民政府文教（化）主管机关统一管理，放映队则由省一级文教（化）主管机关与部队军、师级政治机关和省以上工会组织视其需要及条件予以发展；各地区发行机构在政治上领导、业务上指导当地文化主管机关；总公司与区公司以统筹兼顾、分工合作为原则，即区公司提佣金10％，上缴管理费20％；处、站与区公司统筹统支，影院与处、站统筹统支。年7月3日，文化部颁发《关于加强电影发行与放映工作的指示》，规定了中影公司与各大行政区、省、市文化主管部门对各地影片发行机构的领导分工。凡属业务方针、财经管理、机构编制、供应计划、宣传资料的供应及全国性统一上映的排片计划等，由中影公司负责；有关政治思想领导、干部教育和业务、财经工作之指导与监督等，由各大行政区、省、市文化主管部门负责。
中影公司的成立及其职能划分和运作方式，标志着一个统一经营、统一领导、统筹统支的全国电影发行格局已经初步形成；从所有制角度考察，中影公司虽然不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企业实体，也还存在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诸多弊端，[8]但其总的职能划分和运作方式，保证了电影企业在制、发、放与产、供、销领域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基本上还是符合计划经济体制下电影企业的发展规律。在此过程中，中苏友好协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等各部门的电影发行放映工作，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早在年前后，各地中苏友好协会就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电影放映，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为继续扩大电影教育影响，使中国广大农村都能有机会看到苏联电影，中苏友好协会总会还计划在年成立54个电影工作队，分驻各地中苏友好协会工作。［7］同样，在年9月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设立了电影处，对于电影工作，进一步决定了“面向连队、面向战士”的方针，并加强了全军电影工作的领导，成立了各级电影工作机构，在各军区建立了电影站，实行部队发行按军区供应、各军区放映划区安排的具体方法，使军队电影工作突飞猛进。据不完全统计，年间，全军共映电影3万余场，多数部队每月可以看到两次电影（防区分散和有剿匪任务的部队相对较少）。［8］
当中影公司及各系统、各部门的发行放映业务逐渐走上正轨之后，新中国电影的发行放映网，也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快速发展和空前繁荣之路。
二、发行放映网的快速发展
随着公私合营与私营企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以及大规模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运动的展开，新中国电影的发行放映工作也开始步入有计划的、快速发展的轨道。
作为中国电影走向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重要步骤，在苏联协助下编制的电影事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从年初便开始进入调研和草拟阶段，并明确地将电影放映网发展计划当作整个电影事业发展的基础。同样，为了贯彻新中国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方针，也迫切需要在全国各地尤其广大农村、工矿和部队建立、健全发行放映网络。
培养更多的发行放映人才，成为各项工作的重心之一。事实上，除了文化部电影局年在南京举办的电影放映训练班之外，为了发展各大区电影事业，从年下半年起，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西北人民政府文化部、西南文教部等均举办了各期电影放映干部训练班；在此前后，天津、上海、江苏、内蒙古、山西、陕西等各省、市、自治区文化管理部门，也根据需要办起了“电训班”，学员毕业后分别组建起各地的电影放映队；另外，苏南文教学院不仅举办了苏南、苏北、皖南、皖北四区参加的地区性“电影放映训练班”，而且接受华东文化部的委托，为山东、浙江、福建、上海与江苏、安徽等地轮训放映人员。而在发行人才的培养方面，年10月，北京电影学校则招收了一届发行训练班。45名学生修完一个月的政治课程后，主要学习了发行、宣传、会计、统计和影片保护等业务课程；并约请苏联专家杜宾作了关于苏联电影事业的报告。经过6个半月的学习，毕业生全部由中影公司总公司分配工作，充实了中影公司的发行人才储备。
为了电影网计划的顺利出台，年3月至4月，文化部电影局还相继在北京举办了电影放映网管理学习班与全国电影网讲习会。由苏联专家授课，各省、市、自治区电影管理部门和放映队负责人来京学习。学习结束后，返回各地开展调查研究，为制订电影放映网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提供相对全面的支持；4月25日，中影公司还专门邀请苏联电影放映网专家进行座谈。在座谈中，专家指出，影片发行公司是纯粹的企业机构，是建立在经济核算制的基础之上的，它应直属中央电影局的领导，向电影局负责；影片发行总公司与制片厂的关系，也应建立在合同约束基础之上，总公司可根据电影局批准的每部影片的成本费，加上一定的制片利润，向厂方购买影片的版权。
电影发行放映领域专业人才的不断增加，尤其苏联专家具有针对性的意见和观点，对电影局的发行放映网发展计划以及中影公司的运作思路，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年6月4日，电影局发布关于电影企业推行经济核算制的指示，决定自年起，三年内推行经济核算制，并准备自年起，全面实行企业管理；要求各企业在推行期内管理好企业资金，完成各种定额，完善会计统计制度并编制财务收支计划。
在此基础上，年9月30日，中影公司发出了“为完成并努力争取超额完成年电影发行计划”的指示。指示强调，要争取提高放映队出勤率，增加映出场次；城市新片映出要有充分准备，广泛宣传，组织观众；及时清理为观众所欢迎的旧片在未上映过的城市影院排映；票价过低的地区，加以适当调整；加速拷贝的调度、周转，节约拷贝数量，加强护片工作；节约业务及管理费用的支出。
随后，中影公司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经理会议，总经理罗光达作了年电影发行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报告要求，在整顿巩固电影发行事业的前提下，稳步实行计划发行，紧密配合总路线的宣传工作，推行经济核算制，加强企业管理、财务监督和宣传工作，增加观众、增加收入、节约拷贝、精简层次、节约开支，开展影片输入输出工作，为祖国的经济建设，为人民文化物质生活不断提高，为扩大我国对外政治影响而服务。会议还讨论通过了《年组织机构调整方案》《关于总公司内部电影宣传工作分工的决定》《关于调整租价的决定》《16毫米影片供应合同》《35毫米影片供应合同》《关于年改进放映和发行工作的几项办法和建议》（草案）。
为了进一步加强电影发行放映工作的领导和管理，年12月12日，文化部发出了《关于加强电影放映和发行工作的指示》，要求切实搞好影片发行工作并充分发挥电影放映的宣传作用。指示中表示，要加强各大行政区、省、市文化局（处）对本地区内电影放映工作的领导和管理，调整和加强各级电影放映事业管理机构，首先是加强省、市文化局电影科；缩编中影公司总公司设于各大行政区的区公司为代表处，加强省、市分支机构的干部配备；中影公司总公司各地分支机构，除了有关业务方针、影片及宣传资料的供应、财经管理、机构编制以及全国统一上映的排片计划等方面直属中影公司总公司之外，其日常政治思想领导、干部教育、业务管理应按当地文化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指示还批评电影放映单位缺乏经常的系统管理，在放映与发行工作中往往单纯追求数量而没有足够的重视质量；电影宣传工作特别是对观众的通俗解释工作做得不够；对农村和工矿地区放映节目的选择，亦未能完全适应工农观众的需要；对新闻纪录片、科学教育片的发行，也未予足够重视。
经过机构、组织和思想上的一系列准备，并在调整与修改电影事业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基础上，年12月24日，政务院第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工业的决定》和《关于建立电影放映网与电影工业的决定》。两项决定是在相对全面地了解和掌握新中国电影制片、发行和放映及其工业状况的基础上发布的，指出了电影事业今后的发展方向与方针，是新中国电影在各个方面的行动纲领和计划纲要，不仅奠定了新中国电影生产与传播制度的基本格局，而且对于促进国家电影网尤其发行放映网的快速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指导意义。
《关于建立电影放映网与电影工业的决定》指出：“为使电影适应我国经济和文化建设的需要，更大地发挥其对广大人民的教育作用，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要求，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电影放映事业，以逐渐达到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电影放映网。四年来电影放映工作已有迅速发展，放映单位数量激增，观众人数逐年上涨，日益证明了电影在群众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但就全国范围说，放映单位数量尚少，且分布不平衡，很多地方人民终年看不到电影，劳动群众对电影的要求非常迫切。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对放映工作缺乏经常的领导和管理。影片的制作和发行工作未能很好地保证影片供应和合理周转。同时又未能很好地按照不同观众对象选择影片。放映队员的政治质量和放映技术未能达到应有的水平。”[9]
为了加强今后电影的发行和放映工作，稳步地建立全国电影放映网，《关于建立电影放映网与电影工业的决定》除了指明电影放映事业总的方向方针之外，还进一步就“在中影公司系统下健全和改进各省发行机构”、“工会系统和部队系统放映单位的领导管理”、“有计划地训练放映人员”等问题，进行了相对具体的指导和安排。
依据文化部、电影局和中影公司各次会议决议，尤其是遵照《关于加强电影放映和发行工作的指示》与政务院《关于建立电影放映网与电影工业的决定》所指明的方向，文化部电影局及其所属中影公司在职能划分、队伍建设、业务管理以及发行放映方针、排片原则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提高，新中国电影的发行放映网也得到了快速的扩充和发展。
在职能划分方面，经过几年来一系列的缩编、改组和撤并，新中国电影终于形成一个顺应国营电影格局与计划经济体制的、极具垄断性并以“统购统销”和“层级发行”为基本特征的发行放映网络。
年8月1日，文化部电影局将中国影片经理公司总公司改名为中国电影发行公司总公司（仍简称中影公司），各大区公司相应更名；次年2月1日，根据中影公司召开的全国第二次经理会议决议，中影公司所属各区公司于2月1日撤销，缩编为各区代表处，原华北管理处改为华北区代表处；此次缩编，加强了各省、市、自治区分支机构的工作，有助于中影公司的队伍建设和业务管理。年10月15日，根据中央发布的《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中影公司撤销了驻大区代表机构；年11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文化部《关于文化行政部门所属文化事业领导关系的规定》，明确中影公司是全国性统一经营的企业，直属电影局领导管理；但为了加强地方行政机关对地方发行工作的领导，中影公司在各省、市的分支机构，今后应同时受省、市文化行政机关的领导和监督。年6月23日，经文化部批准，中影公司为统一所属机构名称及职务名称，各省（区）办事处（除青海省为发行站外）改称为中国电影发行公司××省（区）公司。年4月6日，为了发挥地方文化行政部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国务院转发文化部《关于各地电影发行企业划交地方文化行政机关领导和管理的规定》，决定下放电影发行企业。规定指出：原由中国电影发行公司总公司所领导和管理的各地电影发行企业（包括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公司及其直属各地发行站），一律划交各地文化行政机关，实行直接的领导和管理，并将各地电影发行企业名称改为××省（市、自治区）电影发行公司。
年3月12日，文化部再一次决定将原属电影局的放映网管理处与中影公司合并，改组为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仍简称中影公司）。决定指出，电影发行与电影放映是整个电影事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必须紧密配合，才能更好地为观众服务。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具有政权管理与企业经营的双重性质，在文化部的领导下，负责统筹管理和指导全国电影发行放映事业和影片输出输入业务。至此，文化部电影局及其所属中影公司完成了新中国电影发行放映的职能划分及其主要流程设计（见图1），并成为此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电影发行放映的主要模式。
图1新中国电影发行放映的职能划分及主要流程
可以看出，新中国电影的发行放映，由中影公司从各制片厂统一收购后，有计划按比例地分配到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也同样有计划按比例地逐级往下供应分配。这样的流程设计，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供应的计划性和分配的均衡性，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电影展览、电影周等一系列配合中心时事和政策任务的重大映出活动，符合国营电影格局与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无庸讳言，放权给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文化行政部门，又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此前中影公司在制片、发行、放映领域的一体化格局，有悖于电影的企业特性，容易造成政企不分、条块分割等较难克服的弊端。
在队伍建设方面，继年北京电影学校招收的发行训练班之后，年3月5日至12月4日，中影公司从各直属单位调集名在职干部，在沈阳举办了第一期干部训练班，力图提高在职干部的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并为电影发行事业的发展巩固干部基础；第二年3月14日至12月10日，中影公司又在沈阳举办了拥有名学员的第二期干部训练班。两期训练班学员，毕业后均充实到各个基层单位，为电影发行网的快速发展贡献力量。
在业务管理方面，年至年间，中影公司和文化部相继举行了有关护片工作、基建财务、发行放映、片款结算、电影宣传等领域的会议，并在电影票价、租价、片租等问题以及财务管理、拷贝调度、仓库管理、技术检查、拷贝技术等级鉴定与轮转交接办法，尤其是在加强宣传、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等方面发出了一系列的通知和决定，有系统、有计划并较有成效地实施业务管理。特别是在年7月，中影公司学习苏联经验，重点试行了《工作日写实》制度，以合理掌握工作时间，合理使用人力物力，使日常工作进一步走向计划轨道。
在发行放映方针、排片原则方面，继续举办发行、放映相关会议，并发布具有针对性的通知、建议、指示和社论，为统一思想、合理排片，以及处理好各系统各部门放映单位之间的关系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年6月，中影公司发出通知和指示，不仅要求各地发行分支机构，切实作好少数民族与边远地区的新闻纪录电影的发行放映工作，而且要求各地订出改进和加强今后为广大工人群众服务的具体办法，加强工矿、工地、企业中的电影发行工作，并提出了调整租价等具体措施。针对新闻纪录电影和教学教育短片的发行放映工作，文化部还在年5月24日专门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对新闻简报、科学教育短片的放映、发行工作的通知》，对全国各地年以来对此类短片实行单排、单发并随时在影院轮转加映的办法予以肯定，要求各地影院重视加映，进一步加强对新闻片、科教片的放映与发行工作，充分发挥这类影片的宣传教育作用。
在此之前，年12月13日至28日，中影公司召开了第四次电影发行工作会议，这也是中影公司召开的第一次省、市机构会议。25个省、市机构，5个调度组和干部训练班的负责人共计36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交流了工作经验，通过了年的计划数字，并明确了电影发行为工农兵服务、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及为政治服务的总方针。
年4月6日至19日，文化部又在北京召开了电影放映管理工作会议，确定年电影放映工作的方针任务是继续整顿巩固、稳步发展。亦即：进一步深入工矿、农村，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城市与民族地区的放映工作，提高放映质量，扩大观众面和宣传效果，增加经济收入；加强对放映工作的全面领导管理，提高放映人员的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使电影放映工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服务。会后，《人民日报》（年7月13日）和《光明日报》（年7月14日）相继发表了题为《积极改进电影放映工作》和《把工矿农村中的电影放映工作提高一步》的社论，强调了放映事业的计划性及其作为文化企业的双重特质。《人民日报》社论指出：“电影放映事业是国家的文化企业，它担负着政治和经济的两重任务。”“所有的放映单位，不管它是文化系统或是工会系统或其它业务部门的，不管它是公营的或是私营的，都是电影放映事业的组成部分，都是以电影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有力工具。文化主管部门应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贯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按照国家的统一要求，统一安排所有的放映力量，把它们逐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得到充分的利用。”电影放映管理工作会议的召开，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社论的发表，极大地促进了新中国的电影放映事业，为国家电影放映网的快速发展指明了方向。
年3月26日至4月9日，中影公司召开了主要由各省市公司、办事处和调度组负责同志参加的第六次电影发行工作会议。会上讨论了《关于消灭拷贝运转中的迟发、漏发事故的方案》（草案）和《改进排片及供片计划方案》（草案）。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根据国产影片产量不断上升、外国影片译制能力日益增强以及拷贝洗印能力逐年提高等情况，确定了五项排片原则，即：按照不同的影片内容，不同的时间、季节，不同的地区特点，不同的国际形势变化，不同的观众对象，采取不同的排片方法。在城市反对集中编映和漫无计划的垫片方式，提倡多样化；在农村反对批发式的供应，提倡面对放映队排片。五项排片原则的确定，使电影发行放映在国家文化宣传教育工作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功能，在中国电影传播史上具有较为深广的价值和意义。
年3月10日，针对文化、工会等各系统、各部门之间放映单位经常出现的本位思想和各种不协调现象及其带来的某些放任自流和各自为政的混乱状况，文化部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局（厅）发布了关于作好各系统各部门电影放映工作的统筹安排的通报，并随文转发广东省文化局和广东省工会联合会关于作好各系统各部门电影放映工作统筹安排的联合通知，对各系统各部门放映工作的服务对象和放映地区的分工问题、电影放映工作的领导关系问题、对外放映收费标准问题以及发展计划问题等，都提出了较为具体的意见和规定。尽管在实际工作中，国家政策及其电影体制本身带来的弊端很难被完全克服，但通报和通知对统筹安排原则的强调，不仅是对《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社论发表以来电影放映方针的具体贯彻，而且对理顺放映工作中的部门关系、加强电影事业的计划管理，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五项排片原则实施前后，为配合中外文化交流、宣传国家总路线以及庆祝重大节日、展示新片成就等中心时事和政策任务，中影公司在全国城乡先后举办了“捷克斯洛伐克电影周”、“配合宣传过渡时期国家总路线总任务选映影片”、“科学教育电影展览”、“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电影周”、“印度共和国电影周”、“重映‘五四’以来有代表性的优秀影片”、“动画木偶展览”、“亚洲电影周”、“意大利电影周”与“年新片展览周”等一系列国内外影片展。
这些重大而又相对集中的映出活动，大都在观众中引起较为强烈的反响。除了《流浪者》《勇士的奇遇》和《没有留下地址》等国外影片颇受中国观众喜爱之外，几次国产新片展览及其放映的一些影片，更是在各地受到普遍的欢迎。年3月举办的新片展览周，第一批展出后，16个城市的观众已经接近五百多万人次。长春市个别电影院一天上演9场，南京市6家电影院根据观众要求，也从每天放映3场增加到4场或5场；展览周上，影片《董存瑞》特别受到观众青睐。重庆市第十中学“董存瑞战斗班”的二十多个学生，表示要学习董存瑞的艰苦奋斗精神；西安市的部分工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安部队的战士，曾一连观看《董存瑞》五六遍。[10]年4月举办的新片展览周，同样得到观众的好评；特别是影片《上甘岭》，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上映时，受到观众的称赞，形成了观影热潮，创造了观众人次的空前纪录。［9］甚至有报道指出，在上海，新片展览周的上座率高达93.8％。其中，《铁道游击队》的上座率是％，《家》是99.9％，《母亲》是99.2％。[11]年3月举办的第三次新片展览周，同样“普遍地受到了广大观众热烈的欢迎”，在参加展览周的27个城市中，不计上海、西安、太原、福州、郑州、昆明、贵阳、兰州、西宁等9个城市，仅北京、天津、长春、武汉、成都、南京、广州、乌鲁木齐、沈阳、济南、保定、杭州、南昌、长沙、合肥、哈尔滨、呼和浩特、南宁等18个城市，便有观众万多人次。[12]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里，文化、部队和工会系统的放映单位、放映场次和观众人次等，也都出现了很快的增长势头。部队系统的放映场次从年的近两万场上升到年的三十万场；年的观众总计达到人次（也包括一部分普通群众），已有75%的部队每月能看到4次电影。［10］工会系统的放映单位则从年的个增加到年的个；而在年至年4年中，总共放映了场，观众高达人次。［11］
尽管如此，从年开始，仍有许多国产影片不受观众喜欢，上座率普遍很低，70％以上的国产影片亏本。为此，中影公司总公司及各地分支机构分别举行座谈会，讨论了哪些影片受观众欢迎、哪些影片不受观众欢迎的问题。《中国电影》年第3期发表了《部分国产影片的几个统计数字——哪些国产影片赚钱？哪些国产影片赔本？》，从场数、人次、平均每场人数、发行收入、成本、盈利和亏本等几个方面，对23部国产影片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统计。在同期发表的文章《观众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里，作者分析了统计数据，并指出国产影片之所以受观众喜欢或不受观众喜欢的各种主要原因。文章结尾，作者分别从电影制作和电影发行两个方面，对所讨论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的电影制作不认真研究观众反映，不根据观众需要的作法希望能够迅速地改变过来。有人曾有过这样的看法，我国的国产影片所以形成大部分（70％以上的影片）赔本的局面，主要原因可能是发行公司在过去对制片厂的产品实行了统购包销的结果，今后如果对制片厂的产品实行分账或是选购经销的话，那么质量低劣的影片将不会再出现在我们广大的观众市场了。”［12］尽管只是从制片厂的角度对中影公司的统购包销政策提出了较为慎重和不无委婉的批评，但却标志着新中国电影的发行放映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我反思的能力。
随后，从年11月14日开始，《文汇报》发起了《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的讨论，钟惦棐以《文艺报》评论员名义发表《电影的锣鼓》一文，就参与者对电影工作的弊端提出的中肯的批评和建议表示赞赏，认为这是党的“百家争鸣”政策的最好的收益，也是中国电影新的繁荣的征兆。确实，好的国产片不多，发行放映公司也没有跟制片厂和观众之间形成更为有效的关联，但新中国电影的发行放映网不仅初步形成并得到了快速发展，而且只有在不断反思中才能走向空前繁荣。遗憾的是，这种批评和反思，在即将到来的“反右派”斗争和“大跃进”运动中，将会遭遇更为严厉的批判和打击。从此以后，电影发行放映网的快速发展与空前繁荣，往往伴随着跌宕起伏、荆棘丛生的政治风云。两者之间的互动共生，作为一种极为复杂的电影现象，构成中国电影传播史上一道独特的景观。
三、发行放映网的空前繁荣
从年开始至年间，文化部电影局及中影公司在前一阶段有计划的、快速发展发行放映网的基础上，重点配合政治运动、加强经营管理、做到普及放映，努力使各项工作正规化、制度化，进而将中国电影发行放映网推向空前繁荣的境地。
在全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运动中，为了使电影更广泛地发挥宣传教育作用，并密切地配合工农业生产建设的新高潮，年3月5日，文化部在北京召开了电影发行放映工作跃进会，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电影公司经理、工会系统、部队系统代表一百余人。会议讨论和通过了《致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工作者的倡议书》，提出年全国映出万场，达到30亿观众人次（包括军队系统观众约4亿人次在内），上缴发行放映利润及税金1.7亿元（包括中央和地方）的目标。为保证完成上述任务，3月15日，文化部向各省、市、自治区文化局和工会、部队宣传部发出《关于促进电影发行放映工作大跃进的通知》，[13]并提出三点建议。
5月25日，文化部电影局再一次召开全国电影事业跃进工作会议。根据“省有制片厂、县有电影院、乡有放映队”的电影发展十年规划以及文化工作管理体制放权、跃进的精神，会议着重讨论了各省、市、自治区分期分批建立电影制片厂的计划，以及改变发行工作体制、大规模发展放映网与群众集资办电影放映队等问题。随后，文化部先后发出《加强新闻电影放映工作的倡议书》《关于试办农业合作社自办电影放映队的通知》《关于抓紧时机动员一切力量为钢铁服务的通知》与《关于改变电影发行体制的决定》（草案）等一系列相关文件。
到年底，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新增个放映单位，放映单位总数达到个。虽然由于物资、设备和人才等各种原因，没有很快做到“县有电影院、乡有放映队”，但全国电影院和放映队的增长数量令人欣喜。除此之外，还提前35天完成了跃进会议上提出的映出万场、观众达到30亿人次的年度目标。
当然，在此过程中，受到“大跃进”浮夸风的影响，存在着不少盲目跟进和短期效应。在电影发行放映跃进会议上，有的放映单位便对放映场次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跃进指标。例如，当北京大华影院提出5.7场的指标后，南京胜利影院“立刻迎战”，提出了5.8场，大华影院“猛跃一程”，再一次提高到了6场，天津市河北影院却又以6.2场“领先”；随后，北京市红星电影院和天津市两座新闻电影院竟分别提出了10和10.5场的指标。农村放映队也是如此，当辽宁省农村放映队首先提出全省全年每队达到场的指标后，江苏省放映队“加了一鞭”，提出了全年平均映出场；接着，河北省放映队提出了全年平均场，超过江苏；“不甘落后”的辽宁又提出了全年平均完成场，安徽省放映队则提出全省农村放映队平均每年映出场，并以此指标向江苏、山东两省作“兄弟般挑战”；最后，辽宁又提出了全年平均场的指标。［13］为了完成这些不断攀升的、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指标，各地电影院和放映队确实打破了“一切束缚工作进展的陈规旧律”，有的放映队甚至出现了“通宵场”和“鸡叫场”，不仅破坏了电影发行放映的规律，而且违背了观众的意愿，效果往往适得其反。
但也正是在“大跃进”的形势下，通过文化部及电影局主管领导夏衍和陈荒煤等的大力敦促、指导和支持，以及大量电影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和努力探索，年国庆十周年献礼影片的创作和生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年9月25日至10月24日，文化部在全国城乡举办了“国庆10周年国产新片展览月”，展出《林则徐》《老兵新传》《青春之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风暴》《万水千山》《林家铺子》《聂耳》《红孩子》《绿洲凯歌》《春满人间》《钢铁世家》《宝莲灯》《五朵金花》《冰上姐妹》《海鹰》《回民支队》《风从东方来》等18部彩色故事片；另有《第十个春天》《英雄战胜北大荒》《锁住黄龙》《绿色的原野》等7部长纪录片，《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中国猿人》《山上运河》《小麦大面积丰收》等7部科教片和《小鲤鱼跳龙门》《渔童》等4部美术片。新片展览月期间，供应35毫米影片节目22部，个拷贝；16毫米影片节目10部，个拷贝。各地放映队把最新的献礼影片与其他优秀影片，迅速传送到祖国各地，在10月份便创造了放映54万场、观众4亿2千万人次的空前纪录。其中，农村观众更是高达3亿多人次，使全国各地的广大群众都能共享建国十年、普天同庆的欢乐。[14]
作为建国以来最辉煌的一次电影展览，“国庆10周年国产新片展览月”不仅得到周恩来总理的称赞，而且创造了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史上的又一个奇迹。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与《光明日报》同时发表短评《撒播春天的种子》与社论《积极发展电影放映网》。《人民日报》短评高度赞扬电影放映工作是普及文化教育的最有力、最重要的、最为广大观众所欢迎的宣传武器；《光明日报》社论指出，电影事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电影制片工作和城乡放映网这两个主要环节上，只有在广大农村、城市、工矿和军队里广泛建立了电影放映网，影片才能直接和最广大的群众见面。10年来，我国电影放映网的发展成绩很大，我们的电影放映工作者，已经成为一支进行社会主义宣传教育、鼓舞群众积极性和普及文化艺术的生力军。
确实，到年底，全国放映单位已达1.5万个（部队放映队尚未统计在内），具有现代设备的新型影院不断建立，以工农兵群众为对象的电影放映队和电影俱乐部更是大量发展起来，各地的许多人民公社都建立了电影放映队；由5万多人组成的电影放映工作者队伍，遍及全国各地；全国各地的这些电影放映活动，坚决贯彻“为政治”、“为生产服务”的方针，注意根据不同对象，挑选有教育意义的影片，在映前、映间、映后进行通俗简明的解说，介绍影片的内容、意义、人物、情景等，千方百计使群众看到、看懂、看好电影；并结合当地中心工作，运用广播、幻灯、展览、座谈等多种宣传形式，鼓舞群众的生产干劲，传播文化科学知识。这一年里，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有90％以上的官兵，每月可以看到4次电影。全国电影观众总数达到了四十余亿人次，比年增长85倍，其中，工农观众更是占到80％左右。
“国庆10周年国产新片展览月”之后，文化部电影局及中影公司继续配合各种政治、思想和外交活动，在全国城乡举办各种中外影展和电影周，力图最大限度地发挥电影的宣传教育功能，并进一步推动和完善新中国电影的发行放映网。年至年间，全国城乡陆续举办了“墨西哥电影周”、“国庆10周年国产新片展览月”、“越南民主共和国电影周”、“学习解放军电影展览”、“支持古巴及拉丁美洲人民斗争电影周”与“纪念伟大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电影展览”等数十次国内外电影展。
除了在全国城乡举办多次国内外电影展和电影周并获得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之外，文化部还通过召开大约一年一度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工作会议，不断结合电影发行放映工作的实际情况，总结经验教训，改进管理体制，改革排片原则，为农村放映网的巨大拓展与发行放映网的空前繁荣奠定了政策上和思想上的基础。
年2月22日至3月1日，文化部在北京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文化局与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等部门代表人参加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工作会议。参加者中，包括部分先进地、县电影管理站、电影院和放映队代表。河北省涞水县三姐妹放映队、上海浦东放映队与浙江省绍兴县放映队在大会作了放映宣传表演。会议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发行放映工作，确定了今后的工作方针和任务，讨论制订了发行放映工作的三年、八年规划，提出了电影事业发展的远景。另外，会议还讨论了加强新闻、科教影片的发行放映工作等问题。12月5日至10日，文化部又在郑州召开了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工作会议。会议重点讨论了放映质量、放映事业安排与计划指标等问题，肯定了电影工作三年“大跃进”的成绩，但也指出了其中所存在的注意数量、不重视质量以及相当严重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等问题和缺点，提出了电影放映工作要结合实际、抓好质量、抓好计划等观点和意见。
年11月12日至22日，文化部再一次在武汉召开了全国电影发行放映会议。会议不仅讨论了年工作的方针、任务以及改进电影发行放映业务管理体制等问题，而且专门讨论了加强农村电影发行放映工作的具体措施，提出要使农民看到、看好、看懂电影。会议指出，在重点加强农村发行放映工作的同时，应注意统筹兼顾、全面安排。而在年3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工作会议上，中影公司提出了“三结合”的排片原则，即主调与多样相结合，集中排片与细水长流相结合，敞开放映与有控制放映相结合。跟年提出的五项排片原则一起，彻底改变了消耗大量拷贝的“集中编映”方法，在全国各地收效甚大，也使各地电影市场出现了越来越活跃的局面。
年11月7日至20日、年11月30日至12月10日与年12月13日至26日，文化部和中影公司又在北京先后召开了三次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工作会议。年的会议从国际国内形势出发，强调了农村放映工作的重要性，号召全体农村电影发行放映人员采取有效措施，克服各种困难，深入农村，大力开展普及放映活动。对于城市电影发行放映工作，会议指出，关键在改进排片和宣传，使影片映出更紧密地配合政治形势，达到更好的宣传教育效果。会议还研究了改进体制、加强经营管理的问题，并初步讨论了《电影发行工作条例》（草案）与《电影放映工作条例》（草案），会后下发各地广泛征求意见。年的会议则要求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力开展电影放映与宣传工作，重点是配合农村“四清”运动，开展农村普及放映和宣传工作；并在电影发行放映人员中开展“社教”运动，使之成为一支为革命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有文化、有技术的电影宣传队伍。年的会议更是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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