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迦巴瓦文化革命拾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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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于我小学五年级下学期,具体时间应是年5月16日。当时自己年龄小,也不懂什么政治与政治运动,只记全国批判的人有邓拓、吴晗、廖莫沙;批判的事有什么三家村四家店、海瑞罢官等。其人是何许人也,事是什么内容全然不知。我在的学校文革初批判的是一个叫武华栋的图画(现在叫美术)课老师,此人在日本留过学,其批判内容就是他说日本背心质量好,还有他上图画课时教学生写美术字,上面写一行大字下面写一行小字,这错在哪里我现在也不知道。当时的批判只限写写大字报,没有任何过激的行为,学校也没停课。

五年级结束我转学到庆安县第一小学,暑假还没放完庆安县就在一小学操场召开了第一次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的大会。我去看热闹,被批判的人都站在水泥制的乒乓球桌上,带了高帽,掛了牌子。被批的人有曹燕(时任县委宣传部长)、孙洪胜(县教育局长)、毕玲云等十几个人,记得曹与孙的罪状与往一中派的工作队有关。在会上已经开始喊打倒XXX等口号,但除了被批判人需站在高处外还没有对被斗人进行任何体罚。

暑假结束我到一小学读六年级不久,上课已不正常,北京批斗刘少奇、邓小平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的运动已波及到全国。庆安县的所有学校也都建立了红卫兵组织,并开始造反,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破四旧等活动。小学生经常要按上面的要求停几堂课去开开批斗会,或是听听学毛选先进个人讲用,还要经常写些批判稿和学毛主席著作的心得。小学六年级应开的地理、历史等课程一直没开,教材也没发。后来老师已无心给学生上课,上课也多是敷衍。到了六年级第二学期学生多数时间在闹革命,上课的时间更少。例如我们当时就随着社会的潮流到社会上闹革命,去了镇社两个多月,白天帮助卖货,晚上与职工一起学习或开批判会。

大批判、斗走资派的热潮大约是在66底开始的,也是文革高潮的开始。这时各地、各级政府的主要领导几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各企事业的领导也不例外。被打倒者从挨批斗,站板凳,到大弯腰,剃鬼头,抹黑脸,游街等受尽了体罚和污辱。批判走资派的大字报、标语除粘在各单位外己经粘的满街都是。到了67年底68年初形势开始逐渐缓和,一些当权派逐步得到了解放,各种批斗大会减少了许多,走资派集体游街多改为走资派自行游街,尚未得到得到解放的当权派通过这段时间的琢磨也看破红尘,心里有了底,让游街就带上高帽敲着锣在街上走上一圈,碰到熟人还聊上两句,听说有个别当权派在自行游街时还到小馆里要上两个油条一碗浆子i小食一攴,把整个一个貌似严肃的事真正还原成了一场大的顽笑。

随着各级领导被打倒,从67年初新的政权"革命委员会"相继建立,各省、市成立革委员人民日报都会以不同的题目发表社论,如: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东北的新曙光(黑龙江)。后来走资派经批判,认识好的还可以得到解放,多数走资派得到解放后又被结合到革命委员会中,到了69年没得到解放的走资派已很少,更没有了过去那种过激批斗和体罚。

那时一些人虽不是当权派,但因为家庭历史、工作中的失误或行为上的错误被列为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等被批斗判刑的也很多。例如一位叫李福荣的老师,因为毛笔字写的好为游行的学生写小旗上的标语,由于要写的小旗太多,写顺手了,误写出反标挨斗后被判刑。

二商店有一老头姓王,河北省人,大家都叫他王老摊儿,因出身地主被斗并关到鬼室(文革中被批斗的人住的地方)不准回家,他捡了个钉了准备钉到墙上掛衣服,钉时因为钉子过长透过了间墙(土房间墙都薄),从隔壁间墙上粘的主席像眼睛中穿出而粘了大包,罪上加罪,被送到军管小组,后来被以历史反革命加现形反革命双罪判刑。

我县文革前有年青人因劳动党案被判刑,文革中又将此案翻出并连累了许多人挨斗,以木材公司的为多,听说在木材公司批斗劳动党最积极者或有过激行为的人第二天再批斗劳动党时就会被已受劳动党连累而挨批斗的人指认为劳动党,只要被指认是劳动党即刻就会被批斗并关进鬼室不能回家。有了这种因果关系,开批斗会无人再敢发言,由此可看出关键时刻人的大智慧。

我所在的一小学有一位老师被说成是劳动党而受到批斗,有一次我参加批斗他的大会,见到有人说他不老实,将一块事先准备好的用铁板和铁絲做成的牌子掛在他的脖子上,脖上缧出了很深的红沟,有铁絲缧到肉里的感觉,很是残忍。文革后查实劳动党案是一冤案,所有与劳动党有关被判刑和批斗的人都予以平反。

文革期间还开展了一项很有趣的事"忆苦思甜"。刚开始时就是请一位从旧社会过来的并受过苦的人讲一下过去受过的苦,到后来发展到忆完苦后要吃忆苦饭,忆苦饭是用糠和野菜或破菜叶做成的糠团子或糊糊,很难吃,但这也不能多吃,因为解放前穷人吃这个也吃不饱。吃忆苦饭时要把窗户都档上,以示是黑暗的旧社会,吃完忆苦饭后大家一起唱《东方红》并拉开窗帘以示天亮了,人民得到了解放,接着开始吃思甜饭,当时也没什么太好吃的,一般就是自带的馒头、面包。整个过程和演戏一样。

因忆苦思甜我县还出了一个名人潘明昌,他好象是县社系统的一位基层领导,为人应不错,文革开始做为走资派挨斗,很快这得到了解放,因是旧社会过来的人,曾受过些苦被单位找来忆苦,又因当过基层领导又有较好的口才,他的忆苦当然比一般人强的多。听说老潘忆苦忆的好很多单位来请其忆苦,且名气越来越大,忆的也越来越熟,从县里忆到地区,由地区忆到省里,被称为黑龙江省的巴桑(巴桑是西藏一翻身农奴,因忆苦忆的好材料传到全国,我省曾让一语文教师配乐朗诵她的忆苦材料,甚是感人),因名气太大树大招风,有人揭发其忆苦内容多有虚构,后经组织调查确有虚构,老潘二次遭到批判。

说起文革人们自然会想到红卫兵,因为文革与红卫兵是分不开的,文革中的红卫兵又以大专院校的红卫兵为骨干,而这些人年青,虽学了些知识,但尚未有成形的世界观,看问题简单,分析能力差,处理问题直率,所以在运动中干些出格之事也属预料之中的。庆安县因无大专院校,红卫兵主要来自中学,其较有影响的组织有一中的红色造反团,东方红造反兵团,到中流击水造反团和农中的誓死卫东造反团。虽然是中学生的组织,在全国的大形势下也把庆安县的文化革命搞的风生水起,虽然四个有影响的造反团之间无大的厉害冲突仍旧分成两派,除了批斗走资派,破四旧和斗争地、富、反、坏、右外也经常开展什么大辩论之类的活动。自67年底部分适龄初、高中生入伍,应届毕业生与66届延期毕业的学生逐渐离校,几个造反团对社会影响力也逐渐变小。大约在年左右按上级精神县成立了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统一了红卫兵组织,一些七七八八的造反团就自消自灭啦。在县里其它学校和单位虽也有红卫兵组织,或多或少对本单位的文革起了些作用,但对县里的文革都无太大的影响。

文革中一些外地人有意无意的也曾给庆安的文化革命带来影响或留下烙印。如黑龙江大学李斌来庆安串联对庆安县文化革命的发动,批斗走资派,造反团的成立与发展等应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当然如没李斌来庆安,庆安的文化革命也会照样轰轰轰烈烈,但也会通过其他人员或渠道与外界沟通。

北京工学院教师(助教)徐江回庆安探亲,因在街上说了几句观点不同的话被拉到文化宫进行辩论,我曾去看过一会儿,一中与之辩论的有一个叫李作明的老师,凭心而论李作明是真说不过徐。后来徐被军管小组抓进了监狱,当然无任何正当理由(当时不用依法,有理由就行)过了几天就给放了。应该讲通过与徐的交峰,也让庆安的造反派开了眼,长了见识。徐在文革后期因家属无法调去北京而调回庆安工作,曾在庆安锻压机床厂和无线电设备厂任技术员,在文革结果后被绥化师专调去,后任物理系主任。

事件:年夏省城出现捍卫三结合联合总指挥部(简称捍联总)和炮轰派两派,随即波及到全省各地,但对庆安影响不大,庆安持炮轰派观点的人少之又少,年9月22日凌晨,铁力、双丰一带的炮轰派为了支持庆安炮轰派,扩大炮轰派的影响来了几十人(也有说上百人的)到庆安示威,正赶上庆安开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得到消息后与会的贫下中农代表都自发的参加了对外来炮轰派的辩论,由于庆安人多且猛(多是来开会的贫下中农,不知危险的存在),铁力来的炮轰派被围难以脱身,随即动用了随身带来用作示威的类似扎枪等冷兵器,导致庆安方面几人受伤,这伙暴徒撤走时还劫持了县里一名工人造反派头头徐长胜,这是文革中发生在庆安的唯一一次较大型的武斗。事情发生当天庆安拖修厂、机械厂等工厂就开始打造扎枪等冷兵器。造反派们还动用了县里唯一的几辆敞棚汽车,车上满载着头戴柳盔,手持步枪和扎枪的造反派,喊着文攻武卫口号在街上示威,还在文化宫门前召开了声讨大会,宣读了告全省人民书,声势造的很大,但对方再也没来。两三天后的一个傍晚,被劫持的徐长胜被放回,在火车站召开了一个盛大的迎接英雄徐长胜归来大会。车站广场站满了开会的人和看热闹的人,场面甚是隆重。第二天满街都粘出了打倒大叛徒徐长胜的标语,因为徐长胜讲他到那边后说了些不该说的话。

当时全国人民对伟大领袖有着发自内心的感恩与热爱。由于感情的朴素和形势诱导派生出好多有趣又荒唐的事。大约在一九六七年初,人们开始三敬三祝,早、午、晚开饭前要站在主席像前祝愿,上课前,上班前,开会前都要祝愿。年春夏季农村还兴起了在村头路旁盖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好象叫此名)之风,即在进村的路旁盖一所带棚三面有墙,朝路一面敞开的小房子,房里正面墙掛一伟人像,画点宣传画并写上大海航行靠航手之类的标语。人们进村出村都要在此驻步敬祝一番,听说生产队上下工也要如此(年秋我们下乡帮助秋收,这种宣传站已全无)。当时人们不论到哪都要带着《毛主席语录》,一是学习方便,二是三敬三祝时要拿在手里做手势。这股风大约维持了约一年多。

与三敬三祝同时还兴起了一股说话先要带一句革命之小冒的风。例如两个人见面先要说“为人民服务",对方接“完全彻底"后才能进入正题。又如打电话,对方拿起电话说"毛主席万岁",你要回答"万万岁"后才说正事。这种现象存续时间更短,也就一~二个月就消声匿迹啦。

也是在这个时间段,人们还自发的做些主席像和忠字等以表达对主席的热爱。做的方法很多,但对没有美术功底的人来说多少有些难度。当时最有趣的就是用锯沫了做主席像,方法简单,普通人一学就会,所以广泛被没有美术功底的人接受。工具有油画笔、桃胶、纸壳或厚纸、染了色的锯沫子、准备做的底样(一般都是主席头像的木刻画)、复写纸。制做时首先把桃胶用水泡好,然后将底样用复写纸复印到纸壳或厚纸上,用油画笔按要求将桃胶涂在印好底样的纸壳或厚纸上,然后将上面均勻的洒上染了色的锯沫子,待桃胶干后去掉未粘上的锯沫即成。用这方法还可以套色做画,做成后也挺有成就感。这种形为维持的时间也不长,也就二~三个月。

也是从那时起有了天天读,就是用每天上班或上课前的一段时间读毛主席的书或学习材料。天天读坚持的时间较长,记得71年末我中学毕业时学校每早还设有天天读的内容,就是没有文革开始时正统了,有时老师会占用天天读的时间讲些别的。我们离校后天天读坚持到何时就不得而知啦。

大约在67年初还兴起了跳忠字舞,我理解的忠字舞不同于文工团、宣传队里跳的舞蹈,专业性强,它是百姓们表达忠于毛主席的心情时跳的一种舞蹈,要让所有人都会跳。所以曲目较少,弦律明快,动作简单是其特点。我学过的忠字舞只有《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一支,当时是一小学任秀兰老师教的,后来看外单位和外地所跳的忠字舞也是此曲为多,动作基本一样,想一定是自上而下教出来的。跳忠字舞最盛行时每当收音机在晚八点的全国联播里发表毛主席最新指示或播颂重要新闻,马上都要背上语录兜(特地为装毛主席语录做的超小红色书包),脖子上跨上特大号的纪念章(有工厂用铝铸的,因没有压铸设备做的较粗糙,有木器厂做的,较漂亮,还有自己做的,形状有圆、方、异形,尺寸都在20公分左右,这种语录兜和大纪念章存续时间也较短)去单位、学校,庆祝或游行,当然跳忠字舞是少不了的。后来虽然不背语录兜不跨大像章啦,有大事小情一般忠字舞还是要跳的。一直跳到年上半年王力、关峰、戚本禹被打倒后逐渐不跳啦。

记得在年夏秋季的一天下午,接到县革命委员会通知去接在绥化坐汽车回庆安的工程兵农场姜政委,因为姜是毛主席在北京接见部队团以上干部中的一员,所以上面指定的口号就一句"祝福姜政委见到毛主席!”。当时通讯与公路路况都不好,大家在进城的公路两边等了一下午也没接到,上面又通知明天上午继续,第二天上午终于接到了姜政委并在一中院里举行了毛主席接见部队团以上干部盛况报告会,姜政委做了简短的报告,当讲到主席与他们握手后大家都舍不得洗手,我的手到现在也没舍得洗时,大家都跑上去和他握手并献毛主席纪念章,因献纪念章的人太多,姜身前身后都别满了纪念章,象穿了盔甲一样,然后姜政委与大家一起跳起了忠字舞,场面特别宏大。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是文革时期的一道风景。那时学校、较大的单位都会成立自己的宣传队,我县各单位的宣传队以一中宣传队存续时间最长,办的最好,并为我县培养了大批文艺骨干。记得文革高潮期各宣传队几乎都有一个节目《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毛主席》,千篇一律的着黄衣黄裤,胸带主席像章,脚蹬雨靴子。在体育场演出时,因台上的木制地板缝大存灰,把整个台上跳的狼烟四起,没办法,就那样条件。宣传队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有兴有衰,但很多宣传队一直坚持到文革结束。

在68年69年国庆毛主席曾邀工人阶级代表参加国庆观礼,我县68年去的人叫陈庆瑞,文革后任过建委副任。69年去的人叫郑才,是酒厂锅炉工。参加国庆观礼的人回来都要给大家讲参加观礼的盛况,陈庆瑞有文化讲的当然好,但听的人总有不过隐。第二年郑才讲观礼实况确让人们脑洞大开,因为他话讲的内容十分有趣,按我的记忆复述几句精典:“从金水桥到观礼台设了五道卡子”(形容有解放军战岗);“毛主席他老人家身体特别康健,一个健步噌一下子”(形容毛主席身体好);“那发沙一坐就没脖”(形容沙发软);“我一走进人民大会堂气就不打一处来,想起了刘少奇摊大求洋,把人民大会堂建设的这么好”(批判刘少奇);“毛主席请我们吃火(火及国,郑说话舌头有点毛病)宴,什么好吃的都有,我一激动什么也没吃,就喝了点米汤,三天都设渴(形容国宴好)”。郑才讲的虽然不正统,但在当时很受欢迎。年郑师傅退休后到工业局打更,我有幸与其共事一年,对郑师傅印象是为人实在,有些好说但无文化。当时有些与其年龄相仿的老同志偶然与他说去北京一事他仍然乐此不疲。

年3月2日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中苏边境局势紧张,国家和人民的注意力多转向了民族矛盾,军队和民兵开始拉练,中学生也拿起木枪学习刺杀。这时文革初意识形态的斗争更加降温。~年我下乡的地方文化革命的气息更淡。

年高等院校招生恢复了高考的形式,但很快被辽宁考生张铁生的一封信给打烂。张后来被录取到铁岭农学院并任铁岭农学院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成了那个的代的反潮流英雄。

由于出了张铁生,我上学时仍采用群众推荐的方式。到校的入学教育有一项内容就是忆苦思甜,但没有了吃忆苦饭和思甜饭的内容。当时的学校还是不时的受到文化革命的波及,但形势和目的较文革初有了很大的变化,如学朝农、评水浒、批周公、反击右倾翻案风等。那时因受文革多年熏陶人们的思想还是很激进的,所以在学校这些运动开展的也是如火如荼。

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打倒,开展了10年的文革命运动宣告结束。

(南迦巴瓦、3、25)

庆安人民文化宫旧照(摄影薛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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