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年，北京，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那个特殊的年代，有一群特殊的高校学生，他们的名字叫工农兵学员。年，中国恢复高考，持续七年的工农兵学员招生成为历史。而年的那一届，也就成为了最后的工农兵大学生。本文记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班的故事，他们当中有插队多年的老红卫兵，有少不更事的小知青，有从部队来的宣传干事，也有高干子弟和工厂的技术骨干。他们承载着那个特殊年代的光荣与骄傲，也背负着因形势变迁带来的种种心理包袱。无论如何，他们是不该被遗忘的终结者与先行者之一。上篇：在路上多年以后，西藏大学的教师丹巴次仁还记得，30年前他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情景：四号宿舍楼，五角场的小饭馆，话剧《于无声处》……遥远的年，22岁的丹巴是西藏师范学院的中文教师。当时，上海和西藏教育系统协商后，确定每年为西藏培养20名少数民族教师。那一年，丹巴在45名选拔同学里，成绩排名第三。12月22日，他和19个藏族老乡一起，从拉萨乘汽车赶往青海，经过三天三夜的跋涉，终于在大雪封山之前，到达格尔木下面的柳原火车站。“正月里闹元宵，金匾绣开了，金匾绣咱※※※，领导的主意高……”在开往上海的火车上，丹巴迎来了年的元旦，广播里放着郭兰英唱的《绣金匾》，唱着唱着，声音里出现了哭腔，带着打倒“四人帮”以后的激动。到上海的那天，是凌晨一点左右，一出车站，看到大街上车水马龙，亮如白昼，丹巴惊奇得不得了。很快有复旦的车子来接，在丹巴感觉既新鲜又疲倦的时候，车子进了校园，四周黑乎乎的，像梦境一样。第二天，在复旦大学和上海市民族委的安排下，丹巴和他的老乡参观了外滩、上海大厦、豫园、国际饭店，一个新世界在他眼里打开了。这是年1月。中国刚刚送走了一个特殊年代：在一场“天体崩溃，巨星陨落，大地开裂，苍生离散”的旷古悲剧之后，又忽然走在复生的边缘；几个月前还在“狠批‘三项指示为纲’”的大上海，又忽然是“浦江两岸卷巨澜，万众一心除四害。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上海在前进，形势一片大好。”丹巴就在“形势一片大好”中住进了复旦，等待着他的汉族同学们前来报到。由于形势变动，76级的大学生报到一再推迟。一个多月后，丹巴终于等来了第一个汉族同学。很多年以后，他们有个名字：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农场生活年1月的一天，在丹巴盼望着他的汉族同学的时候，在江苏生产建设兵团苏北某农场，天还没有亮，某连副指导员林锡琦就上了团部的车，踏上了回家之路。汽车驶过空荡荡的农场，林锡琦忽然觉得心里也空了起来，回头望望黑蒙蒙的天和地，不由得一阵惆怅：大好的青春都留在这里了。年3月，16岁的林锡琦和她满怀革命激情的同学们，从江南小城的省重点中学，来到这个荒凉的苏北平原。一到农场，林锡琦就觉得心里也荒了起来。看惯了江南青山绿水的她，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平原，除了麦子的点点绿意，旷野里似乎没有多少生命的气息。所谓连队，就是田野中散布着的一些土坯房。所谓农场，解放前不过是一片芦苇荡，后来劳改犯来到这里，才有了人烟。农场的生活非常艰苦。夏天顶着烈日给棉花打药，给稻田除草；深秋时节，洪水泄掉，在河滩上围起堤坝种麦子，女生用麻袋扛土，男生挖土装土。收工时，常常是一身汗，一身泥。农闲时，知青们自娱自乐，举行诗歌比赛、朗诵会，学毛选，办学习园地。书很少，家里寄来一本高玉宝的小说，还没有看，就被同学拿去，书还回来的时候，已被翻烂了。很多同学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偷偷把家藏的书带来农场，《欧也妮·葛朗台》、《战争与和平》等世界名著开始慢慢地流传。很多书白天不敢看，晚上打着电筒，躲在被窝里看；林锡琦业余生活里看完了范文澜的四本《中国通史》。生活就这样年复一年。那些日子，林锡琦常常想起母校，那个非常好的中学。又想起有一次开班排干部会时，知青们在下面说笑：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些人可能都上大学了，都是北大清华的。在林锡琦憧憬大学梦的时候，中国的大学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巨变。早在年，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大学的殿堂砸得七零八落。经历了造反、武斗、清查“五·一六”、以及军宣队、工宣队进驻的热闹场面，全中国所有的大专院校沉寂得几乎被人遗忘了。年初，全中国的新闻媒体上开始回顾起※※※年7月21日的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从有实践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这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已经具备了招生条件。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具体规定：学制为2至3年。学习内容包括“以※※※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学生条件为选拔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于是，作为文明与野蛮在那个特殊时期斗争与妥协的产物，“工农兵学员”应运而生。10月15日，国务院向各地发出电报：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按中央批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报告提出的意见进行，这一年，全国首批招收工农兵学员4万余人。肩负着“上大学、管大学、用※※※思想改造大学”神圣使命的工农兵学员，成了时代的宠儿。推荐上大学年，推荐上大学已经进行到第四年了。这一年，国务院批转《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指出：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要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考试的消息传到农场，有志青年看到了希望。这一年推荐上大学时，林锡琦和三四个排级干部都被推荐上去。这时，连队里召集排级干部开会，说农场的广阔天地需要骨干，干部应该带头留下来。那是一个思想单纯的年代，为了广阔天地，林锡琦放弃了考试。这一年又出了个张铁生，以“白卷英雄”的形象掀起了反考试的潮流。农场里考试成绩最好的人，却没有上成大学。上大学的梦破灭了，生活还是年复一年，农场一直在亏损。似乎知青干活干得越多，亏损就越厉害，林锡琦特别不理解，忽然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没有意义。怀疑的情绪也在知青中蔓延，辩论像地下的野火一样被点燃：究竟知青下乡是权宜之计，还是做长远打算来培养接班人呢？年1月的一天早上，林锡琦正在地里干活，就听到大喇叭里播哀乐，“哎呀，谁去世了呀？”听说是周总理逝世，林锡琦心里慌得不得了：我们国家以后会怎样呢？这一年，农场里的知青已经走了很多，有参军的，有上学的，也有招工回家的。林锡琦在农场已经呆了8年了，她不想参军，也不想进工厂，最想的就是有机会能上大学。这一年的推荐上大学，先是班排推荐，然后是连队推荐，农场组织了相对严格的考试。考试结束以后，团政治部一个知青出身的副主任对林锡琦说，如果没有考试，你可能就比较吃亏。团里有一些本地干部的孩子也大了，到了上学的年龄了……听她一讲，林锡琦心里有了把握：只要考试成绩比他们好，我就能上大学。这年冬天，林锡琦终于拿到了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话剧的诱惑年1月到2月，在林锡琦踏上回乡之路的前后，从北京的中国美术馆，从天津的文化馆，从二炮部队，从安徽的公社，从昆明的文化局，从江西的农场，正有一些青年像林锡琦一样，一路赶车，赶船，从四面八方赶往上海方向，他们身上同样带着一份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入学通知书。在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也许林锡琦和她后来的很多同学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坐上的是“工农兵学员”的最后一班车。而在车轮滚滚之间，他们或有着对于过往蹉跎岁月的些许惆怅，而更多的则是身为时代骄子的兴奋，在荒芜年代对知识的渴望，以及终于看到施展抱负机会的豪情。2月的一天，在火车上，宝鸡话剧团团支部书记戴伟激动得一夜没睡。年四五月间，听说剧团有推荐上大学的名额时，戴伟高兴坏了。当时他刚从团省委借调回来没几个月，读书的兴头正浓，天天睡在他分管的图书室里，大看特看泰戈尔、西方美学……年，戴伟作为中学的文艺骨干，被选拔进了话剧团。由于父亲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戴伟从上学时就尝尽辛苦，对于能进剧团，有碗饭吃，他觉得真是太好了。那个年头，他精神愉快，干劲也足，上午训练，下午排戏，晚上演出，10点的时候，还要到工地去干活，一般都要忙到凌晨一两点。他从做演员开始，很快做到演员队长，并入了党。剧团里讲究又红又专，一专多能，戴伟经常给学员讲课，讲形体，讲表演，讲朗诵，又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谈话剧体会。那时的戴伟很喜欢读书。一进话剧团，他跟着老大哥悄悄背《古文观止》、《孙中山传》，背《共产党宣言》：“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他在练习台词中学习着知识，在读书中获得了乐趣，对书中的美好世界很是向往。但这个世界到底在哪里呢？他又说不清楚。年推荐上大学的消息，让戴伟依稀看到那个世界的影子。当时剧团只有一个名额，竞争者有十几个，最后只剩下了他和一个编剧。那一天，复旦的老师到剧团来要人，剧团领导通知戴伟去，他非常高兴。30年后，他还记得当时的场景：也不知深浅，去了就谈东谈西，还说自己年轻，以后还有机会，把名额让给别人吧。当时来招生的复旦老师说：你怎么能放弃了呢？复旦有个话剧团，历史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演出过《雷雨》、《日出》等多部名剧，洪深、马彦祥等人都和它结过缘分，你去了正好可以发挥特长。最终是话剧打动了戴伟，其后的日子就是等待通知书。年底，戴伟既兴奋又有些提心吊胆：“四人帮”都粉碎了，会不会恢复高考？推荐上大学还算不算呢？在望眼欲穿里，通知书来了，戴伟看了又看，还在担心：这到底算不算数啊？那一天，在赶往上海的火车上，兴奋的戴伟把剧团给买的卧铺让给了一个女孩子，自己跑到硬座车厢，和同到上海报到的老乡聊天，天刚亮的时候到了上海。报到的日子虽然一夜没睡，戴伟进校时仍是精神亢奋。接新生的车子刚停下来，就听到敲锣打鼓声，哗啦啦围上来一群人帮助拿行李，一张张热情的脸。校园里到处是接新生的红色横幅，到处是穿蓝灰卡其布中山装的男生，剪着齐耳短发、拖着两条麻花辫的女生。那是上海粉碎“四人帮”的第一个春天。当时的《文汇报》说，“那是一个战斗的，胜利的春天，上海已经成为埋葬“四人帮”的汪洋大海，各条战线热气腾腾，人们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新人新事新思想如雨后春笋。一幅走向大治的景象。”春天同样来到了饱经劫难的复旦大学。戴伟到中文系去报到。中文系在一个青砖红窗黑瓦的两层小楼上，八角飞檐，在树阴中若隐若现，面前是一个大草坪，与一座红瓦白墙、庄严肃穆的礼堂遥遥相望。后来，戴伟知道中文系所在小楼名弈柱堂，曾留下过陈望道、郭绍虞、朱东润的足迹，也留下过刘大杰、贾植芳、蒋孔阳、王水照、王运熙的背影……中文系宿舍所在的四号楼是一栋灰白色的四层楼，靠着校园东侧围墙。戴伟到宿舍的时候，房间里已经来了几个同学，大家忙着互相介绍。这时，进来一个人，很是老成和善，一进来就嘘寒问暖。戴伟心想这个老师真是平易近人，后来才知道是上海同学黄有土，他们临时的班长。激动的心情很快变得乱哄哄，很快老乡找上门来，戴伟就跟着到处去转。先是来到了※※※像前，只见老人家背手遥望，目光深邃；又来到物理系楼前，只见红砖房子，沉稳气派。又来到一条主干道，只见两边都是大纸报，揭批红卫兵组织“孙悟空”的大纸报，挨着批判张春桥女儿的大纸报。很多人围在那里指指点点。戴伟后来知道那条路历史不凡，因为“无产阶级曾在这里开展革命大批判，卷起革命的波澜；资产阶级也曾在这里挂黑板，贴墙报，点起右派复辟的鬼火。在这条路上，斗争是如此尖锐，所以人称‘南京路’”。就在几个月前，“南京路上还在进行着生与死的搏斗，人如潮涌，每个人紧握拳头，瞪着愤怒的双眼，历数走资派的罪行。路旁千万张大纸报，铺天盖地，像一枚枚重磅炸弹，轰炸着资产阶级世袭领地。“（年3月14日《文汇报》）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春天已经来了，政治斗争的阴影还没有最后散去。戴伟对政治不感兴趣，他只想着如何学习和演戏。他是因为话剧来到了复旦，他不知道他的同学们又为何而来。是属于无心插柳，还是水到渠成？是为了镀金以脱胎换骨，还是因为满怀抱负而叩响求知之门？在那个混乱而又荒唐，人们无法把握自身命运的年头，不同的人来到复旦，有着不同的机缘；不同的机缘，则折射出了那个年代的种种世相人生。黄浦区图书馆的团支部书记姚国雄，是在放弃了在同龄人中相对较高的工资之后，来上大学的。那一天，全图书馆的三十几个同事，开着一辆大卡车，敲锣打鼓地把她送到了复旦。那是一个属于光荣与梦想的时刻，当年复旦在黄浦区文化局系统只有一个名额。柳州群众艺术馆来的古亦忠坐在宿舍里，还是感觉像做梦一样。年高中毕业以后，他一直想着有一天能上大学。他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利用起来学习，晚上写诗，用毛笔抄书：唐诗、宋词、莎士比亚全集。年，复旦在柳州只有一个招生名额，而文化系统的竞争者有十几个人，本单位里一位实力比他强的老师，柳州歌舞团一个名演员，以及柳州市文化局一些年轻人，都梦想机会能降临在自己头上。古亦忠并没有太大的把握。当时没有笔试，也没有面试，古亦忠把自己的诗歌给招生的老师看了看，复旦最终选择了他。安徽定远县来的上海知青陈晓东，既激动又有点失望。这个上海向明中学的初中毕业生，年起在黑龙江插队4年，后来转到安徽。年，她已经是大队副书记了。她从小读书好，在农村的时候，不想招工，就是非常想读书。因为母亲是上海医科大学的教授，她非常希望能学医。这一年，公社里已经定下来她到上海二医大去读书。录取通知书到了县里时，她还在大队里忙碌，同宿舍的合肥知青帮她拿了回来，一看却是复旦的。一直到现在，陈晓东还是搞不清楚，当年的一幕到底是怎么回事。命运就这样给她开了个玩笑。很多年后，陈晓东还在想，如果当时有高考，肯定要去考个医科大学。江苏生产建设兵团24团某连指导员范计春，是最后一天才来报到的。他差点与复旦失之交臂。年，范计春是个激进的青年，作为连队指导员，他把纪念周总理的活动搞得“登峰造极”。农场查处收缴纪念周总理的诗歌时，他把所有的诗歌保留了下来；支部开大会时，他带头发表反对江青的言论；“四人帮”批判“三项指示为纲”，他在支部会议上表态：“三项指示为纲”就是好。从切身体验出发，他感到“文革”是没有希望的。而在落实“三项指示为纲”精神促进生产的当年，他们连队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丰收，很多知青也是第一次拿到了奖金。范计春的激进行为，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有人向上级做了反映，范计春被领导找去谈话，最后是农场的党委书记才把他保了下来。由于种种原因，年推荐上大学时，农场否决了他。“否决就否决吧，我也没有太在意”。30年后的范计春还记得：年1月的一天，大雪纷飞，突然团部派人通知他去参加考试。原来是一个被推荐的常州知青，在参加完考试以后，突然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范计春就这样赶上了末班车。那年冬天，在农场两个老师的监考下，他一个人参加了补考，对当时的作文题目至今记忆犹新：从张铁生交白卷谈起。2月，范计春才拿到了通知书。2月25日下午，他和弟弟从南通坐船到了上海。一出十六铺码头，他长出了一口气：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一天，兄弟俩坐公交车到了复旦，找到四号楼宿舍，等安顿下来，天基本上就黑了。来自五湖四海年2月25日晚上，四号楼灯火通明，热闹起来，那个后来被称为中文系班的76级文学评论专业，55个同学基本上到齐了。55个同学，可谓来自五湖四海。江苏南通江心沙农场来的陈尚君，说话时喜欢引经据典：这个看过吧，那个看过吧，很快就以其旁征博引，得名“老夫子”。这个插队8年，当过四五年生产排长，曾经管过六七十人、六七百亩地，感觉自己像个大地主的老知青，到了复旦很久，还跟人说：农活第一，学问第二。年推荐上大学时，他用了5天时间，居然把没有学过的高中数理化课程突击了下来，在农场的考试中名列前茅，因而得以幸运地进了复旦。25岁的庄昌泰是个有着8年工龄，带着43元工资上学的老工人。在上海自行车四厂，他从学徒做到车间生产组长、理论小组的副组长、厂团总支委员、基干民兵排的排长、写作组骨干。他最红的时候，厂里公开写了表扬信：号召全厂青年学习庄昌泰的精神。这个多人的中型工厂，从年到年，符合入学条件的青年多达四五百个，但十年中上大学的，只有他一个。江西省机关出身的李同学，披一件军大衣，一举手一投足，干部的姿态流露无遗，一说话，“这个，那个，嗯”，不久以后，人人都叫他“老干部”。“二炮”来的王同学，穿着军装，两面“红旗”挂着，他是部队的文化干事，又是个诗人，后来在校刊上发表很多诗。贵州省军区文工团的曹顺庆，是背着小提琴来报到的，后来他成为学界名人，学生多得数不过来。一个姓金的女同学，来自意大利。一个姓朱的同学，是某军区副司令的儿子，口气很大，经常有意无意地提起很多人名，又喜欢讨论问题。30年后，班主任袁震宇、王继权、指导员杨竟人回忆班时，还是如数家珍：有插队多年的老知青，有具备丰富工作经验的基层干部，有高干子弟，有工厂的技术骨干，有部队的宣传干事，有真正落实推荐精神、经过相对严格入学考试进来的，也有组织指派进来的，开后门进来的。和往届工农兵学员一样，他们的政治面貌较好：全班55人，党员就占24人，团员有26人；文化程度则参差不齐：高中毕业生27人，初中毕业生28人；年龄上也有较大差别：最小的20岁，最大的27岁。比往届工农兵学员幸运的是，他们在长期的知识饥渴之后，赶上了一个好的学习机会，成了那野蛮的年代里有幸接触文明之光的幸运儿，开启了“文革”之后大学的读书风气，虽然在其后的日子里，这种光荣一再被77级的光芒掩盖，被厚重的历史烟尘遮蔽。中篇：我的大学如今，丹巴已经记不清入学典礼、迎新晚会是什么样子，却对第一堂课记忆犹新。那是在老教学楼的一间教室里，第一次坐在大学课堂里，同学们都有一种崭新的感觉，丹巴却是紧张得不得了。那天，是一个老师讲写作，丹巴听着听着，手里的笔停下了。一堂课下来，同学们的笔记大多记得密密麻麻，丹巴的笔记本上，只有老师在黑板上的板书。跟不上老师的思路，他心里急得不得了。在丹巴的印象里，大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那是一个改革开放的前夜，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十年“文革”，复旦大学“多人受到非法审查，36人非正常死亡，6人被逼疯，还有多人被打成严重伤残”（见《文汇报》年11月19日），作为“四人帮”兴风作浪的重灾区，复旦就在那时开始了艰难的拨乱反正。“用麻袋装知识”副班长陈晓东还能记起那个特殊的年代：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还在继续，大批冤假错案一个一个地平反，文学史上好多作家一个一个被平反，老舍的作品可以讲了，艾青的诗可以讲了。很多在“四人帮”时期被打成毒草的文艺作品，一个一个地恢复原来面貌了。虽然还是工农兵学员，班已基本没有了开门办学，没有了学工学农，没有了“批林批孔”，没有了评《红楼梦》、《水浒》，没有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没有了“三大革命做课堂”。中文系比较系统的课程一一开出来了：现代文学、现代汉语、作家作品、古代汉语、古代文学，外国文学，每一门课都要进行正规的考试。好多老师也出来上课了，王水照教《唐代文学史》，陈允吉教选修课《杜甫》，秘燕生教《文学概论》，吴德润教写作，任秀兰教《现代文学》，逐渐恢复的教学让这些有事业心的老师非常兴奋，上课时，热情洋溢，口若悬河。“我到复旦来，就是要用麻袋来装知识的”。班的同学人人都憋着一股劲，争分夺秒，誓把被“四人帮”破坏造成的损失夺回来。他们的学习热情比后来的77级有过之而无不及。早晨六点不到，就有人起床去读外语；晚上熄灯以后，还有人在厕所里看书。每天，除了上课，同学们就去图书馆、资料室。图书馆的座位很抢手，图书馆早晨8点开门，不少同学8点5分就坐进去了。30年后的姚国雄还记得，那次去图书馆排队，门一开，人就涌进去了，“哗啦”一下门上的玻璃被挤碎了，把她的脚都扎破了。夏天，教室里没有风扇，为了防蚊子，人人穿着很厚的裤子，汗流浃背了还在埋头苦读。开学没多久，班里举行了文化摸底考试。这个考试把大伙的文化底子都考出来了，部分同学学习很吃力，有人只得了25分，王和平等“老三届”则显示出了不错的学问功底。推荐生中也不乏高手。学习委员陈尚君显示出了他过目不忘的天才。在南通江心沙农场，他碰到了几位喜爱读书的朋友，在繁重的农活之余，居然从外语读到马列，从生物分类读到鲁迅、孔子。到复旦后，他对历史地理、中外作家的熟悉程度，颇使一些老师感到意外。糜雄在农场的时候，除了处理公文、管理档案以外，就是看书；第一次考文学概论，他考了第一名。范计春年下农场的时候，背了一箱子哲学书，包括艾思奇的哲学，老版本的辨证唯物主义等，阅读为他以后的发展打下较好的底子。摸底考试以后，班上读书的风气更浓了。成绩好的同学扬眉吐气，成绩差的则非常自卑。班上有个同学学习困难，一度动过自杀的念头。有一次，她在考试中作弊，班主任找她时，她很痛苦，就说了实话：“自己根本就不能读书！”原来她的姐夫是县教育局局长，姐姐生孩子时候是她帮忙照顾的，作为奖励，姐夫就给了她一个上大学的名额。丹巴还是乐呵呵的，似乎走路时都要翻着跟头，看不出有学习压力。一天早晨，班主任来找丹巴，说隔壁汉语班一个藏族同学夜里跳楼了。丹巴赶到跳楼地点，人已经被抬走了，只看到墙边的花坛里，草木青青。30年后的丹巴回忆说，死者是他在西藏师范学院的老师，年跟他一起来复旦学习。她到上海以后，生活不适应，性格也不开朗，学习也跟不上，就一时没有想开。来自77级的冲击年下半年的一天，一个消息传到班，顿时起了不小的震动。这一年8月12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宣布：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胜利结束。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及《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恢复了。这消息像原子弹爆炸一样，震撼了整个中国大地，立即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似乎是一夜之间，班的同学如梦一样被惊醒了：原来他们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了。消息四处流传，压力随之而来。班上有人想退学参加高考，用实力来证明自己；有人思想起了波动：混到哪一天算哪一天吧；有人疑虑重重：我们是不是要作废了？有人百感交集，喜的是国家终于重视教育了，再不会出现白卷书生了，悲的是自己已经不能再去参加高考了。见惯了大风大浪的老知青们倒是泰然自若，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恢复高考，等于是挽救了民族和国家，这是大势所趋。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借助上大学的机会，把该学的学到手。高考终于来了。当年的《文汇报》描述了当时的情景：“12月11日早晨，这是一个多么不寻常的早晨啊，全市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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