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吉简介
刘吉，曾任上海内燃机研究所研究室主任，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专职副主席，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执行院长、名誉院长。
一、亲切的回忆年10月，应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及何钟秀的邀请，中国科技情报所杨沛霆、中科院物理所赵红洲、机械工业部上海内燃机所刘吉、中科院政策研究室贾新民到天津来作学术报告。他们白天相互听报告、参加讨论，晚上聚首畅谈。他们谈到十年浩劫中中国的科技事业和知识分子遭遇到的种种灾难，谈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科学的春天”，谈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他们还谈到，我们的科技管理工作太落后，我们的各级领导和管理人员还不熟悉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还不能遵循这些规律进行有效的管理，就连科学技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意义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也还远远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他们虽是初交，但志同道合，终于，他们认准了：当今中国迫切需要一门研究科学发展规律、科学技术政策与科学技术管理的学问，这无疑就是科学学。
这件事在中国科学学事业的发展中是一个很小的插曲，可是对于他们本人的一生，却是难忘的一页。因为，从此以后，他们转变了专业方向，专心致力于科学学事业了。不久，在北京，杨沛霆发表了《当代科学技术的继承与发展》、《日本技术发展后来居上的重要经验》、《论近代史上两次思想、科学技术生产的循环》、《科学技术史与科学学》、《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规律》等著作，赵红洲发表了《论科学能力》、《论科学结构》、《论科技人员最佳年龄区》等论文，贾新民致力于编辑《科学报》(国外版)，他们的工作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引起科学技术界、经济界和教育界的注意。在天津，何钟秀工作的天津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编印了十多万字的《科学学与科学管理参考资料》，举办了第一期“科学学与科学管理讲座”，开始大规模地向各级领导干部和科技人员介绍科学学，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科学学研究的地方团体—天津市科学学研究会。在上海，经过一段宣传和酝酿之后，夏禹龙、魏瑚、刘吉、冯之浚、张念椿、仇金泉等同志联名向市政府提出创立科学学研究所的建议，受到了上海市政府的重视，建议被采纳了。接着，全国有志于科学学的同志荟集北京，举行了一次学术讨论会，并成立了全国的科学学联络组，开始建立起组织上的联系。在我们撰写本文时，不由得引起以上这么一段亲切的回忆。它或许能从侧面反映，在中国，一些不同专业的人是如何走上科学学这条道路的。
二、中国科学学的诞生科学学在中国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它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早在四十年代，中国就翻译了苏联科学史家D?黑森在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年伦敦)上宣读的著名论文：《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来华也曾多次向中国科学界作《科学与社会》的讲演。也许更早一些，在二十年代就有若干西方关于科学功能的著作被译为中文，例如赫黎斯的《科学与人生》、彭加勒的《科学之价值》等。但是，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都十分落后的旧中国，这些著作甚至在科学界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旧中国没有产生科学学的土壤。
五十年代，贝尔纳的一系列著作：《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上的科学》、《科学与社会》等翻译出版了。国外许多关于科技政策、科研管理的文章也越来越多地通过一些科技刊物、特别是科技情报刊物介绍到中国。五十年代末，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教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大规模的实验工作》一文，这是我国第一篇有影响的科学学论文，它表明中国科学学已在萌芽之中了。然而，由于后来“左”倾思想的影响和党在政策上的失误，使中国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受到严重的干扰，在“文化大革命”中它们更备受摧残。不言而喻，作为研究科学的科学、为科学服务的科学—科学学，尚未破土就夭折了。
年8月党中央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同志在会上指出：“二十多年来，我们党对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虽然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应该承认，怎样科学地组织管理和领导好社会主义科学技术事业，我们面前还有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不改变这种情况，就很难取得大的成就，就不会有主动权。”(《邓小平文选》第82—97页)给科学学提出了根本任务。所以，中国科学学的诞生不仅是时代的要求，而且是党中央首先为它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在学科建设上，首先是钱学森教授首先提出：“当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高度综合而又有基础到应用的严密结构的体系，就应该有一门代替消亡了的自然哲学的学问，它专门研究科学技术体系的组织结构，研究体系的逻辑性和严谨性，研究科学技术和哲学的联系等等。这也可以称为`科学的科学’。这门学问在以前不会有，因为自然科学没有形成体系，当然也不会有研究体系的学问。”(《现代科学技术》，.12.9人民日报)这位著名科学家从专家的角度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科学学的命题。
在这一段时间内，王兴成、丁元煦、韩秉成及其他同志在研究和介绍国外科学学方面做了许多可贵的努力。通过他们的研究成果和介绍，年3月，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科学学译文集》，收入了J?D?贝尔纳、A?L?麦凯、T?库恩、J?齐曼、凯德洛夫、T?M?多勃罗夫、C?P米库林斯基、A?拉曼等学者的若作，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D?T普赖斯教授的著作为中国科学学界所熟悉。他的著名论文《科学的科学》使大家了解了科学学诞生的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成长发展的历程。普赖斯在《小科学与大科学》一书中指出，科学已从小科学走向大规模的大科学，科学的本质以及科学政策与管理都将产生新的变革。普赖斯在《巴比伦以来的科学》一书中，以科学杂志和学术论文作为知识量的重要指标，通过艰苦的统计分析，得出了科学发展按指数增长的规律。普赖斯的指数增长规律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财富，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定量研究科学学的范例——计量科学学，这不仅提示了一种科学学的研究方法，而且开拓了科学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分支。赵红洲在这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他提出了科学劳动的智力常数和科学家最佳年龄规律，并且对科学发现的历史逻辑，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模型——“科学发现的采掘模型”。此外，他所提出的“社会的科学能力”理论等，都是中国理论科学学的突出成果。
经过许多科学学工作者将近一年的宣传和酝酿，年7月，中国科学院学部办公室、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科学学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在这次讨论会上，大家就科学学的定义、研究的对象、意义和任务、现代科学技术的特点及其规律、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标志、科研体制、系统工程在科研管理中的应用以及科技人才培养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会议得到了当时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的领导人李昌、童大林、于光远以及著名的科学家钱三强、钱学森的支持。由于这是中国科学学的学术研究的初始阶段，会上对中国发展科学学的认识有明显的分歧。许多学者认为，在当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好形势下，科学学瓜熟蒂落、应运而生，正是发展的大好时候；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现状还不具备产生科学学的土壤。甚至有的学者怀疑科学学是不是一门学问。于光远在讲话中指出：“科学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参考外国学者的各种说法，但是我们也还是要独立进行研究，然后把关于这个概念的研究结果确定下来。”会议赞成这样的态度，学者们认为，一门学科的产生不在于一哄而起、人多势众，也不在于马上建立起什么同人协会之类的组织。科学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一门科学要得到社会的承认，只有拿出自己的研究成果来，并通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才能逐步形成一支精壮的学科队伍。会议在这样的共同认识下结束，没有什么文件，也不成立什么组织，只建立了一个松散的“联络组”，以加强科学学研究工作者的联系。
此后几年，各地科学学研究者们各自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与学术活动。择其要者列入表1。
表1中国科学学的学术活动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杂志创刊五周年来所做的工作及其在国内外的影响，已是有目共睹、人所公认的了。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潜科学”。一部分科学史主要记载了已经成功的科学理论和科学发现，这可以称之为显科学。然而，对于人类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和掌握这些显科学显现的过程。这个过程一定是漫长而潜在的。一个科学理论的创造，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取决于社会条件、取决于科学结构的内在运动，也取决于科学家个人的创造能力，在这三个方面都有着一个从潜在到显现的过程。揭示这个过程的秘密，探索它的规律，对于科学家、科技政策与管理都有着无可争辩的巨大意义。大家认为这是一门学问，可以命名为“潜科学”。它是理论科学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年在北京市科委领导人田夫的支持下，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出版了《潜科学》杂志。
年6月，中国科学学和科技政策研究会正式成立。29个省、市，中央各部门，高等学校代表出席了会议，会上推选了童大林、钱学森等为顾问，钱三强为理事长，田夫、吴明瑜、罗伟、李铁映、夏禹龙为副理事长。其工作机构设学术委员会、出版委员会、科技人才专业委员会、科技管理专业委员会、科技政策专业委员会、科学学理论专业委员会。全国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科学学和科技政策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阶段。
三、中国科学学的特色科学学是从国外引进的。但是，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文化的社会主义大国，好似一个辽阔的深海，任何外面的东西，如果不与她固有的国情相结合，都是无法生存与发展的，即使是刮十二级台风，掀起排山浊浪，也不过在海面上掠过，海平面以下的巨大水体仍是稳定的。因此，从国外引进的科学学，它在中国的发展必须也必然具有许多中国独有的形式和内容。
(1)中国科学学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拓自己前进的道路。
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倡导的原则，也是学者们自觉的要求。因为，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最全面最严密最深刻的一门哲学。它的基本原理对一切科学都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科学学自不例外。其次，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有着许多关于自然科学的论述，对于科学学研究更有直接的意义。马克思在他的名著《资本论》中专门有一章“机器和大工业”，对资本主义社会里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作了比较全面的考察，而在《——年经济学手稿》则更有专门一章：“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汽、电、机械和化学的因素”，引用了极其丰富的科学技术史料，并对之作了精辟的分析。恩格斯在其名著《自然辩证法》中更全面考察了科学哲学、科学史、技术史、科学分类结构，从而深刻地揭示了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科学诞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以及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所有这些，对我们都有具大的启示。
那末，我们能否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已经创立了科学学？回答是否定的。论述科学问题是一回事，科学学成为一门学科又是一回事。个别的论述往往是一门学科诞生的先导，但一门学科的诞生必须具有自己系统的科学形态。这恰恰是中国科学学研究的一个成果，即我们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工作的指南，但同时绝不把它当作不可逾越的教条。既是科学，就必然要随着时代的推进而发展。一成不变的科学是没有的，更何况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呢？马克思主义诞生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它包括了对自然科学规律的概括。因此，科学学对现代和当代科学的考察与研究，必将对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应有的贡献。
(2)中国科学学必须为中国“四化”建设服务。
中国科学学是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的形势下诞生的，它理所当然地要回答四个现代化、特别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中提出的问题。更何况，科学学本身是行动的科学。当今的振兴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赖于科学，科学学的任务就是要使科学的这一社会功能得到最有效的发挥，要在“四化”实践中去运用它的成果，去取得它的立足点。离开为“四化”大业服务这个立足点，中国的科学学就失去了方向，也就难于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
(3)中国科学学必须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相结合。
中国是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自成体系的文化传统，它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它是现代中国学术最肥沃的土壤。科学学的种子要在这个土壤中吸取最丰富的营养，才能茁壮成长。中国有自己的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总结我国的科学技术史并从中取得教益，无疑是中国科学学的任务。中国古代哲学(墨子、老子、庄子等)中有着十分丰富的科学思想，蕴藏着许多现代和未来的科学理论和科学发现的种子，有待于开发，中国科学学应在分析的基础上对此加以继承和发扬。总之，中国科学学必须研究中国文化传统，适应中国文化传统，然后才能在其中添砖加瓦。因此，对西方的理论与实践决不可照搬，而必须通过自己的咀嚼消化，批判地吸收。即使是科学的精华，也要使其具有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例如科研管理，尽管在西方科学发达的国家已有成功的经验，但是在中国，有些根本行不通，必有些须改变形式，正如邓小平一再告诫大家的，中国的事只能用中国的办法去解决，因此，必须研究这些经验赖以建立的原理，将科学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走出中国自己的管理道路来。
中国科学学的特色将在今后的征途中逐步显示出来。
四、对科学学的认识在中国，科学学研究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于是，人们在考虑一个新的问题：究竟什么是中国的科学学？
首先，科学学与自然辩证法是什么关系？大致有三种观点：
其一，包容关系，即自然辩证法是一个大口袋，一切研究自然科学问题的学问均包括在其中，因此，科学学也是自然辩证法的一个分支，
其二，母子关系，科学学是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中产生的，但是它现在已经壮大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了，正如儿子长大成人了，理所当然应该离开母亲，独立门户，当然，也正因为是母子关系，自然辩证法与科学学仍有着密切关系，并有某种程度上的指导意义；
其三，并列关系，科学学与自然辩证法是完全独立的两门学科，自然辩证法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哲学”，科学学当然与之有联系，但这种联系不过如同化学与物理的联系一般。
我们认为，第二、第三两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前者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后者是从现实的角度看。重要的是实践，科学尊重历史，但不把历史当作沉重的镣铐，拖住自己前进的步伐；科学是不排它的，不同学科之间互相借鉴、互相渗透是共同繁荣的道路。
其次，科学学与科学史是什么关系？在研究科学学的时候，科学史是一个重要的基础，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科学学不研究、考证史实，同时，科学史不是研究科学学的唯一基础。科学学更重要的还在于研究现实。科学史的研究者，可以由史及论，从史实中提炼出来的理论观点，可以是历史的结论，哲学的结论，当然也可以是科学学的结论。所以，科学学与科学史是两门独立的学科，各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途径，但某些侧面可能殊途同归。在这些侧面加强合作，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第三，科学学与科学社会学是什么关系？这里首先要解决的是什么是社会学？什么又是科学社会学？在中国，虽然讨论了许多年，但是关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始终是不明确的，至于科学社会学，还没有人去认真研究过。科学社会学目前还只是从西方引进的一个概念而已。虽然有少数学者认为，科学学就是科学社会学，但就中国这些年科学学研究的实践来看，科学社会学的概念还没有科学学准确而有活力。
那么，究竞什么是科学学呢？科学学的定义是什么呢？现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表明：学科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只有一个明确的核心，而边界是模糊的，不固定的，即使是共同的一个研究对象，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它。例如，一个花瓶，工艺美术学可以研究它的造型，材料学可以研究它的结构成份，哲学也可以把它作为物质存在的一种形式来研究，不同学科的相互补充，就可以使人们对花瓶的认识更全面更完善了。对白然科学的研究难道不也可以这样吗？以为划清学科的界限才能保持学科的纯洁，这是上一世纪的遗产。然而，这决不意味着一个学科的范围是漫无边际的，或是可以随心所欲地确定的。根据这些年来中国科学学研究的实践来看，科学学的研究对象，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由于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基本特点主要趋势是在高度分化基础上的综合化与整体化，目前已有的多门学科(新的学科还在不断产生)，使自然科学本身成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研究这个系统的单元、结构及其运动规律，以求得系统的最佳的效应，把握这个系统的发展动向，这是科学学的第一方面内容。它为建立科研体制、投资方向以及科技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因此它可称之为理论科学学。显然，它是属于自然科学领域的。但是，它在许多方而与科学哲学又有着密切的联系。
第二，科学社会化已使现代科学活动成为一项大规模的社会活动，从基础科学研究到应用研究、产品开发，形成了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系统。研究这个系统的结构、内部联系、发展过程及运动的一般规律，以求得系统的最佳的效应，这是科学学的第二方面内容。它包括科研休制、科技政策以及从全国范围的宏观管理到研究所、室、组的微观管理。
以上两类研究都是科学系统内部的研究，所以通常又称之为内科学学。
第三，社会科学化，使现代科学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复杂的交叉效应。科学的社会功能和社会的科学需求，是当代重大的课题，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是人类社会持续繁荣的基本因素，这就是科学学的第三方面内容。它研究科学系统与外部关系，所以通常又称之为外科学学。
以上第二、第三方面内容都是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的，一般又称之为应用科学学，它基本属于社会科学性质，但是以自然科学和技术为研究内容，因而研究它必须熟悉自然科学，并且广泛运用自然科学的概念和方法。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科学学是一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高度综合的科学。
这就是中国当前对科学学的一般理解。无须赘言，科学学还不是一门成熟的科学，随着现代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和学科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它的理解和确定还会不断演进。
五、中国科学学的未来目前，中国除西藏、青海、广西和台湾省以外，各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科学学研究会。全国己有40多所大学开设科学学课程。专门从事科学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大约二百多人。还有大量从事科技管理的人员和其它学者参加科学学的实践和业余研究。科学学专业研究机构有上海科学学研究所、天津科学学研究所、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上海铁道学院科学学研究室、北京科技情报研究所科学学研究室等。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在科学学领域工作的学者，经过考核，可以授与博士学位。中国科学学事业在短短几年内如此蓬勃兴起，是与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兴旺发达分不开的。当前，中国科学技术正处在第二个黄金时代。
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岗位上的科学工作者都竞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一派龙腾虎跃之势。科学学是为科学服务的科学，更应有所作为。当前，中国科学学的主要任务是：
研究党中央提出的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局面的三个战略重点，为实现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的现代化，提出可行的政策和措施来；
研究进一步落实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总方针，并结合各地、各个部门的特点，为各个经济区、各个行业的发展战略提出科学的建议；
研究科技政策、科技长远规划、科研体制改革和科研管理改革，提出切实有效的建议，落实科学技术面向经济、为振兴经济服务的方针；
研究知识分子政策，在调动其动力、开发其潜力、提高其能力、磨炼其意志改革其队伍结构等方面，提出供领导决策的科学依据；
研究科学的社会功能和社会的科学需要，敏锐地把握现代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及时地提出新观念、新思想、新方法，提出各种振兴中华的战略性建议。
总之，中困科学学是任重道远的，它将逐步成为国家“四化”建设事业中最活跃的一支力量，它的前景是十分美好的。
本文发表在《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年第5期，原标题为“科学学在中国的兴起一一发表在《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创刊五周年纪念日”。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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