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历史
十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和
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制定
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以北举行军事演习，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拒绝后，即炮轰宛平城，攻击卢沟桥。当地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奋起反抗。这就是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日本由此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则展开了全国性抗战。
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卢沟桥
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对华战争，是企图灭亡中国、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日军在七月底占领北平和天津；接着以30万兵力，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向华北地区扩大进攻。日本自恃工业比较发达，军事实力大大超过中国，以为能够在短期内轻而易举地迫使中国屈服。日军参谋本部预定“扫荡”驻扎北平一带的中国第二十九军的时间为两个月，击败国民党军队的时间是三个月。
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原意“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接着，派叶剑英在西安代表中共中央于7月14日向南京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宣言》提出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停止实行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等四项保证。17日，周恩来、秦邦宪、林白渠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在庐山继续谈判。中共代表提出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并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
日军炮轰宛平城
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定立场和鲜明态度，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北平市委立即领导组织起北平各界抗敌后援会，发动群众开展各项救亡工作，援助第二十九军抗战。北平居民自动帮助挖战壕、抬担架，妇女为官兵蒸馒头、洗衣服，长辛店的工人为修筑工事把大批铁轨、枕木送往前线，农民为部队出粮，出工，甚至六七岁的娃娃也端着水盆供士兵磨战刀。上海各界群众纷纷成立救亡团体，参加救亡协会、战时服务团，支援前线。武汉、四川等地的抗日救亡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全国舆论界群情激愤，各地大小报刊抗战呼声四起。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推动下，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这时他还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仍希望把事变限制在“地方事件”范围内。国民政府外交部于7月19日向日本使馆提议，中日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将部队撤回原地，然后由外交途径解决。这一提议遭到日本外务省拒绝。8月13日，日军又把战火烧到上海。次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宣称：“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
日军大举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的心腹地区。蒋介石急欲调动红军开赴前线，因而在国共谈判中开始表现出较多团结合作的愿望，同意不向红军中派遣国民党人员。双方达成将在陕甘地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和出版《新华日报》等协议。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红军改编命令。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下辖第一一五、第一二0、第一二九师，林彪和聂荣臻、贺龙和萧克、刘伯承和徐向前分任正、副师长，全军约4.6万人。为了加强共产党对八路军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领导下，成立前方军委分会，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照新的统一序列，将八路军番号改为第十八集团军，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司令。但人们仍习惯地把它称为八路军。同月，陕甘宁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仍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接着，共产党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琼崖红军游击队除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项英任正、副军长，张云逸、周子昆任正、副参谋长，袁国平、邓子恢任政治部正、副主任。新四军下辖四个支队，陈毅和傅秋涛、张鼎丞和粟裕、张云逸和谭震林分任第一、第二、第三支队正、副司令员，高敬亭任第四支队司令员，全军共1.03万余人。随后，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同时成立，项英任东南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陈毅任军分会副书记。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传》；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共中央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国民党最高领导人同意联共抗日，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对国家民族的有功之举。国民党当时是执政党，拥有万军队。国民党的政策转变，对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有着重要意义。
国共合作的实现，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伟大的爱国者宋庆龄异常兴奋地表示：“我听到这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国民党内李济深等领导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从一度反蒋抗日转到拥将抗日的立场。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也一致表示拥护政府抗战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积极投入抗日洪流。民族工商业者踊跃为前线捐赠钱物，一些人还不避艰险，把工厂迁往内地。各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一起积极参加抗日战争。许多台湾同胞回到祖国大陆，组织各种抗日团体和抗日武装。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也以各种方式参加抗日活动。华侨为抗战捐款累计逾13亿元（法币，下同），侨汇达95亿元以上，购买救国公债11亿元以上，总计占抗战期间中国军费很大的比例。在新加坡成立了以陈嘉庚为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它的分支机构遍及东南亚各国。父教其子，兄勉其弟，妻子送郎，共赴国难。这些百年以来未曾有的新气象，标志着一个古老民族的空前觉醒。正如爱国作家郁达夫所称：“中国若果是一只睡狮的话，现在已经在张眼睛，振精神，预备怒吼了。”
正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面旗帜，召唤着全中国的各地各派各界各军，召唤着全中国的工农兵学商，召唤着海内外的华夏儿女，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筑起了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钢铁长城。在这场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殊死决战中，中华民族发扬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空前地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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