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上海市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宗教史与思想史。
我在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博士生“思想史著作选读”这门课的最后，讲了一次有关书评与综述的写法。现在这份讲课记录，就是在我的讲义基础上，稍稍做了一些整理和修订而成的。前些日子，我曾把它传给一些朋友，请他们指教和批评，有的朋友说，这篇讨论书评和综述的讲课记录，对年轻的博士生们还有参考价值，因此，我把它交刊物发表，希望读者给我指正。
引言：为什么要和博士生讨论“学术书评”？
之所以要讨论“学术书评”这个话题，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真正学术意味的书评太少，而借题发挥或蜻蜓点水的评论风气渐盛。对于书籍借题发挥的评论固然不应厚非，但是那不是真的评书，也比较容易写；严肃的、裁断的、商榷的学术书评，却是直接针对学术研究的，不太容易写，如果没有这种书评，恐怕学术难以进步。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学生们将来是要做学位论文的，而大学里专业的博士学位论文，如果严格要求的话，通常要有一章（或者一节）“研究史”，就论文涉及的这个领域，业已出版的各种论著，作一个述评，说明前人在这一领域中已经做了些什么，做得怎么样，还有什么遗漏和缺失。说到底，它其实就是对各种论著的短评的汇集，可是，现在很多大学的学位论文，不仅是本科，甚至硕士、博士论文，在这一点上都不够重视。
其实，写好学术书评是很重要的，为什么？
第一，这首先是一个学术道德问题。我曾在清华老图书馆看到陈寅恪的学生张以诚的论文《唐代宰相制度》，陈寅恪先生在前面评语中说，“凡经参考之近人论著（如内藤乾吉等），尤须标举其与本论文异同之点，盖不如此，则匪特不足以避除因袭之嫌，且亦无以表示本论文创获之所在也”。[1]可现在，有一些学位论文，由于缺乏这一部分，读者包括指导教师和答辩委员，根本无法知道，作者是否超越了其他人的研究，或者是否抄袭了其他人的研究，也不能正确地作出对论文的评价。如果作者抄袭了，也许可以一时蒙混过关，但终究是在学术道德上有所欠缺。
第二，给其他在这一领域从事研究的人，提供有关的丰富的学术史资料，使人们了解这个领域的变化轨迹与现状，这才能够凸显自己选题的问题意识所在。比如研究清代学术史，就需要交代从梁启超、胡适、钱穆一直到余英时、艾尔曼的研究，说明这一百年中对于清代学术的研究，何以形成侧重外在背景与偏向内在理路的两个典型，即台湾东海大学丘为君所总结的“理学反动说”与“每转益进说”[1]，然后再讨论余英时重视“内在理路”的研究方法，和艾尔曼提倡社会史和思想史结合的方法，各有什么利弊；在此基础上才能说明你的研究进路和问题意识究竟有什么“创新”的意义。
第三，既迫使自己拓展学术视野，也迫使自己阅读前人论著。现在，有的博士生或硕士生，采取非常实用主义的阅读方式，对于他人的论著只选择看与自己所需要的部分，甚至把他人的论著当作“资料转运站”，从里面转手抄撮一些文献，根本不理会它的全面论述。更要命的，是从网络上截取电子文本，完全不顾上下文语境，很少体会他人的研究思路、资料取舍、分析立场。但是，如果要写学术性的书评，要对他人的论著作评判，就不得不全面阅读各种国内外的有关论著，不可能只是寻章摘句、断章取义地乱读一气。
最重要的是，如果有严格的、认真的和专业的学术书评，就会使学界变得更有秩序、更加干净，不会像现在这样，良莠不分，泾渭不明，滥竽可以充数，鱼目可以混珠，整个学术界好像根本无法界定什么是好的研究、什么是坏的研究。
所以，下面我先来谈学术书评的意义。
一、学术书评的意义
首先介绍一篇讨论书评的文章：张玉法先生的《如何评论一部史学论著》。张玉法先生是历史学界都熟悉的前辈，他是近代史的专家，也曾是“中研院”的院士。这篇文章前面很郑重地说明，它是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卜（R.K.Webb）的讲义写的。威卜说到，评论一本书，应当有几个标准：一，这本书是写什么的？有的人连这本书写什么都没有搞清楚，就胡乱评论，这不是写书评，最多是借题发挥自说自话。所以威卜强调你要搞清楚，这本书特别的论题是什么？有没有新发现？二，这本书所用的资料是什么？是否它用的是第一手资料，有没有借助其他人的研究结果，在书前面是否告诉了前面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这就要考验你对这一行的资料、研究的熟悉程度了。三，资料和结论之间的关系如何？你要了解这些引用的资料，是否可以引出相反的结论，这些资料是否经过考证和选择，是否有先入为主的误读可能。四，这本书给人的美感如何？就是评论它的文体和文笔，有没有吸引力。
所以，张玉法先生说，如果你没有这些标准，“不是乱捧一阵，就是胡骂一番，使学术界没有一个是非”，他说得很严重：“不了解一书的价值而对一书大加褒贬，乃是一种知识上的欺骗。”[2]
张玉法先生说到“学术界的是非”，其实就是我说的学术界的“秩序”。前面我讲过，现在学术界对于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几乎没有是非，也就没有秩序。现在学术生产力太发达，我用“生产”这个词，很多人也爱用，后现代主义者用，官方也用（我在大学里也看到文件中有这个词，是正面的意思）。但是，一旦学术变成生产，甚至是批量生产而不是用心琢磨，虽然产量上去了，但质量就下来了。现在你到书店去看，书太多了，你翻杂志，论文也太多了，可是，这里面90%都是“学术垃圾”，根本没有用的。怎么办？就要有“好”和“坏”的分别。怎么才能有“好”和“坏”的分别？就要有个说法，而且必须是“权威”的说法。依靠有权威的学术的书评，把好的和坏的区分开。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学术界有了“舆论监督”和“公共批评”，这就像一个社会，有舆论、清议一样，有个关于好坏是非的公论，学界才有秩序，有秩序才可以是一个独立的学术界，否则你就要听官员的、听报纸电视的、听低水平的。
第二，如果有权威而内行的书评，一些假冒伪劣的产品，特别是一些“隐瞒证据”的论著，就会像“3·15”一样曝光。大家要知道，有些看起来冠冕堂皇的论著，其实就是乱抄乱写，并没有什么严格的资料证据。中国学界的弊病之一，就是这类“伪著作”太多，可这些情况外行是不了解的，需要内行才能指出问题。
第三，这样的书评出来，才能够省去读者选择的时间和精力——这些读者既包括非专业的，也包括专业的。有了这样的书评，后来的专业研究者就可以按图索骥，很快找到有用的书籍。
当然对于硕士生、博士生来说，最重要的是，你学会这样去写书评，就等于学会了如何清理你这个领域的学术史或研究史，说到底，前面我说了，硕士博士论文的第一章，就是“研究史”。研究史是什么？不就是对你要研究的这个领域的一个一个论著的提要和评论，并且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叠加起来的历史过程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老师让我们仿照《四库全书总目》，写一本书一本书的“提要”，还规定在六七百字里面，要概括地说出这本书的大意、要点和不足，当时不觉得有用，但事后觉得这个训练很有意义，如果各位也能够看书的时候，随手写下一些书评，哪怕很短的，将来也是受用不尽的。
这个传统要在中国建立起来。我们看到，国外的学术刊物，包括我们常常要用到的亚洲研究杂志，书评要占很大的篇幅，像《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通报》（ToungPao）、《亚洲研究杂志》（TheJournalofAsiaStudies）、《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oftheAmericanOrientalSociety）、《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naloftheRoyalAsiaticSociety），都有大量的书评或书评论文。所谓“书评”（ReviewsofBooks或者BookReview）往往是一两页、两三页的短书评，更短的还有“简评”（Briefreviewsofbooks），大概是半页左右。但是，“书评论文”或者“研究性书评”有的也很长，早的如邓广铭先生年在《中国青年》七卷二、三期上连载的《评周谷城著中国通史》，就长达20几页，近两万字［3］（PP.73-94），晚的像《通报》年的这一期，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HowardL.Goodman给J.MichaelFarmer年刚在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有关三国谯周的著作（TheTalentofShu:QiaoZhouandTheIntellectualWorldofEarlyMedievalSichuan）写的书评，就有14页之多。[2]更长的甚至有几十页的。书评论文的价值和影响，我觉得一点儿也不比论文差。当然，国内也有一些书评类刊物，像《读书》《书城》《中国图书评论》《书屋》，但是，大多数是借题发挥的文化评论类文章，虽然写得很有意思，有的也有真知灼见，但大部分不能算是学术性的书评。而学术刊物像《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学术》等等，也有一些好的学术书评，但是，我觉得数量还不够多，质量也还不够好。
简单地说，中国的书评有几个问题：
首先，是吹捧太多而批评太少，批评性的书评甚至被认为是“吹毛求疵”或“酷评”。虽然有一些酷评确实过分，但是，一些正常的、有证据的批评性书评，像葛剑雄等写了一篇《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4］，发表在《历史研究》上面，批评杨子慧主编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还引起轩然大波，觉得过分苛刻；王俊义批评陈祖武的清代思想史研究，还被认为是“意气之争”。当然，现在也有一些书评，尤其是批评性的书评，写得很好，也引起了学界的鍖椾含鍝鐧界櫆椋庡尰闄㈡不鐤楁晥鏋滃ソ璋佺湅濂戒簡鐧界櫆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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