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研究院
ResearchInstituteofLiteraryandArtCriticism
作者简介
李佳贤,山西阳城人,南京大学博士,现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及当代文学批评。
合作化小说的“时间”想象
原刊于《当代文坛》年第1期,略作改动
摘要:年国家时制的变更强化了线性历史观与“同时性”的时间感知,年开始的“五年计划”带来了时间的焦虑。国家制度层面的变化对当时的小说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小说文本中“时间”意象的大量集中出现,其二是合作化小说对现代时间的想象。但需要注意的是,文学想象与现实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关键词:合作化小说;国家时制;时间焦虑;线性历史观;现代时间观
关于合作化小说中的“时间”,学界已有诸多研究成果。张清华从时间修辞入手考察当代文学的美学演变,他认为“特定的时间修辞决定着作品叙事所产生的美学特征和属性”,因此,当代文学五十多年来的美学变化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作品中的时间修辞方式的变化所致。[1]有的学者以具体文本为考察对象来进行时间美学的分析,如杜国景对端木蕻良《钟》的细读。他认为端木蕻良借助时间这一意象折射了合作化对传统农民的改造,体现了其独特的“时间美学”。[2]另外也有一些学者重点考察了不同时间观背后所负载的意识形态内涵。比如徐勇认为不同的时间观念代表的是不同的道路选择,因此“‘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实际上是‘传统’和‘现代’的时间观念之间的对话和斗争。”[3]蔡翔则从“国家(现代)”、“地方(传统)”和“个人(自然)”这三种时间入手,论证国家和地方两种意识形态在文本与乡村现实中的并存和对立。[4]这些研究者都意识到了合作化小说中“时间”的重要性,并且从各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颇具启发性的研究。但不少研究者的分析更多停留在文本层面,相对忽视了文本之外的时代氛围和现实对照。阅读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作品,我们发现,国家时制的变更改变了文学作品的时间观,时间意象的集中出现与国家政策有着极为重要的关联。
一、国家时制的变更
葛兆光在谈及思想史研究时特别强调了以历书为代表的时制的重要性:“历书就是过去说的皇历,有的地方也叫通胜、通书、时宪书等等,……在古代,敬授民时这件事儿,是官方控制的,又是有关王朝合法性的。每一次改朝换代,都要‘改正朔,易服色’,颁布新的年号,公布新的历法呀。所以,考古发现的有关文字的竹简资料里面,如果以典籍重复数而论,大概要算《日书》最多,《日书》就是按照日子排列起来,教人今天可以做什么,明天需要注意什么的,像现在的日历,……时间很重要,官方和民间都一样重视。官方重视它,目的是对百姓的时间管理,大家步伐一致,各地时间一致,才觉得像一个‘国家’。”[5]所以,时间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计时问题,时间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极为重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历法的问题常常与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这大概是常识了。王朝更替的时候,‘改正朔、建年号’是非常重要的,时间记录方式的变化,标志着一种新的变革,也标志着一个新的王朝的合法性得到上天的承认。所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历法上下的功夫最大,不断地修订和修改,一方面要吻合自然季节节气的变化,同时也要配合王朝更替和新的合法性的建立。”[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历书”意义上的一大变动是将五时区区时制基本改为以“北京时间”为标准的单一时制。此前,中国所实行的是源自年的标准时区制,初实行时,将全国分为五个时区——即中原时区、陇蜀时区、回藏时区、昆仑时区、长白时区。限于当时的无线电技术及交通的落后,五时区制更多停留于纸面,并未得到真正实行。鉴于五时区时制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曾受命于年对其进行了修正完善。但当时尚处在抗战的特殊时期,实际实行的是以陇蜀时区为标准的单一时制。[7]年之后,由于溃退台湾的国民党依然用“中原标准时”播音报时,“新中国”若延用此时制已明显不合时宜,“北京时间”也就应时而生。有学者考证,北京时间的诞生是年9月27日政协会议确定“定都北平,改北平为北京”之后的事,该学者将“北京时间”最早出现的日期锁定在年9月27日至10月6日这十天之内。此后不久,西安人民广播电台等各地方广播电台均宣布弃用之前的时制,而改用北京时间作为节目播报的时间,“以表示和中央一致”[8]。借助广播等现代传播媒介,北京时间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除却各地广播电台对“北京时间”的尊奉与传播外,一些地方政府也主动变更时制以示与中央一致。比如西安、成都等地在年底就很快宣布废弃陇蜀时间而改用北京时间,“年初,在建国后的短短几个月内,全国各地除新疆、西藏外全都采用北京时间为统一的时间标准。到年2月以后只有新疆实行乌鲁木齐时间。”[9]虽然新时制从纸面规定到现实执行,再到大众心理层面的接纳与习惯的形成,尚需要时间,但由政权更迭而带来的制度层面的时制变更,其意义不可谓不大。从五时区时制到以北京时间为标准的单一时制的变更,顺应了国人对“大一统”的认同和想象。随着共和国广播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对农村广播网的有意识的建设[10]等原因,以北京时间为标准的单一时制逐渐被大众认可和接受。由单一时制所带来的时间感知上的“同时性”[11],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心理及现实构建、对于国家政令的发布传达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却单一时制的实行,国家层面时间制度的另一重要变革则是放弃始自西汉的年号纪年,而彻底采用国际通行的公元纪年。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召开。会议第二天,即确定设立六个委员会,分别承担政协会议组织法草案、政协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等重要文件的整理起草工作。除此之外,国旗、国徽、国都、纪年等相关事宜也受到高度重视,特设立由55人组成的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民进党领导人马叙伦作为召集人统领各项事务,徐寿轩、彭光涵担任秘书工作[12]。采用公元纪年得到了大多数委员的赞同,据《人民日报》的报道,“绝大多数参加讨论的代表都主张采用现代世界大多数国家公用的纪年制度,如今年即称一九四九年。”[13]采用公元纪年有着明确的革旧鼎新之用意:“因为新民主主义的创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大变革,不宜再沿用中华民国的纪元。”[14]最终在9月27日的中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一九四九年。”[15]由于公元纪年本身带有宗教性,且此纪年方法多为西方国家所采用,《人民日报》专门发文对采用公元纪年的意义做出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大变革,与中华民国的有名无实完全不同,所以不宜沿用中华民国的纪元。但也不宜再用一种与世界其他各国都不相同的纪年方法。公元是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公用的纪年方法,并不是基督教国家所独用的,所以为了便利采用公元,并无宗教意味。”[16]由此,不难看出采用公元纪年背后所隐含的政治考量。另外,与蕴含循环历史观的干支纪年相比,褪去宗教色彩的公元纪年明显适应了近代以来逐渐被国人接受的线性历史发展观,这种纪年法无疑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相契合的。出于“便利”而遵循国际通例采用公元纪年的做法,也表明了新中国积极融入世界体系的意图。
二、“五年计划”的提出
与时间的焦虑
国家时制的变更使得现代时间观和线性历史发展观的普及成为可能,采用“北京时间”也成功地将“大一统”的理念渗透进时间制度之中。同样需要注意的是,五十年代初期共和国小说文本中“时间”元素的大量集中出现,与国家层面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规划有着极为重要的关联,文本中所隐隐透露的时间的焦虑也由此而来。
年前后,党内普遍认为,当时的中国处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而从新民主主义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据薄一波回顾,之所以在《共同纲领》中未写入社会主义的相关内容,“是从当时的实际出发,经过中央慎重考虑作出的决策。也就是说,我们党在立国之初,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是真心实意的。”[17]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也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不可操之过急,过渡需要建立在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基础之上。有研究者指出,在国共内战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对未来国内形势的估计是“中国的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要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由于中国经济落后,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还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通过合作社的方式完成个体农业的集体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步骤。因此,合作社是必须组织的,但实现合作化则是未来的事情。”[18]然而,其后由于对新民主主义理解有了变化,针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被提前提上了日程。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这成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认识发生根本转变的一大标志。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要用“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19]。这也就意味着以下两点:一是新民主主义不再是一个需要被确立和巩固的制度,而只是一个过渡阶段;二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自年建国以后就开始了,而不是非要等到新民主主义制度建立发展之后才开始过渡。
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启动,这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的开始。是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明确提出了一九五三年的三大任务,其一是继续进行抗美援朝斗争,其二是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和国家建设计划,其三则是实行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社论指出:“一九五三年将是我国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国家建设包括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文化建设,而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经济建设的总任务就是要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变为强大的工业国,……我国的工业化的速度需要大大超过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曾经历的速度,而采取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在工业化和工业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那种高速度。”[20]社论的语调平实而坚定,满含希望和自信,但这种对“高速度”的强调,除了表明对工业化的迫切渴望之外,也隐隐流露出对工业大大落后于欧美国家与苏联的焦虑。
从时间的角度看,这种焦虑感来源于以计划为表征的“日程表文化”。杰里米?里夫金在谈及日历与日程表的区别时指出:“日历调控的是宏大时间——安排在全年的事件,而日程表调控的是细微时间——安排在一天里每秒、每分、每小时的事件。日程表在未来而非过去里寻找其合法性。在日程表文化里,未来与过去断裂,成为单独、自主的时间域(temporaldomain)。日程表文化不再是纪念,而是计划。它们感兴趣的不是复活过去,而是操纵未来。在新的时间框架里,过去仅仅是未来的序言。有价值的不是昨天完成了什么,而是明天将成就什么。”[21]毫无疑问,年开始的“五年计划”正属于指向未来的“日程表文化”。“五年计划”的实施不仅将整个中国社会带入到社会主义的建设高潮中,而且也把“日程表”所内含的指向未来的、讲求效率的时间文化渗透到各行各业。这种新的时间文化的影响不仅停留在经济建设层面,同时也深切影响到了文学创作,从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对“高速度”的渴望所带来的时间焦虑。
这种时间的焦虑典型地体现在工业题材小说中。工业生产本身有其对“效率”的内在要求,加之“五年计划”所带来的建设压力,所以,“时间”尤其是五十年代工业题材小说的重要叙事元素。这些作品普遍以提前/超额完成计划或缩短工时提升效率作为小说叙事的中心情节。草明《诞生》[22]中的进步工人李庆臣为完成五年计划,主动放弃在家过年的休假机会,而选择回到工厂以炼出快速钢的方式迎接新年。李庆臣光辉道德形象的塑造正建立在舍“私”(对“除夕夜”这一私人时间的舍弃)求“公”(对“五年计划”这一公共时间的选择)的时间伦理之上。柯蓝在《一支唱不完的歌》[23]里描写了上海工人如何争分夺秒地奔向社会主义,“时间”也成为整篇作品中最为凸显的意象。国棉厂纺织女工用欢快的语调宣誓:“哈!现在万事齐备!时间,就是社会主义!”纱厂的墙报上用红笔显明地写着:“每一秒钟都为创造社会主义社会而劳动!”五金机器厂的车间里,青年女镟工在训练用最短的时间镟好零件:“计算出比一秒钟还短的时间,充分地加以利用,这是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最忠实的表白,这是我们上海工人今天生活中最高尚的感情。”对时间的更高效的利用显然已成为工人们新的道德标尺。艾芜《输血》[24]中的炼钢工人为了试验,连干十八个小时不休息,甚至为了节省时间而违规操作,最终受了伤。但小说对这种拼命的危险行为却持着褒奖的态度:“他一天到晚不想别的,就想把时间节省得越少越好。这还能怪他吗?谁不知道,工厂里的时间一分一秒都挺宝贵。”白刃《激流》[25]中的朱大洪省下每月的津贴,只为买个表,“总说搞工程,时间更宝贵了”。在“五年计划”的特殊时段,这种讲求效率的时间观几乎成为英雄人物的标配。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现代时间制度的严格恪守,有时竟作为负面因素出现在小说书写中。舒群《夜里》[26]中黄工程师饱受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他极为严格地遵照工作时间上下班。恪守时间规定本是现代时间观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与艾芜《输血》等作品中连轴工作、舍弃个人时间的工人相比,黄工程师对工作时间的恪守就成了缺乏牺牲精神的罪状。小说用不乏讽刺的语调写道:“黄主任最有时间观念。他是严格执行八小时工作制的。他的脚跟着他的手表的标准时刻走着。上下班的时候,他不迟到,也不早退;同样,他不早到,也不迟退。”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渗透在当时作品之中特殊的时间伦理。
三、现代时间观与“时间”想象
国家时制的变更与“五年计划”的实施不仅影响了工业题材小说的时间书写,也同样改变了合作化小说的时间观。这一改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线性历史观的遵奉;其二是带有工业文明色彩的现代时间想象。
所谓“对线性历史观的遵奉”,是指当时的合作化小说严格遵循着进化论的历史观,将合作化描绘为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线性发展过程,用文学想象来印证合作化的合法性与必然性。仅以合作化小说的经典文本《三里湾》和《创业史》为例。赵树理《三里湾》借助“三张画”将三里湾从“现在”到“明年”再到“社会主义”的发展脉络直观地呈现出来,“巧妙地将进化的现代时间转化为可见的视觉景观”[27]。借助这“三张画”,赵树理勾勒出三里湾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光明前景。柳青的《创业史》也同样体现了这种“线性历史的发展想象”,按其创作计划:“全书共四部。第一部写互助组阶段;第二部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第三部写合作化运动高潮;第四部写全民整风和大跃进,至农村人民公社建立。”[28]这种书写方式无疑完全契合了当时国家对于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规划,体现了作家对线性历史观的自觉信奉和追求。据杨友回忆,柳青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有过认真的研读,“那本书上已经划满了红线和眉批”,柳青相信“世界上的人和事不断地变化着,但是他们是循着一定的规律变化的。”[29]这种线性历史观也普遍地存在于其他的合作化小说文本中。关于这一点,学界已有诸多论述,不再赘述。需要注意的是,包括合作化小说在内的共和国文学中存在着一个“诉苦传统”[30],诉苦叙事传统的形成从根本上说也正是建立在线性历史观的基础之上。
所谓“带有工业文明色彩的现代时间想象”,是指当时不少合作化小说将现代工厂作为社会主义农村想象的范本。由于当时举全国之力进行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建设,且工人阶级被视作最先进的阶级,因此,不少作家对社会主义农村的想象明显带有工业化倾向。工厂中严格有序、类军事化的时间规定成为作家想象与建构理想农村的重要参照和模本。在此时段的合作化小说中出现了统一工时、礼拜天制等精准严格的时间制度,与其相伴而来的是手表、钟表等意象也频频进入到小说文本中。比如在赵树理《三里湾》中,由于只能看阴影估摸时间,社员曾向张永清抱怨:“人家‘武装组’和‘技术组’都有个表,咱们连个表也没有。”在这里,“表”成了先进的象征。另外,小说中还有一个恪守现代时间观念的牲口管理员“老方”:“社里有个规定:凡是用合作社牲口驾碾磨的,到了规定的时间一定得卸。老方就按那个时间办事——到了时间就是磨顶上只剩一把也不许再赶完。”为了能够把控好时间,玉生特给老方发明了个简易的表:“用一根针钉在老方住的那间房子窗外边的窗台上的砖上,又把砖上刻了一条线,针的阴影完全到了线上就是卸磨的时候。”从这些细节,我们不难看出现代时间观已渗透到合作化小说的创作中,成为作家进行社会主义想象的一个重要方面。
不同于工业题材的是,合作化小说的时间书写往往没有那种过于表面化的紧迫感,而是将重点放在了以新的时间观为表征的现代文明对传统农耕文明的冲击之上。由于传达的重点在观念与文化层面,合作化小说的时间书写明显要比工业题材更有深度。端木蕻良的《钟》[31]可以说是此类合作化小说中最值得注意的典型文本。这篇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年9月号,据作家回忆,这是他年以后“到北京,写的第一个短篇”[32]。在这篇小说中,作家不无另类地以钟表这一现代计时工具作为贯穿全篇的重要意象,以现代时间观与传统时间观的冲突为主要矛盾焦点,想象并思考了现代时间观对传统农耕文明的冲击。之所以会从时间入手来观察和表现当时的乡村世界,除却敏锐独到的艺术运思,也可以说是作家受到上文所分析过的时代氛围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
与当时常见的合作化小说相比,端木蕻良的《钟》无疑有着明显的异质性。首先,小说中并无明显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设置与描写,人物的阶级出身也是被淡化模糊的。小说中,除了胡大叔在买表时,作者借着卖表掌柜的打量,让我们得知胡大叔是“翻身的主儿”,历数出场的其他主要人物,比如会计老孙、山西雁、艾虎、苏兴旺、小队长金生等等,他们的阶级成分全都未予明确交代,我们也无法从小说叙事中获得答案。甚至最主要的负面人物朱长林的出身背景也无法确定,他仅有的“劣行”只是利用怀表卡点上工而已,很难被归到“阶级敌人”的类别里去。总体来看,这篇小说的阶级色彩极为淡薄,毫无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这与合作化小说惯用的“两条道路”斗争的书写模式大相径庭;其次,小说中也没有符合当时意识形态要求的新农民形象。当然,胡大叔是小说中被重点书写的进步农民的代表,他是做庄稼的“老把式”,也热心合作化。但从根本上来看,胡大叔却显然是典型的传统农民,而非新农民。他的思维方式完全是旧式的,遭遇现代时间时所生出的不适和焦虑,恰恰证明了他头脑中传统旧式思维的根深蒂固;最后,小说中也并未看到有力的党的领导形象。指导员李平和小队长金生更多地扮演了传话者(而非领导者)的角色。面对现代与传统两种时间观所带来的矛盾,我们看不到社里领导主动想办法解决问题,反而是社员们自己谋划置办钟表。对于朱长林这个落后分子,也未见党对其有任何的规训教育。总体来看,在作者笔下,“党”始终处于相对缺席的状态,本该凸显的党的领导在小说中极为薄弱,而一个拥有传统经验的老农民反而被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小说的异质性使其在发表后受到了一定的质疑,虽侥幸未引起大范围的批判,但端木蕻良也明显感受到了压力:“发表不久,便有朋友相告:有人说这篇小说,对劳动人民有‘侮辱’的嫌疑。这时,我倒冷静下来,要‘闭门思过’了。这不啻为我敲了一声‘警钟’。”[33]之后,端木蕻良就长时间地停止了短篇小说的创作。[34]
显然,《钟》并不是合作化小说的典型文本,但是端木蕻良在小说中以“时间”作为贯穿全篇的核心意象,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颇有研究价值的“时间美学”的样本。小说结尾处,胡大叔等农民热情拥抱了以“钟”为表征的现代文明,但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并未花费太多笔墨歌颂现代时间观,而是着力描写了胡大叔在面对现代时间时的不适和焦虑。作为拥有丰富农耕经验的“老把式”,胡大叔所熟悉的是传统的计时方式,这种计时方式依靠的是对周遭环境的观察和生活经验的积累。比如小说里写到胡大叔如何通过看星象来估摸时间:“胡大叔不知道夜到底有多深。按照老规矩,他正该出去给牲口添草,顺便看看三星,就会知道几更几点。可是骡子牵到大圈归饲养员喂去了。此刻要出去,反觉无事可做。他想:半夜子时,鸡叫丑时,天亮寅时,日出卯时。现在左不过刚交丑时边。”这里,合作化制度明显打乱了胡大叔早已习惯了的生活节奏。所谓“看三星”、“几更几点”、“子丑寅卯”等等都只是一个大概的时间判断,这表明胡大叔尚漂荡在混沌的时间之河,无法对时间进行精准的把握。小说里的艾虎就说过:“庄稼人底时间是按烟袋锅计算的,谁也摸不准。”这种传统时间观注重人与自然的关联,而钟表等现代计时工具所带来的却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分离:“正如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DavidLandes)提出的,时钟令‘人类事件与自然’脱离了关系。过去测定时间一直是靠生命及物理现象,靠日升日落、四季轮回,从此这却纯粹成了机械装置的功能。新的时间用数量取代了质量,用机械行为代替了自然界充满韵律的脉搏。”[35]所以,这种新的时间观必然会给传统的农耕文明带来巨大的震荡。
戴维·兰德斯(DavidLandes),
哈佛大学历史学家。
在小说《钟》里,这种“震荡”是由合作社统一工时的规定带来的。这种严格的现代时间制度使胡大叔陷入到“提心吊胆”的焦虑中。胡大叔的焦虑主要来自两方面:其一是统一工时所带来的农村新秩序。这一在时间上精准严格的要求,无疑是以工业文明为模板,希望借助现代时间观来管理农业生产,最终达到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目的。由此,起床、吃饭、上工都有了固定的时间,打破了以前那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散漫生活。关键的问题在于,随这套新秩序而来的,是胡大叔旧经验的失效。因为无法精准地把握时间,胡大叔不是迟到就是早来,总也无法按时上工,于是焦虑便随之而来;其二是想要保持先进所带来的压力。胡大叔认为自己是“急行”者、领头羊:“我才是急行!我是第一批领头建庄的,今天扩庄进来三百多户,我得给他们作出个样儿看。”他迫切渴望在新秩序之下继续保持先进,于是夜里学习、白天上工,怎奈统一工时没多久,他就连着数次迟到。更让胡大叔大受刺激的是,晚入社的落后分子朱长林因为有了怀表,反而一跃成为先行者。面对迟到的胡大叔,朱长林不无得意地说:“入庄不分昨天前天,先得看你有没有庄员的谱儿!”“庄员不分资格,要有工人阶级思想才是正办。”这里所谓“庄员的谱儿”与“工人阶级思想”指的正是对现代时间观的践行。
当然,朱长林虽然是小说中最早拥有“表”的社员,但却并非真正的先进者。他熟悉新制度、新词汇,但却以此来偷奸耍滑钻空子。朱长林用怀表与提升生产效率无关,而只是为了卡着时间上工,以避免让自己吃亏,他反复地强调与夸耀:“……来早了喝西北风,来晚了挨批评!有了这,我不早来一分钟,也不迟来一分钟,求的就是个准时正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胡大叔。他之所以决心买表,主要还是希望通过现代时间观念的引入来提高合作社的生产效率:“要是人人都不误点,点种点得及时,早日按着队上订的活儿干完,今年的年成会长三分。”在这篇缺乏鲜明阶级色彩和激烈阶级斗争的小说中,对时间的不同态度勉强成为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区分阶级和展开阶级斗争的线索。
为了能“捉准时间”不再迟到,更因为朱长林的刺激,胡大叔决心买表。随“表”而来的,是胡大叔一家生活的彻底改变。首先,新的时间认知带来了全新的家庭生活体验,精准的时间使得胡大叔一家的生活变得清晰起来:“胡大叔看了钟,对她说:‘都五点一刻了,怎么还不做饭?’/胡大婶听了很新奇,她家从来没有人把时间说得这么准。又问了一遍:‘几点了?’/胡大叔又认真地瞄了那钟一眼,道:‘五点一刻!’/胡大婶听了,忙着找火柴好点火。”其次,新的时间感知也给胡大叔带来了紧迫感。胡大叔认为有了闹钟,能把握住时间,自己也就成了工人,而“工人能捉住时辰,也就能赶过时辰!”钟表对时间精准的记录,使得胡大叔比以往更清晰地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这种紧迫感被转化成为提升效率的冲动:“胡大叔坐在墙角在搓麻绳。他手搓一下,绳子就长一截,秒针也就走过一个小格。他想秒针走一小格我要多搓一两下,我就会比现在快一两倍。想到这里,他就快搓,要把秒针拉下。他越做越快,忙得满头大汗,眼看已把那秒针拉下,心里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最后,闹钟极大地缓释了胡大叔之前因无法准确“捉住时辰”所带来的焦虑感,提升了胡大叔在合作化这一集体事业中的尊严感:“自从统一工时以来,要说胡大叔真正按着起床钟、吃饭钟、上工钟来办事,这该是第一次。到第三遍钟了,他独自走在田里,只觉满眼清新,什么都是美的。太阳像从他心里升出来,出现在地头上。”这里有趣的是,胡大叔之前看不惯朱长林“不早来一分钟,也不迟来一分钟”的自私打算,但是有了闹钟以后,胡大叔其实也与朱长林一样,“每天都是正点上班”,以至于“他一往田里去,大家就知道到时候了。”为此,胡大叔得到了社员山西雁的称赞:“我们队里有你就行啦,你才是一口有准的钟!有你我们队能买十口钟!算一算吧,这一阵子,我们已经节省下多少工时了!”最终,现代时间征服了合作社,大家商量“各小队都买个表,要大家都按着时辰走!”
不同于合作化小说的乐观想象,在现实中,合作社严格的劳动日制度带来了不小的弊端。有着深厚“小农经济”传统的农民向来所习惯的是相对自由的生活,不论是地里的活计还是副业的生产都是根据时节并主要依照自己的意愿来进行安排。但是合作社却对农业等生产活动有着严格的规划和限定,农民因此觉得没有自由。而这成为年代中期农民抵抗合作社的一大缘由。据李怀印的研究,“农民普遍抱怨加入合作社之后失去了自由。农村工作部承认,在年年底,全国各地的合作社都对社员设立了‘过分严格’的劳动日要求,合作社的农业劳作也‘过度紧张’。报告称,‘社员没有时间经营家庭副业,日常零用钱很困难;也没有时间处理日常的生活事务,有的连缝洗衣服和推碾磨都顾不来;有些社员觉得累得受不了。’报告还提及辽宁省农民的一些抱怨:‘农业社好是好,就是挨累、挨憋(不自由)、受气受不了’,甚至说‘入了社,还不如劳改队,劳改队还能过一个礼拜天’。”[36]
康濯《放假的时候》[37]呈现了合作社的假期制。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尽职尽责、一心为社的合作社保管组长王喜奎。这部小说初看之下并无甚特异之处,但是当我们细读之后,不难发现,整部小说叙事逻辑得以成立的很大一个因素即是合作社的假期制度。合作化运动中,也确实曾有合作社实行工厂化的“礼拜天制度”,罗平汉就发现:“辽西省义县一个社,不但把土地、车马、房子、老母猪都折股入社,而且还集体吃饭、集体睡觉,实行所谓‘礼拜天制度’。”[38]但与劳动日制度一样,现实与小说文本的想象完全是两样光景。
引用格式
李佳贤:《合作化小说的“时间”想象》,《当代文坛》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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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张清华:《时间的美学——论时间修辞与当代文学的美学演变》,《文艺研究》年第7期。
[2]杜国景:《农业合作化的“时间美学”及其退却——评端木蕻良十七年时期被遗忘的两篇小说》,《民族文学研究》年第3期。
[3]徐勇:《传统非传统,现代非现代——论“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的时间意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年第1期。
[4]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北京大学出版社年8月版,第61页。
[5]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三联书店年4月版,第-页。
[6]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三联书店年4月版,第-页。
[7]郭庆生:《中国标准时制考》,《中国科技史料》年第22卷第3期。
[8]郭庆生:《建国初期的北京时间》,《中国科技史料》年第24卷第1期。
[9]郭庆生:《建国初期的北京时间》,《中国科技史料》年第24卷第1期。
[10]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通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年版,第—页。
[11][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年8月版,第23-24页。
[12]新华社:《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会各委员会名单》,《人民日报》年9月23日第2版。
[13]李庄:《新纪元开始了记政协代表关于国旗国都纪元的讨论》,《人民日报》年9月24日第1版。
[14]李庄:《新纪元开始了记政协代表关于国旗国都纪元的讨论》,《人民日报》年9月24日第1版。
[15]新华社:《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重大决议通过中国人民政协组织法通过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国都定于北平改名为北京国旗国歌及纪年均已确定》,《人民日报》年9月28日第1版。
[16]新华社:《新华社信箱关于国旗国歌和年号》,《人民日报》年11月15日第1版。
[1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党史出版社年1月版,第21-22页
[18]罗平汉:《农业合作化运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年4月版,第19-20页。
[19]杨德山,韩宇编著:《中共党史简明读本》,华文出版社年版,第97页。
[20]《人民日报》社论:《迎接一九五三年的伟大任务》,《人民日报》年1月1日第1版。
[21][美]杰里米·里夫金(著),杨治宜(译):《欧洲梦:21世纪人类发展的新梦想》,重庆出版社年9月版,第92页。
[22]草明:《诞生》,《人民文学》年10月号,年10月7日出版。
[23]柯蓝:《一支唱不完的歌》,《人民文学》年10月号,年10月7日出版。
[24]艾芜:《输血》,《人民文学》年11月号,年11月7日出版。
[25]白刃:《激流》,《人民文学》年12月号,年12月7日出版。
[26]舒群:《夜里》,《人民文学》年5月号,年5月8日出版。
[27]贺桂梅:《村庄里的中国:赵树理与〈三里湾〉》,《文学评论》年第1期。
[28]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部:《出版说明》,柳青:《创业史》,中国青年出版社年5月版。
[29]杨友:《回忆在皇甫村的日子》,《新港》年5月号。
[30]王彬彬:《〈白毛女〉与诉苦传统的形成》,《扬子江评论》年第1期。
[31]端木蕻良:《钟》,《人民文学》年9月号,年9月7日出版。
[32]端木蕻良:《端木蕻良小说选·写在前边》,作家出版社年12月版,第3页。
[33]端木蕻良:《端木蕻良小说选·写在前边》,作家出版社年12月版,第3页。
[34]据曹革成所编纂的《端木蕻良年谱》记载:短篇小说《钟》发表之后,“被人批评写鸡毛蒜皮小事与时代不相称,端木由此长年停止了短篇小说创作。”(详见:曹革成《端木蕻良年谱(下)》,《新文学史料》年第1期。)
[35][美]杰里米·里夫金(著),杨治宜(译):《欧洲梦:21世纪人类发展的新梦想》,重庆出版社年9月版,第94页。
[36][美]李怀印:《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法律出版社年版,第50—51页
[37]康濯:《放假的时候》,《人民文学》年10月号,年10月7日出版。
[38]罗平汉:《农业合作化运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年版,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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