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党史中的
１月 １４日－２０日 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报告首次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已成为我们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重要条件。报告分析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肯定科学技术是关系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并向全国人民提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任务。毛泽东在会议最后一天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会后，全国开始出现“向科学进军”的新气象。 １５日 北京各界二十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庆祝北京市农业、手工业全部实现合作化和全国第一个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继北京之后，到本月底，全国大城市以及五十多个中等城市，先后实现全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
（庆祝社会主义改造完成）
２月８日 周恩来在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讨论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中的问题时，作《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发言，指出：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现在有急躁的苗头；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１４日－２５日 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大会期间，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西方通讯社陆续透露出这份报告的内容，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引起极大震动。３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苏共二十大及其影响。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同时认为苏共二十大在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其错误的严重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因此，中共中央在主要方面采取维护斯大林的立场；同时，又开始以斯大林的错误为鉴戒，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１６日－３月３日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召开第五次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迅猛发展，引起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工农联盟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日益巩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虽然还没有消灭，但是已经向工人阶级屈服；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已基本上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团体；大多数少数民族先后走上向着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在不同的条件下努力前进，党的任务是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决议要求“把教育工作当作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一项中心工作”，帮助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进行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逐步做到使他们同已经改变了和正在改变着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相适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民主党派和工商业联合会等人民团体的作用。党中央批准了这次会议提出的工作方针，并要求各级党委在党内继续加强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及时地纠正“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 ３月５日 毛泽东在听取手工业管理局和手工业合作总社的汇报时指出：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慢了一点；手工业合作社的规模一般以一百人左右为宜；手工业要努力快一点实现机械化；手工业的供产销应当纳入国家计划。他还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１４日 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开始制定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６７年全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十二年长期规划。１２月２２日，中共中央同意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关于征求《—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的意见的报告。 １５日 全国扫除文盲协会成立。２９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指出：扫除文盲是我国文化上的一场大革命，也是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 ４月５日 《人民日报》发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通过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论述了怎样历史地、有分析地看待执政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所犯的错误以及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如何从中吸取教训的问题，驳斥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答复了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内由于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而引起的种种怀疑。１２月２９日，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人民日报》又发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编辑部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第一次提出了两类社会矛盾的问题，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但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敌人同我们之间的严重斗争，这就是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国际帝国主义在波匈事件中起了主要的和决定性的作用。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必须坚决反对修正主义。这两篇文章的基本观点都是毛泽东提出的。 ２０日－５月１０日 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会议的目的是把全国范围的先进生产者运动进一步开展起来，成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强大动力，以保证提前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 ２５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初步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毛泽东指出要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是为了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论十大关系》）
２８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报告会，宣传部长陆定一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对党中央的这个方针作了全面的阐述。 ５月 国务院召开全国体制会议。会议检查中央集权过多的现象，提出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 ６月１０日 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预算报告初稿，经过政治局讨论的修改稿中进一步强调反对急躁冒进。６月１５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接受和通过《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报告》提出的这个方针。６月２０日，《人民日报》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发表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根据这个精神，各地着重纠正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冒进现象，使工农业生产积极而又稳步地向前发展。这样，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一股来势很猛的盲目冒进势头初步得到遏制。 ７月２１日 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提出：“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指出，从中国的国内情况看来，从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经验看来，从苏联犯错误的经验看来，扩大民主具有更本质的意义。 ８月２２日、９月８日、９月１３日 中共七届七中全会召开，通过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准备向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党章修改草案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会议明确提出八大议程应突出建设这个主题。全会还就新的一届中央委员会，尤其是中央领导核心的人选问题作了反复酝酿。 ９月１２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提出解决农业合作化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一步巩固合作社，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１５日－２７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的情况下召开的。毛泽东在８月３０日至９月１２日八大预备会议的讲话中提出：大会的目的和宗旨，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他希望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不要像民主革命时期犯那么多和那么长时间的错误，避免栽那么多筋斗。搞经济，这几年有了一些经验。搞新的科学技术还没有经验。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到那时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出席大会的代表人，代表党员万人。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发言。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大会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大会确定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方针。坚持既反对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肯定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即在国家和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和国家市场为主体的情况下，要求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自由生产和自由市场为补充；强调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大力反对官僚主义；重申坚持以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大会着重提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中共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后来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 ２８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当选为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１１月１０日－１５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会上刘少奇报告了他不久前访问苏联，就波匈事件等问题同苏共领导会谈的情况。他提出，我们要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要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关心人民的生活，不能把同人民的关系搞得太紧张，应该注意把工业建设的速度，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周恩来在《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总结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教训，批评１９５６年的冒进倾向，明确提出：１９５７年的计划应当在继续前进的前提下，对基本建设作适当的压缩，合理调整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以适应国家的财力和物力的可能性。全会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决定按照“保证重点，适当压缩”的方针，安排１９５７年的计划。 毛泽东在会议的最后一天讲话，他强调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我们的经济建设有退有进；主要的还是进，各级党委和政府根本上是促进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他还谈到，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的反革命没有搞掉。毛泽东虽然对继续反冒进有不同意见，不过没有提出批评，而同意了多数人的意见，在１９５７年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
（辽宁鞍山钢铁厂）
本年底 全国农村入社户占总农户的96.3%；90%以上的手工业劳动者加入合作社；私营工业人数的99%，私营商业人数的85%，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我国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本年度国民经济状况：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为亿元，比上年增长16.5%。工业总产值为亿元，比上年增长28.2%，超过了“一五”计划规定的年的水平。钢万吨，比上年增长56.8%；煤1.1亿吨，比上年增长12.2%。生铁、钢、钢材、纯碱、烧碱、水泥等27种产品产量已经达到或者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年的水平。农业及副业总产值为亿元，比上年增长4.9%。粮食产量为万吨，比上年增加4.8%；棉花为.5万吨，比上年下降4.8%。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实际完成.28亿元，比上年增加59.1%。人民生活，主要是城镇居民生活有所提高，全国城乡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比上年提高4.3%。
史海拾贝：邓小平主政西南——心中最重人民事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委邓小平走上天安门城楼，见证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
“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是邓小平从青少年时代起就为之奋斗的崇高目标和伟大理想。”那时，祖国的大西南尚未解放。邓小平与刘伯承接受了中央的重托，挥师大西南，解放了云南、贵州、四川等广大地区，进而坐镇重庆，全面领导中共中央西南局进行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为西南地区的政权建立和巩固、经济恢复和发展、民族团结和稳定以及西藏的和平解放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西南工作的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邓小平心中想得最多的是“人民”。他反复强调“我们党是依靠劳动人民，替劳动人民谋幸福的”，并明确提出“政府是人民的，也是为人民的”执政理念。
浮图关的崖壁上刻有“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标语
年1月23日，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隆重召开，中共中央西南局向重庆人民发出号召：“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如今，浮图关的崖壁上，还可以看到这个醒目的标语，这就是西南局为重庆确定的施政纲领。当时的重庆，百废待兴，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中型生产建设和项目众多，资金缺口很大。但邓小平始终站在人民利益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想人民之所想，再难的事也要办到。
邓小平主政西南后作出的第一项重大决策，就是向中央反映四川人民的心声，“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成渝铁路开工后，所需的第一批器材分配给私营机器厂承制的就有余吨，这使得重庆停工已久的几十家大中型钢铁厂、机器厂又重新开工，并带动了相当数量的小型工厂陆续恢复生产。而铁路所需的钢轨、鱼尾板和螺丝钉等器材，全部委托西南工业部所属工厂加工生产。这样既能满足筑路的需要，也为以重庆为主的大批工业企业带来了生产任务。
当时的第29兵工厂、重钢三厂等企业就承担了大量材料的生产任务。成功轧制出新中国第一根钢轨的第29兵工厂承担了成渝铁路钢轨生产的全部任务。
年7月，成渝铁路建成通车，不仅大大改善了成渝两地的交通状况，而且为沿线农副产品和矿产等富饶资源的开发创造了有利条件，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随着工农业的发展，城乡交流也因此打破了地区间的封闭状态，为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带来了生机活力。
让重庆人民打上“文化牙祭”
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亲自提议修建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他说，重庆解放了，劳动人民翻身作了主人，打上了“肉牙祭”，但这还不够，还要让重庆人民打上“文化牙祭”。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很快制定出修建劳动人民文化宫的计划，并专门成立了修建委员会。邓小平亲自点将，让当时的重庆市长曹荻秋担任修建委员会主任。随后，重庆市政府在财力相当紧张的情况下拨出专款，在中山二路修建了文化宫。
年7月1日，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正式开工奠基。在整个文化宫修建过程中，邓小平亲自审查工程图样和工程模型，并多次到工地上视察工程进展情况。“文化宫地处城市中心地带，从选址到设计，从活动设施到园林绿化的具体分布，都凝聚着邓小平的心血。”刘华说，在修建过程中，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多听听人民的意见，要走群众路线，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大力发挥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修建委员会遵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先后召开了十余次座谈会。分别邀请了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各界人士代表、先进模范人物和工会工作者等，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这对文化宫的修建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年5月1日，邓小平再次来到文化宫施工现场了解工程的进展情况，曹荻秋市长邀请他为文化宫题写宫名，邓小平愉快地答应了。年8月5日，文化宫举行了隆重的竣工典礼，邓小平题写的“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10个大字庄重夺目。
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把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当成一件大事来抓，要让人民在节假日有休息游玩的地方。那时市政府就在现在的重庆医院办公，叫“曙楼”。由于地方太小，只得把原国民党重庆市市长杨森的公馆“渝舍”，也就是现在少年宫的一半，作为市政府机关。市委机关的办公地，一开始设在学田湾大溪别墅，一个军阀的公馆，叫“潜园”的地方。后因地方狭小，又搬到了“王园”。“王园”就是现在的枇杷山公园。
邓小平对重庆市委、市政府占用可供市民休闲游玩的花园别墅很有意见。在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语气严厉地问道，你们的群众观念哪里去了？那么大一个重庆市，连个像样的公园都没有，你们居然把这么大片非常适合人民游玩的场所占了。
于是，重庆市委、市政府机关先后从“王园”“渝舍”迁出。接着，市委、市府又拨出专款，把“王园”扩建成景色宜人的枇杷山公园，“王园”里的原办公房屋交给了西南博物院（重庆博物馆的前身）。当时建成的枇杷山公园是重庆市最好的公园，专门修建的红星亭是中外游客欣赏重庆夜景的最佳观景点。年，重庆市委市政府又在“渝舍”建成了西南地区第一座大型少年宫，让重庆少年儿童有了自己活动的场所。此外，邓小平还积极支持人民大礼堂和大田湾广场的修建，特别是亲自参与审定大礼堂有关选址、规划、设计、资金等重要工作。
每日金句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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