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凤
记者是时代的歌手，是历史的记录者。人民日报记者是人民的记者，是党和人民的代言人。“人民的记者”，这五个郑重的字，便是年逾八旬人民日报老记者金凤的最好写照。 报道开国大典最年轻的记者 60年前，人民日报最年轻的记者金凤参加了一件令许多人都很羡慕的事——采访开国大典。提起开国大典，时间一下子把王老拉回到年的天安门广场。 金凤同志说，那年我21岁，是人民日报派去报道开国大典最年轻的记者。记得当时人民日报成立了一个采访组，有6、7位记者参加，李庄同志（人民日报原总编辑）任采访组组长。那天我早早地就起了床，当时人民日报社在王府井，距天安门比较近，我们是走着去天安门的。一路上我看到许多群众也朝天安门方向走，恰巧还遇到清华大学的同学，他们凌晨3点就从学校出发了。还有很多从石景山赶来的工人，他们是坐小火车到西直门，然后从西直门一直走到天安门，基本上一夜都没合眼，还要走那么长的一段路，但似乎并没有人感觉到累，大家精神状态看上去都特别的好。
当天广场上排列了很多方阵。人民日报因为是中直机关党委领导下的一个单位，所以同中联部、中组部、中宣部的同志组成一个方阵，就站在西华表西南、西三座门南边；政府各部委、工、青、妇各群众团体依次排列成一个个方阵；北京市各部门也都组成了几个方阵。政府各部委、工、青、妇各群众团体依次排列成一个个方阵；北京市各部门也都组成了几个方阵。拉拉队互相呼喊让对方唱歌，此起彼伏的歌声，响彻云霄。
我一边看着如此宏大、群情激昂的场面，也不忘自己是带任务来的。当时我就找了些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学生以及民主人士等各方面的人访谈，当然大家都很高兴。大家都抢着发表自己对新中国的祝福，饱含着希望与感动。谈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政府、自己的国家了，是共产党领导我们建立了新中国，以后更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好新中国。有些工人回忆，我们经受了日本人的侵略，又经历了国民党的统治，那万恶的旧社会已经一去不回了，我们终于不用再吃混合面了，很快我们就会有幸福的新生活。最令人振奋的是很快就能看到毛主席，可以看到总司令了。 其实现在想想，广场上有30万人，而且广场离城楼还有很大一段距离，光用肉眼是很难看清楚城楼发生了什么。幸好当时我借了一个望远镜，站在金水桥附近，城楼上人物活动就能看得很清楚。大约两点左右，天安门城楼上开始有人影走动，我拿起望远镜，仔细观察着天安门城楼上的动静。我看到林伯渠来了，宋庆龄来了，董必武来了，总理出现了，还有朱老总都来了。当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时，30万群众立即沸腾起来，掌声震天。 下午3时整，林伯渠秘书长宣布典礼开始，毛主席走到麦克风前用洪亮的声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着，毛主席按动电钮，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54门礼炮轰鸣28响。这时，欢呼声、掌声如雷鸣般响彻广场上空，全场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当时最感动我的还是看到所有的人都饱含热泪高唱国歌，并怀着无比崇敬的眼神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当时我想，中国自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直饱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今天，我们终于当家作主了…….正当我还沉浸在无比的激动与遐想时，气势磅礴的阅兵式开始了，步兵、骑兵、坦克兵方阵一对对走过天安门前，更有几十架飞机编成整齐队形从天安门上空呼啸而过。广场和城楼上长时间地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与欢呼声。 晚上是几十万群众的提灯游行，提灯游行非常好看，虽然那时人们穿的衣服不怎么好看，工人基本上就穿个黑色或蓝色衣服，有的还打补丁。但人的精神面貌非常好。最好看的还是学生队伍，男生有的穿长袍，还有少数穿西服的，女的穿旗袍，五彩缤纷，大家提着红灯从天--门广场走过，接受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的检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清华大学机械系学生做了辆仿真坦克，竟然开在天安门城楼前走呢，坐在上面的学生还带了个头盔，样子倒真有几分像坦克手。后来采访才知道它实际上是辆汽车改造的。
毛主席勉励她成为“人民的记者” 60年前，一次采访的机会，金凤同志有幸见到毛主席，毛主席微笑握着她的手说：“哦，人民日报记者，人民的记者。”这句话从此深深刻印在金凤的脑海里，指导着她60年的记者生涯。“人民的记者”应属于人民，牢记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坚持为人民立言、发声，金凤同志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她说，年5月，我随中央团校毕业班学员到中南海怀仁堂去见毛主席。在院子里，团中央第一书记冯文彬同志把我领到毛主席面前说：“主席，这是人民日报记者。”毛主席微笑着和我握手说：“哦，人民日报记者，人民的记者。”话不多，分量重。“人民的记者”这句话深深刻印在我脑海里，指导着我60年（年-年）的记者生涯。牢记自己属于人民，牢记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坚持为人民立言、发声，这是我一辈子的承诺。 金凤同志说，做一个合格的人民的记者并不容易。首先，要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和道德观，要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患难，危难时刻，能挺身而出，为人民的利益而抗争。 学习马克思主义要循序渐进。我是在年到年在上海交通大学积极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并入党的。当时，和何祚庥（现为中科院院士）等一批同学一起参加读书会，攻读了《反杜林论》，初步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年我到清华大学上学，又看了《共产党宣言》、《帝国主义论》《列宁主义基础》等马列著作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解放后，我在紧张繁忙的记者工作中，挤时间学习了中央规定的《干部必读》的12本马列著作，并啃读了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著作《资本论》。文革中，我被江青、吴法宪等陷害，坐牢5年，我没有被痛苦压倒，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可以说，在铁窗中我在理论方面的学习是比较自觉的。 当然，仅仅有理论知识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实践。实践出真知，我长期奔走在采访第一线，走遍除西藏以外的中国其他各省市，深入工厂、农村、学校和部队前线，采访了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深切了解他们生活和工作。为新闻写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与刘伯承对话8小时 年9月，北平召开各界代表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人民日报》抽调了大批记者、编辑，访问了几十位政协代表，在版面上作了大量报道。当时金凤被分派采访粟裕同志，结果却与刘伯承不期而遇，而就是这么一次看似简单的相遇，却令刘伯承与她足足谈了8个小时。 金凤同志说，年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根据报社安排，需要采访一批政协委员。我被安排采访粟裕将军，当时他住在中南海，与刘伯承住一个院子，院子共有三间屋子。粟裕住西边、刘伯承住东边，中间是吃饭的地方。那天上午8点我采访粟裕，一直谈到12点还没谈完，粟裕将军就留我吃饭，吃饭时在饭桌上我遇到刘伯承，我灵机一动，便说：“刘伯承同志，我访问你好吗？”那时也真是年轻，胆子很大，现在是绝对不可能有这个胆子了。当时刘伯承同志就笑了笑说：“我不接受采访！”一时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这时粟裕同志帮我说了句话：“伯承同志，你就接受一次采访吧，你看金凤同志积极性很高嘛！”于是刘伯承停顿了一下又问道：“那你请示了你们报社领导吗？”“这不正巧遇上你，还没来得及请示。”我答道。“那你先向你们领导请示一下！”刘伯承说。回去后我请示李庄同志，李庄同志感到又高兴又惊讶，更令他惊讶的是这一次访问竟然长达8个小时之久。 第二天我8点准时到了中南海刘伯承住所，从上午8点谈到12点没谈完，中午又在他那边吃饭。吃完饭后刘伯承去开了个会，让我先等着，两点的时候回来我们继续谈，一直谈到6点。整整谈了8个小时，他和我基本谈了二野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的历程。 直到现在，刘帅的话言犹在耳，他和我谈起二野是如何打解放战争中的第一仗上党战役的，谈起解放军是为什么要千里跃进大别山，还生动地给我讲述了当年解放军是如何突破长江防线进军江南的情景，并形象地形容蒋介石所谓的千里天险的长江防线长蛇阵，实际上就成为横摆着的一条无法动弹的死蛇阵。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忠实地记录了刘伯承同志的谈话，写了《四战之地、四战之军》的通讯。标题是刘伯承定的。文章发表后不少部队干部以为作者定是一名资深军事记者。其实，当时的我刚刚21岁，是《人民日报》最年轻的记者。刘伯承同志认真审阅了这篇通讯，修改了若干地方，使文章更精炼。原稿最后他用毛笔写了“刘伯承阅”几个苍劲有力的字。我将原稿抄了一遍，将抄稿送排字房发排，原稿小心地保留起来。不幸，“文革”浩劫中被抄家时抄没了。 “文革”后，我写了回忆年访问刘伯承同志的文章《难忘的一课》，收入《刘伯承纪念文集》。 年10月，长年受疾病困扰的刘帅不幸逝世。“刘伯承同志治丧委员会”负责人约我写一篇反映刘帅解放后工作和贡献的文章。我立刻拜访了萧克将军等几十位刘帅的老部下、老将军，得到许多宝贵材料。我用心写了长篇通讯《巍巍功德照人间——记刘伯承同志建国后的卓越贡献和崇高品德》，发表于年11月4日《人民日报》。文章见报后，刘帅夫人曾托人向我表示感谢。
惹怒江青入狱5年的台前幕后 “文化大革命”时期，金凤同志因写了三份“内参”得罪了江青被关押整整五年。 她说，记者除写公开报道，还有写“内参”（或“内部情况”）的任务。“内参”有时能起到比公开报道更好的效果。但写“内参”有风险，“内参”往往反映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容易得罪领导。在那个年代，政治运动频繁，“运动”一来，记者写的“内参”常常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不少记者因此被打成“右派”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场很惨。 年1月，上海《解放日报》被“造反派”夺权。接着，在“中央文革”支持下，上海市委也被夺权。“中央文革”推波助澜，全国各省委、省政府及中央部委，除国防部和外交部外，统统被“造反派”夺权。从中央到各地党政部门都被夺权，工农业生产没人管了，全国经济几近瘫痪，形势十分严峻。周总理忧心如焚，许多同志和我也忧心如焚。后来我通过对北京京郊怀柔县的调查研究写了第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内参”，直报中央。周总理看到了，十分高兴，马上送毛主席。毛主席批示：“《人民日报》立即见报。”第二天，发表在《人民日报》一版头条。然而一心搞乱天下、妄图乱中夺权的江青大不高兴了，指责总理“用生产压革命”。她追查《人民日报》的消息是谁写的？姚文元说是报社记者金凤写的“内参”，主席看了让《人民日报》发表。江青大怒，记下了这笔账。 年2月，我到武汉采访。正赶上当地造反派驱赶大批工人、劳模、工会干部戴高帽子游街。我数了数，竟有多顶高帽子。浩浩荡荡、蔚为奇观。我看了气愤不过，提笔写了第二个“内参”，大意是“‘文化大革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广大工人包括劳模竟遭高帽子游街，敌我不分！”这一“内参”周总理也看到了，由“中央文革”下令，不准让工人、劳模再戴高帽子游街，还解放了大批工人和工会干部。第二个“内参”也起了作用，我自问尽了中央党报记者的职责。 写第三份“内参”，大祸临头了！ 年秋天，我到上海采访，驻上海的空四军宣传处长来看我，请我参加空四军召开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会。那位处长出语惊人，说他们学习主席著作有新发展：“要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天空。”我问：“什么意思？”回答是：“我们要用主席语录指挥飞行（即指挥飞行和飞行员回答时，必须先念一句语录）。”我听了大吃一惊。当时打电话，有人先念一句语录，如“为人民服务”、“斗私批修”等，然后再讲电话内容。这已经耽误时间，如果指挥飞行，指挥员和飞行员都先念语录，再说飞行术语，飞机飞行速度极高，指挥术语一句很短，如加上语录，飞行员反应不过来，非出飞行事故不可，弄不好机毁人亡。我内心非常反感这种“极左”的做法，可又不能公开反对。 我忍不住，提笔写了第三个“内参”，然而这个“内参”却转到当时空军司令吴法宪手里。不久我就被送进了安定门外灰色的监狱。在那里我度过了与世隔绝的5年。 直到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我才被释放出狱，回人民日报并恢复了工作。
从蒋励君到金凤 年前的金凤叫蒋励君，出生在江苏宜兴的一个书香门第。在当地上的小学和中学，中小学期间考试几乎都包揽全班第一。在年-年，她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并于年9月1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谈起以往的那些美好的记忆，金凤同志仍激动不已。 年，我考进了清华大学外文系，我与同是学生党员的彭珮云（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现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以钢笔作暗号秘密接头。我与同学们一起编写壁报，参加进步社团，做班级工作，积极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 “到解放区去”，一直是上世纪40年代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中国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的理想和愿望。经组织决定，我，还有一位北京大学的男同学和一位上海医学院的女同学假扮做同兄嫂回乡的一家人，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前往华北解放区。动身前一天，我拿到了一张和我联系的黄祖民同学假造的身份证。从此我就改成了那身份证上的名字——王金凤。 “年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年”。新中国成立那年，我的记者生涯也从此开始。作为一名记者，我用我的眼睛和笔记录了新中国建立之初许多激动人心的时刻。年那一年，我发表了一百多条新闻和三十多篇人物专访、通讯、特写、速写和评论。 之后的岁月，金凤同志更是笔耕不辍，写了几百万字新闻作品。已出版的有《友谊的花朵》、《时代的眼睛》、《在中国大地上》、《历史的瞬间》、《风起青萍末》、《邓颖超传》、《伟人之初》等作品，其中《邓颖超传》还曾获国家图书奖。 有付出就有收获，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记者，金凤同志是新闻界第一批被授予高级记者职称和第一批享受政府津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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