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彭德怀与毛泽东
■被拉上山的万毅未脱厄运
年的庐山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的两次重要会议的总称。7月2日至8月1日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至8月16日是中共八届八中全会。身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的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接到参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通知,便乘飞机离开沈阳,匆匆飞往庐山。
端坐在军用飞机里的邓华上将心绪并不平静。“大跃进”以来出现的种种怪异现象早已让他忧心忡忡。“卫星”越放越高,牛皮越吹越大,可老百姓的日子却每况愈下,难道这就是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他开始酝酿着准备在分组会上讲一讲的发言稿。
庐山会议旧址可是等到他到了庐山,特别是8月2日全会开幕时毛泽东的一番继续反右的讲话,让他从头凉到脚,最意外的是他所敬重的“彭大将军”竟被贬为十恶不赦的“反党集团的头子”。
从8月3日起,全会分成三个大组,分别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与张一组)四人。邓华被有意分配在批彭那个组。
会议气氛十分紧张。
对于彭德怀等人所谓右倾问题的揭发批判已形成了一边倒的意见。而且根本容不得彭总申辩。邓华心里很不是滋味。在主持会议者的再三催促和众目睽睽之下,邓华不得不说了几句,但很快就招致一阵指责,说他的发言是“假批判,真保护”。并且把他的名字列入了“军事俱乐部”成员的首位。
洪学智上将是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7月的庐山会议一开始他没有参加。7月14日,当彭德怀给毛主席写了信,形势发生了变化,要公开批判彭德怀时,中央通知他一定要参加。当时身为总后勤部部长的洪学智正在西藏军区和进藏部队中了解后勤供应情况,先后去了林芝、山南、亚东和日喀则等地。
洪学智一到庐山,先听了毛主席的一个讲话录音,内容是批判彭德怀写的那封信,批判他右倾保守。洪学智是个讲究实际的人,他看了彭德怀的信后,总觉得彭德怀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敢讲真话、讲实话,是忧国忧民的表现。比如有人说天津的稻子长得多么多么粗壮,能驮住人；还说一亩地能打万斤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洪学智就感到太夸大了,不可信。洪学智又是性格比较温和的人,不会盲干,虽然觉得彭德怀的信讲了真话,但他并没就此表态,因为他觉得现在讲真话不是时机,而违心的话他是绝不会说的。但开会的时候,一些人批彭德怀很积极,说“大跃进”怎么怎么好,彭德怀怎么怎么右倾,这等于火上浇油,使争论越来越激烈。后来还有人说彭德怀出访东欧,是里通外国。这一点洪学智怎么也想不通。他说:“彭德怀出访东欧是中央批准的,他又不会说外语,会谈都有翻译在旁边,还有陪同人员,他怎么能里通外国呢?”
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这几句话,也把洪学智送进了“军事俱乐部”名单。邓华和洪学智两位上将,都是彭德怀任志愿军司令员时的副司令员,按当时的逻辑就是“捆在一根绳上的蚂蚱”。
中央在庐山开会时,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万毅中将,因忙于工作本不想去庐山。可是7月中旬的一天,主管核工业的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却拉他要去,原因是苏联突然停止了向我国提供核工业图纸资料,并且撤走来华的专家,带走原来的图纸,打乱了中国原来的工作部署,宋任穷很着急。万毅也感到事关重大,希望宋任穷直接去庐山,向正在参加庐山会议的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国防部长彭德怀汇报。可宋任穷怕一些具体事情说不清楚,便把万毅硬拽上了庐山。不料这一拽,让万毅的人生旅途发生了重大转折。
万毅和宋任穷于7月15日乘飞机到九江,然后转上庐山的。他俩先向聂帅汇报了有关苏联停止向我方提供核工业图纸资料的情况,
然后又和聂帅一起到彭总那里,再谈这件事。由于在前一天,即7月14日,彭德怀刚刚给毛泽东主席写了那封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信,所以,在谈完有关核工业图纸资料的事后,彭德怀很自然地谈起了他写信的事,讲起了他对“大跃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看法。万毅听后认为彭总的看法符合当时的实际,也一起议论,说了句话:“‘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样的口号是唯心主义的嘛!”这句话后来被印在了会议文件中。
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7月16日,毛泽东在彭德怀的信上加上了《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题名,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并决定会议讨论时间延长,同时向庐山“调兵”,宋任穷和万毅也被留在了庐山。宋任穷分在第一组,任副组长。万毅分在第六组,组长是欧阳钦,副组长是江渭清和张国华。
17日,万毅参加小组会的第一天讨论。这天,会议的气氛开始发生变化,他刚来,不知道前边是怎么回事,就没有开口。直到22日他才发言。他凭直觉谈了自己对彭总信的看法。他不理解毛泽东要大家讨论这封信的用意,更没料到由此会演变成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7月22日上午,万毅在小组会上第一次发言,大致讲到,在“大跃进”中“虚报浮夸的作风在滋长”；
夸大主观能动作用,搞“精神第一性”。他说:“对于重点与一般,多快好省贯彻不全面,没有真正实行两条腿走路；注意重点忽视一般,注意多快忽视好省。”他还讲道:“没有认真掌握主席久已强调的‘一切经过试验’、‘由点到面’逐步发展的工作方法,有的有抢先思想,比如‘吃饭不要钱’的口号,在北戴河会议上有人提出是作为会后考虑的,但是有的就抢先实行,加上报纸一宣传,就变成较普遍的行动。放‘卫星’你比我高,我想比你更高。有的口号的提出慎重考虑不够,如有的说‘粮食基本过关’,‘放开肚皮吃饭’等等。”这些话都整理到会议简报中去了。在他的发言中,最关键的,也是后来成为他最主要罪状的,是这样一段话:“彭德怀同志把自己考虑到的问题提出来,对于此次会议深入讨论有推动作用；提出意见,精神是好的,是赤胆忠心的。从肯定成绩,提出问题到纠正缺点来看,基本精神都是对的。但有的问题说得简单一些,如果再《人民日报》用套红标题宣传高产“卫星”多说几句,多加分析就清楚了。”他对已遭非难的彭德怀表态说:“基本同意彭总的信。”无疑这样的表态也给自己“定了性”。
就在万毅发言的第二天,庐山风云突变。7月23日一大早,与会人员临时得到通知:听主席讲话。
表情严肃的毛泽东狠批了“庐山上的这股风”,严厉警告说:“他们重复了五六年下半年、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
听到这些,万毅大为震惊。散会以后,他走出小礼堂时,看到彭总站到门外,当毛泽东走出来时,彭德怀立即迎了上去,恳切地说:“主席,我是你的学生,我说得不对,你可以当面批评教育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毛泽东没有停下脚步,把脸一沉,甩手走开了。此时,万毅就站在旁边,彭总的话他听得清清楚楚。
毛泽东讲话之后,庐山会议的气氛顿时变了。彭德怀成了众矢之的。万毅因为在小组会上表示过同意彭的信,很快也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了。
在8月7日的小组会上,万毅被迫作了违心的检查。但是,在回答关于与彭德怀的关系问题时,他还是实事求是地作了说明:“我与彭德怀同志的来往,除工作外,没有单独在年节到他家去过。因谈工作,我和赵尔陆同志在他家吃过一次饭。年出国代表团我是顾问,朱可夫送他的和平牌收音机,他说自己已经有一台了,还送他这个干啥。我说我正好没有,彭总有了就给我吧。他就给了我。如果说有物质上的拉拢,也只有这个,但是是我要的。”
在八届八中全会大会上,万毅作为中共中央的一名候补委员,
争取到一个发言机会,想解释一下他在小组会上的那个发言,可是他刚一开口,那天主持会议的李井泉就打断他的话说:“不能叫万毅发言,他不老实,也不交代他的问题。”万毅只好尴尬地坐下了,坐在旁边的薄一波可能觉得李井泉的话过于生硬,便打圆场说:“万毅同志,回到军委会上讲吧!”
■扩大再扩大的军委会议
年的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被错误地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为“党内最危险的敌人”。以贯彻庐山会议精神为主旨的军委扩大会议,于年8月18日在北京召开。开会的通知是在8月11日庐山会议结束以前发出的,旨在军队系统最大限度地肃清彭德怀的影响。
8月18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继续揭批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反党罪行”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由军委办公厅、总政治部负责主持。目的有二:一想肃清彭德怀在军中的影响,二要清除“不可靠分子”。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在传达庐山会议情况时,军队的高级干部,听到了过去从未听到过的令人心悸的话,诸如毛泽东说的,“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许多人怀疑自己的听觉出了毛病,他们怎么也不能把这个“反党”的罪名和自己心目中那个刚正无私的彭老总联系起来。
所以名与会的军队领导中没几个积极分子,会开得冷冷清清。为此着急的康生只好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决定将会议扩大到多人,同时派出18架飞机将各地的军事将领接到北京。
8月22日,经过再次扩大的军委扩大会开幕。这次军委会议扩大的范围是空前的:大军区领导除留一名值班外,全部参加；省军区司令员、政委和野战军军长、政委全部参加。此外,全军师以上单位各派两名正职干部参加。实际到会人数为人。
会议分设两个会场,在怀仁堂和紫光阁。因为人多,两个会议厅坐得满满的。彭德怀和黄克诚被安排在怀仁堂,张闻天、周小舟被安排在紫光阁会场,接受批判和检讨。一会儿大会批,一会儿小会批,大会批判的次数比小会多。大会批判时,元帅们,包括彭德怀,都坐在主席台上,黄克诚也在台上坐着。林彪参加会议的次数不多。批判发言的人也不上台子,就在座位上站起来说。迫于当时的形势,高级将领中发言的比较多。但绝大多数讲不出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东拉西扯,说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扣几顶大帽子完事。但也有个别人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夸大其词。彭德怀坐在台上,表情坦然,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只是烟抽得很厉害。他的两边坐着贺龙元帅和陈毅元帅。他有时从贺龙的烟盒中拿一支,有时伸手向陈毅要一支。
为了批判的需要,中间分组进行了重新划分。但对彭德怀和黄克诚的揭发批判仍不多。分组会的气氛还算宽松,没有强迫命令式的指名发言或轮流发言,所以正儿八经的发言很少,大多是七嘴八舌的议论。大家提出,既然彭德怀上书犯了错误,是否可以把他的意见书发下来,让大家对照着批判。提了几次,都没有结果,连给大家读一遍都没有。还有人说,彭总的错误言论是不相信当时浮夸的亩产量数字,于是大家又议论起一亩到底能收多少年粮,有的掏出笔计算,有的提出要去参观卫星田。当时的气氛已不允许说真话了,于是许多人都抱着不说话的态度,彼此心照不宣。那些天,一些互相信得过的将领见面后都问的是同一句话:“你发言了没有?”而相互的回答又都是“没有”。
大会小会揭发批判了一段,会后还有总政指定的人找不发言的人“个别谈话”,特别是那些过去历史上与彭德怀有过交往和隶属关系的,都要谈话,动员他们大胆揭发彭德怀的问题,要他们“划清界限”,这种“谈话”十分严厉,有时整整谈一夜,完全是审讯的架势,甚至围攻逼供。到年底,全军划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人,其中团以上干部人。
■直言的钟伟被当场带离
在许多描写与庐山会议有关的所谓纪实作品中,你都会读到如下的文字:
在总参谋部和军委办公厅这个批判组里,身为小组组长的国防科工委主任、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不相信彭、黄两个老首长会是“反革命”分子,他建议小组成员“学习”彭德怀的《意见书》,看“反党”反在什么地方。当大家“学习”过后,却有了与彭德怀信中同样的感受。原本就冷场的小组批判只好解散。当有人提醒万毅这样做会招来麻烦时,这位老军人以特有的耿直说出人们心中的心里话:“麻烦?什么麻烦!他们才是真正找麻烦呢,一封正当的信竟闯下弥天大祸,虚张声势,轮番轰炸,斗争批判步步升级,真是岂有此理!”——万毅被作为“彭德怀的狗腿子”看管起来……
这是一段精彩却不够真实的文字。
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万毅将军,在晚年回忆这段历史时,专门对这段描写做了更正。他说:“……(文章)最后还写到,我对人说,批彭步步升级,轮番轰炸,真是岂有此理。这段约有字的叙述,也许作者是出于好心,是想表扬我,但是完全不符合事实。我在庐山会议就被点了名,在军委扩大会上是被批判的对象,怎么可能当组长!再说,在庐山会议上,已作出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在军委扩大会上谁还能公开唱反调。我认为这一历史事实应当澄清。”
但当时敢讲真话的人还是有的,他就是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
钟伟人瘦且个子小,军衔为少将,但却是对彭德怀问题反应最强烈的一个。他是湖南平江人,年生,14岁入团,15岁参军入党,在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和徐海东的红十五军团先后任连指导员、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所以历史上与彭德怀确有渊源。但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后来他还是东北野战军二纵第五师师长,是林彪的部下,打仗十分机智勇敢,个性也十分张扬好强,从不随大流,他认准的方针别人很难改变。他虽时常坚持己见,有时甚至违抗林彪的指挥意图,但大局观好,又不惜命,所以仍得到林彪赏识。在整个四野系统中,钟伟是唯一的一个从师长直接升任纵队司令的干部。
在8月28日的综合小组联席会议上,有人说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进行改编以后,一方面军改为陕甘支队,一、三两个军团编为两师。因一军团干部较多,就抽了两个人到三军团去参加领导工作。部队向陕北进军途中,有些意志薄弱的干部战士,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到了汉族居民地区,乘机开小差脱离了部队。当时,后有追兵前有敌军堵截,红军处境危急。为了迅速制止部队逃亡的恶劣倾向,三军团曾以叛变革命的名义处决了个别逃跑的干部。以致部队上下议论纷纷,怀疑这是一军团派到三军团的领导干部干的,刚经过整编的一、三军团关系变得很紧张,出现了不团结的倾向。
原二军团的黄克诚,当时是陕甘支队第二师政治部的裁判所长,处决人的事都是要经过他的。现在要清算破坏红军团结的“罪行”,当然算账首先就算到他的头上。发言人指责黄克诚是破坏一、三军团团结搞宗派分裂活动的“罪魁祸首”。
就在揭发人慷慨激昂发言的时候,钟伟突然站起来说道:“你瞎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红军离开哈达铺以后,是我带着一个营在后面担任收容任务。你所说的处决卫生部的那个杨兴仁,根本就不是黄克诚同志决定的,而是上边给我的命令,我敢不执行吗?这事××同志都知道嘛!”
钟伟这个发言,引起会场一阵议论,立即遭到“围攻”。但他仍滔滔不绝,慷慨陈词。杨勇、苏振华将军私下拉其衣角,示意他不要讲了,但他越说越激动,涨红了脸,手指着台上,几乎是在叫喊:“你们不是在逼彭总交代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吗,算我一个吧,也把我拉去枪毙吧!”
会议主持者立即叫人将钟伟带出会场,关押起来。
过了几年,毛泽东很偶然地问起了钟伟的情况,钟伟的案子受到北京治疗白癜风去那个医院中科白癜风医院爱心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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