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新闻报道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心理和文化原理，长期以来我们却对此缺少深入的探讨，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因而难以准确地掌握国际新闻报道的规律。就学术研究而言，跨学科的多维视野有助于我们弄清问题的实质，运用边缘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往往使人茅塞顿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立足点高，才能极目远望。
(1)几种与国际新闻报道相关的文化心理现象
第一，刻板印象
年巴黎的一名印刷铸字师傅最先使用这个名词。他由希腊文的stereo(意指坚固的、刻板的)和typo(意指字或字体)合成为stereotype，用以形容由坚固的船板铸成的字模。如果变成动名词stereotyping，则指由活动字模铸成铅版的过程。铅版一旦铸成，便可保存起来，一再使用。后来，美国学者李普曼(WalterLippmann)将“刻版印象”赋以现代意义，带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年他在《舆论学))(PublicOpinion)一书里指出，人所身处的环境，无论是自然环境或是社会环境，是如此的繁复、庞杂，不容许他对世界上所有的人、所有的事物有个别的、亲身的体验和认识。为了应付现实情况，人自己发展出一个简化认知过程的方法，就是将具有相同特质的一群人，例如老人、妇女、贫民或任何的种族，塑造出一定的形象(即刻板印象)，凡是属于这个群体的成员，就认为他必然能套入群体形象。根据李普曼的观点，刻板印象有如我们脑海中的图画，有着与地图类似的功能，它影响我们对人、对事的看法，也影响我们在社会上的角色和地位。刻板印象的特质就在于不易改变，无论是有根据的或没有根据的，刻板印象一旦形成，通常能长久地维持下去。
在李普曼之后，一些学者继续讨论刻板印象的定义。年，首次将刻板印象付诸实验研究的卡兹与布拉里(Katz，Braly)，认为刻板印象是“固定的印象，与他所代表的真实情况并没有太大关联，也是我们‘先下结论、后作观察’的结果。”三十多年后，布里翰(Brigham)提出另一个定义：“种族刻板印象是我们对某一种族特征的推广与归纳。这种归纳在旁观的第三者来看，并没有合理的事实根据。总之，刻板印象具有极端化、固定化、单一化和以偏概全的特性。只有在新的时事发展和某些特定条件下，刻板印象才会改变。
大众传媒可以帮助形成某一刻板印象，还可以扭转刻板印象，同时，刻板印象也可以左右大众传媒。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刻板印象的一个突出表现是种族偏见(racialprejudice)，极大地影响了不同种族间有效的沟通。不同国家或文化背景的人，刻板印象更加难以避免。其存在方式，往往注重于事前的预期
心理，而非事后的评判。其不良后果是使人放弃沟通的机会，或对沟通抱着不
乐观的态度。西方发达国家的几大通讯社对发展中国家的报道，便深受刻板印象和种族偏见的影响。它们习惯于由一己的眼光及立场出发，为全球所发生的事件作主观的新闻性评判。几大通讯社掌握了国际新闻流通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全世界的人也必须戴着这些通讯社的有色眼镜来看其他国家中发生的事。就新闻的选择而言，西方通讯社对发达国家的报道不仅涉及面广，而且深入，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报道往往落于“负面”的、“消极”的报道，如政变、天灾、车祸、饥荒等等。这种新闻选择的标准不但造成国际间消息流通的不平衡，同时造成了两方面的不良影响。一是在发展中国家之间产生消息的隔阂，不利于这些国家的各项建设，使其难以互相借鉴有益的经验；二是造成一般人脑海中对其他国家的错误印象。西方记者在新闻写作方面根据“客观”、“简要”的原则，将负面消息所涉及的事件往往孤立于社会与文化的大前提之外。对于毫不知情的第三者而言，偏见和误解的产生，似乎是很自然的。发展中国家的“形象”(Image)因此受到歪曲。西方记者对中国存在着偏见，受刻板印象的支配是很显然的。此外，有关中国的人权问题、西藏问题，西方传媒则从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政治偏见出发，总是予以指责，无疑也是有刻板印象在起作用的。在西方人看来，中国是一个专制的、缺少民主的国家，因此关于中国的报道说“好”的不多，挑毛病的倒是屡见不鲜。然而，要求这些通讯社的记者和编辑完全抛开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立场，做到绝对的“客观”，又是不可能的。
反观中国新闻媒介关于国际新闻的报道，是否也存在着刻板印象呢?
中国新闻传媒对国际新闻中的“坏消息”也是热衷报道的，一些报纸的国际新闻版几乎是“坏消息”的汇集。
《北京日报》年7月4日的国际版以集纳专栏的形式将一组坏消息的标题集中排列：
汉城楼塌死人过百
捷克文物失窃严重
英国吸毒学生增多
以色列森林着大火
德国流行星期一病
这样的编排形式给读者描述的是世界末日一般的景象，人类的希望和幸
福在哪里呢?
某些晚报的国际新闻版就更加惨不忍睹了，全球的丑闻、灾祸、战火全都
展示在一个版面上，让人怀疑人还怎么活下去。
近几年，中国报纸对突发性的重大国际新闻特别重视，偶尔也能打破国际新闻不上头版的惯例，而让国际新闻中的“坏消息”出现在显著位置。
那么，“坏消息”与“刻板印象”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认为，有联系也有区别。由于“冷战”思维导致的看不到敌对国家的成就，这是一种刻板印象；而从新闻价值的角度重视突发性事件，这就不等于刻板印象。麦克卢汉曾说过，“坏的消息显示着改变的特质，而好的新闻则不具备这种质地。”坏消息比较刺激，能震撼受众的心灵，这就是所谓“爆炸新闻”或“轰动性新闻”的一大特点。但我们应注意好消息与坏消息的平衡，否则会造成新的刻板印象。世界毕竟是丰富多彩的，不可能全是坏消息，也不可能全是好消息。
第二，种族优越感
中国人称洋人为“夷”，由来已久。我族中心主义十分顽固，正如鲁迅先生在《“皇汉”医学》一文中所说，“我们‘皇汉’人实在有些怪脾气的：外国人论及我们缺点不欲闻，说好处就相信”，他指出中国人“还有一点小毛病，就是不大爱听别国的好处”。鲁迅先生所批评的“怪脾气”，其实就是种族优越感。
年，美国人类学家桑奈(W．G.Sumner)在他出版的书《民风》(FolkWay)中，以短短的一页半介绍了“种族优越感”以及一些相关的重要概念如“内团体”、“外团体”等，受到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们的重视。根据桑奈的研究，种族优越感是一种情绪上的表现，认为自己所属的团体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和谐的、优秀的，外团体的种种则是劣等的，不值得尊敬或重视的。持有这种态度的人以自己文化中的价值标准来衡量一切，不理会、也不赞同其他文化不同的想法与做法。
年，罗伯特(RobdrtA．LeVine)和堪普尔(Campbell)对种族优越感的具体层面进行了归纳：
A、对内团体的行为与态度
认为内团体是道德的、优秀的。
认为内团体的价值标准是宇宙的真理，认为自己团体的风俗是独创的、人本的。
认为内团体是强壮的。
内团体里不允许有偷窃行为。
内团体里不允许有谋杀行为。
与内团体成员保持合作的关系。
服从内团体的权威。
愿意继续作内团体成员。
愿意为内团体战斗或牺牲生命。
B．对外团体的行为与态度
认为外团体是不道德的、低劣的、可轻视的。
认为外团体是衰弱的。
与外团体有社会差距。
与外团体有仇恨。
对外团体赞成有偷窃行为，或是缺乏制裁谋杀外团体成员的行为。
与外团体成员缺乏合作的关系。
对外团体的权威并不服从。
不愿转变成为外团体的成员。
不愿为外团体战斗或牺牲。
在战争中杀死外团体的成员是道德的表现。
在训练、教育孩子时，以外团体为不好的例证。
将内团体的问题归咎外团体。
对外团体感到不信任与恐惧。
以上所举的种族优越感的层面，有些显然不是宇宙的真理，但也有些是真实的写照。我们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并非所有的民族都有种族优越感，有的民族甚至还有程度相当严重的“种族自卑感”。有时候人们并不一定满意于他所身属的内团体，因此也不一定接受内团体的价值观或道德标准。如果内团体果然处于一个全然和谐、有秩序与服从权威的状况，对外团体又不问优劣，一律加以排斥，人类社会与文化将陷于僵局，永远不会产生任何的变化，群体之间也不会有知识、技艺的交流，我们今天的世界，很可能仍然维持着原始部落的形态。人类学方面有不少关于“文化转借”的例子。一个群体可以不经过战争的方式，吸收、模仿另一群体的特色。在文化转借的过程当中，内团体原有的部分规范或行为、价值标准在无形中被扬弃或修正了。有时候，种族优越感与种族自卑感是交替出现的。这种现象在文化历史悠久的亚洲国家特别明显。以中国人而言，一方面习惯称外国人为“洋鬼子”，但另一方面又容易崇洋媚外，产生严重的矛盾心理。有时候，还存在着一种更普遍的现象，就是在优势外团体面前产生自卑感，而在劣势外团体面前产生优越感。某些印度人和中国人因此可能对西方文化产生自卑感，但对非洲文化却有极强的优越感。
从事国际新闻报道的记者和编辑，无形中受到种族优越感的影响，因此很难做到客观报道。种族优越感可以使一个人对外团体采取轻视的态度，尤其是“先进国家”对“落后地区”的报道，往往混合着种族优越感和刻板印象的气味。
在欧美，许多人认为，凡是与他们本国政治制度不相同的社会，都是独裁的社会。当然，相对落后的国家常常表现为优越感与自卑感的双重性。优越感使我们看不到外国的优点，自卑感又让我们看不到对方的缺点。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如何摆脱这两者的困扰，确实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完全克服和超越种族优越感或自卑感，似乎还比较遥远，世界大同的理想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目前较为可行的策略，还得讲究一点“中庸之道”，也就是说要处理好几种关系的平衡：既要报道周边国家的好消息和坏消息，也要报道地理上相隔较远的国家的好消息和坏消息，既要报道国际地位重要的国家的动态，也要报道国际地位次要的国家的情况，既要报道与自己文化近似的国家和地区的新闻，也要报道与自己文化差异较大的国家和地区的新闻；既要反映本民族、本文化的立场、观点，又要尊重他民族、异文化的价值观，并认同属于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现在我国的国际新闻报道最需要加强的，主要有两点：一是改变不爱听外国好处的“怪脾气”，大力报道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以收“见贤思齐”之效。二是改变不想听外国人论及中国缺点的“怪脾气”，以积极的态度听取外界的意见和批评，改进我们的工作。西方媒体无论是否对我国抱偏见，但从旁观者的地位来观察我们，往往能发现一些问题。对此，我们不能一概视为“唱反调”、“吹冷风”。
诚然，“媒介如果刊播了其他社会制度的讯息，也可能对社会有害，因此这类的讯息通常会打折扣，换句话说，如果媒介让某个社会的成员知道其他社会所达到的成果，会助长这个社会的不满，有时候还会造成社会动荡的局面，使社会的领导者无法达成更多适度的目标”，同时，“阻止社会骚动的同一媒介行为，也会阻碍必要的社会变迁。”国际新闻报道所面临的正负效果，取决于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和一个民族的素质高低。开放的社会，能自觉学习别国的长处；封闭的社会，则容易在差距面前自暴自弃或盲目自大。高素质的民族，心理承受力强，不会六神无主、惊慌失措，低素质的民族，心理承受力弱，害怕社会变迁，因此选择闭目塞听的方式来面对世界。
种族优越感与刻板印象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都是人类不健康心理，妨碍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有效沟通。在意识形态因素和外交关系介入的情况下，种族优越感和刻板印象在国际新闻报道中，时或得到加强。当今国际社会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了。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使中美关系变得更加微妙。美国对中国经常横加指责、制裁施压；中国也经常谴责美国的“霸权主义”(美国自称为“国际主义”)行径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论。种族优越感和刻板印象本来就很强的两国，关系越来越不和谐，反映到新闻报道领域上来，就是互相找错、互相揭露、互相批评。中国报纸的国际版上，时常报道美国犯罪率居高不下、监狱人满为患、吸毒成风、枪祸不断，甚至对美国的某些重大社会问题持幸灾乐祸的态度，而对美国的成就以低调处理。中国新闻媒介所塑造的“美国形象”，不是一个民主、富裕、自由的美国，而是一个危机四伏、自顾不暇却到处插足的外强中干的美国。然而，美国的价值观即使在亚洲行不通，恐怕也并非一无是处，美国也还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美国的科学技术是世界领先的，至少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承认。对美国，我们的新闻媒介还是要冷静一点好，不能一面倒，应该好处说好、坏处说坏。
不可否认，美国人对中国人是有偏见的。其媒介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以及渗透着美国文化偏见和新闻价值观的报道，着实让中国人感到不愉快。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报道美国时，也要“同仇敌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民族情绪的亢奋，毕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的媒介对国内受众应有一个基本的承诺，那就是“告诉你一个真美国”。当中国的电视屏幕上出现美国白人警察殴打墨西哥移民劳工的镜头时，观众自然会作出判断。同样，有关美国航天技术新动态的报道，中国人也会感兴趣的。
第三，“神入”的能力
所谓“神入”的能力，就是正确地设想他人的感受、处境及其原因，而本身不一定需要有相同的经历或感受。“神入”概念源于苏格拉底、柏拉图与康德的哲学。到了二十世纪初，德国心理学家李普斯(TheodorLipps)在讨论“同情”的时候，提出了“设想”的观念。这个观念后来在奥尔波特(Allport)等人研究孩童的模仿行为与反应时，渐渐成为人类心理学的主题之一。但“神入”概念的学术地位一直到米德(GeorgeMead)提出“变易角色”(role-taking)与相互了解时，才逐渐确立。“变易角色”也就是能为人设身处地着想，但不迷失自我。
“神入”能力是天赋与习得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人类的感情有相通之处，不分种族、外型或生长环境，都知道爱与恨、痛苦与欢乐，“神入”是体会他人情感的能力，因此也是人类所共有的。另一方面，“神入”能力受文化背景和知识、经验的制约，而且有能力高低之分。
新闻传播过程与“神入”的关系，涉及到传播者和接受者两个方面。在任何传播行为中，我们都必须了解“信息”(Message)的意义。而这种信息是以文字、图像、声音等符号的面目出现的，如果我们不了解它们的意义，那么即使有最现代化的传播工具，仍然无法达到沟通的目的。所以，沟通的关键在于正确了解信息。而“神入”能力则有助于这种了解。
要能充分了解一个信息的最好方法，是设想你自己就是送出信息的人，同时，送出信息的人也必须能够为收受信息的人设想。也就是说，在信息、传播者、接受者之间不应存在障碍，否则会影响有效的沟通。提供媒介内容的传播者，包括记者、编辑、导播、节目主持人等，必须有“神入”的能力，要尽可能送出接受者容易理解的信息；收受信息的人要懂得传播者所送出信息的真正含义，避免产生误会。在这整个过程中，“角色变易”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国际新闻报道因为所涉及的信息是跨国、跨文化的，接受者理解这些信息时往往受文化背景和个人经验的局限，容易产生歧义。发挥神入的能力，要尽可能消除信息传递中的“噪音”，领悟信息的原始含义。
一个有趣的例子可以给我们生动的启示。年5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幅新华社播发的照片，画面是一位头戴硕士帽的美国女学生在毕业典礼上给孩子喂奶，等待着校方颁发学位证书。照片的文字说明是这样的：“在五月二十日举行的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茨分校的第一百零八期毕业典礼上，年轻的母亲科琳一边给刚满月的女儿喂奶，一边等待校方授予她教育硕士学位。”而年6月4日《中国商报·新生活周刊》在刊登这张照片时，制作了一个醒目的标题“学生妈妈”，并配发了如下文字说明；“什么时候可以做妈妈?按照中国的惯例，至少是在工作之后，在大学校园里是绝不能一边上学一边喂孩子的。可这种事情在美国看来并不稀奇，照片上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期的毕业典礼，年轻母亲科琳边给刚满月的女儿喂奶，边等待校方授予她硕士学位。”
上述两种文字说明，很典型地反映了传播者在传递信息时的“神入”能力对信息意义的影响。传播者对同一信息可以作出不同的理解，从而影响接受者对信息意义的理解。《人民日报》所刊登的文字说明比较客观，重在传达事实，而把思考的空间留给读者。《中国商报·新生活周刊》的文字说明比较主观，重在传达意义，将读者的思路引向“学生妈妈”这一焦点上。我们作为读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进行再度阐释，至少能得出几种结论：a．美国人生活自由，想什么时候生孩子就什么时候生孩子；b．美国人好学上进、追求科学文化知识，居然边生养孩子边获学位，对比中国人的“读书无用论”，真是高尚多了；c.美国女性思想解放，不怕人议论，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中喂奶；美国人的私生活受到尊重，是民主自由的体现，表明美国社会是一个真正开放的社会。
此外，还可能有其它理解，比如美国人上学不认真，读书还生孩子；美国青年人结婚太早、生活随便，等等。
那么，哪种含义是照片本身所要传达的原始意义呢?也许很单纯的一个意义就是“当妈妈与获学位两不误”，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其浓厚的人情味，足以让人感受到一种人性美。然而，当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因一幅画面而发生碰撞时，问题就复杂化了。中国的伦理道德与美国的自由精神，确实差异很大，中国读者只有设身处地、发挥想象的能力，才会准确地了解信息中所传递的真意，而不致发生误读。
一般说来，不同的讯息类型需要不同程度的神入能力。自然灾害、动物趣闻等信息，在传播过程中较少发生意义增减情况，因为人类的共同感受在这方面比较多。火山爆发、森林大火、洪水泛滥、地震滑坡、台风袭击、星体相撞，等等，还有飞机坠毁、轮船沉没、火车出轨、房屋倒塌这一类灾祸，人们从生存危机的角度都可以产生心灵的“共振”，传播者与接受者对同一信息的理解不会发生太大的偏差。但是，那些包含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色彩的信息，在国际新闻报道中比较容易产生歧义，对传播者和接受者“神入”能力的要求更高，比如战争、政变、选举、罢工、核试验、凶杀等等，此类信息必然包含是是非非的评价，传播者在准确把握事件性质的同时，还要恰如其分地制造信息，将事实与意义精确地传达给接受者。而接受者在了解这些信息所包括的事实与意义时，还要调动自己的“神入”能力，触及事实真相，作出相应的判断，并排除误解。
世界上每日每时地都在发生各种事情、客观的“变动”与主观的“反映”，如何取得高度的一致，这不仅是一个哲学问题，也是一个心理问题，还是一个文化问题。自然、社会，构成“存在”，人的“意识”要反映出“存在”的本来面目和蕴含的意义。新闻媒介在“瞭望环境”时，最根本的任务是要让“存在”与“意识”吻合，而不是使两者错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传播者的责任重大，制造信息时要考虑到两个方面，既要使信息符合事实，又要使接受者了解其意义。“文化过滤”，必然渗透到传播的全过程，国际新闻报道中的文化“符码”是传播者与接受者在制造信息和理解信息时共同的桥梁，只有文化符码一致，传播者与接受者的“神入”能力才会同步，从而达成有效的沟通。“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个月亮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同样一则国际新闻也可能引起不同的理解，这都是正常的。我们所要求的信息沟通，至少不能出现“指鹿为马”、“南辕北辙”的谬误。
第四，归因倾向
归因，是人类认知的一种心理倾向，即对他人行为结果的解释。这种解释有时有事实的依据，是正确的，也有的时候并没有事实的依据，完全是一种臆测，但无论是否有真凭实据，抑或仅是臆测，人们都有寻找原因的倾向，因为只有经由寻找行为或事件的根源，认知的世界才有完整的意义。在这个层面，归因与刻板印象有相似之处，出于“简化”世界的目的而将纷乱的人和事归类，并赋以意义。
首先在社会科学领域里提出“归因”理论的人，是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心理学家弗里茨·海德(FritzHeider)。从年开始，他就断断续续地提出这方面的看法，直到年他出版《人际关系心理学》以后，归因理论才逐渐成为社会心理学家的共同议题。海德的归因理论始于对现象的因果关系的北京中科专注治疗白癜风芥子气软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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