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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朋友点上方蓝字“东岳客”快速 山东济南中级人民法院近期作出终审判决，假“活佛”王兴夫犯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非法经营罪、强奸罪、强制猥亵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5年。记者从公安机关了解到侦办此案的经过。靠着两张伪造的身份证，成了名叫“降巴洛桑丹真”的藏族人；凭借一场宗教“坐床”仪式，摇身一变成为“活佛”；费尽心机骗取钱财近两亿元，用于个人及亲属挥霍；逼信众立下毒誓，实施精神控制，强暴、猥亵数名女性。短短几年，他在全国私设八大道场，利用结构严密的组织分支，发展信众超过人。 07年5月，济南警方依法以涉嫌“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对王兴夫及其组织的7名骨干分子进行集中抓捕。同年6月3日，王兴夫等被依法逮捕。 宗教专家指出，王兴夫所谓“活佛”，从民族身份、宗教身份、佛学体系等均是伪造而来。在他的背后，有不法僧人为之张目，谋不义之财。“气功班”班主竟成藏传“活佛” 在看守所里，记者曾见到过王兴夫。身材圆胖、眨着小眼睛，早已没有了往日的颐指气使。 0世纪80年代，王兴夫就在济南开办所谓“密宗洗心功”班，招揽生意，后又在四川成都开设所谓“密宗洗心学”研究所，并自称“金刚上师”转世。最初的信众以气功班学徒为主，随后规模一步步扩大。 年，经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俄若寺民管会主任鲁绒等人安排，王兴夫以“洛桑丹真活佛”的名义，在石渠县俄若寺等寺庙同时“坐床”。为广泛宣传自身的“活佛”身份，蒙骗信众，王兴夫当时还组织00多名信众到现场亲历“坐床”仪式。根据警方掌握的视频资料，王兴夫的“坐床”仪式声势不小、颇具场面。本文图片均来自央视新闻 “坐床”仪式后，以“洛桑丹真活佛”自居的王兴夫，名气迅速扩大。最终在全国形成济南、厦门、成都等八大道场，道场下设各级分道场，“传法活动”涉及全国0余个省区市。 “不就是当年的王师傅嘛，回来后咋就成‘活佛’了呢，搞不懂。”70多岁的女信徒周某，早年曾跟随王兴夫学习气功，如今，说起王兴夫变成“活佛”的“华丽转身”，一脸疑惑。 “王兴夫是典型的假‘活佛’，而且还是六假‘活佛’。”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原研究员周炜表示，王兴夫的造假行为，主要体现在假的藏族身份、假的活佛身份、假的金刚上师身份、假的宗教学历、假的宗教、假的宗教仪轨。“他只是披着宗教外衣而已，和藏传佛教没有任何的关系。”周炜说。巧立名目骗取钱财 一张“洛桑丹真活佛”的彩色照片，要价0元； 一根成本两三元的“金刚结”，要价00元； 一座“活佛”小铜像，要价元…… 林林总总的收费项目、层级分明的供养标准，披上宗教外衣的王兴夫，搜刮信众财产毫不手软。由他一手打造的非法组织，架构严密、层级分明，更成为他个人的“提款机”。 王兴夫还自创了一套灌顶佛法，由低到高分成4个等级。哪个信徒不愿进入更高等级，其他信徒就会极力劝说，不达目的不罢休。晋级的手段，就是交钱。从拜师元、受戒元到求授大圆满0元、八地菩萨授记0元，这套王兴夫自创的灌顶佛法有0余项收费项目。 很多信徒多年不舍得购置一件新衣，却瞒着家人把钱送给“活佛”。济南的周姓女信徒，家里有3个盲人，自己每月微薄的退休金是家庭唯一的经济来源。在王兴夫欺骗下，她却交了万余元的供养。 王兴夫不满足于普通信徒的供养。自03年起，他在厦门、台州等地吸纳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信徒建立商业小组，要求每人提供不低于3万元的供养。部分商业组信徒还邀请其出任公司董事、荣誉董事等职，每月提供数万元报酬。 “一亿四千万元到一亿五千万元”，当被问及多年来敛财的数目时，王兴夫这样说。但据公安机关调取的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显示，他敛财数额共计.98亿元人民币。 这些钱款，很多都被王兴夫本人及直系亲属挥霍。在王兴夫的名下，有各地房产套。王兴夫出行坐头等舱、吃饭喝高档酒，每到一地更是游山玩水，由弟子打理行程。他的儿子无固定职业却能出手阔绰，买名牌、开豪车、0多万元打赏女主播。 大肆敛财、挥霍无度之下，王兴夫为什么不惧怕信众心生怀疑乃至东窗事发？据部分骨干信徒的口供书证、公安机关掌握的相关物证，王兴夫切准信众心理要害，用歪理邪说对信徒加以精神控制，从而为自己骗财大开方便之门。自创歪理邪说控制信众心智 “这是末法时期最后一班船，你们有缘得遇一个开悟者，这都是你们的福报”； “你就是师傅的法器，师傅想怎么用都可以”； “释迦牟尼是过去的佛，我是现在的佛”…… 这样的言论，是王兴夫到各地“传法”的惯用说辞。为快速发展信徒、实施精神控制，进而达到骗财骗色的不法目的，王兴夫先后组织编印不同规格的书籍、法本超过80种，竭尽所能鼓吹神话自己。 据警方掌握的证据表明，不懂藏语的王兴夫自称为格鲁派“活佛”，并篡改佛教经典、编造自己的转世系统。据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鉴定，王兴夫所自称的活佛转世系统没有任何历史文献记录，完全是他捏造出来的。 “先显后密，是格鲁派的学法原则，学习显宗几十年才能达到密宗。王兴夫没有学过显宗，却声称自己所传是无上瑜伽密，整个藏传佛教界能够修炼到无上瑜伽密的也没有几个人。”周炜说。 迫使信众立下毒誓，则是王兴夫控制信众的另一手段。王兴夫招揽新信徒时，都要求对方在自制的“皈依证”上填写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并贴上个人照片。 新信徒还必须立下毒誓，写下诸如“终不叛师叛道，如有违愿，甘受五马分尸之恶报”“如若违愿，愿承受五雷轰顶、三身俱灭之死之恶报”等。 根据信徒个人信息、对自己的崇信程度，王兴夫遴选出自己的性侵目标。据一位女信徒回忆，王兴夫有一次欲对她行不轨，说这是“打破师傅跟你隔阂最快的方式，就像插座跟插头必须连上才会有灵感”。 办案民警表示，经过对证据、证物的综合研判，王兴夫所创设的建制化组织符合邪教组织特征。如神化教首、著书立说、精神控制、建立组织、危害社会等，都符合对邪教的一般定义。谁包装了假“活佛”王兴夫 审视王兴夫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一案，鲁绒是其中的关键人物。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前，鲁绒为俄若寺民管会主任。
王兴夫（左）与鲁绒（右）
年7月，鲁绒与王兴夫相识。其后，在组织王兴夫“坐床”仪式、树立王兴夫个人威信、办理虚假藏族身份证及藏传佛教教职人员证中，鲁绒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便于王兴夫非法“传法”，鲁绒开具证明，允许王兴夫刻制俄若寺民主管理委员会的印章。 06年，王兴夫遭广西南宁弟子公开举报其不法行为。鲁绒以俄若寺民管会名义发表声明进行洗白，称洛桑丹真“是值得大家信任和尊重的一位上师”。鲁绒还多次利用个人影响力，对王兴夫的负面消息进行删帖。 对于鲁绒的力挺，王兴夫自然“投桃报李”。据警方核实，王兴夫累计向鲁绒转交的供养总数为万元。 如今，这对昔日的搭档却视对方为“洪水猛兽”。“鲁绒他们实际上把我当成他们赚钱的机器，利用我的弘法能力及人脉，让我来收供养。”王兴夫说。 “打着藏传佛教的幌子骗财骗色，按照藏传佛教的仪轨是要下十八层地狱的”“我不认可他说‘释迦牟尼是过去的佛，我是现在的佛’，这是很荒唐的。”鲁绒说。 “这些行径违背了佛法和宗教，是非法和无效的。”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珠康·土登克珠表示，王兴夫的行为对于人民的幸福安康损害很大，对于藏传佛教的形象也有着非常负面的影响。 “对假冒宗教教职人员进行宗教活动、骗取钱财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广大群众遇有假‘活佛’，也请及时向宗教事务部门、公安机关反映举报。”原国家宗教事务局一司副司长李寒颖表示，公安机关对王兴夫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非常必要，下一步，宗教事务部门将加大对宗教事务条例和配套规章制度的执行力度，规范藏传佛教寺庙管理，推动藏传佛教健康发展，维护信教群众合法权益。（新华社记者）去伪匡正正信净信——从两起“假活佛”案件说起拉先加 00年，山东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分别对两起“假活佛”案作出判决，主犯王兴夫、杨洪臣分别因犯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等，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和8年。笔者作为藏传佛教学者，一直 依法管理活佛转世事务，维护藏传佛教正常秩序。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形成于佛教本土化、中国化的过程中，除了宗教理论基础之外，本质上是解决宗教领袖宗教地位、政治经济权力继承问题的办法，并因此形成了活佛世系在寺庙和信教群众中的特殊影响。从元代以来，活佛转世制度都是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地方事务的重要内容，形成了一整套严谨而又严密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年，国家宗教事务局颁布《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明确活佛转世应当遵循的原则、具备的条件、履行的程序，为维护藏传佛教正常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0年来，随着交通事业特别是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西藏和涉藏州县与内地的人员往来、信息交流不断增多，藏传佛教特别是活佛转世在内地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 信仰不能盲从，信徒要正信净信。这类案件中最让人痛心的，是很多对藏传佛教感兴趣的人甚至自认皈依的信徒，缺乏佛教的基本知识，缺乏辨别真假宗教教职人员的能力，甚至缺乏基于常识的自我保护意识。其实，佛教教义明确反对盲目信仰，尤其强调敬拜某位佛学导师时要加以甄别，先辨别其身份、观察其言行，再决定是否去信仰。 事实上，当前查询藏传佛教活佛真实身份渠道是畅通便捷的。自00年开始，中国佛教协会统一制发“藏传佛教活佛证”，成为活佛合法身份的证明。06年，“藏传佛教活佛查询系统”上线，33名境内经政府批准活佛信息都已向全社会公布。这些信息，完全可以成为人们甄别真假“活佛”的有力依据。但可惜的是，两起案件中的“假活佛”标榜自己是某座藏传佛教寺庙某个活佛系统的转世时，“信徒”们既未上网进行查询，也不向当地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求证，一头扎进犯罪分子刻意打造的骗局之中，以致上当受骗，身心健康都遭受了极大的伤害。 自净其意，藏传佛教界应积极作为。近年来，我们也发现，在一些“假活佛”骗局背后，竟有藏传佛教教职人员在推波助澜并从中获利。比如，在王兴夫案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四川石渠县俄若寺僧人鲁绒，为王兴夫办理藏族身份证、教职人员证，举办所谓“坐床仪式”，允许他利用俄若寺的名义大肆活动，一手打造包装起一个假“活佛”并亲自为他站台，在此过程中收取王兴夫非法所得达余万元，最后作为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从寺庙民管会主任沦为邪教罪犯，鲁绒将因此被钉上藏传佛教界的耻辱柱。 对于假“活佛”乱象对藏传佛教形象造成的极大损害，我认识的藏传佛教界朋友无不痛心疾首、深恶痛绝。早在07年4月9日召开的中国佛教协会第九届理事会藏传佛教工作委员会议，就针对假冒“活佛”“法王”泛滥的问题，发出了题为《遵规持戒去伪匡正共同维护藏传佛教活佛形象》的倡议，号召活佛自净其意，虔心持戒，弃恶扬善，严正道风，并恳请有关部门依法查处、社会各界监督抵制，共同维护正常宗教秩序。从两起案件反映的情况看，藏传佛教界还应引起更大的重视，采取更多积极有效的措施，才能在国家法律法规框架下，维护好自身纯洁性，护持藏传佛教的形象和声誉。比如，宗教团体和寺庙如何进一步严格对教职人员的戒律要求，既有法律和寺规的限制，又接受信教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监督。比如，对皈依、加持、火供等宗教活动如何进一步明确规范并让广大群众知晓，避免不法分子随意冒用。比如，对活佛转世、密宗修持等问题，作何宗教理解，在国家法律之下如何实施，宗教界应有予以说明的时代担当。唯其如此，藏传佛教才能始终坚持中国化的方向，不断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新时代健康传承发展。 （作者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副所长）《人民日报》（0年月3日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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