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舒宪教授在四川省社会科院神话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的学术报告（视频剪辑：四川大学锦城学院级王心蕊）
摘要
华为注册商标激活《山海经》鸿蒙神话。中国历史上的两个帝王之死情节，灵宝黄帝铸鼎塬遗址墓葬、红山文化顶级墓葬、凌家滩遗址墓葬的殉葬玉器，实是贯穿中国历史的玉石神话拜物教信仰。本文通过良渚文化遗址墓葬出土玉器上的神徽以及三星堆遗址、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文物以及《山海经》鸿蒙论证中国创世鸟神话的原型，进而探讨了用四重证据法进入神话中国研究的可能性，提出了神话学能否进入的历史研究、再造历史的问题。
关键词
鸿蒙；神话中国；四重证据法；玉石拜物教
在年8月9日，华为正式发布操作系统鸿蒙OS。这是中国华为操作系统团队开发的第一个自主产权操作系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耐人寻味的是，华为发布这一系统所选择的注册商标为“鸿蒙”。这个隐含着“开辟鸿蒙”意蕴的商标是一个被激活的古老神话符号，它来自中国久远的神话文本《山海经》。把《山海经》鸿蒙与良渚文化神徽形象串连起来考证中国的创世鸟神话原型，是笔者最新的研究成果。由此，笔者提出了神话学能否进入的历史研究、再造历史的问题，探讨四重证据法研究神话中国、探源中华文明的可能性。
一、神话中国与四重证据法
在上个世纪，袁珂先生那个时代的研究命题是“中国神话”。在此笔者则稍微把这词序调整了，叫做“神话中国”或“神话历史”，这是我们文学人类学研究群体近十年来倡导的一个理论命题。
我们认为，神话不是属于文学的。反过来，我们今天文科的所有学科，文史哲政经法、教育，心理、宗教学没有一个不是从神话讲述开始的。也就是说，在古代没有学科划分，它只是人类表达的内容，就是原来我们叫文化“原编码”或“元叙述”，即讲述神话。放眼全球，东正教也好，天主教也好，全世界几亿教徒礼拜日在教堂里念的东西，都是上帝如何创造世界。由此可知，这个讲述的神话不是归属于文学的。只是因为今天的西学东渐体制把学科分成文史哲了，所以今天才把神话归属给文学。
这个话题涉及两个关键词，一是文学人类学，二是四重证据法。何为四重证据法？原来的神话研究是文字文本为主的，主要依靠传世文献。我们将传世的文字文本称为一重证据。第二重证据就是王国维提出的从地下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等，那是商周时代的文字叙事，是过去纯文献研究时代没有看到的证据。第三重证据是我们人类学田野调研的口传文化、民俗学材料。李祥林教授谈到羌族的女娲崇拜，远在越南的乡村都存在，这些民间的地方性信仰和神话讲述文献里都没有，是靠田野调查得来的，它对中华文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因为中国以前没有非遗口头传承文化的概念，民间口传文学不入大雅之堂，像冯梦龙这样收集记录口传文学的人在学术史上几乎是没有地位的。中国古代科举主要考诗赋、诗文，小说和戏剧的地位也很低，如果不是梁启超他们倡导小说革命，大学文学课也不会提到。所以，神话的概念要从纯文学的概念中走出来，恢复其作为文史哲宗教等共同源头的重要地位。从时间上看，口传文化一定先于文字文化。口头传承的文化是数万年的传统，文字则是几千年的传统。所以我们文学人类学研究把这个文字的传统叫小传统，把先于文字、外于文字的传统叫做大传统。这样一来，我们要把研究神话的目光，真正转向那个没有文字叙述的年代，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年，文学人类学研究又提出了四重证据法。四重证据法最早是笔者在成都四川大学的一次讲座中提出的，到现在也只有十几年时间。但是这十几年的实践让我们发现：考古学和艺术史带给我们的图像、文物等新材料，很多都是神话材料。人们到广汉三星堆一看，哪一个不是神话？纵目面具也好，人面鸟身像也好，只有《山海经》里有。我们今天会认为这些形象当然是文学虚构的，但是，四、五千年前的人们就是那样看世界的。可以说，无论是三星堆遗址还是金沙遗址，没有神话知识去参观是很难看懂的。
研究古文献记载的神话学者都知道《山海经》，那是战国时期的书，距今也就两千多年。若把三星堆遗址一期的宝墩文化也算上，距今将近年。而且，三星堆出土的铜器和玉礼器之巨大，举世罕见。深究其玉礼器的来源，玉璧、玉琮、玉璋等，皆非起源于本地，而是从长江下游传播过来的。长江下游的玉礼器文化可以上溯到七千年，我们顺着长江流域的文化遗址去考察，就会明白史前文化如何传播的。相比而言，文字记载的历史就算是晚出了。
文学人类学研究把我们以往所不知道的中国，命名为“文化大传统”，这是我们要去努力探索和解读的。在新时代，笔者对“文化自觉”一词做出人文学者的新理解，就是对中国文化做出一种前无古人的深度认知和整体认知。如果做不到深度认知和整体认知，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创新。所以，文学人类学要追求的人文研究创新，在打通神话和历史、考古研究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一套文化理论，即文化大小传统和N级编码的理论。邱运华教授讲到俄罗斯神话是其整个民族精神的话语源头，文学人类学也在做类似的工作。我们突破文献的狭隘视角限制之后，进入以出土文物为代表的物质文化世界。在物质文化参照之下，我们今天能够认识到的首先就是《山海经》这部书的信息古老性。笔者现在认为它是中华第一经。为什么呢？上世纪甲骨文的重要发现中，就有一件大龟板上面记录了四方风的名字和四方神的名字，一共8个名字。然而，学者们查遍四库全书，只有一部书能与它对应上——这就是《山海经》。由此可知，这部战国时期成书的《山海经》里确实有商代的真实信息，而且也还有早于夏商的史前文化信息，特别是玉文化方面。如果没有考古新发现，我们永远无法判断《山海经》叙述内容信息的古老性。
《山海经》虽然名叫“经”，但是并没有在任何一次科举考试中用过。原因在于，司马迁一句话就判了它的死刑。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从颛顼讲起，历数《易传》《春秋》《诗》《书》《礼》《乐》，却根本不提《山海经》。司马迁要写五帝本纪，要写上古的帝王叙事，却弃《山海经》而不用。他《大宛列传》里说明了原因，主要是嫌《山海经》的内容太古怪了，所以“余不敢言”也。连司马迁都不敢说，后来的人谁还敢轻易引用这部书？所以《山海经》在历史上的地位一落千丈，名字虽然叫“经”，却变成了陶渊明、李贺、曹雪芹这些诗人文学家刺激想象力的源头，后来也就被当代学科划分批发给了文学专业。实际上，《山海经》记录着天下座山的风貌和物产，其中有将近处出玉的，但有人问过一个为什么吗？三星堆、金沙遗址呈现出的金玉共振现象（金属和玉石同在），这在三千年前是很普通的现象。在整个东亚文化圈来看，玉文化有上万年历史，黄金则不到四千年。金属文化进入中原也只有四千年上下。相较而言，哪一个才是文化大传统就不言而喻了。所以，今天再看《山海经》时，其构成背后的文化脉络和源流全都呈现出来了。我们今天用“万年中国史”的大视野，把文献记载的有限知识观彻底超越了。
国际上现在流行的一部书叫《人类简史》，实际上就是这样新历史观的体现。该书的作者转向了基因和人类学调查，而不再是唯文献马首是瞻了。在甲骨文的时代，没有一个字记录巴蜀地区的。《华阳国志》出得太晚了，无法与史前文化对应。如果仅仅靠着文献来研究，那实际上就把我们自己封闭起来。因此，文学人类学提出四重证据法这样的一套新理论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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