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易以和为尚论佛教中国化起源
刘书民
提要：《周易》代表中国的智慧，一部《周易》，就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其他的智慧都可以用《周易》这本书来代表。《周易》强调世间万事万物在平衡中生存和发展，阴阳五行生克就是讲相对的平衡。只有阴阳五行生克平衡了，事物才能在和谐的条件下顺利生存和发展。天体运动、地球运动、人体运动也是如此，所以，《周易》是和谐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基石。
河南省安阳市位于北京往南公里处，位于河南省的西、北部；是山东省、山西省、省、河南省的中心区域。太行山东麓发源出的一条河流经市区，这就是古老的甲骨文中记载的洹河。洹河水蕴育了中华第一古都殷商安阳殷墟，安阳是甲骨文和周易的发祥地。历史上有十个朝代在这里建都。远古时期的颛顼、帝喾二帝在安阳内黄县帝丘建都；商朝中期在内黄县亳建都；公元前年，商王盘庚在安阳洹河两岸建都；春秋战国时期，有邶国、卫国；之后有：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相继在安阳洹20公里处邺建都；北魏这此建陪都；安阳有累计多年建都历史。安阳在历史上名称：北蒙、殷、安阳、宁新中、邺、相州、彰德等。
安阳文化底蕴厚重，有许许多多中国历史上鲜为人知的故事发生在这里，犹如雾中看花。让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走进这神秘的地方，探觅往日依稀踪迹，
领略佛教中国化的风采……
佛教中国化是从那里起源以及佛教中国化的时间，是中国历史学者们以及佛教界争执的课题。
周易是中国古老的辩证法，周易64卦，卦卦讲和谐，阴阳平衡。根据民国著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王国维关于认定历史的标准:应以文物古迹与史书记载相结合的观点为依据。本人以周易和谐的理论主题，通过大量实地考察和查阅详实的佛教历史资料，回答这个敏感而又繁杂的历史问题。
一、后赵皇帝石勒与佛·图澄关于以和为尚的故事
佛教由东汉时期传入中国，真正允许汉人出家为僧，则是从魏晋南北朝的后赵国都邺城，也就是今日河南省安阳市开始的。
西晋晚期的中国大地战乱，硝烟四起。一代叱咤风云的羯族领袖石勒逐鹿中原，为了打败群雄称霸，石勒专用杀戮来壮大声威。中原大地腥风血雨，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这个时期有一个年逾八旬的西域佛教沙门佛·图澄来到中原，看到这处处惨不忍睹的情景，决定发挥佛的人性化威力作用，感化上层统治者，拯救广大民众，以此弘传佛法。
佛·图澄知识渊博，精通《周易》知识，深知周易和谐的重要性，他认为石勒是少数民族，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不多，野性十足，杀人成性，石勒要想战胜对方，必须以汉文化作为自己的战略方针，以汉治汉。佛·图澄做通石勒的大将军郭黑略的工作，为他出谋划策接二连三的打了几个胜仗。
石勒主动地邀请佛·图澄见面，以诚相待，虚心请教。佛·图澄向石勒推销他战胜敌人的参谋主意，用周易“以和为尚”的理念，阻止石勒残杀无辜的行为。
佛·图澄对石勒说：将军您现在与汉人统治的实力强大的晋国打仗，不知道自己的现状，又不知道对方的实力，所以经常失败。《周易·乾》曰：上九，亢龙，有悔。“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亢龙有悔，是什么意思呢”？文化水平不高的石勒，对中国传统文化知之甚少。
佛·图澄对石勒说：就是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用今天的概念说，就是不懂得辨证法。只有圣人能够知道进退存亡得失而又不失其正。也就是说只有圣人才懂得辨证法，按辩证法行事。因此，和谐文化的引导，培育和谐风气和行为为功能，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观念引导、思想保证和精神支持的作用。
佛·图澄说：周易有64卦，卦卦讲和谐，和谐是周易的核心和主题。将军您要打胜仗就要学习周易知识，以和为尚，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和谐社会既指向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也指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是社会的主体，人与人之间融洽相处是社会和谐的基础。那么，如何倡导和谐的理念呢。《周易·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地的法则是极为柔顺的。但变动时则显示出刚强，是极为安静的，但柔美的品德却传布四方。随从人后，就会找到主人，保持主顺的常道，能包容万物并使其生长光大。修积善行的人家，必定有很多吉庆；累积恶行的人家，必然留下很多的殃祸。地道顺天道的法则表明有成就而不居功，并在时序的交替中继续天道使事至终。
为此，佛·图澄积极地为石勒出谋划策，取胜于一系列战役，把晋国赶到长江以南，佛·图澄帮助石勒取得了长江以北的广泛地域政权，统一了中国的北方，石勒在安阳邺城建立后赵国都。石勒当上皇帝。
佛·图澄不仅是后赵政权下的宗教活动家、也是后赵最高政权的军事、政治参谋。石勒和随后的石虎二位皇帝有事必咨询他而后行。为了感谢佛·图澄，后赵皇帝石勒拜佛·图澄为师，称之为大和尚、全国僧人统领，称僧人为“和尚”。为了笼络安定民心，以巩固其统治地位，借助于传播佛教，达到“助王政之禁律”的目的，后赵皇帝石勒号令全国各族人民信奉佛教。一时全国到处建设寺庙，人们纷纷出家学习佛教。《高僧传》记载：佛图澄“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佛·图澄本人严守戒律，深解佛典，且通晓世论，追随他受业的弟子常有数百。佛·图澄于公元年终于安阳，葬于漳岸，今国道东，年寿岁。所以说，佛教中国化是从安阳这里起源。
僧统佛·图澄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靠自己智慧实力争取到当朝统治者的支持，当朝政府把佛教纳入国家保护之下，利用国家力量帮助佛教发展的外籍僧人。他灵活运用了佛教神通和佛教哲学的高超理论（开了后来中国佛教密宗的先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采取了能曲能伸、一张一弛、上协下调、左右逢源的处世态度和手法，及时缓解和处理了后赵内外的大小矛盾。佛·图澄又是位博学的僧人，是位中外罕见的、年高德昭的社会活动家。他精通佛教经典，领悟汉学义理，经常给佛徒稚众宣讲教理教义，并自我约束，严守戒律，以身作则，示范时人。当时，佛·图澄声传大河南北、誉满西域各国。所以，中外佛学弟子络绎不绝跟从，共建佛寺所。这个特殊的、割据的后赵国家，几乎成了中外佛学文化的交流中心。他站在佛教的立场上，从事于缓和社会矛盾，既达到了安定社会秩序的目的，又弘扬了佛法。佛·图澄被佛教后人称为中国化佛教的第一人，即佛教汉化---大乘教的创始人。
继僧统佛·图澄之后，他的大弟子道安成为僧统，是全国佛教中心人物。公元年，冉魏皇帝冉闵兴起灭佛运动。为了避免战乱保存佛教的有生力量，道安和他的弟子法汰、慧远等五百余人从安阳、山西省匆忙南逃，渡过长江，在湖北省、湖南省、安徽省、江苏省、以及四川省、陕西省等东南方和西南方各地宣讲佛法，并组织佛典的正规传译。从此，佛教在全国更为兴盛起来。道安是佛教中国化，西域人（少数民族）佛·图澄之后第一个汉人任全国僧统。他不仅组织僧徒四处传教，而且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实际，制定了佛教的清规戒律，其中全国僧徒们以“释”为姓别，延续至今；更重要的是主持佛经资料的整理和正规化的翻译工作，其功高无量。
道安在襄阳十五年。他每年讲两遍《放光波若》，从不缺失。晋孝武帝闻其风范，十分钦佩，派使者慰问，并下诏书：“安法师器识宽宏通达，为入风神俊朗，身居佛门，训化俗众，业绩显著，不只规范当今，也将陶冶来世，奉给一同王公，资财由所地方出。这样一来，道安生活更加稳定，他不必再为衣食住行虚耗心力时日了。
前秦皇帝苻坚统一北方后，便思治理。他常说，西域有鸠摩罗什，襄阳有释道安，都是神器，应让他们来辅佐我。于是，公元年，苻坚命长乐公苻丕发10万大军直逼东晋襄阳城下，迫使东晋皇帝把道安交给后秦军队，道安被请到前秦的首都西安市传播佛教活动。由于佛教资料缺乏，道安请他的大弟子法显到西域取佛教经书。法显是中国佛教界第一个到印度取佛教经书的人。
佛教中国化是宗教传播学上的概念，它的存在和发展重要在于传播过程中。古人云：得中原者而得天下也。佛教是于东汉时期由西域进入中国的，当时皇帝不信佛教，因而把佛教活动“束之高阁”，限止在单一的翻译佛经的行为上，更不允许汉人出家当僧人。然而，自后赵石勒统一中国北朝之后，佛教在中国广大地域的传播过程中，没有采取强制的宗教战争的激烈形式，而是运用佛教在思想理论上，以周易和谐为高尚的战略优势，在比较和平的环境中，使中国和来自印度两种高级文化在保持各自特征的前提下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在这一过程中，佛教获得了中国的表现形式；中国宗教和中国文化因佛教的加盟而丰富了自身的内涵，至今，道、儒、释互相包容、相得益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象征和主流文化。
二、北魏孝文帝与武僧张猛的故事，推动佛教汉化普及运动
北魏太武帝时期，由于佛教僧侣的无限量增加，兵役、徭役人口日益流失，威胁到了北魏的皇权统治。加之太武帝拓跋焘亲见有佛僧匿藏武器、淫乱妇女，又有朝官崔浩在一边劝说，太武帝于年正月开始限止佛教发展，下令：凡50岁以下的和尚都要还俗，服徭役，纳税赋。北魏太武帝限佛运动，使朝廷与佛教僧侣矛盾激化。
年，盖吴等人反抗北魏在陕西黄陵起义，各族人民和僧众纷纷参加。北魏太武帝发兵讨伐，在西安一个佛寺看见沙门和尚的卧室里有兵器，大发雷霆，说：“此非沙门所用，必与盖吴通谋，欲为乱耳。”年3月15日，魏太武帝下令：“先尽诛天下沙门，毁诸佛像。今后再敢言佛者，一律满门抄斩！”这次灭佛被称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太武法难”。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从年北魏太武帝号令全国灭佛的行为，至年，长达50年时间，佛教信徒们都四出躲闪，不寒而栗。可是佛教在中国的更为兴盛起来，就是在这暴风骤雨之后，呈现出的灿烂阳光。
北魏的汉化运动主要倡导实施者为孝文帝，他登上皇帝位之后励精图治，在统一的北方大胆的实行汉化运动，其主要的内容有迁都、改革官制、禁止胡语、胡服、改鲜卑姓为汉姓、禁止同族通婚、礼乐刑法等个六方面进行汉化改革。
当年北魏孝文帝在他的陪都安阳居住八年。公元年的一天，他在安阳西北35公里的清凉山围场狩猎，突然从山中蹿出一只猛虎，张牙舞爪地扑向孝文帝的队伍。周围的侍卫顿时一片慌乱，孝文帝也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从半山腰跃出一位猎人，手持哨棒和猛虎搏斗起来。此时大家才清醒过来，纷纷弯弓搭箭，射杀了猛虎，孝文帝终于躲过了这场血光之灾。孝文帝得知搭救自己的张猛是个居士非常感激，为感谢张猛的救命之恩，提出对张猛加封官职，张猛不接受。孝文帝给他许多钱，张猛也不接受。许多人不理解，而张猛只求孝文帝在此创建寺院，在全国恢复佛教活动。于是孝文帝拨款兴建寺院，并将寺院命名为天城寺（今日修定寺）。从此，北魏孝文帝信奉佛法，大力提倡并且推广佛教，在他统治期间，佛教迅速发展起来，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出现第二次高峰。
北魏孝文帝对中国宗教文化艺术的发展也有很大贡献，佛教的发展推动了佛教文化艺术的发展。当时最重要的佛教文化艺术形式，就是石窟艺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的洛阳龙门石窟就是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那一年开始开凿的。另外，驰名中外的少林寺也是孝文帝于太和十九年（年）为远道而来的印度高僧跋陀修建的。著名的佛教圣地五台山也是在孝文帝时期兴盛起来的。
三、东魏、北齐皇帝与慧光、法上的故事，掀起全民学佛高潮
继僧统道安之后，在安阳大地宣讲佛法，并组织佛典活动的全国佛教界知名人士有稠禅、僧统慧光、僧统法上、道凭、僧统灵裕、慧休等。
慧光出生于定州，聪明伶俐的慧光非常讨人喜欢，10岁时随父亲到洛阳白马寺，被佛·跋陀看上；13岁慧光在少林寺出家，拜佛·跋陀为师，慧光是佛跋陀收的第一个正式徒弟。他疏解了《四分律》，同时又参与了《华严》、《十地》、《涅槃》、《维摩》等佛经的翻译注释。慧光不仅精于小乘禅法，而且对律宗、华严宗等颇有研究。慧光在佛学上卓有建树，是“地论宗”的开创者，为“华严宗”、“四分律宗”大师，是大乘教法的象征和最高权威。北魏皇帝任命他为国之僧统，即中央最高僧官，就是对于慧光的成就和学术地位的肯定。公元年慧光因病卒于安阳大觉寺，春秋70岁，葬于安阳漳河南岸的西门豹祠之西南多米处，今日安阳县安丰乡南丰村东北地。年，慧光的墓被发现，墓中有他的石碑，碑文有他详细的生平介绍。战国时期西门豹治邺的事迹就发生在这里；曹操墓在西门豹祠之西5公里处的西高穴村。年在这里出土的《魏故昭玄沙門大統墓誌銘》墓志上详细记录了僧统慧光的生平，不仅对研究慧光法师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研究中国佛教史和校勘佛教史籍等具有更重要意义。
据慧光墓志记载，慧光死后“天子哀至德之长沦，悼灵音之不永，乃遣黄门侍郎贾思同宣旨吊慰赐赠斋施……”。皇帝亲自为高僧“赐赠斋施”，在佛教史上不多见。一般高僧死后大多是建灵塔供养，而慧光则是由北齐皇帝亲自下旨安葬，将其墓舍安置在“战国魏·西门豹祠”西南米左右。墓葬的形式则类似印度的风格，这里距北齐首都邺城仅5公里。东魏、北齐时期，许多高官是安葬在西门豹祠西南这个地方的。所以，西门豹祠西南是东魏、北齐时期的一个专门安葬高官或显贵的陵区。将慧光安葬在这里，显示出慧光在当时的特殊地位。贾思同在当朝名高位重，皇帝派这样身份的人去临奠，反映出慧光在当时的影响力。
僧统慧光之后，法上接替全国僧统。法上于年7月18日卒于安阳之西北山区的（今日磊口乡修定寺），这里是北魏孝文帝为感谢张猛救命之恩而投资建立的天城寺寺院，终年86岁。法上担任全国僧统40年，功劳卓著，统一了全国僧人和尚的服装以及寺庙的制度，一直延续到今。
史书记载；北齐文宣帝高洋十分崇拜佛教，在拜僧统法上为师的仪式上，文宣帝高洋磕头而把头发布于地上，命僧统法上在他的头发上踩过，以此表示对佛教的重视程度。
北齐时期皇帝高洋将天城寺改为合水寺，隋朝皇帝杨坚改称修定寺，因寺院内有一座形制独特的塔而闻名。塔是一座四方型的单檐亭阁砖塔，高约16米，外观朴素。塔身外壁刻满了各种雕饰，奇就奇在这些雕饰全部是用各种矩形、菱形、五边形、三角形等雕砖拼砌而成。内容既有佛教中的天王、力士、飞天等，又有道教中的真人、童子、侍女等；还有青龙、白虎等民间传统图案。这种佛、道大融合体现了唐代文化的中外交融、兼收并畜的特点，是我国古代塔中的珍品。各种型制的雕砖块、图案76种，装饰面积达多平方米，不留一处空白。远看外貌如一座华贵的方轿，无论从它的造型到结构，或从布局到工艺，都别具匠心，建造艺术极其罕见，不愧为我国古塔中之瑰宝。年修定寺塔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北魏、东魏、北齐时代，与全国僧统慧光一样有名望的还有安阳人武僧稠禅。５１２年，时３３岁的僧·稠禅在佛教界享有盛名，应邀从安阳来到少林寺，拜少林寺创始人佛跋陀为师，成为少林寺最早的武僧，与慧光为师兄弟。他担任少林寺的第二任住持，为了强身健体，在他的号令下，少林寺的和尚习武成为必修之课，并逐渐形成了精湛而丰富的少林武功。佛·跋陀禅师称赞他说：“自葱岭以东，禅学之最，汝其人矣！”这是说，中国禅学学得最好的要数僧·稠禅了。
据安阳师范学院体育系教授、研究生导师马爱民介绍：唐·张鷟《朝野佥载》卷２：“北齐稠禅师，邺人也，幼落发为沙弥，时辈甚众，每休暇，常角力腾趠为戏。”稠禅师能“横踏壁行，从西自东凡数百步，又跃首至于梁数四，乃引重千钧，其拳捷骁武劲。”唐.道宣《续高僧传》卷１６又载：稠禅师曾“闻两虎交斗，咆响震岩，乃以锡杖中解，各散而去。”稠禅师多次以杖驱虎，据邺下武安后唐《重修定晋禅院千佛邑碑》载：“有虎（至）庵前，师（稠禅师）乃以手约杖驱，而皆弭伏。”可见稠禅师勇武过人。少林武功名扬天下，少林武术的始祖就是邺下著名武僧稠禅师。唐代开元16年《嵩岳少林寺碑》记载：“稠禅师，探求正法，住持塔庙。”稠禅师到达少林寺后，深为嵩山少林弟子的拥戴。其时，来自于印度的少林寺初祖跋陀“年渐迟暮”，“躬移寺（少林寺）外”，（《续高僧传·佛陀传》）由“拳捷骁武”的邺人稠禅师主持少林寺，从此开创少林寺僧人习武之风。年8月嵩山少林寺方丈释永信主编的《少林功夫文集》一书载：稠禅师“幼落发为沙弥于邺下寺院，苦练武功，成了一个拳捷骁勇的武僧，青年时投钜鹿景明寺等寺院和深山中禅修。也就是说僧稠的禅武功夫形成于去少林寺之前，而不是之后。按生卒年推算，33岁进入少林寺自主持少林寺后，便开创少林寺僧徒习武之先河。由此可见，少林功夫产生的历史时期，即为北魏宣武帝延昌年间。这表现出了少林功夫产生的时间结构。同时少林功夫的产生还有其空间结构，即少林功夫产生与中土禅宗、寺院庙宇、佛土僧侣是密切相关的。只有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地域环境，才可能创造出特点独特的少林功夫，学者们‘从稠禅师及邺下定晋禅院考察看少林武术发端’的印证是有创见的”。邺下著名武僧、少林武祖稠禅师号为国师，禅武双修，独盛北朝。少林武功的产生是由邺下分先后两次相继传入少林寺僧人中的，第二次传入少林寺，则是在稠禅师晚年主持龙山云门寺和石窟大寺（位于安阳县善应镇境内，今宝山灵泉寺，首任方丈即寺主为稠禅师）时发生的，稠禅师的晚年传授进一步促进了少林武功朝着禅武合一的方向发展。现在安阳小南海北朝时期的北齐石窟、宝山灵泉寺、龙山云门寺、林虑山和武安禅果寺、卫辉香泉寺、修武百家岩寺、圆融寺等处都留有稠禅师活动的遗迹和历史记载。需要指岀的是，武术在佛教寺院中的存在，同佛教的发展、变迁与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息息相关。武术与佛教不仅没有同流共源的关系，而且在其思想本质上是不同区别的两个方面。少林武术起源是以“禅武结合”第一人稠禅师入少林寺时间为界限的,即北魏宣武帝延昌年间。稠禅师本人的经历，说明一个极为重要而显见的事实，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少林寺武术的开创和形成不是孤立的，而是中国武术的继承和发展，是与武僧们进入少林寺前就学有武艺分不开的，这些人在进入少林寺后，将自己所学武技传于寺内不会武功的其他僧人，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和少林寺特殊的环境影响，根据自身生存的需要，外来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形成的中国化佛教，才能产生少林寺僧众好武的传统。历史上的佛教教义在于追求成佛作祖，自渡渡人，寺院武功是以自卫健身、护寺护法为根本目的，僧人习武正是由于这一作用，于是在古代佛教寺院中有了合理生存的空间。
高洋替代东魏称帝而建立了北齐政权，文宣帝高洋下诏僧稠禅赴安阳邺都弘法传教。文宣帝高洋率领文武百官、朝廷仪仗队到城郊欢迎僧稠禅，亲自扶持年届七旬的僧稠禅入宫殿。僧稠禅即向文宣帝阐讲佛教禅理。文宣帝立即受禅道和菩萨戒法，吃起素斋并下令废除渔猎制度，又禁天下屠宰生灵，命令国民斋戒修寺。
据《续高僧传》记载：稠禅师于安阳西南25公里的龙山，今日天喜镇村云门寺“两任纲位，练众将千，供事繁委，充诸山谷。也就是说，跟随稠禅练武功的人有多人。稠禅去逝后，弟子们分别在安阳小南海和嵩山少林寺等处建立稠禅石碑、石窟和“僧稠禅塔”以作纪念。
北齐天宝年间（公元～年），云门寺（安阳县天喜镇村）住持僧方为其师稠禅在小南海开凿石窟。小南海洹河水的北岸现存的三座石窟，分别座落在龟盖山南部的石灰岩断崖上。三座石窟的规模、题材和风格都很相近。平面都呈方形，都有拱形窟门，窟内正壁和两侧壁都有三尊浮雕像。中间窟有门槛，门楣上雕有二龙戏珠和两只金翅鸟图案，门两侧各立一尊护法神王雕像，门额上方和门西侧的岩石上刻有《方法师镂石板经记》。西窟窟门两侧各雕一守门人，守门人头顶上各雕一尊倒立的裸体虎头强梁，在国内同类石窟中十分罕见。
北齐时期,佛教活动成了全民行为。全国多万人，而出家的僧尼达多万人，仅北齐的国都安阳一带大小寺院达四千多所，出家僧尼达八万多人。可以说，安阳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源头，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佛教第一部历史书《释老志》有详细记载。
四、隋文帝杨坚、唐太宗李世民与灵泉寺的故事,为佛教达到鼎盛创造良好氛围
中国佛教历史上有一处不能不提，而更不能遗漏的寺院，那就是安阳灵泉寺。在佛教里，如果能明了华严经，就是得到佛的全身。若是明白楞严经，就是明白佛的顶。若是明白法华经，就是明白佛的身。但这还不算完全，若能融会贯通华严经的道理，便将佛的全身和慧命都明白了。华严经譬如大海，而其他“经”如河流。华严宗吸取了三论、天台、法相等佛宗长处，还吸取了大乘有宗教系统的许多论点。华严宗的理论特色是：“净心缘起论”；认为清净心是本源，是成佛之根据。因此，华严宗是中土大乘教中的一个综合教派。当时，安阳天喜镇村的云门寺和南坪村的灵泉寺就是弘传佛法华严宗经的重要场所。
灵泉寺位于安阳市区西南２５公里善应镇南坪村的宝山之麓，八山环峙，中为盆地，灵泉寺位于其中。东西长约米，南北宽约米，计0.8平方公里。这里山青泉碧，谷幽林深。灵泉寺始建于公元年北魏时期，隋文帝时将宝山寺改为灵泉寺。历代僧人在此大造石窟，山岩遍刻塔龛，是全国最大的浮雕塔林，俗称“万佛沟”，又名“小龙门”。从北魏、到北宋６００余年，这里高僧云集，著书佛经，兴盛之极。此为北方佛教圣地，规模宏大，有“河朔第一古刹”之称。灵泉寺石窟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灵泉寺门口两旁卧着的石狮子建于隋朝，国内少见。寺中有唐代九级方石塔一对，为密檐楼阁式，通高６米，由塔座、塔身、塔刹组成，四角呈抛物线形，很是优美。塔身镌佛祖、弟子及护法神王，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塔座雕饰的乐伎，各持笛、笙、鼓、琵琶、箜篌等乐器，正在动情地演奏，由此可见盛唐灿烂文化之一斑，是研究古代音乐史的珍贵资料。
灵泉寺院的东西方向延伸的宝山沟，即万佛沟，现存石窟２座，塔、龛、殿宇２４５个，佛、僧雕像数百尊，高僧铭记百余篇。以大留圣窟后大住圣窟为中心，从东到西千米有余，浅龛造像密布山崖，刻于南北朝至北宋时期，历时。灵泉寺万佛沟按年代编排，可看出塔式的沿革，可谓“宝山塔林”，堪称全国最大的高浮雕塔林，是研究古代建筑史、石刻艺术史、佛教史的珍贵文物。
位于寺院东山的大留圣窟，由道凭大法师于东魏年凿造。窟内镌汉白玉石佛3尊，躯体雄浑高大，雕琢光洁柔美。道凭法师是少林寺第二代方丈著名武僧稠禅师的师兄少林高僧慧光的弟子。灵泉寺西北岗上现存的一对单层方形石塔，由塔基、塔身、塔顶组成，型制较小，二塔相距４米.这是灵泉寺建寺始祖道凭法师的烧身塔。塔上刻着“宝山寺大论师道凭法师烧身塔”塔铭和“大齐河清二年题记”。西塔高2.2米，由塔座、火焰门眉塔室、卷叶檐、方斗相轮宝珠塔刹构成。塔室底部凿骨灰穴，存放道凭法师舍利子，现已空。西塔为道凭法师烧身塔，凿造于公元５６３年三月十七日”。东塔高2.19米，与西塔大同小异，为陪塔。北齐双石塔为我国野外现存最早的石塔，系塔之鼻祖，这是中国最早的和尚石塔，堪称国珍。
位于寺院西山的大住圣窟，是道凭法师的弟子灵裕法师于隋开皇九年即公元年开凿。灵裕20岁左右来到当时佛教中心的安阳宝山寺，投靠在道凭法师门下。他和同伴白天诵读儒家书籍，夜间谈论佛理，整理佛经。灵裕精通佛经，博闻儒学，善于阐发新意，经常在安阳邺都大开讲筵，颇负盛名。加上日常生活中行为举止庄严肃穆，他博得广大僧侣和普通百姓的信服，被尊称为“裕菩萨”，终成一代大师。隋文帝杨坚下诏请灵裕到长安，敬之如师，并接受众高僧的建议，任命他为管理全国寺院僧尼的“僧统”。不久时间，灵裕主动提出要回宝山寺即灵泉寺，隋文帝再三挽留不住，只好送给绫锦衣服、绢匹，帮助营建山寺。隋文帝亲自改宝山寺为灵泉寺，取灵裕的第一个字，又取此山中泉水的“泉”字。
大住石窟外的墙壁上遍凿佛龛及雕佛刻经。窟内雕镌释迦、弥勒等佛像近百尊。窟顶呈宝相莲花藻井，周围环绕凌空飞舞的飞天，为沉寂的洞窟增添了无限情趣。大住石窟最著名的特点，是窟门两侧石壁，各有一座造型精美、神情凛然的神像浮雕，近两米高，头戴将盔，身披铠甲，脚踩神兽，手拿利剑钢叉，雄健魁梧，威风凛凛武将军。据说，隋文帝杨坚出生于陕西省的一个寺院，他对佛教有着特殊感情，他的小名叫那罗延。杨坚当上隋朝皇帝后对待佛教极其尊崇，天下佛教逐渐恢复到东魏、北齐的盛况，并又迅速发展。灵裕法师十分感激隋文帝的丰功伟绩，称杨坚为佛教中主管东方世界的那罗延神王。石窟门东侧的那位武将军就是隋文帝杨坚、那罗延的浮雕像。
那罗延神王既是杨坚之别名，又称为坚固力士、金刚力士，这座窟名就由他而起。那罗延铠甲上的饕餮纹装饰，说明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在隋朝已有出土了。一般寺院里，迦毗罗与那罗延的造型多为罗汉形象，而在这山幽林深的地方，罗汉却披上了戎装，甚至用上了青铜时代令人望而生畏的饕餮形象。据考证，中国的门神就是从此而起源，其意图是有了门神可以保平安。
唐朝历代皇帝都要到灵泉寺进香拜佛，接受佛法华严宗经的洗礼。李世民皇帝率领文武百官和亲属到灵泉寺和云门寺进香拜佛，开展佛法事务活动期间，他的妻子在云门寺生了一个儿子，李世民很高兴，命名云门寺附近这个村为“天喜镇”。
唐朝玄奘法师在去西域和印度取经之前，来到灵泉寺半年时间拜灵裕法师弟子慧休大师为师，认真学习华严宗经。慧休寿终９９岁。
天下名山佛占多，地处八山环抱的灵泉寺有很强的气场和磁场。年来难以数计的名人达贵和海内外的佛教僧人在这里学习佛教经典，有许多僧人受到灵泉寺的灵气氛围的影响下，成为中国佛教界知名人士。
五、和谐是佛教的核心价值和主要精神
佛教中蕴藏着丰富的促进和谐的思想资源，发掘、研究和利用这些资源，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特殊的意义。佛教倡导的和谐可以分为四种：身与心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和谐。
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人的和谐，即人与人之间，不同团体、不同阶层之间的和谐。佛教素来以人为本，关怀人生、净化人生。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佛教主张众生平等，倡导平等待人、尊敬待人、宽容待人、和合待人；在处理社会关系方面，佛教主张各阶层和睦相处，反对等级制度；在处理宗教关系方面，佛教倡导求同存异，殊途同归；在树立理想世界和解脱境界方面，佛教追求和谐共存，无碍圆融。佛教的“五戒”、“十善”，其中大部分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佛教在制止战争、维护和平方面，也是一个有效的法宝。佛教认为只有慈悲才是通向和平的唯一桥梁。自从佛教传入西藏以后，这个好战的民族再也没有侵略过别人；佛教传入蒙古也同样促使这个民族放弃了战争。佛教缘起论告诉我们，一切现象的存在，都是由种种条件和合形成。世间众生相依相存，每一个体、每一部分都要依赖于其他部分或他人、他类才能存在并发挥作用。佛教认为人和自然相互依存，生命主体与环境是“一体不二”的，具有多样性、差别性的众生，只有在同一自然中和谐地存在，才能保证其自身的发展。因此，应当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放弃对自然贪婪的攫取，尊重自然，关爱自然，使人与自然处在相依相存、手足一体的亲和之中。要提升精神生活的层次，降低物质方面的攫取，使我们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保持清净无染。佛教主张“不杀生”，倡导素食。素食的根本目的是在生活中培养人的慈悲情怀，尊重生命、爱护生命。素食对于保护动物的多样性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佛教讲“心净则国土净”，要求具备普遍性的慈悲心，并将此慈悲心推广至一切有情众生，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良好的运作状态，以确保生态圈的活力与社会的永续存在。
究其佛教在安阳一带的兴盛原因，从思想文化方面，佛教教义对一般民众而言，主要是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以及功德等，比较关切。从现实生活方面而言，在那个年代中原地区战乱频繁，人民生活苦难，一般民众把希望寄托与佛教教义上，因而佛教才得以广泛传播。从政治方面，历代执政者为笼络安定民心，以巩固其统治，就借助于开窟造像来传播佛教，达到“助王政之禁律”的目的。
刘书民---简介
刘书民，本科、中共党员，年出生。河南省安阳市古都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易经发祥地安阳、安阳周易研究会常务理事、副会长。北京周易研究会副秘书长。河南省公共关系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周易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周易研究院副院长。《周易文化》编委会副主任、编辑部主任。《工人日报》、《半月谈》、《瞭望》、特约通讯员。文化中国网站（cnlcn.cn）副主编、河南主编。中国人生科学学会素质教育工作委员会国学文化研究应用中心副主任。
主要研究国学，中国的形成于发展，周易的形成与发展，佛教的形成与发展。参与筹办了十五届安阳周易与现代化国际讨论会。尤其是研究周易起源与形成以及发展的理论，在多次周易国际研究论坛上发表多篇论文。6年参与了周易文化申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撰稿工作；7年发表《告世界周易学者书》。8年11月15日、9年的11月15日，年11月13、14日，代表安阳周易研究会与北京周易研究会以及国际易学联合会，在北京联合举办全国周易组织联盟大会，积极争取将周易申报中国及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此，执笔的《8·周易北京宣言》、《9·周易联合宣言》、《·周易北京宣言》在全国多个新闻媒体发表。作词《周易开卷有益》在《百度网》发表，点击百度网输入《周易开卷有益》即唱此歌曲。《人民日报海外版》9年8月18日7版发表字“佛教汉化的安阳故事”，国内外许多新闻媒体转发。
周易预测的目的，就是为了了解自己的人生轨迹，针对你不同阶段的人生运势，做出符合你运势的对应策略。运气好的时间段，要借势而起，大展身手，全力奋进。而运势差时，要韬光养晦，养精蓄锐，了解自己的一生运势，才不会碰得头破血流。
周易发源地---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周易研究会副会长刘书民●周易研究员，长期以来研究周易文化形成独特的理论，以易理指导人生，以八字批解人生，风水调整人生，达到人生和谐辩证的人生观、世界观从而实现人生价值观。具体运作业务：通过对你八字命局、大运、流年来分析，让你提前了解自己的人生轨迹，让你以后的人生不受挫折，在人生的道路上一路顺丰，具体运作业务：起名；改名，学业，婚姻，就业，官运、财运，健康，风水，择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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