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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清朝的灭亡,标志着传统王朝统治在中国的终结,同时也意味着一部完整的清王朝的历史呈现在治史者的面前。百年以来,清史,特别是清代政治史的书写及研究,在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经历了不同观念、理论和方法的打造以及历史谱系的构建与重大史事的解构。伴随史学观念不断更新的是人们对于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上的不断探索与重置,而史学的镜鉴功能也在不时提醒着人们去反思自身民族国家的历史。因此，回顾历史研究的历程与回顾研究历史具有同样的意义与价值。
政治史；清史研究；史学观念；史学理论；治史者；萧一山；清代通史；明清史；捐纳制度；清前期；
中国人民大学重大科研项目《十八世纪的经世官僚与政府行政》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0XNL。
刘凤云(-)，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清史研究》年第2期第41-59页。
清朝的灭亡，标志着传统王朝统治在中国的终结，同时也意味着一部完整的清王朝的历史呈现在治史者的面前。百年以来，清史，特别是清代政治史的书写及研究，在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经历了不同观念、理论和方法的打造以及历史谱系的构建与重大史事的解构。伴随史学观念不断更新的是人们对于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上的不断探索与重置，而史学的镜鉴功能也在不时提醒着人们去反思自身民族国家的历史。因此，回顾历史研究的历程与回顾研究历史具有同样的意义与价值。
政治史研究一向是清史研究的主阵地，不仅集结着众多的学者，且其研究领域的维度甚广，几乎没有哪个问题不与政治史有所牵缠。所以，要对政治史研究进行全方位的梳理，不仅限于篇幅，也实在力所难及。本文将从观念带来的热点转换这一线索试说政治史研究的发展及其趋势，论及之话题或属于史学理论的范畴，或仅就方法路径与问题意识而言，且难免挂一漏万。
一、重大史实的考订及旧史学的奠基作用
中国自古就有后世修前朝历史的传统，清亡未久，自起，在短短数年间便有汪荣宝、许国英的《清史讲义》、吴曾祺等人的《清史纲要》、刘法曾的《清史纂要》、蔡郕的《清代史论》、黄鸿寿的《清史纪事本末》等十余部清史著作问世。①
动荡的政治局面与突变的社会现实带给时人在思想观念上的复杂变化，不同的立场观点也反映在清史研究之中。肯定清朝，进而为之唱挽歌者有之，如诸葛汝楫在《清史辑要》中对“从开国之原”至“共和告成”的一切反清运动都持否定态度，均称为“贼”、“匪”，将太平天国称作“发逆之乱”，说“发逆洪秀全倡乱于广西”，对捻军则称“发捻回诸匪，纷纷而起，民遭涂炭，且与英人启衅，连年用兵，东南各省，糜烂已极。”②
但在更多的撰述中却流露出时代的信息，对清王朝的尊崇之情日渐衰微和对部分反清运动的含蓄首肯，已然为这一时期的叙史特征。如吴曾祺在《清史纲要·例言》中指出，“凡人民抵抗的吏之举动，大都由政治不良而起，即有一二魁杰但为少数人谋私利，并非救民水火，亦究与寻常窃盗行为不同”，所以书写中将官书奏报中的“寇贼”、“逆匪”等字样予以删改。直言曰：“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本无定位。”陈怀的《清史要略》，虽对太平天国仍用“内乱”一词，但却对其失败充满同情和惋惜。且书中不乏对清政府的指斥之言，称“(慈禧)太后骄侈淫佚”。③
这一时期的清史著述，虽然仍未摆脱天命观、英雄史观，但在治史的观念上已悄然变化。他们或从政治立场，或于指导思想，或在学术内容与体例等方面，已与传统史学发生了分离，可谓20世纪初叶史学的新事物。然而，其最大的意义还在于开启了中国史学中的清史断代研究之先声。正所谓“20世纪的清史学，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学的一部分、一个分支”；“断代清史研究最早从近代历史学土壤中破土而出”。④
刚刚诞生的清史研究，还根本谈不上有政治史、经济史等方向的分野。所幸是，当时几乎所有的研究热点都集中在政治问题上。所以，本文的讨论也就从清代的几部通史论著谈起。
至30—40年代，清史研究的突出成绩，除了官修的《清史稿》外，有三位学者的成就最大。首先是孟森以《心史丛刊》、《清朝前纪》、《明元清系通纪》所奠定的清史考实的基础，接着是萧一山的鸿篇巨著《清代通史》所开启的以政治叙事为纲的通史研究“丽作”，稍后又有郑天挺所著《清史探微》的刊行，寓意研究起于考证之细微。他们的成就，在研究内容上拓展了新的领域，在学术观点与风范上又是不同程度地各领风骚。
《清史稿》于年出版，被认为是清朝遗老宣扬清朝统治、反对辛亥革命之作，并因此被国民政府定为禁书。但是，《清史稿》的断代史意义及其在编纂体例、资料汇拢等方面的奠基作用，是其他任何成果无法取代的。
从政治史的角度看，问题与史实研究的精品，首推孟森的系列之作。孟森(-)，字莼孙，号心史，江苏武进人。他的清史研究始于清亡之际。自年，孟森以“心史”名号发表了《心史史料》第一册，从澄清历史的角度开始了他的治史之路。鉴于清朝对入关前史，也即臣属于明朝的历史多有隐讳，并有肆意篡改、焚毁之事，孟森以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了《满洲名义考》、《清国号原称后金考》、《清始祖布库里英雄考》、《清初三大疑案考实》，以及《奏销案》、《科场案》等系列考实文章。年又由商务印书馆将上述部分论文汇编成册，以《心史丛刊》之名分三辑发表。而后，在《心史史料》的基础上，孟森的《清朝前纪》于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明元清系通纪》于-年由北京大学出版。而同一时期，孟森在国立北京大学还开设了《满洲开国史》、《明史讲义》、《清史讲义》等课程。其中《清史讲义》也在年出版。
建国后，孟森的研究，诸如《清太祖起兵为父祖复仇事详考》、《八旗制度考实》、《孔四贞事考》、《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以及《女真源流考》、《横波夫人考》、《太后下嫁考实》、《董小宛考》、《世祖出家考实》等计85篇文章，由其弟子商鸿逵编辑成《明清史论著集刊》及《续刊》，于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通观孟森的研究，可知其着力于史事原委的考订及史料的梳理，诚如商鸿逵在编辑说明中所指出的：其研究内容，“大致可以分作两类：一、历史事实的论述，二、文献资料的考订。”⑤而就是在这两点上，也可以看出孟森对问题的把握与史实判断上的精到敏锐。诸如他的“八旗制度考实”、“建州考辨”等篇，至今仍为学界奉为定论之作。他对满洲族称国号、族源等的研究，奠定了清朝开国史研究的基调。而他对清朝统治者多次篡改《清实录》目的的分析，以及《四库全书》修纂过程中的毁书用意的揭露，以及《科场案》、《奏销案》等对专制政治的鞭辟，都可说明其史识、识才的难能与可颂。
在《清朝前纪·叙言》中，孟森表述了他治清史的目的，曰：“盖清帝逊国以后，国人以习知清世禁纲之密，清纪载之难信，于是妄造瞽说，流传失实，多污蔑清室之谈”，“革命以后之小说家，妄造清世事实，以图快种族之私，而冀从流俗好奇之听。”⑥表达了他作为史家的担当。他要澄清清朝近三百年的疑案，同时也要厘正辛亥革命以来对清朝的一些偏激成见，强调不应把民族革命的政治立场用于学术研究，而视清朝的历史真实性于不见，把清朝和满族的历史置于一个客观的基础上。正是在这种严谨求实的态度下，孟森开拓出清史研究的一片天地，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孟森在清史研究中有披荆斩棘之功，可被视为清史断代研究的鼻祖。
但孟森的研究仍受制于他生活的年代，作为旧史学家，孟森依然无法摆脱英雄史观的时代窠臼，“他把一代的兴亡治乱归结为帝王将相等少数统治阶级首脑的奋发有为和荒淫燕嬉。”“对农民起义还加以敌视。”⑦
孟森的学术成就，既源于在治史方法遵循传统的考据学，又得益于五四时期近代思想的影响。商鸿逵有曰：“心史师治史，多本中国传统之方法，而于史料分析甚详，于史事论述极明，又不尽同于传统史学，从而开明清断代史研究之先河。”“心史师治史重于考证，对所论之事，辨误纠谬，力求明了史事真相。”⑧这对清史走上真正的研究之路具有重要的示范与促进作用，其研究风格至今仍为部分清史研究者所秉承。
孟森研治清史，前后不过三十年，其撰述之富，成就之大，影响之深，非后辈之学所能望其项背。而孟森于年去世，而年也被学界作为清史研究的一个时段。
在旧史学家中，萧一山是又一位重要的奠基人。他生于年，卒于年。江苏徐州人。萧一山小孟森30余岁，而能够与孟森齐名，是因为他以一人之力用两年的时间撰写了中国第一部体系完整的《清代通史》，在体例上，他一改以政治史文明史混搭的治史时弊，堪称新创。更讶人者，是年《清代通史》上卷两册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时，萧一山不过是一个21岁的北京大学三年级的在校学生，而当时的名家梁启超、李大钊、蒋百里、蒋梦麟、朱希祖等前辈及日本今西龙博士皆为之序，称萧一山为“奇人”。年，萧一山又对《清代通史》进行修订，历时12载，完成下卷，全书共余万字，距上卷之脱稿问世，已近40年。
同孟森一样，萧一山也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并具有深厚国学根基的学者，《清代通史》的撰写也以中国传统的考据学方法入手、建立在对历史资料广为搜罗与爬梳的基础之上。年，北京大学在明清史教授朱希祖与孟森的倡导下，建立了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组织力量对清代文献进行清理，而萧一山适逢有幸参与其间。由此，他接触了大量原始资料，诸如誊黄、敕谕、诰命、实录、考卷、题本、库表等等，其内容涉及有清一代的地丁、漕米、旗营、军饷、垦牧、河政、盐行、课税等经济、政治、军事各个领域的资料，从而为《清代通史》的写作积累了丰富的原始素材。他曾十分感慨地说：“清代内阁档案自拨归国立北京大学整理后，余亦躬与斯役，披阅所及，取证滋多。此虽案牍之言，实难尽信，然较之官书，胜万万矣。”⑨虽说萧一山打造的是一部通史，但书中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以国家政治为纲所形成的对清朝历史演进的宏大叙事，使是书构建起清史研究的脉络与脊梁。
萧一山是一位旧史学家，但他却是梁启超所倡导的痛批君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的“新史学”的身体力行者，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在一定意义上可称之为“国民史学”或民族革命的史学。
首先，萧一山对大众革命极尽讴歌。诸如，他称天地会是近代民族主义的开山鼻祖，把义和团运动看成一种民族自觉。他尤其推崇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编纂了大量有关太平天国及秘密会党的史料。对此，李大钊在初版序言中有中肯的评价：“萧子一山，以绩学之余，著《清代通史》一书。书成，执以示愚。愚受而读之，知其书之性质为有清一代之中国国民史。置之史学系统中，当为普通史中之记叙的国民史。取材既极宏富，而于文明及政治诸象，统摄贯通以为叙述，且合于社会诸象悉相结附不能分离之史理。余故乐为之叙，冀著者之益精厥业，以此著为重作各史之先声也。”⑩
其次，萧一山对清朝的统治及其历史多持否定态度，将自身置于民族主义者的立场上。如他在《清代通史》中有曰：“清以夷酋入主，威行专制，明世遗民，不惟抱亡国破家之痛，更具有光复中兴之心。盖以种族不同之故。”(11)而在他的研究中更渗透着对现实的关怀。正如他在《民族文化概论》导言中说的那样，他最初发表这些论文的时候，原本就有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阐发民族的潜德幽光。
可见，生活于清亡未久的萧一山是一个深受辛亥革命思潮影响、主张国民革命和排满兴汉的民族主义者，“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激情仍是他这一代人为之奋斗的理想与追求。而当民族革命的历史观构成萧一山史学研究的核心思想时，也如同一把双刃剑影响到他对清朝历史的判断，其研究难免失于过多的否定。
在旧史学向新史学的过渡中，郑天挺的史学地位也是不容忽视的。王钟翰曾有言：“回首百年，给清史学贡献最大的，首推孟森先生，他对清史研究做出的开创之功和取得的丰硕成果，至今无人可望其项背。次席者为萧一山、郑天挺两位。”(12)
郑天挺(-)，又名庆甡，字毅生，福建长乐人。郑天挺的清史研究始于30年代初期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期间。其所著《清史探微》也于年出版发行。有关郑天挺的清史研究，诚如其弟子冯尔康所言：“早期的重点在制度方面，除前述的《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之外，有《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清代包衣制度和宦官》、《清世祖入关前章奏程式》、《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释阿玛王》、《清史语解》、《清代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等文，并汇集于《清史探微》一书。他在研究的后期关照历史的解释，如作《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鸦片战争前清代社会的自然经济》、《清代的幕府》，尤其是著《清史简述》，只有几万字的书，却涵盖量较大，且有通贯的观点，指出清代史的六个特点。”(13)
郑天挺在研究中仍然沿袭了中国史学重考证的传统，十分重视档案等新资料的发掘。在研究方法与选题上又多遵循孟森的治学路径。但他却是一个从旧史学中最早走出来的学者。在唯物史观的影响下，郑天挺将研究的视野拓展到社会演进与变革，并对满族的族源及满汉民族关系投入了精力与笔力。
此外，历数清史研究的前辈，还有邓之诚在《中华二千年史》中曾给予清史大量篇幅，并著有以诗证史的《清诗纪事初编》。罗尔纲以研究太平天国史著名，其《太平天国史纲》、《太平天国考证集》及《绿营兵志》等也有开山之功。
历史研究离不开对新史料的发掘，这一时期正是抢救清朝档案并开始整理出版的关键时期，首功应归罗振玉、傅斯年等。在他们的努力下，清朝的千万件档案免遭灭顶之灾。而《明清史料》、《清三藩史料》、《清代文字狱档》和故宫《文献丛编》、《史料旬刊》等自30年代得以陆续出版，《清实录》也于此时印行。《满文老档》的发现，更丰富了满族入关前史的文献史料。与此同时，谢国桢则侧重于对明末清初历史和文献的研究，他以个人之力自30年代初陆续出版了系列明清史料与专著，如《清开国史料考》、《晚明史籍考》、《清初史料四种》等，(14)其中，对清朝入关前史料的考录和对中外清史研究论著的评介，已具有了研究指南的性质。
学界认为，建国前夕，即-年是清史研究的初步发展阶段。这个阶段为时较短，且国家动荡，学术环境不佳，加上清史资料浩如烟海，缺乏必要的整理和爬梳。而“清史在史学界被视为不古不今之学，不像先秦汉唐能发思古之幽情，又不像辛亥革命前后有现实的需要，清史的重要性没有被认识。它在断代史中的特殊地位没有得到承认，加上清史资料浩如烟海，令人生畏。”(15)因此治清史者寥寥。但是，其奠基作用却是不容置疑的。此后的清史研究的发展，与这一时期的学术积累是分不开的。
二、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政治叙史体系的建立
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史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中国开创的“新史学”，五四以后，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郭沫若、侯外庐、胡绳、吴玉章、刘大年、尹达等为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将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中，开启了崭新的史学研究范式。例如，范文澜的“历史的发展不是由英雄豪杰，而是由于生产力的增长发展”(16)的论点，鲜明地表达了他对英雄史观的否定，以及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解释模式的认同。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里一切生产力，一方面既还保有发展的余地，另一方面自然不会有新的生产关系出现，那么，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封建农业经济将遵循着老公式缓慢地进行。”(17)其论点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建国以后，唯物史观更是被全面地应用到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侯外庐在《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自序中明确指出：“中国丰富的哲学遗产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作出科学的总结。”(18)
任何学术研究都摆脱不了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影响，清史研究的道路亦然。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的新中国，是以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劳苦大众的政权，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阶级分析方法，以及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和中国近代社会的矛盾学说，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巩固新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话语权，在建国初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而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农民战争史，近代史上的反压迫、反侵略的革命斗争研究也在不断升温。(19)五六十年代的清史研究正是在这一环境下展开的。
正是在这种政治需求中，建国初期10余年间的历史学，经历了对中国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历史人物评价等诸多理论问题的学术争鸣。也正是在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一历史观的指导下，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刊发社论——《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提出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旧式农民革命战争的“最高峰”。(20)由此掀起史学界对历史上农民战争的研究热潮，清朝历史上的白莲教起义、捻军及回民起义、义和团运动等都受到格外重视，得到不同程度的深度“挖掘”。而发生在晚清史上的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也由于反压迫、反侵略的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需要，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线。当时，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大都将学术研究的重点放到了晚清，如范文澜，其主要精力集中于对中国近代史上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研究，他于年在延安时完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写作，阐述了自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至年义和团爆发这61年间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书中诸多论断及观点奠定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又如刘大年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稿》一、二、三册，着重于中国近代史和历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他强调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意义在于认识历史如何规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更是清代政治史中的亮点之作。
随着近代史研究备受重视，研究细化，成果不断增多，以鸦片战争为界将清史前后分割的历史断限也更加固定成型。
当然，这一时期的清朝政治史研究并未完全停止，形成了一种重史实考据的潜流。诸如，郑天挺对于清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的分析，(21)王钟翰对清朝重大史事的考证，(22)以及商鸿逵的“康熙平定三藩”、“明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等诸文，(23)都以微弱的声音强调着这一领域的存在。但这些研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大环境中不过是大海中的小小浪花而已，其涟漪也自然汇入到“起义”与“革命”的大潮中。清前期的政治史研究还是属于一个亟待开垦的蛮荒领域。
80年代文革结束后，政治史方迎来了研究者的春天。清史学进入蓬勃发展阶段，表现在机构设置、人才培养、论著激增诸方面，专门的学术刊物《清史研究》、《清史论丛》问世，一大批前辈学者与新人耕耘于此。
值得提出的是，这一时期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有影响力度的清史之作。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发行《清史简编》为肇端之作，此后有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第一、二册(人民出版社年、年)，以及自80年代开始撰写、至90年代陆续出版的，王戎笙主编的《清代全史》十卷本和林铁军等主编的《清史编年》多卷本。此外，还有几乎囊括清代重要历史人物的《清代人物传稿》，上下编各十卷等。这些成果皆系众人研究的精华荟萃，传统史学的纪传、编年、通纪等史学编纂体例被应用其中，代表了当时清史学界的最高研究水平。而李洵的《明清史》，王钟翰的《清史杂考》，谢国桢的《南明史略》，莫东寅的《满族史论丛》，邓之诚的《清诗纪事初编》，郑天挺的《探微集》、《清史简述》，周远廉的《清朝开国史研究》，张晋藩、郭成康《清代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等，(24)则以争鸣的形式成为个人的代表作。这一时期所发表的学术论文，更是难以数计。
在上述研究中，有三项研究值得一书。一是清前史有关社会性质、主要社会矛盾，以及民族起源等方面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二是对清朝历史地位的充分肯定。三是对明清之际历史人物评价标准认识的深入。而这些研究的理论聚焦又主要体现在唯物史观对社会演进与历史变革、忠君与爱国等宏观问题的论述上，并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第一，清入关前史研究。
清前史的研究热潮在这一时期仍以极强的势头保持着持续发展的阵容，其中，清入关前的社会性质的研究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话题。王钟翰在年出版的《清史杂考》中，以《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与《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作为开篇，阐明满族在占据辽沈地区之前已经进入奴隶社会，之后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文中体现的从社会经济、阶级结构入手分析的方法，李鸿彬称之“是我国老一代学者运用历史唯物论新方法研究清史的具有开拓性的代表作。”60年代初，郑天挺在《清入关前满洲族社会性质》一文中指出，“满洲社会确曾经历过奴隶制，不是从氏族社会飞跃到封建社会的”，“年努尔哈赤所建立的政权是封建政权，满洲族已进入封建社会。”(25)年，他又发表了《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以大量资料重申此前的观点。(26)而他的立论依据，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的论断。周远廉的《从“诸申”身份的变化看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和《关于满族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问题》等文，从“诸申”身份与地位的变化阐明满族社会性质的变化。主张满族在入关前即经历了原始公社制末期、奴隶占有制与封建制等各个阶段，进入辽沈后，“诸申”成为“计丁授田”的农民，满族方进入了封建社会。(27)李鸿彬在《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中，对于以满族进入辽沈地区作为奴隶与封建两种社会形态的划界没有不同意见，但他对满族奴隶制的性质与特点作了分析，认为属于家内种族奴隶制。(28)
可见，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主导下，有关社会历史演进阶段的讨论在相当程度上引导着学界治史的价值取向。而与社会形态有密切关联并同样被西安白癜风专科医院盖百霖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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