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与仇__文水人永远铭记
我从事美术工作已有60个年头了，“《吕梁丰碑》——为抗日英雄造像”是我在10年前画的。那时，我已是退体10年的古稀老人了，此画并不是因为有创作任务而作，而是由于这个题材在脑子里孕育了很久之后，才自发创作的。《吕梁丰碑》是一张大型国画作品，是我怀着对抗日英雄的无限崇拜和敬意，与对日寇侵略者刻骨铭心的仇恨，作为一种感情的宣泄创作而成的。
要说如何创作这张画，就不得不先说说我的童年、我的人生经历和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一些所见所闻。年，我出生在离文水县城不远的一个叫“沟口村”的靠山村庄。听这村名大家就应该知道是在一个背靠大山的山口边，其山就是著名的吕梁山，村子东面就是一条太原通往吕梁的公路。我家祖祖辈辈都住在这个村里，这里以盛产红枣出名。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来到了山西。年2月22日这一天，埋伏在沟口村的抗日军队伏击了日寇队伍，就在村前面的公路上，炸毁了日寇汽车37辆，打死、打伤日寇多人，还打死了一个日军少将队长，截获了不少物资和武器弹药。过了不久，日寇为在沟口村的失败而实施报复，到沟口村进行烧杀抢掠，杀了村民30多人、烧了多间房子。家园毁了，百姓们遭秧，逃出来的被迫流离失所去逃难。我那时候逃难，成天东躲西藏，可以说是无处栖身，到后来才投靠亲友住在文水城内西街。不久太原失守，文水城也被日寇占领，从此，我就在日寇的铁蹄下过着亡国奴的生活。
从我有记忆起，我就目睹了日寇的暴行、亲眼见过抗日英雄无畏的壮举，这一切永远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记得八九岁那年的一天傍晚，我正在县城西大街十字路口玩耍，几个鬼子从西街捆着一个人走了过来。看着被捆着的人年纪不大，胖胖的，穿着一身黑衣服，一边走一边大骂着鬼子：“叫老子挨枪子儿，老子再过20年又是一条好汉！”这句话让我一辈子都忘记不掉，事后才知道被枪杀的这个青年叫相永胜，是我同学相全荣的大哥。回忆当时的实况，我非常敬仰这个年轻人对日寇的无畏精神。至此，日本鬼子在我童年的生活里又埋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
又有一次，我看到了在县衙门前东台阶上摆着一颗人头，下面垫着一张告示。人头已经被打塌，听说这人叫岳得胜，是鬼子用掷弹筒（一种小炮）打死的抗日分子。我还曾见过数九寒天日本鬼子把一个八路军战士捆在城门楼的柱子上，战士没穿衣服，却被用冷水浇，浇过后被冻成了冰棍儿。在日军侵略中国期间，小鬼子的暴行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解放后，我参加了革命工作，在文水县从事美术工作。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时，我参加了山西省文联组织的献礼创作活动。那时，省文联、省美协、省作协都集中在太原市南华门大院里。我的创作任务是画女英雄“刘胡兰的故事”，在组画任务完成后，在《山西画报》社工作的画家李济远同志约我和王永豪等一起去画连环画《扑不灭的火焰》，这是一本由作家马烽写的关于抗日英雄蒋三儿的故事。当时，马烽还给我们讲了讲这个故事在绘画创作时需要注意的重点；同时，马烽还讲到了小说《吕梁英雄传》的创作经过，记得他说，那时候他是先把收集起来的抗战英雄故事发表在《晋绥日报》上，后来积累多了，他就和西戎一起整理成集，创作了小说《吕梁英雄传》，这部小说还重点描述了吕梁地区召开抗日英雄表彰大会的盛况。后来，我们创作的《扑不灭的火焰》连环画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这次创作，增加了我对日寇的痛恨，更增加了我对抗日英雄的敬仰，以及刻画英雄形象与造型思维的积累。
我是个从日寇铁蹄下幸存下来的人，仇恨的情绪和敬仰的情怀，让我深刻地理解：一个国家要强大，必须要有英雄，也必须树立起英雄的高大形象，因为他们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这样才会使国人懂得仇恨、不忘国耻。我作为美术工作者，有责任用画笔去为这些英雄塑造高大的形象。因此，我一直想创作一张反映抗日英雄的作品，让他们永远鼓舞我们前进。
在我从事艺术创作50周年时，人民日报社原社长邵华泽将军为我的画题词“三晋笔墨唱大风”来褒扬我在为三晋人民创作中作出的努力和贡献，这更加鼓励着我责无旁贷地要完成一张为吕梁抗日英雄树碑立传的作品。
这张《吕梁丰碑》画了近半年时间，倾注了我的一腔仇恨和热情。我让吕梁英雄的高大形象站立在高高的吕梁山巅，以群雕式的人物构图，刻画了每个英雄的大无畏精神。他们是吕梁人民心中的一座丰碑，将永远受到人们的敬仰。特别是画面中，英雄们一脚把小日本的膏药旗踩在脚下的形象，从而加强了主题语境，更加深刻地呈现了主题思想的穿透力，让观者可以永远记着这份国仇家恨。
这张画完成后曾在省内外的很多报刊上发表，一些专业性的报刊还用了很大的篇幅去登载并进行了主题介绍。前些日子，《吕梁丰碑》作为抗战主题作品已经受邀在省美展上展出了两次，还通过新媒体、利用北京看白癜风哪家医院最专业白癜风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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