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语言风格及其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
推荐理由
“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基础，汇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用老百姓的话、用质朴简洁的语言，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从语言本身、语言内容、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来了解习式风格，有助于我们更容易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著作及一系列重要讲话。
——15级马中化李谦
”习近平的语言风格及其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
王鲁玉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平实而不失智慧、质朴而不失深刻，彰显出“用典考究，妙语连珠”“通俗易懂，贴近群众”“删繁就简，言之有物”“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四个鲜明的特点。这种“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给当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带来三个方面的有益启示：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汇通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反对“假、大、空”的“党八股”，构建“短、实、新”的质朴简洁文风；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遵循实事求是的真理标准和以人为本的价值标准，构建真、善统一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关键词：习近平；语言风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近年来，随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著作、讲话单行本，以及各类媒体上即时发表的讲话、文稿的推出，一个系统完整、思想深邃、主体突出、主线清晰、内容丰富的理论体系逐渐成形。这些讲话和著作平实而不失智慧，质朴而不失深刻，体现出鲜明的“习式风格”。总结一个人的语言风格不能仅从语言本身出发，还要考虑到言说者所言说的内容、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据此我们认为，习近平的语言风格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用典考究，妙语连珠
对于“典故”的解释，《辞海》中有两条，一是指典制和掌故；二是指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由于典故本身具有丰富的内涵，我们在说话和写文章时，如果巧妙地使用典故，就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遍览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和著作可以发现，他曾经多次引用古典诗句、掌故、谚语等阐释自己的思想，从而彰显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和魅力。年3月访欧期间，习近平在四次公开演讲中，至少35次引用中国古诗文，明文提到25位中国历史名人［1］。《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一书，仅在年11月的十八大至年5月的讲话和文章中，就辑录了70则典故。由人民日报社组织编写的《习近平用典》一书则更为系统地对此进行了梳理。截至年2月28日，该书从习近平的文章和讲话中辑录了多则典故，其中，使用频率高、影响深远、最能体现他治国理政理念的典故有则，足见习近平用典频率之高和用典之考究。具体而言，习近平在用典上凸显了以下两个特点。
1.旁征博引，为我所用通过梳理《习近平用典》一书发现，习近平在用典上有基于个人偏好的取舍。就经典名言而论，引用最多的是儒家经典，其中，《论语》引用了11次，《礼记》引用了6次，《孟子》引用了4次，《荀子》引用了3次，《尚书》《二程集》等儒家经典著作也被多次引用。就古代名人而言，引用最多的是宋代文学家、政治家苏轼，全书收录他引用苏轼的地方多达7处。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能看出习近平用典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际上是“为我所用”，而不仅仅是为用典而用典。据统计，除儒家经典之外，道家、法家、墨家的经典语录也是习近平讲话和文章中的高频词。在《习近平用典》一书中，道家经典言论出现8次（《老子》6次，《庄子》2次），法家经典言论出现9次（《韩非子》4次，《管子》4次，《尸子》1次），墨家的经典言论出现1次（《墨子》）。以上明显呈现出博采百家、旁征博引、为我所用的气度。
2.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习近平在使用古典名句时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基于该典故的原生语境直指当下的类似问题而用。如习近平用《晏子春秋》里的“德莫高于爱民，行莫贱于害民”［2］说明党员干部要牢记宗旨的重要性。用刘备遗诏中的“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3］，以告诫党员干部要从细节琐事提高自身拒腐防变的能力。以“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4］这句话来说明党员领导干部要时刻摆正自己的立场，真正使自己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培养对人民群众的真挚感情。引用《荀子·修身》里的“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为政贵在行，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来说明“空谈误国，实干兴邦”［5］的道理。引用李商隐的“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6］，告诫党员干部要时刻以勤俭为荣，以奢侈浪费为耻。引用汉代王符的“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7］，来说明中国的发展、“中国梦”的实现要依靠13亿人民的力量，而不只是某个英雄人物。这些典故的使用并没有脱离其原生语境，并且使用时所针对的问题依然和典故创造者所面对的问题的性质是一样的。另外一种情况是脱离该典故的原生语境，基于当下面对的问题进行意义引申，取其比喻义而用。例如，“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8］，此典在原文中是庄子用来说明自然随性的重要性，强调无为，习近平则用来说明讲话、写文章应宜短则短，宜长则长，要视情况而定。引用郑板桥的“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9］，在原文中，作者是用来说明绘画技法的，习近平则用来说明领导干部在讲话、写文章时应力求思想深刻，富有创意。这些典故在使用时已经脱离了它的原生语境，习近平根据自己的用意进行了恰当的意义引申，用于所要说明的问题，收到了全新的效果。
习近平在讲话和文章中高频率引经据典，不仅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化的深刻体认和理解，而且对于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和国家整体实力，对于在全球化和国家发展的当今时代，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起到了引领作用。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凸显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传承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定信念和自觉追求。正如杨振武在《习近平用典》一书的序言所说，“学习习近平的文章、讲话、著作等，一个最为深切的感受就是，他善于用典，常常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不断激活优秀传统文化，赋予其鲜活的当代价值与意义”［10］。
二、通俗易懂，贴近群众
习近平的讲话和文章经常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阐述深刻的理论，让普通大众听得懂，易理解，便于践行；同时，通过低调、亲和的姿态与人民大众交流，以拉近同群众之间的距离。
1.巧用俗语，画龙点睛习近平的讲话和文章中有很多语言都来自民间，不加以雕琢，质朴无华。然而，正是这样的语言恰恰可以收到贴近生活、畅达心声、广为流传的效果。在《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一书中，共收录形象比喻25则，俗文俚语20则。而实际上，在习近平的系列讲话中所使用的俗语、俚语远不止这些。如：用“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11］来表达小康的内涵；用“村看村、户看户、农民看支部”“给钱给物，还要建个好支部”［12］等浅白的语言，说明农村党支部在农村各项工作中的核心地位；用“麦苗盖上雪花被，来年枕着馍馍睡”“麦要浇芽，菜要浇花”“寸麦不怕尺水，尺麦但怕寸水”等农业谚语，告诫领导干部要多学些农业基本知识［13］；用“打铁还得自身硬”来表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性；用“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14］等口头语来要求领导干部要按照党纪，对照典型，正视缺点；用“老虎”比喻违法乱纪的领导干部；用“苍蝇”比喻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用“踏石留印、抓铁有痕”明示建设廉洁政治的决心；用“同样一桌饭，即使再丰盛，8个人吃和80个人吃、个人吃是完全不一样的”来说明中国依然是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明显事实；用“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15］来说明，只有自己国家的国民才有足够的权利和资格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在谈到环境保护问题时说“青海是中华水塔，西藏是世界屋脊”“天高滚滚粉尘急”等。这些俗语或俚语因其来自民间而更容易为老百姓所理解和接受，习近平在讲话和文章中大量使用这些语言，既可以拉近与老百姓之间的距离，又可以收到画龙点睛之功效。
2.善讲故事，形象生动在讲话和行文中穿插典型生动的故事，通过故事来讲道理，可以使道理讲得既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同时也易于受众接受和理解。习近平的系列讲话就是经常寓道理于故事，以事实讲道理。如：习近平在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书记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讲了陈望道在专心致志地翻译《共产党宣言》时错把墨汁当红糖的故事，以此来说明信仰的力量［16］。通过讲解初唐名臣裴矩由隋朝的谗官转变为初唐诤臣的故事，告诫领导干部一定要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欢迎和鼓励别人讲真话［17］。另外，还讲过秦王朝、唐王朝和苏联共产党由兴到衰的例子，以此来说明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因为统治集团严重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惨痛教训。在海外的演讲中更是频繁使用各种具有针对性的事例和故事来表情达意。如：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讲述了抗战期间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把宝贵的药品运往中国抗日根据地的法国医生贝熙叶，在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救援期间，法国军医乌埃尔舍身守护被困电梯的中国小女孩，以及法国已故公益人士方芳倾力支持中国失学儿童上学三个故事［18］。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中，讲述了德国友人拉贝在南京大屠杀中救助20多万中国人的故事，以及德国葡萄专家诺博无私援助山东枣庄人民的故事［19］。还有在坦桑尼亚的演讲中，列举中国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在坦桑尼亚热播的事例。在刚果演讲时，讲述了三位中国华侨冒险救出12名刚果邻居的感人事迹。在墨西哥演讲时，则用米卢带领中国足球闯进世界杯以及墨西哥跳水队在中国教练的指导下取得好成绩的事例。在哈萨克斯坦演讲时，讲述冼星海在阿拉木图创作的故事，等等。这些生动鲜活的故事和事例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自然就会收到立竿见影的启发意义和宣传效应，瞬间拉近了演讲者和听众之间的距离，同时也给整个演讲增辉添彩。
三、删繁就简，言之有物
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撰写著名的扭转文风的《反对党八股》专文，揭示“党八股”存在着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等等危害。同毛泽东一样，习近平也非常注重文风的改进，并认为“在一定意义上文风也体现作风，改进作风必须改进文风”［20］。“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21］，这既是习近平对文风的要求，也是习近平文风集中而形象的概括。实际上，早在年，习近平在《人民日报》发表第一篇署名文章时，其“短、实、新”的鲜明文风就已经初步显现。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发表在《浙江日报》上名为《之江新语》的系列专栏文章，每篇不过四五百字，只针对一个问题集中阐释，就典型地凸显了他的行文特点。年，习近平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开始对党的领导干部提出了改进文风的要求。年，习近平在《求是》杂志第10期发表《努力克服不良文风积极倡导优良文风》一文，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讲短话、讲实话、讲新话，要以身作则，扭转文风。从年年底的地方“两会”到年的全国“两”，到年6月开始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再到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给会议报告“减肥瘦身”，对“文山会海”的文风、会风开展整治，俨然成为社会大势。倡导说话行文应当开门见山、直截了当，讲完即止，要用最小的篇幅表达最丰富深刻的道理。弘扬优良文风，力避“假、大、空”，倡导“短、实、新”，使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表达执政思想，已成为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基本文风，也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感情、思维和作风上更加贴近人民群众的具体体现。
四、实事求是，以人为本
如果说上面三个特点只是从讲话行文的形式和技巧方面来说明习近平语言特点的话，那么，“实事求是，以人为本”这一点则是强调习近平语言特点的取向标准问题。纵观习近平的系列讲话可以明显看出，习近平的讲话行文中有两个内在的取向标准：一是实事求是的真理标准，二是以人为本的价值标准，即求真和求善的标准。
（一）实事求是的真理标准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
习近平在多个场合谈到干工作应立足实际，探求规律，做出实效。《之江新语》收录的篇短论就集中体现了这个取向标准。该书从为官做人、思想修养、作风建设、经济发展等多个方面展开，及时回答了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从中我们能明显地感受到习近平贯穿始终的忧患意识、问题意识。“问题是时代的口号”，从实际出发就是从时代的问题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就能科学地解决时代的问题，探索规律，接近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客观实际之间的辩证、互动，从中寻找出真正适合中国的方法和理论，这是习近平讲话和行文坚持实事求是的真理标准的典型体现。
（二）以人为本的价值标准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生是人民幸福、社会和谐之基。年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俄罗斯索契接受电视台专访时指出，“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把人民放在心中，用梦想凝聚力量，是习近平讲话和行文的灵魂。首次亮相时，习近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确立为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奋斗目标。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习近平明确表示，要为中国人民创造共同的人生出彩机会、共同的梦想成真机会、同祖国和时代共同的成长与进步机会。年的元旦献词中，习近平再次强调，要把人民的期待变成行动，要把人民的希望变成现实。尽管这些话语全都显得平平淡淡、无波无澜，但却饱含真情、充满温度。对人民的深情和大爱不但是习近平话语的内核，更是他执政理念的主线。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认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22］。也就是说，不应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应依据“中国特性”去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并使之具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那么，如何体现毛泽东所说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呢？分析习近平的语言风格可以得到以下三点启示。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汇通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其本质来看，属于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构建的过程。就像近代以来历史上不断出现的“体用”之争一样，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也同样面临着一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体用”关系。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3］。在讲话和行文中广泛引用传统文化经典，正体现了习近平对传统文化充分尊重和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这也表明，习近平正在有意识地继承和发扬“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同习近平所说的那样，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24］。同时，应注意到，尊重传统、弘扬传统，并不意味着故步自封、僵化、守成，而是要以博大胸怀和积极心态去消化和吸收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思想精华。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积极与外来文化加强沟通、平等对话,“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25］。做到了这两点，就实现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语境的无缝对接的伟大目的，即在中国的问题域中运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并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具体化的过程。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反对“假、大、空”的“党八股”，构建“短、实、新”的质朴简洁文风“党八股”是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当时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文风的“昵称”，并在《反对党八股》的文章中力揭“党八股”的种种危害。习近平认为，我们今天也存在着改进文风的需要，并设想要以文风改进带动作风改进。同时，还把领导干部学用通俗语言、学说老百姓的话作为一项要求加以强调。说朴素的“土话”，易于接触群众，了解民情，沟通民意。反之，如果大话、空话、套话连篇，就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只有用充满感情和乡土气息的话，才能真正实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取信于民。马克思说过，“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也是如此，应避免“假、大、空”的“党八股”，因为这样的理论根本不可能深入“事物的根本”，所以自然做不到“彻底”和“掌握群众”了。相反，我们应该倡导“短、实、新”的质朴简洁文风，立足中国实际，针对真问题，提出新观点。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也就是毛泽东所讲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遵循实事求是的真理标准和以人为本的价值标准，构建真、善统一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当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从文本、学理、实践需要、文化里路等方面多维度展开，逐渐形成多元化态势。尽管有不少共识性的收获，但其间存在的分歧和争议也是不容忽视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但研究评价标准不统一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通过学习习近平系列讲话，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遵循实事求是的真理标准和以人为本的价值标准，构建真、善统一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实事求是的真理标准可以使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去除迷信、解除障蔽。即去除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迷信，明白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目的在于领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精神实质，而不是为文本而文本。去除对中国实践经验的迷信，使我们在公正客观的认识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反思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基于“中国实际”之上提炼出来的理论成果之间的互动交融关系，以彰显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解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障蔽，以实现真正的汇通与对话格局，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和科学性。解除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各种误区的障蔽，以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标准可以使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至于失去其核心和灵魂。人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和灵魂，同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应当将“人”视为其核心和灵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不是在研究某种“成功学”，而是要在中国塑造出真学、真信、真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将理论落实在具体现实的人身上，使中国发展的成果惠及千千万万个具体现实的人，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转化为伟大的民族实践力量的基础。
总而言之，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文章、访谈等，形成了独具个性的风格，人们爱听、爱读、爱看，海外媒体纷纷称之为“习式风格”［27］。我们对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的学习可以从多个角度展开，而“习式风格”无疑对当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爱我就按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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