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入西藏又回郧阳
郭筱鹏
每次读到《我心依然》中垦友们的回忆文章,我都很感动,很受启发,联想自己的人生道路,也深感正是生活中的艰难和困顿,考问並提点了自己对人生的认知,才逐步形成了守正报国的自觉和笃定。虽然光阴流逝,岁月的风霜早己染白了头发,但那些沉积在攀登足印中的感悟却记忆犹新,至今回想,犹覚心潮澎湃。
一
我出生在湖北浠水县一个普通的农家,上有一个姐姐丶一个哥哥,下有一个小弟丶一个小妹。家境贫寒,艰难渡日。哥哥因病夭折,我也身体羸弱。三岁那年我染上脑膜炎,命在垂危,恰有一位路过乞食的白发老者感念我父母热心救助,留下一个偏方,让我得以起死回生。父母向来笃信人心向善丶自有神助,把我当作验证,总是教导我们做人要行端守正,胸怀家国。我父亲粗识文字,熟知小说话本中关于忠孝节义的故事,每当月照谷场的夏夜或围坐火塘的冬日就对我们一众孩子讲述他所崇拜的英雄,告诉我们做人要忠诚善良,知恩图报的道理。他自己也是个重情义丶有担当的人。他是生产队的队长,苦活重活丶从来一马当先,对邻里乡亲关爱备至。我母亲持家勤俭丶敬老爱幼,是十里八乡盛赞的好媳婦。我启蒙读书的时候,父母慎重地给我起名筱鹏,嘱咐我要象竹子一样挺拔有气节,象岳鹏举元帅一样精忠报国。穷苦人家体现在家训中的对儿女未来的期待就这样象种子播洒在我幼小的心田。
在家里我是乖孩子,在学校我是好学生。放学放假了,我帮父母干农活。坐进教室了,我力争拿到好成绩。初中丶高中我都以高分进入重点学校。年,考入华中农学院植保系。这一路走来,鞭策我前进的就是心心念念不忘的家训:感恩父母,报效祖国。植物保护专业相较大农学的其他专业,专业性更强。它要求在宽泛的基础知识上对植物生长的保护作针对性的深入研究,所以对生源要求更高,在大农学各系中植保是一个小系,每年只招60名新生,足见国家寄望很深,我被选送研习这个专业自然深感荣幸。当时我家境贫寒,学校按甲等每月发给我13.5元助学金,后调升为特等每月18.5元。大学四年,我没有衣食后顾之忧,只须专心致志学习知识。
切身体验使我感受到党的阳光雨露何其温暖!学成报国也就很自然地成为我青春的誓言。
年9月,伴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滞留在校的老五届大学生也被动员参加军垦。那个年代,青年学子最豪迈的选择是“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面对人生的第一次政治大考,我毫不犹豫地参加军垦,同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多名毕业生一起分配到了解放军武汉部队孝感朱湖农场接受“再教育”,在学生二连十三班任副班长。
朱湖是古老的云梦泽在江汉平原北端留下的一大片湿地。深秋时节,湖水退去,满目衰草,沼泽连天,一派荒凉景象。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里围湖造田,打造粮仓,为纾解当时全国物资匮乏的困难作出贡献。劳动无疑是极其艰苦的。首先,我们要挖出纵横交错的河道沟渠,以排除地表水,降低地下水,然后开荒翻土丶耕耘播种。所有这些都只能凭借简陋的农具,依靠双手来完成。手掌上的水泡一次次磨破成了老茧,齐腿深的烂泥一次次划破皮肉结为伤疤,可为了充分利用冬季水落便于施工的有利时机,我们还得在北风呼啸,雪花飞舞中抓紧作业。每天上身草绳扎棉袄,下身光腿穿短裤,站在泥水里劳作,每分每秒都是在与寒冷的天气斗,与身体的疲累斗,更是与自己脆弱的心志斗。那时,嘹亮的军歌鼓舞着我们的士气,毛主席语录沸腾着我们的激情,人的精气神油然而生,艰难困苦都踩到了脚下!
农场两年,朱湖大变,荒湖野水铺开了千顷农田,成为了初具规模的粮食生产基地。我们这批学生在实践中摔打,经受住了苦与乐丶生与死的考验,思想素质和革命意志得到增强,积累了走向新旅程的底气和胆力!说心里话,我虽然出生农家,也干过农活,但深切懂得劳动民众的艰辛,懂得创新生活的艰难,懂得有为青年的人生定位,却是在经过军垦农场艰苦磨炼后,才有了更切实的感悟。
年年初,在军垦农场的大学生再次分配。如果说,大学毕业去了军垦农场,我选择的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次我选择的是“到农村去”。早春二月,柳丝初绿,我带着在农场收获的爱情,同女友,也是同校同学、同场垦友——雷泽永来到鄂西北边陲的郧县工作。
郧县是有着千年建制史的老郧阳府的首县,北望秦岭,南傍汉江,有人类始祖南方古猿的活动遗址,唐朝皇室李泰一脉二百余年的墓葬群落。革命战争时期,徐海东,贺龙在这里播洒过革命火种,李先念率部中原突围,在这里血战南化塘,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这块古老而光荣的土地,由于交通闭塞,自然条件差,发展迟缓,在支持国家修建丹江水库、十堰车城、襄渝铁路等重点项目中,又陆续奉献出了资源相对富集的村镇田园,甚至整座县城。当我被接纳为郧县一员的时候,郧县是在国家掛号的集老、山、边、库、穷(区)为一体的贫困县。全县粮食生产连自给自足都难以保证。这让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农学院学生,深感用武之地宽广,肩头担子沉重。县、区领导看出我的心事,把我带在身边,参加基层办点(样板)工作。当时所在的柳陂镇,毗邻库区,坡地平缓,却默守陈规地种植旱作物,产量低而不稳。如果把坡地平整为梯田,再修塘蓄水,开渠引灌,改种水稻,无论是产量还是经济价值都会大幅提高。“旱改水”方案得到领导和群众的一致支持,並委派我具体负责。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顺利完成了引水上坡丶旱地改田和水稻栽培技术培训等环节的各项工作。头一年旱改水,柳陂镇的粮食就增产万斤!成功的喜讯轰动了整个郧阳地区,被作为农业学大寨的经验和成果在全区予以推广。初试牛刀,取得成效,我很受鼓舞,对坚持科学技术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丶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有了更坚定的信心和自觉。在调查研究中,我又发现郧县北部乡镇是典型的干旱缺水地区,农作物以红薯、苞谷为主。尤其是红薯,几乎是老百姓半年的口粮。民间有云:早晨红薯汤(煮红薯),中午靠山桩(蒸红薯),晚上改个顿,还是“邦、邦、邦”(剁红薯的声响)。但当时郧县当家红薯品种蜕化严重,产量低丶品质差,且易大面积发生“烂根病”,导致红薯结块少而小,甚至枯萎绝收。红薯烂根病是一种新的病害,在校学习时没有涉及。带着这个问题,我在妻子雷泽永和几个同事的协助下,查阅资料、实地考察、反复测试,终于分离出病原菌,并得到中国农科院土壤研究所鉴定确认。与此同时,我们还广泛收集全国各地的优良红薯品种,从36个对应郧县生产条件的较好品种中通过抗病性品比试验,筛选出山东“徐薯18号”为最优抗病品种。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同意,一次派出二十多辆大卡车,从山东调回二十多万斤“徐薯18”,迅速在全县普及,不仅较好地解决了“红薯烂根病”的防治问题,两且一举改变了红薯生产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这项科研成果获得省农业厅农业技术推广奖,县政府也通报全县给我记功表彰。
二
在华国锋同志任党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时,中央作出了一项决策。自年起,从全国19个较为发达的省市选调名干部到西藏工作,以促进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当时,挑选调藏干部据说有一个要求,即在同等条件下,行政干部中“三选一”,技术干部中“六选一”。行政干部要工作五年,技术干部要工作三年。技术干部的业务水平要求在“师”级或相当于“师”级。由于“文革”的缘由,技术职称评定工作中断了十多年,我本人没有技术职称。同时,我们从武汉来到鄂西大山区,这已经是支边了,应该不会作为入藏人选。可是后来偏偏选中了我!后来才知道,西藏南部的农牧县(西藏没有纯农业县)向湖北要三名植物保护的技术干部,以帮助解决危害农作物幼苗的害虫——地老虎和小麦腥黑穗病。这三名技术干部:一是省农科院植保所的孔令甲;二是恩施州农业局的刘清宽,三是郧县农业局的我。当时,郧阳地区调藏干部还有两位行政人员:一位是地委办科长陶玉亭,任拉萨市市委统战部部长;一位是竹山县县革委副主任付思合,任墨竹工卡县县革委副主任。
在西藏米林,照片上题有“边陲艰辛视等闲”
在决定让我调入西藏工作之前,组织上主动帮我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在政治上,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预备党员;二是生活上解了我的后顾之忧。此前,我的爱人一直在县病虫测报站工作,距县城有十多里地。家有两个孩子,一个七岁,另一个四岁,上学、入托都面临诸多困难。县里将她调到县农业局,还在县种子公司给我们安排了住房。
年年5月底,湖北省调藏工作的多名干部,在武汉乘火车,在甘肃与新疆交界的柳园站下车,改乘大巴车,途经敦煌至青海格尔木。在格尔木休整三天,主要是重新检查身体,然后,翻越海拔5米的唐古拉山。这里的“翻山越岭”,跟内地“翻山越岭”的意会不一样。事实上,行至敦煌就已是海拔多米,行至格尔木已是多米,直到米以上了。看那景象,公路与高原融为一体,仿佛就是一马平川,没有“山”可翻。到了沱沱河,住进招待所不久,就经历了第一次最难忘的生死考验,几乎每个人都出现了高原反应:有的人昏昏沉沉,迷迷糊糊插上氧气袋;有的呕吐不已;有的则是头疼欲裂。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一则是感觉到太阳穴处钻心地疼痛,即使服用“安定”也是彻夜无眠;二是对前途、命运的担忧。想想这恶劣的生存环境,生死难料。一位湖北的战友昏迷后戴上了氧气袋也不行,连夜被送往拉萨,再送回湖北。据说,他再也没有醒过来;想想远在湖北的妻儿,若有不测,无父何怙,无夫何恃,真有“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吟!但转念一想,古代义士都有“不畏义死,不荣幸生”的英雄气概,我的父亲从小就教我要像岳飞那样“精忠报国”,更何况,我是刚入党的新党员,作为共产党员,要随时作好为革命献身的心理准备,“生而为英,死而为灵”!想到这些,心里就坦然了许多。
作者书法作品,题李明贵诗
到达拉萨之后,我们一行停留了一个多星期。一是组织学习民族政策和民族习俗知识;二是集体游览布达拉宮、大昭寺、八角街、罗布林卡等著名景点。拉萨海拔米,在街上行走,如同内地百米赛跑之后的感觉,气喘嘘嘘,上气不接下气。但是过了几天,这种感觉消失,恢复正常。说明人体有很强的适应能力。
我被分配在米林县,当时属拉萨市管,现隶属林芝市。同我一起分配到米林县的还有北京2人,湖南2人;湖北5人。然后,又有一批从陕西、河南等省招收的中专毕业生,他们大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
米林县总面积有平方公里,总人口一万多人。县革委会所在地的小镇大约不足人。就西藏而言,米林县是个好地方,是为数不多的农牧县之一。这里有喜马拉雅山北麓大片的原始森林,有雅鲁藏布江穿境而过。年平均气温16℃左右,最高气温也不会超过25℃,四季并不分明,田地里能种植小麦、青稞、玉米、白菜、萝ト、甘蓝、葱、蒜等;山上能栽苹果、桃子、李子等果木。农田之中,还到处点缀着核桃树和古老的桑树。
到了米林之后,县里的同志跟我说:“米林县的‘地老虎’和小麦腥黑穗病非常严重,那些个‘地老虎’把田里的庄稼幼苗都啃光了,老百姓叫苦连天;小麦腥黑穗病更为严重,使小麦大量减产甚至绝收。即使收上来一点麦子,参加脱粒的人满脸、满身都是黑粉、黑灰!你是自治区向湖北要来的农业病虫害的防治专家,这个难题就交给你了!”
“地老虎”,是一种比喻,它的外观像“蚕",老百姓叫它“土蚕”!它一生有几种体态:一是肉虫体态的“蚕”,二是不吃不喝的“蛹”,三是破茧成飞蛾,蛾到处产卵,卵又被孵化后成为肉虫!防治地老虎唯一的办法,就是用药剂拌庄稼苗或者菜叶成"毒饵“布置到田间,让地老虎去吃,吃了就会被毒死,以达到消灭的目的。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培训足够多的生产队的技术员,教会他们怎样拌“毒饵”,怎样布置“毒饵”;防治小麦腥黑穗病的方法,就是使用药剂处理小麦种。在培训过程中,藏族的小伙们非常听话,我们怎么教他,他就怎么去做。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地老虎”和小麦腥黑穗病得到了有效的防治,受到米林县广大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
米林县只有万把人,县直机关只有几个,每个单位也就几个人,工作量也很小。在此期间,除了防治病虫害之外,还做了一些日常工作:一是每周有一天要帮机关食堂到原始森林去把己经倒下的的枯木分段锯下来,然后,拉到机关食堂院里,把它劈成柴火;二是县机关经常拉我去帮他们修改投向"西藏日报“等媒体的稿件;三是在菜园里松土、施肥、除虫。另外,还做了一件出格的事;县府机关要盖一栋三层的办公楼,要我设计办公楼的图纸,我说:“我没有学过建筑设计,不懂得预应力的计算,到时候房子垮了,我可不负责任!”
他们说:“你是大学生,能写会画,你就按办公楼的尺寸把图纸画出来就行了。”
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国家民委主任杨静仁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西藏调研,产生了第一份《西藏问题座谈会纪要》。其中,有一项是进藏的汉族干部需返回内地60%。这项政策的调整,据说有两个大背景。一是国际舆论攻击中国“西藏不是自治,而是汉人统治,从自治区的一把手,到县以下的区一把手都是汉人”;二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而大批汉人进藏工作,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负担。60%的汉族干部返回内地,我们刚刚入藏的干部,首当其冲。
三
年年初,我从西藏转回郧县农业局,继续从事我的农业科技工作,到了7月初,县委任命我为郧县农业委员会秘书;11月份,又再次任命我为郧县农业委员会副主任。
这个时候我预感到,党和政府已经不准备让我继续从事农技工作,而是要培养我成为行政干部了。
年年初,地委选送我到省委党校接受为期一年的理论培训。大概是由于我的学习成绩较好,或是党校方面懂农业科技的教师少,省委党校派专人到郧阳地委商议,想把我调到省委党校。但地委以“山区本来就人才较少”的理由予以拒绝。
年3月,地委又一次选派我到武汉大学参加省委举办的为期一个学期的“县长班”培训。这次为期三个多月的培训,学习了民法与经济法、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县域经济、宏观经济、微观经济、西方经济学流派、行为科学与领导科学、银行、财政、税收理论等课程。听取了若干世界经济专题讲座,如西欧经济,战后日本经济,苏联经济,南斯拉夫经济发展,匈牙利经济制度与政策,战后经济国际化趋势与发展中国家经济等。
这次岗前培训后不久,我出任县委副书记。不久又让我出任县长,李明贵由行署副专员兼任县委书记。
年11月,李明贵同志回到地区任地委副书记,我接替县委书记职务。
我出生在农村,是国家的助学金让我顺利地读完大学,因为我的小叔年随国民党青年军逃到了台湾,政治上进步要求受到了影响,从中学到大学,连共青团都不让我加入,还是在军垦农场劳动锻炼的时候,才成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团员。也是直到入藏前夕,才批准了我的入党申请。像我这样一个进步很“慢”的人,一个农业技术员,居然还当上了县长、县委书记,我非常感恩党的教导和培养。
过去人们常说,“县官”是地方父母官,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自我当上了县长、县委书记以后,我常想,既然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就应该时刻把老百姓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像爱护自己的父母爱护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让老百姓过好好日子。所以,在任期间,我必须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作为自己工作的重中之重。
汉江公路大桥通车不久,全国政协副主席胡绳(前左二)前来视察,郭筱鹏(前右一)向胡绳汇报
郧县是个贫困山区,怎么发展经济?
郧县地处鄂西北山区,小麦历来是主粮之一,总产量占全县粮食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五。但是,随着化肥施用水平提高,种植密度加大,小麦病害的危害也日趋加重,阻碍了小麦产量的提高。年5月,省植保总站站长苏清实来郧县参加郧阳地区小麦抗病品种鉴定会。借此机会,我邀请苏站长在郧县举办粉锈宁拌种防治小麦病害的示范试点。9月中旬,苏清实还邀请了中国农科院植保所陈杨林专家专程来郧县落实试点相关事宜,随即召开了杨溪区细峪乡、居峪乡和大柳区化尹乡三个乡的乡长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确定了示范任务,签署了试验合同。三个乡,三万亩示范试验大获成功。
年秋播前,县委、县政府把推广这一技术作为实现年小麦增产的新措施来抓。年,全县秋播用药7.7吨,拌种29.6万亩,占总播面积65.7%。年全县小麦总产量超历史,达到万斤,结束连续四年徘徊的局面,比年增产.8万斤,增长12.3%。
年秋播,县委、县政府进一步提出粉锈宁拌种面积要达到小麦播种面积的90%,拌种实际用药10.95吨,面积43.8万亩,占播种面积92.3%。年,小麦实收面积45.88万亩,总产量.24万斤,比上一年增产.24万斤,增产14.7%。
由于小麦丰产增收,年12月获省人民政府全省农业区划优秀成果二等奖,全省农业区划“先进工作者”两项奖励。
由于大力发展经济,县里财政收入也在幅度上升。
年2月,出席全省财源建设工作会议,接受了省财政厅下达的到年实现县财政收入达到万元的目标。以年县财政收入万元为基数,省财政厅每年扶持周转金万元。实际上年郧县财政收入一亿多元,超过目标任务一倍多。
同时,我们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绿化荒山,既美化了山区,又增加了林业收入。年11月14日,国家林业部“荒山绿化”验收工作组通报验收结果,宣布郧县荒山绿化达标。
年1月,我出席了全省林业工作会议,荣获“全省林业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怎么改善民生?
年2月25日至3月7日,北京召开了“全国沼气、农村改灶节柴试点县工作会议”,全国有个县作为试点,郧县也成为个试点县之一。我们领受了“一年推广,二年普及,三年煞尾”的工作要求。县委、县政府圩3月29日至4月1日召开了“全县改灶节柴、沼气推广工作会议”,传达了全国的会议精神,对试点工作作出了安排部署。一是坚持“农户自办为主,集体扶持为辅”的原则,认真解决资金与物资的筹集。二是紧抓技术培训,搞好技术承包。三是能改则改,能修即修。四是每个区,每个乡都要组织三至五人技术指导专班,巡回指导,检查督促。
年3月12日至14日,省能源办工作组对郧县节柴灶推广工作开展了初检。8月23日至25日,省能源办主任王福钧带队对郧县节柴灶试点县工作进行了检查验收,验收后得出四点结论:一.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工作卓有成效。二.研制推广了适合本地的灶型“郧U型”灶,并提供了完整的资料。三.普及推广十万九千户,普及率为94.8%,超过国家要求的标准。四.提交了工作报告,提出了存在不平衡问题及巩固成果的措施。同意颁发合格证书。
推行沼气和改灶节柴,看起来是件小事,却改善了民众生活,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受到了民众的普遍赞扬。
郭筱鹏的著作
四
回顾年3月从军垦农场分配到郧阳,年5月作为一名植物保护专业的农技人员调入西藏,年年底,又从西藏返回郧阳。从一名普通农业技术员成长为县长、县委书记,这期间,正是郧县经济社会发展最快的时期。工农业总产值增长.45%,年递增20.12%;工业总产值增长.64%,年递增29.13%;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54%,年递增24%;财政收入增长.87%,年递增26.03%;乡镇企业总产值增长12.3倍,年递增53.94%;个体私营经济产值(营业额)增长8.35倍,年递增40.05%;多种经营产值增长55.53%,年递增7.62%。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发展,法制建设,党的建设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少指标进入全省县市区的前列,这在此前的郧县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汉江大桥通车前,作者一家人上桥参观
这几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为郧县此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奠定强实的基础。一是建成了紧邻十堰城区的长岭开发区,离开郧县时,入驻企业已开始起步。据有关方面透露,长岭开发区的财政收入年已达七点五亿;郧阳区区委书记兼任开发区书记,但职级已是副厅。二是年2月,汉江天马崖渡口的公路大桥建成通车,“天堑变通途”。三是成功改造丹江水利电力枢纽工程姚沟变电站的19号输电线,由原来为多家输电改造为郧县专供线,线径由原来的加大到。同时,为确保用电安全,又从十堰垭变电站另设一条到郧县变电站的回路线。汉江大桥通车,丹19专线改造成功,可以说是打通了郧县经济社会发展的任督二脉。从基础上保证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应该感谢郧县六十多万干部群众的信任与支持;应该感谢党和政府在我成长的不同时段帮助解决困难;充实理论知识;提高工作能力!
郭筱鹏:男,湖北浠水人,华中农业大学67届毕业生,年9月赴湖北朱湖军垦农场劳动锻炼,曾援藏工作一段时间。历任郧县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十堰巿巿委统战部部长。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文化艺术研究会副主席。著有《岁月之痕》《改革发展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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