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西江：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二）
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
——青藏高原古藏“恰、穆”与中原周人“昭、穆”制度的关系
近年来，众多专家学者在不同研究方向上所取得的发展和突破，使我们了解到：藏汉两个民族存在共同的渊源，自古以来藏族就是中国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藏汉民族同宗同源。--龙西江二、古地理、古经籍文献、上古民族史、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综合研究中外上古地理和史料经籍的大量文献记载的考据，例如用《山海经》、《周穆王传》、梵文典籍《孔誉经》和古波斯文献等经籍对勘印证：从上古地理的里距方位和语言区划等角度的严格考释中，证实《山海经·西次三经》中“崇吾之山——轩辕之丘”间的山系，大部在今西藏境内，尾部延伸到今中亚瓦罕以南一带。论证出位于我国西部与上古中原夏王朝同亲的古华夏民族的先祖古轩辕之国，在今西藏西部和阿富汗之间。此处正是古支那之国、西王母和藏文文献中的古象雄、羊同和女国。西藏西部阿里地区的冈底斯山即华夏民族的古昆仑之丘，为黄帝下宫。黄帝来自西藏西部。在太古唐虞之世，藏汉两个地区是完全统一的，藏汉民族同宗同源，西藏自古是中国领土（以上据郭元兴先生的研究）。[11]50年代中期意大利藏学家图齐在尼泊尔考察所发现的资料，证明了尼泊尔以北的地区为“支那地”、“象雄、羊同”和“女国”，[12]完全上与古汉文文献记载勘合。
《山海经》过去在文人眼里，大都当成子虚乌有的虚构，没有多少真实性，清人纪晓岚认为它“侈谈神怪，百无一真”，就是这种见解的典型代表，此种看法统治学界两百多年。
近年一些学者提出了异议。年蒙文通先生在《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一文中，基本肯定了《山海经》部分记载的真实性。[13]蒙先生认为《大荒经》时代最早，《海内经》次之，《五藏山经》最晚。蒙先生还认为《禹贡》记载反映的是西周以前的地理情况，而《山海经》则更久远的多。前些年谭其骧先生亦发表了对《山海经》中黄河古道的研究论文。[14]肯定了《山海经》所记载地理情况的古老，增强了蒙文通先生的论断。
现在，运用人类学研究《山海经》的前沿学者们，基本都认为《山海经》对中国古地理的记载基本是可靠的，相当部分还是实录。
科学的进步还将大量印证《山海经》的真实性。
夏、周两个朝代都是来自西部青藏高原及其边缘地带的古羌人进入中原建立的。夏禹帝，据《史记·六国表》载：“大禹兴于西羌”。《太平御览》载，“伯禹夏后氏，姒姓也，生于石纽……长于西羌，西羌夷（人）也。”石纽之地望在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汶的石鼓乡。
关于炎帝，据《太平御览》载：“神农氏姜姓，母曰任姒，有乔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今四川西部），有神龙感首，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嘉陵江上游的一支流），以火德王，故谓之炎帝。”这段文献记载了炎帝的出生地和图腾。我们来看一下现代民族学家的田野实地调查：现在四川阿坝州嘉戎藏族（即古代牦牛羌之后裔），家中供奉的大神就是“牛首人身”。[15]这里是炎帝族的图腾。该图腾和产生的地望数千年未变，这绝非巧合，是藏汉民族同宗血缘纽带关系在人类学上的证明。近些年来，学者们在川青甘藏区的田野调查中，不断搜集到藏汉民族民同宗兄弟的古老传说。
可能因分布地域辽阔的炎黄古羌人之一部分沿横断山区北徙上溯，因此，反映在中国古籍中的此类大量史料，使中国古史学家们确定上古夏人黄帝族与炎帝族的另一主要发祥地（应为发祥地之一）在今甘肃青海地区的河湟一带（详见本文第三章）。此为第二块夏之地。
而考古学家们依据考古文化系统之相互关系和地层关系，结合上古中国古籍文献的记载，研究确认河南二里头考古文化为考古学的晚夏文化（或称晚夏早商考古文化遗址）。此为第三块夏之地。
亦有学者例如浙江省社科院历史所的陈剩勇同志提出：夏文化发源于中国东南地区，中国第一个王朝崛起于长江下游地区[16]。此为“起之夏”，乃第四块夏之地。
现在我们来看最近的一些令人震惊的考古发现：
年3月14日《北京晚报》上摘自《乌鲁木齐晚报》的考古学消息，题目为：“早于丝绸之路千余年曾经有条和田玉之路”，摘录如下：“中西交流的最早媒介不是丝绸，也不是瓷器，而是和田玉。这是我国部分学者在新近出版的科学考著《中国和田玉》中提出的。”
“被誉为世界软玉之冠的和田玉：早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就被昆仑部落的原始先民开采应用。在距今多年的北方红山文化遗址和南方良渚文化遗址，近年来都出土了大量的和田玉玉器；而在距今多年以前的乌兹别克斯坦就有了关于和田玉的记载。”[17]
根据大量的考古发现和缜密的科学论证，《中国和田玉》一书的作者们认为：“在丝调之路形成的多年前，就有一条和田玉的运输线在欧亚大陆上铺展，使中国古文明和西亚乃至欧洲古文明悄然交融。”[18]
红山文化遗址和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和田玉玉器，正好证明了公元年（晋太康二年）自汲郡出土的《穆天子传》所载内容的真实性。《穆天子传》载：周穆王于公元前十世纪西巡，在位于今西藏阿里、新疆和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华夏民族的先祖古轩辕之国举行了祭祀夏人祖先的大朝和大享两次盛大典礼，朝见了穆王的长亲西王母（西王母属照字辈），然后在新疆和田一带，开采大量和田玉，“取玉版三乘，载玉万只”返回中原。
这些考古发现说明，至少是在多年以前，位于今西藏西部，新疆和田地区，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一线的华夏民族的轩辕古国就很可能已经通过位于甘青河湟地区的夏国和山西省二时里头地区的夏国，向更东方的北部红山文化和南部的良渚文化输送了和田玉。
再引一惊人的考古消息：在内蒙古近年发现了大夏国（应指今阿富汗）墓葬群，[19]这为我们提供了更进一步论证的依据。
笔者认为这两条消息，为本文前述的立论即“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提供了强有力的考古学上的印证和依据。
我们在展开论述以前，需要提及一些理论前提。
我们曾经说过，中国是人类文明发祥最早的地方之一，中国有着人类历史上最早最长的编年史，中国是地球上唯一文明未曾中断的最古老的文明系统和最古老的民族。张光直先生曾指出：“几乎没有人不承认，中国历史发展中，民族、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文化传统都是一脉相承的。无论自旧石器时代早期以来各个发展阶段的考古资料，还是自甲骨文以来的各种文献资料，都是详尽而丰富的，尤其是连续不断的。”[20]
笔者以为，需要声明的是中国的文明及国家起源不像欧洲文明那样是由点到面的发展或称扩展，而是在辽阔的地域上长期积累酝酿而汇聚起来的。即中国的文明及国家不是像某些西方学者和受某些西学影响的学者认为的那样，是黄河流域上的某个很小的点扩张或称扩展而汇聚发展起来的，当然亦有其中心地带。中国的文明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原生态文明，所以它不是由点到面的发展，这是其根本原因。
因此，依据前述的资料，笔者认为，这两条考古消息，有力地支撑了笔者这样的学术观点：在四、五千年以前，我国西部的古羌人所建立的夏国至少是分三块同时存在着。第一块是郭元兴先生等学者和两汉以前中国经籍上确认存在的，位于今巴基斯坦、阿富汗、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和新疆和田一带的大夏国；第二是甘青河湟地区之夏；第三块是山西河南间的二里头考古文化之夏。这三块夏通过考古学上的和田玉联系在了一起，至于这些亲属族落之间的相互迁徙显然是不言自明的。
国内学术界依据考古资料和古文献考据所得出的结论，企图在河南二里头考古文化中寻中国的国家起源。由于中国文明及国家起源不同于欧洲文明那样是一个由点到面的扩张结果，因而难以得出结论。为此，杜正胜在反省中指出：“现在来讨论中国国家起源，宜超越夏的限界，张光直先生想在龙山文化时代寻觅线索是正确的；甚至不限于龙山时代，也许还有更早的渊源”，“近年辽西发现时间相当早的灿烂文明，考古家苏秉琦先生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新概念和新课题，把国家起源推早到五千年前”。[21]
由于我们在很大程度上照搬西方历史观来描述中国的文明史，因此如果要对中国国家起源的寻觅突破夏代的限界，那么对夏代和夏文化的定义也需要突破。尤其对中国社会直到公元前十六世纪的二里头文化晚期才进入文明时代的结论首先需要突破。
那么：这三块夏国或称夏人，在时代上孰先孰后，孰早孰迟呢？这恐怕是我们目前难以断定的。这里有更深层次的内涵，当然地涉及中国的民族和国家起源。笔者认为甚至这种提法都有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关于“东夷西羌”的所谓近世学界的“传统”的绝对区分，亦是值得提出疑问的，因为被认为是商文化先河的北方红山文化和长江流域越文化的良渚文化均已大量出土和田玉玉器。至于第四块夏，即越之夏，陈剩勇同志提出“夏文化发源于中国东南地区，夏人的原居地在长江下游一带，中国第一王朝崛起于长江下游地区”，主要依据亦是从考古资料上入手的：“认为钺为夏朝军权的象征，鼎为夏朝立国的重器，是夏商周三代相承的重要礼制，这三礼制始创于夏人，而据考古资料，因袭夏礼的商朝早期玉钺和青铜钺，以形制和文化内涵看都是东南地区史前文化中玉、石铖的延续和发展，夏亡后为殷人俘获的。从早商遗址出土的青铜鼎，其形制渊源于东南，其灵魂——餮餮及其布局方式也与良渚文化玉器纹饰如出一辙；文献所载夏后氏之璜、夏人始创的社祀祭坛，反映夏代律历制度的先夏历法和夏人种植水稻，习水便舟、擅长丝织等夏文化的主要内涵，几乎都渊源于东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而不见于中原史前文化遗址”。[22]
我们不能否认陈剩勇同志研究的巨大成果，但实际有些重大因素陈剩勇同志未能考虑到。第一、自然条件、气候等因素的变迁。例如：①多年前的中原黄河流域地区十分炎热，有大量犀牛和大象生活于其他。②西藏在内的青藏高原年前的气候比今天好，例如在西藏发现的许多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人遗址位居今天已无人能居住的无人区里，又例如，据考古学家对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研究，多年前的卡若遗址的气候远比今天昌都的气候温和，并且多年前卡若遗址的居民是处在从定居农耕的民族向游牧民族的发展和转换之中，他们的生活方式正在变为游牧。另外，笔者在青藏高原的人类学田野考察中，尤其是对其原始宗教的考察中，发现许多应属于我国东部或东南沿海地区的海洋文化的因素，使我们惊异不已。
笔者认为，多年前的和田玉石能运输到北方的红山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之中，那么多年前的东方沿海文化和人群亦完全可能进入青藏高原和新疆地区。中国多年以前就基本形成的辽阔的、与整个欧洲面积差不多相等的疆域，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中华民族通过万年以上的漫长时代长期积累酝酿准备汇合而来的。
多年前的西藏和新疆地区并没有与中原内地的巨大阻隔，以致郭元兴先生认为多年前汉藏两个地区是统一的。[23]至于以后出现了某种阻隔是由于此时西亚斯基泰人发明的马辔和马镫，导致骑兵的出现，从而使西藏沿河西走廊出现了某种阻隔。这种阻隔在公元六世纪再次被打破并消融。
传统学界关于“东夷西羌”的绝对划分是令人怀疑的。实际上，很可能在中国数千年前乃至上万年前，西人东进、东人西渐早已大量形成，双方的文化因素已经掺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由于国家和民族的定义概念东西方很不一样，不清理这些定义和概念，讨论将难以深入进行。对西方之夏、甘青河湟之夏、山西河南二里头之夏、东南沿海之夏，孰先孰后，甚至孰真孰伪等等命题，如果完全按照西方由点到面的文明发展史观，是弄不清楚的。因为这是在两种不同的历史学理念体系中。
注释：
[11]见郭无兴《〈山海经〉之西荒地理与印度、释曲及西方古地忘》。
[12]见TucciPrelimiuaryReportofTwoScientificExpeditionsinNepal·PP·92—。
[13]见年《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
[14]见年《中华文史论丛》。
[15]见年2期《社会科学战线》：邓庭良《甲绒与牦牛羌》。
[16]见年2期《新华文摘》第66页陈剩勇《中华文明起源随想》。
[17][18]见年3月14日《北京晚报》。
[19]见年1月1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20]见年第3期《战略与管理》：龙西江《中国亟待建立自己的民族学理论》。
[21]见年第1期《文物》：杜正胜《夏代考古及其国家发展的探索》51页。
[22]见年2期《新华文摘》第66页陈剩勇《中华文明起源随想》。
[23]见郭元兴《〈山海经〉之西荒地理与印度、释典及西方古地志》。
本文原载《战略与管理》年第三期，作者龙西江，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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