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2月7日20时14分，第二十二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俄罗斯索契隆重开幕，并于23日闭幕。
这个国家是如此珍视自己的诗歌传统，索契奥运会让人们感受到，诗歌才是文学的皇冠，而人们世代感伤缅怀！记住这些黄金的镜头吧，这些特型演员，把握住了作家的灵魂。这是最懂得诗人的民族，即使在最黑暗的日子，布尔加科夫和布宁还能不间断地收到最底层民众的问候，俄罗斯，精神是健硕的，苦难中浓浓的诗意。踩在巨人的肩膀上，掘取感知美的能力，在文盲逐渐消失的年代，为何美盲在增加，这值得反思。文学是灵魂的盛宴，你不可能一只脚踏进同一条河流，但是阅读让你平添羽翼，趟过许多丰饶的河流。科技进步了，人忙得失去了生命的意义，阅读更便利，但是人均阅读量却很苍白，幸福越来越肤浅。人，未必在进化，或者说，进化如此艰难，物质色色，蒙蔽了眼耳鼻舌身意，宁静而强大的内心渐不可得。昨日的大师在离去，新的大师难以寻觅，传媒造就了一批批流星一样猎取名利又迅速黯淡的渴饮者。我想，总是有岁月沉淀的精华，他们寂灭为乐，他们掌握人类的使命，文学与诗歌等待一次集中爆发。
本世纪最后十年，俄罗斯精神日历揭扉于一名诗人的百年诞辰。
一九九0年二月十日，莫斯科城郊别烈杰尔基诺紧靠公墓和冷杉林的帕斯捷尔纳克墓地，世界各国诗人在圣歌和祭祈仪式中向已故诗人作世纪性的告别。翌日，帕斯捷尔纳克纪念晚会和国际帕斯捷尔纳克学术会议分别在莫斯科大剧院和作家之家举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已在一年前将一九九○年定为“帕斯捷尔纳克年”。
苏俄著名诗人沃兹涅克斯基在题为“帕斯捷尔纳克的世纪”的纪念文章中写道：
二十世纪选择了帕斯捷尔纳克，用以解决诗人与帝国、权力与精神独立这永恒的俄罗斯矛盾。
这次世纪性和世界性的诗人聚会及其对帝国首都的精神入侵，标志着诗歌意志的历史性胜利：诗人与帝国、精神独立与权力的永恒矛盾，第一次由前者而不是后者来判定关系规则，第一次不是用暴力而是以词语来判别善恶是非，用瑞典皇家科学院常务秘书斯图尔·艾伦的话，就是：
诗人承担着衡量、检查、质疑的主要作用。诗歌成为与时间、变形原则抗衡的决定性力量。诗人在专制社会表面的沉默……的信息洪水中成为发言人。
帕斯捷尔纳克一九五八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两年之后即抑郁而亡。诗人被称为“叛徒”、“敌人”、“颓废的形式主义者”和“反革命雇佣文人”，面临被开除国籍，驱逐出国的危险，他曾写信给苏联领袖说：“对我来说，离开自己的祖国不啻是死亡。因此，我请求你不要对我采取这种断然的措施。我可以老实地说，我确实为苏联文学做了些事情，将来对苏联文学可能还有用处。”当然，他到死也未能再发表一行诗。一九七0年，索尔仁尼琴也拒绝前往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在对这一荣誉表示感谢的同时，写信公开谴责帝国对自由的否定，并指责苏联东正教会对帝国的屈服。直到一九七四年被强行驱逐出境，他都在与帝国领袖、警察、暗探和文学检查官对峙。
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是一段漫长曲折的路程。
帕斯捷尔纳克的复活，索尔仁尼琴的存在和布罗茨基的感叹，与之对应的是苏联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烈日涅夫三个时代的终结。在俄国历史上，诗人命运与帝国兴亡难以分离，由此产生了俄国文学的全部特点。在本世纪，俄罗斯诗人成为与超级帝国相对峙和抗衡的最英勇的道德和精神力量，恢复了人类的拯救信念，以及对启示的信仰。帕斯捷尔纳克的胜利，宣告了本世纪帝国和权力对诗人与独立精神滥施暴力的终结，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再也不是一个人为的、苦难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纯正的美学和诗意的空间了。
需要申明的是，本文中“诗人”一词，泛指以语言文字创造精神价值的劳动者，“帝国”一词，指对精神自由采取镇压方式的国家。要探讨“俄罗斯（这个）永恒的矛盾”，我们须先审视一下“流亡”这道二十世纪俄国文学的风景线。
自荷马、奥德维和但丁以来，流亡就是世界文学的古老母题之一。尽管“流亡”一词具有几乎无所不包的涵义（寻找家园、生存空间、个人乌托邦对全权语言体系的对抗、本体论存在的正常形态，等等），但近代欧洲式流亡及其文学，则与社会革命和政治迫害有更紧密的联系。
十八世纪过于绝对地宣布了原则，十九世纪可能会以过于无可奈何的态度来解释事物。十八世纪相信事物的本性力量，十九世纪只相信环境的力量。十八世纪希图控制未来，十九世纪却又仅限于努力去了解人类。
这些悲剧气质显然适用于二十世纪俄国流亡文学。正如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惊人的相似一样，俄国流亡文学也具备上一世纪法国流亡文学的一切特征。然而在背景、规模、性质和成就上，俄罗斯流亡文学更近于一部史诗，更加完整和成熟。
七十年过去了，人们不难看到，这名“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所预言的一切还是何等保守。而我们更关切的是，使十九世纪俄国文学超越帝国权力的伟大传统，还存在吗？ 二十世纪俄国流亡文学得出了自己肯定的结论。 知识分子所珍爱的一切：精神自由，温文尔雅，忏悔，矫饰，对专制、警察和庸俗的蔑视，对生命的珍视、对苦难的抗议，以及对艺术和宗教的尊崇都变得分文不值。“军事共产主义”和“集体化”的艰苦岁月与未来主义的先知式预言和象征派那种堂皇唯美的神秘诗意毫无相似之处。小说家和诗人发现，他们唯一可做的，就是为这片产生过天才和大师的土地举行葬礼。雷米佐夫的散文《俄国大地毁灭曲》、爱伦堡的诗作《为俄罗斯祈祷》、舒米廖夫《死者的太阳》以及普宁《罪恶的岁月》都是绝望的祷文和葬辞。阿赫玛托娃厉声质问诗人们：“我们怎么会这样不负责任，竟没有觉察到雷鸣般的脚步声，在向我们宣布的，不是日历上的普通一年，而是真正灾难性的二十世纪？”这是对象征派、未来派和意象派的救世诗句“一轮巨大的辉煌无比的太阳正在升起”的反问，——阿赫玛托娃自己和其他阿克梅派诗人也曾歌颂过这轮太阳。惩罚迅速到来，逮捕、流放、苦役和枪决大规模推进。于是出现俄国历史（也是人类历史）空前绝后的流亡文学。俄国女诗人吉比乌斯一九二二年在巴黎悲叹道：整个俄国文学都流亡到国外去了！连高尔基也不例外，由于一篇反对十月革命的《不合时宜的思想》，这只海燕在明媚的意大利呆了十年。 与欧洲十九世纪流亡文学和革命——暴政——帝国的共生现象一样，二十世纪俄国流亡文学也恪守着与帝国遥相对峙的规则。半个世纪后，布罗茨基才以伤感的激情在《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的演讲中说道： 既然我们无以寄托对美好世界的希望，既然其它道路全行不通，那么让我们相信，文学是社会具有的惟一的道德保险；它是戕害同类原则的矫正剂；它为抵挡高压政策提供了最有力的理论——内容丰富多样的人生是文学的全部内容，也是它存在的目的。 俄罗斯流亡作家在西方的中心活动，是从源头上沉痛反思俄国极权主义的历史和文化根源，保留和继续俄国十九世纪的人道主义传统，复兴支撑俄国一千多年的东正教神学和俄罗斯基督教哲学，探寻俄国与西方世界的未来关系。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布尔加科夫等俄国思想家，从二十至四十年代，在巴黎、柏林、布拉格、华沙及美国等地，创立了“俄罗斯宗教哲学研究院”、“俄罗斯东正教神学研究所”、“俄罗斯科学研究所”、“俄罗斯大学”、“俄罗斯文学艺术剧院”，创办了《俄罗斯沉钟》、《俄罗斯之声》《东方与西方》《路》杂志以及《俄国新讯》（日报）《俄罗斯思想》（周刊）《面面观》《播种》（月刊）《新评论》（季刊）等。到索尔仁尼琴的流亡时代创办的《大陆》杂志，已成为现实俄国社会和精神发展的西方窗口，它除俄文外，还用欧洲几种主要语言出版，其宗旨建立在“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宗教理想主义、反极权主义、民主与超党派的基础之上”，其目标是“以文学、社会、政治与宗教的健全发展”“拯救俄罗斯”。 布罗茨基这位已适应西方化的俄国诗人，在诺贝尔文学奖集会上演讲时告诫西方说，将俄国的经验作为警钟是有意义的。西方世界迄今为止的社会结构从整体上说与一九一七年前的俄国是相同的。十九世纪正在西方继续，它在俄国却走到了尽头。布罗茨基称，如果我说它以悲剧告终，首先指的是社会——或年代——沿革的路线。“因为在真正的悲剧中，毁灭的不是英雄，而是歌队”。 本世纪俄国流亡文学正是通过与俄罗斯命运的联系，以自己的语言抵达时代的本质。它近期对其祖国凯旋式的回归，也正是历史精神本身法则的显现。毫无疑问，俄国流亡文学将根本修改二十世纪俄语文学的总体评价，是继屠格涅夫、赫尔岑、奥加辽夫和涅克拉索夫为代表的十九世纪俄国侨民文学之后，“对世界文化的历史性服务”。 然而，真正蔚为壮观、悲怆而激人沉思的启示，更主要地来自那些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以其生命和精神的最高形式直接构成二十世纪俄国和人类本质的俄国诗人身上。 在二十世纪，俄罗斯诗人墓地作为俄国命运的悲剧性风景，其象征意义甚至超过诗歌，是以诗人生命凝结的俄罗斯启示的封页。 莱蒙托夫的《诗人之死》和五万彼得堡人不容任何延迟地要对令沙皇难堪而又无可奈何的普希金致哀，尊他为“太阳”；屠洛涅夫一纸遗嘱便将其灵柩从巴黎运回彼得堡，葬在挚友别林斯基墓旁；彼得堡大学学生征集了数百人签名，把慰问信送到垂危中的涅克拉索夫病榻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列汉诺夫以及“俄罗斯革命的整个司令部”与千千万万市民为这位写下《在俄罗斯，谁能幸福而自由》的诗人送葬；至于托尔斯泰，这位“沙皇专制制度、农奴制和一切俄国邪恶势力的死敌”，当他把在位沙皇痛斥过，把俄国一切黑暗都尽情揭露之后撒手而去时，在那个乡村车站，挤满了政府代表、省长、总理大臣的专员、宪兵军官、大批新闻记者、电影摄影师，全世界的电报线和海底电缆，各大报刊都争相报道他的死讯。在托尔斯泰之前，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遁世者在其临终时受到如此广泛的注目，连沙皇、杜马和内阁也一致“为俄罗斯失去其最伟大的作家而表示哀悼”，全国娱乐业自动停业，大学生则以违抗法令、走上街头示威游行的方式来纪念他们的导师，托尔斯泰的遗体由专列运载，缓缓而行，农民们在白色亚麻布上写着：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您的好处将永远铭记在我们这些成为孤儿的农民心里。 他的墓地，是七十五年前少年托尔斯泰在那里埋下一根“绿树枝”的小山坡，那“绿树枝”是托尔斯泰整整一生都在探索和实践的启示物：毁灭人类一切罪恶，促使人类象兄弟般相爱。托尔斯泰英文传记之一的作者艾尔默·莫德在其长达一千余页的书中最后写道： 为了赢得人们的爱，真诚地寻求这个启示的人，在他的探索中无需完全成功。他甚至可能会失败，然而他的榜样却比在物质世界所能获得的最辉煌的成功，更足以使得人生更有价值。 托尔斯泰从未读完这整部启示，因为没有人完全读过它。但是他探求它，这个事实就给他的从《少年》到《我不能沉默》的全部著作，提供了答案。毫无疑问，《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的作者表明了这个启示的一大部分。 这个启示，在二十世纪的俄国，以一种奇绝、隐蔽、内在而黑暗的渠道继续被探索，被解读。它以一种近乎潜水的姿态、变形得难以觉察的轨迹经历了漫长的世纪性狂澜。 诗歌日历似乎有情于二十世纪俄罗斯诗人，十九世纪大师们的遗产甚至超过了西方，——诗人高踞于帝国权力之上，大声宣告了旧时代的消亡。一九一○年，不仅是俄国，也是欧洲和全世界的精神巨人托尔斯泰溘然长逝时，二十岁的帕斯捷尔纳克就站在向这位大师遗体告别的人群之中。是年，勃洛克三十岁，古米廖夫二十四岁，曼杰施塔姆与阿赫玛托娃分别比帕斯捷尔纳克小一岁和大一岁，十五岁的叶赛宁正带着俄国牧羊人天真的目光出现在彼得堡文学沙龙…… 然而，俄罗斯诗歌意外地撞下了“真正的、非日历的二十世纪”，阿赫玛托娃已经听到了“历史大溃退”的脚步声： 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十九世纪俄国诗人之墓远离帝国中心，它们散布在修道院旁长满亚麻和荨麻的粗砂地里、小山坡的林中空地，却被尊为俄罗斯永恒的精神圣地。而二十世纪俄罗斯诗人的墓地，则更接近无迹可寻、难以企及的骷髅地： 一九二一年，在勃洛克死后两星期，古米廖夫倒在行刑队枪口下，身为“人民的敌人”，他的墓地只有诗人最后的呼吸和目光：没有让他开口。临终前不久残存的诗札写道：刽子手将砍下我的头。 一九四一年八月三十一日，两年前从巴黎返回苏联的茨维塔那娃，在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卡马河畔一个名叫叶拉布加的村庄，悬梁自尽。此前，女诗人的丈夫已被处死，姐姐和女儿被捕入狱，儿子离散。“二十世纪俄罗斯诗歌最富激情的声音”被窒息在一处没有墓号的坟地里，直到十八年后的一九六0年，女诗人的姐姐从强劳营释放后来到那个村庄，才在一块当地人认为葬着自杀者残骸的墓地上，竖起一枚木十字架，上面写着这位“俄国亚马孙”的出生和死亡日期（同年，帕斯捷尔纳克去世，“在弥撒曲中相逢的灵魂”）。五十年前，茨维塔耶娃在最绝望的时刻，把目光转向未来： 我们是否觉得“睫毛苦涩”？在帕斯捷尔纳克那个“狼在追猎的世纪”，死亡作为日常主题，已是“测试诗人伦理观的石蕊试纸”。缪斯飞临所在，除了挽诗，就是安魂曲。 二十世纪俄国诗人的墓地，构成世界诗坛最独特最触目的景观，它以史所未见的受难和牺牲，消解和震撼着幅员辽阔的苏俄帝国，并且远远超过诗歌本身，以俄国新圣地的名义召唤新的世纪。 俄罗斯“墓地——圣地”的革命性魅力，在于它对诗人与帝国、精神与权力这一“永恒矛盾”持续抗衡的意志，在于它对真正永恒中事物的殉情和钟爱，在于它对生命存在和价值理想生死与之的虔敬、纯正、天真和圣洁。 当时或许还存在着另一条道路：进一步改变我们文化面貌的道路，废墟和碎石、抽象派、窒息呼吸的诗学。我们抵制了这一条道路……因为那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世界大国中，这个半亚细亚式的东方大帝国，产生不了自己的荷马和但丁，对诗人的镇压却史所空前。 帕乌斯托夫斯基在死前一年，即一九六七年对苏联的出版状况深为失望，“一些微不足道的书籍被当成杰作……而最优秀的作品却被打入冷宫，直到写出这些作品的二十五年之后才重见天日。这种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假如象普拉东诺夫和布尔加科夫这些作家的作品写完后就能和读者见面的话，那么，我们所有人的思想就会比现在不知要丰富多少倍了。” 二十年前，苏俄持不同政见者罗·麦德维杰夫写道：“M·布尔加科夫、M·茨维塔耶娃、B·帕斯捷尔纳克、O·曼杰施塔姆、A·阿赫玛托娃这样一些作家和诗人，他们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又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信徒，可是他们的作品却丰富了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作家的许多著作只是在作者死后才问世，而某些作品直至今日尚未出版（至少未在苏联出版）”。在麦德维杰夫看来，苏联社会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背离，首先就是禁止和取缔言论和出版自由，在苏联，自斯大林时代以来书报检查机关多年的统治，对于文学艺术，对于一切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以及对于全民族的个性与道德，必然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患”。他引述马克思的话说，“起败坏道德作用的只是受检查的出版物。最大的罪恶——伪善是同它分不开的；从它这一根本劣点派生出它的其它一切没有丝毫德行可言的缺陷，派生出它的最丑恶的（就是从美学观点看来也是如此）劣点——消极性。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就是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社会生活，变成一群只顾私人生活的人。” 二十世纪俄诗人迎头撞上的远不只是国家书报检查局，而是整个敌视精神自由的意识形态帝国，诗人遭遇的是这样一种逻辑：言论、写作、思想、艺术，一切精神活动都是帝国内政和帝国“主权”。 曼杰施塔姆在监狱里向祭司们喊道：你们得放我出去！我生来不是蹲监狱的！这对于狱吏们和帝国领袖都是十分稀罕的声音。诗人对“新的历史形势”并不抱公然敌视的态度，但是，他对“精神自治和向美学皈依”的人生抉择，正是二十世纪俄国最严重的罪行。布罗茨基反映出，自从浪漫主义以来，便有诗人同暴君对抗的概念，“如果说这在历史上曾属可能，现在则纯粹是梦呓：暴君再也不会提供面对面较量的机会”。诗人遭殃的原因是语言上以及通过暗示表现出的心灵的独立倾向和对真正永恒事物的依恋。一首歌是不服从的语言形式，它的韵律挑起的质询远远不限于具体的权力哲学，它究诘整个存在秩序。它遭遇的迫害是绝顶荒唐而又不难理解的。 为了写作走向冥府，成为许多俄国诗人的典型命运。布罗茨基描绘的曼杰施塔姆的命运是出版自由与诗人之间最离奇的事件： 我不能不说，他是一位现代俄狄浦斯：他被遣往地狱却再也没有归返。他的寡妻在占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东躲西藏，将一只暗藏他诗卷的平底锅握在手中，夜深人静时默默背诵他的诗歌，时刻提防手执搜查证的复仇女神闯入内室。这是我们的变形记，我们的神话。 布罗茨基本人被作为“寄生虫”判刑五年。当他在法庭上称自己是“诗人和翻译家”时，竟惹得审讯者们哄堂大笑。 像爱伦堡这样的“最低纲领派”人物，几乎一生都在重新习惯帝国反复无常的出版气候，生存自卫的本能和按内心写作的冲动构成他的作品的基调，直到晚年，他还在回忆录的结尾处追问：明天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在名为《人、岁月、生活》（其中主要部分在他死后由地下刊物《萨米兹达特》刊载）的多卷集回忆录中，他深感俄国诗人的危难：“在宽阔的甲板上，我们哪一个人没有摔倒、没有呕吐、也没有发出过怨言？这样的人不多，这是那有着老练的心灵，能在晃动下兀然不动的人。”他对他死后才能看到他的书的未来读者们央求道：“我请你，别思索到底。打断这声音，让记忆瓦解，让苦恼崩裂，让人们娱乐。生活要象酗酒一样，一口喝光便沉睡不醒……，我求你发发善心，别刨根问底，也别再提和理会我们生活里发生的一切。” “写作”——“生活”、“缄默”——“说出”、“获得”——“放弃”之间，在俄国，成为“生”与“死”的选择。谁也不敢说，仅仅由于上一世纪诗歌前驱们的遗产，二十世纪俄罗斯诗歌就能躲过灭顶之灾。而俄罗斯诗人的启示性在于，他们始终没有屈服这一貌似永恒的命运；他们最终超越了这一悲剧的极限；他们以自己的“写作”，更以自己的“生活”在二十世纪俄罗斯历史试卷上签了名，“刻痕”很深；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升华和圣化了二十世纪最骇人听闻的悲剧，把罪恶和苦难领到全人类良心的审判席上，有力地缩短了俄国和人类的刑期。在对悲剧命运的态度上，我们远未达到俄国诗人那样清醒、自觉和坚定的高度。 正是把生活与写作上升到生存与死亡这一人类基本问题的立场，使俄罗斯诗人从整体上远在中国诗人之上。对于俄罗斯诗人，唯一阻止他们写作的，只是他们有愧于上一世纪的先驱诗人，只是他们的生命尚未抵达黑暗的尽头，只是他们的语言尚未建立能够覆盖遍布帝国的古拉格群岛，尚未穷尽人类命运在俄国的独特道路的艺术形式，也只是他们个人的精神尚未突破恐惧和内心危机而震惊世界。 面对同样——甚至更为惨烈——的悲剧命运，俄罗斯诗人坚持住三种主要的伦理和美学原则，以最终实现对命运的控制和矫正：对极限、纯净和绝对境界的高贵感和激情，对祖国和时代的忠诚和对人类苦难、尊严、自由和未来的道义责任感。 帕斯捷尔纳克衷心推崇茨维塔耶娃，认为她比阿赫玛托娃“更伟大”，“在虚伪做作的年代里，她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那是人道主义和古典主义的声音”，这位女诗人“具有男人的魂魄”，能忍受最彻底的寂寞，“她与日常生活的搏斗，给了她勇气和力量。她奋力追求并最终达到了完美的纯净”。 俄国文学史家马克·斯洛宁用了最美好的不适宜于文学史的字眼盛赞茨维塔耶娃，他描写了女诗人优美绝伦的高贵仪表和气质，她的悲惨遭遇、无与伦比的语言天赋和诗歌技巧，她对普希金的钟爱和与帕斯捷尔纳克柏拉图式的恋情，而她身上最令人震慑的，却是心灵深处的激情，“她从来没有保持中立或冷漠的态度，而总是似痴似狂地热爱或憎恶某件艺术作品或某个人。她特别喜欢的格言之一是：‘文学是靠激情、力量、活力和偏爱来推动的。’”她似乎要体现和表达出运动着的永不宁静的自然力，一股冲破人世牢笼永远向上的浪潮。她常常把最微不足道的小事变为激动人心的、强烈非凡的诗意，“她意识到，自己过分的热情和憎恨使她必然走向生命的极限，在这个锱铢必较的世界上，我对我过分的感情激动该怎么办呢？” 正是这种激情，把茨维塔耶娃推向生活的绝境和写作的巅峰。布罗茨基指出，在“惟有通过文学才能了解自己”的俄国，对茨维塔耶娃的作品“采取扼杀、打击或是不闻不问不承认的态度，这简直是对这个民族的未来犯罪！”（年，女诗人曾在巴黎出版了诗集《离别俄罗斯后》，这是她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而俄国侨民文学界对此却只字未提，在苏联，她的作品被禁止发表长达三十年之久）。他向世界为女诗人大声辩护： 她不是怪戾的诗人——二十世纪的俄国诗歌里听不见比她更富激情的声音了。 帕斯捷尔纳克在其死后发表的自传性随笔《人与事》中严格限定了写作范围，“我的随笔的开头部分到这里为止。我不是把它拦腰截断，而是有意不将它写完。我把句点正好写在我当初想写的地方。……这里所写的东西，足以使人理解：生活——在我的个别事件中为何转化为艺术现实，而这个现实又如何从命运与经历之中诞生出来”。当他提到几位自杀诗人时，便感到自己尚未找到最恰当的形式和语言，“生活已经变得过于沉重，过于复杂”，他相信，对他来说，“抒情诗已经不能表现我们经验的广博”。帕斯捷尔纳克表面的沉默，只是因为“写下去，过于艰难”。要写的是一个过去时代诗人未曾预言和想象过的、对人的坚韧、尊严、勤劳有着严峻考验的世界，只是因为： 写它，应当使心停止跳动，让毛骨悚然。用千篇一律的老一套手法描写它，写得不能打动人心，写得比果戈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彼得堡索然无味——不仅没有意义、没有必要，而且这样写——卑鄙下作，厚颜无耻。 我们离理想还差得很远。 而这时的帕斯捷尔纳克已经找到了“小说”这一形式，“重新创造一个完整的历史时代”：他正临近完成《日瓦戈医生》。他在逝世前一年对一位美国诗人说：“当我写作《日瓦戈医生》时，我感觉对我的同代人欠有一笔巨债。写这部小说正是为了还债。这种负债感在我缓慢的写作过程中变得一发不可遏制，在那以前，我多年仅仅从事诗和国外作品的翻译，我有责任通过小说评述我们的时代——遥远而又恍若眼前的那些年月。时间不饶人。我想将过去记录下来，通过《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赞颂那时的俄国美好和敏感的一面。那些岁月一去不返。我们的父辈和祖先也已长眠不醒。但在百花盛开的时候，我可以预见，他们的价值观念一定会复苏。……我不知道《日瓦戈医生》作为小说是否获得了彻底的成功，但即使它有各种各样的缺陷，我仍然觉得比我的早期诗歌具有更高的价值，内容更为丰富，更具备人道主义精神。” 到了索尔仁尼琴身上，按内心生活、写作达到了新的明晰和广阔。他与托尔斯泰一样，毫无个人目的，把文学看成俄罗斯和人类的共同事业。《古拉格群岛》就是献给那些“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他在这部旷世奇书最终完稿时写道：“我多次提笔写它，又多少次搁笔了。因为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找到答案：到底需不需要由我独自来写这样一本书？我的力量能坚持到什么程度……我明白了：既然此事注定要由我来做，我就有义务去完成它。我停止了本书的写作并不是我认为本书已经完成，而只是因为我自己再没有更多的精力写它了。即使是现在这样一本书，能够完全完稿也使我十分惊奇。我曾多次想过：不会让我写完的。” 茨维塔耶娃“最终脱离了俄国文学的主流”，她和时代失之交臂，而这并不是她自己“深思熟虑的追求，而是迫不得已，由外界的因素，诸如语言的逻辑、历史环境，她同时代人的素质等等造成的结果”，她只能“忠于自己”，她是“自己的囚徒；这种堡垒比彼得——保罗要塞还要牢固”。就是在这种孤绝状态中，女诗人仍然以精神的纯粹和内心激情战胜了把她碾为粉末的帝国，“这位诗人虽然和她周围的生活相隔如此遥远，却用了最革命的诗体和富有挑衅性的革新；因此，比起那些试图徒劳地用政治约束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桎梏来驾驭诗歌并遵循政党的路线的御用诗人来，她就更真实和更深刻地代表了她那个时代的精神”。今天，帕斯捷尔纳克的预言终于应验： 她的作品的出版对俄罗斯诗歌将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和伟大的发现，这一姗姗来迟的礼物必将立即充实并一举震动俄国诗坛。 苏联帝国终于在这位女诗人遗骸面前放下它的权杖：一九六一年，诗人七十周年诞辰之际，出版了她的诗选，四年之后又出版了一本厚达八百页的诗集。无论在东方或西方，茨维塔耶娃都彻底战胜了死亡，进入不朽的大师之列。 如果说茨维塔耶娃是孤独精神高翔于帝国疆域的罕见的事例，帕斯捷尔纳克则是在从俄国历史中去寻找抵御新帝国的俄国的普鲁斯特。他代表着那个优雅、困惑、忍受和过时的俄罗斯。美国历史学家休斯认为，帕斯捷尔纳克在官方压力下低了头，包括他在一九三七年写信帝国元勋丧妻悲哀的举动，都是因为他被帝国视为“苏维埃以前的残余”，“他的声音是旧时代的声音：这是他的反抗所以失败的原因之一。可是他的经验教训在年轻的一代中并未消失”。 对于索尔仁尼琴这一代人，诗人与帝国的对峙已不再是力量悬殊的较量了。因为索尔仁尼琴是在死亡带上为自己挣到了国际性的写作声誉，“他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成熟的作家，一个经历过战争的强劳营的老战士，是一股不屈不挠的道德力量”。索尔仁尼琴把自己的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词命名为《为人类而艺术》： 我深知自己责任之沉重。借用弗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的话，便是： 让我们手挽手围成一圈， 完成我们沉痛的使命。 在集中营疲惫的长期徒步行军中，在冰冷的寒夜里，点点孤灯透过黑暗偶尔照亮了囚徒的队伍。不只一次，我们渴望着，要向世界吐出长久哽塞在喉头的郁结，希望这世界能听到我们之中任何人的申诉。此刻，我们心里非常清楚，代表我们的这位幸运使者，他只需放声呐喊，整个世界必将报以回应。…… 最堪嗟者，莫若许多默默无闻的同道，生前竟未有发表作品的机会。整个民族的文学，随他们一道远远掸落在后，掩埋之时，竟无棺柩墓志，被剥得赤条条地，只除却系在足趾上的一只号牌。但是俄罗斯文学并没有断气，只是从外面望去一片荒凉景色罢了。…… 然而世间最悲哀的，莫过于一个民族它的文学命脉为暴力所斩割。这和禁止“言论自由”不同，乃是桎梏民族心灵，和民族记忆的割除。……像阿赫玛托娃和礼米亚京这样的文学天才如果一生被活埋了，要他们在坟墓里默默地创作，对自己的作品不闻丝毫反应，这不仅是他们自己的不幸，同时也是所有民族的悲哀，对所有国家而言，更是一种危险的威胁。 朋友们！倘若我们仍有丝毫价值可言，让我们携手完成此一使命吧。在阶级、运动、党派所撕裂的国土里，有谁自始便关心人类的统一？这基本上是作家的责任：我们是民族语言的代言人，是结合民族并从而结合世界使成一族的主要维系力，可能的话，更是人类崇高灵魂的表征。…… 朋友们，这便是为什么我认为在世界正面临空前残酷的考验之际，我们能帮助它的地方。我们不应妥协束手待毙，我们不应空度岁月、沉沦在无意义的生活里，我们应该走出来参加战斗的行列…… 在帕斯捷尔纳克之后，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俄罗斯文学的整体写作从未中断。索尔仁尼琴一九七四年被驱逐出苏联之前，曾在地下状态阅读了卡拉万斯基的《请求书》、马尔琴科的《我的供词》、布罗茨斯的《长短诗》、尤里·艾亨瓦尔特的《在刀口的锋利面》、阿马利尼克的《被迫的西伯利亚之行》以及曼杰施塔姆的遗孀娜杰日达·曼杰施塔姆的回忆录《一线希望》、楚科夫斯卡娅的回忆体小说《严峻的历程》、瓦拉姆·沙拉莫夫的《科雷马河的故事》、叶甫盖尼·金斯堡的《进入旋风》等作品后预言道：“将来一定还会浮现出更多这类著作，因为俄国不久就将进入一个言论自由的时代！” 在五十年代俄罗斯大地仍然冰封雪闭时，索尔仁尼琴在铁丝网后面写道： 我知道，我并不是惟一这样做的人；我知道，我已经接触到了一个伟大的秘密。在古拉格群岛分散的一个个小岛上，在同我一样孤独的胸腔中，这个秘密正在人不知鬼不觉地成长起来，为的是在未来的年代，也许是在我们死后，显露出它的威容，汇成整个狂涛怒吼般的俄罗斯文学。 一八六七年十月，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鲁宾斯坦为托尔斯泰举办的专场音乐会上，当弦乐四重奏弹出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如歌的行板”时，托尔斯泰突然啜泣了，柴可夫斯基本人深受感动。托尔斯泰此时正写完《安娜·卡列尼娜》后半部，从“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转向他那著名的内心危机： 我懂得了，它不是偶然的病痛，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这些问题不断发生，答复它们乃是必需的。问题似乎是一些愚蠢的、简单的、孩子气的，可是我一碰到它们，尝试着要解决它们，我立刻肯定了（一）它们不是孩子气的，不是简单的，而是最重要的，最深刻的人生问题；（二）我尽力试图解决，但我决不能解决它们。 索尔仁尼琴在分析二十世纪俄国的悲剧时问道：这个狼种——它在我们人民中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不是我们的根子上长出来的呢？是不是我们的血统？ “这是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我们诚实地回答的话，是我们的。” 俄罗斯伟大忏悔精神在半个多世纪的苦难里支撑着俄国诗人的生命，使他们从内心认识到罪恶和邪恶的根源，从而祛除狼种。“在一颗心的生命过程中，这两条线交混在那里，有时为得意扬扬的恶所挤满，有时则为苏醒起来的善腾出地盘。同一个人，在其不同的年龄，在不同的生活处境下——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时接近于魔鬼，有时接近于圣者。苏格拉底给我们的遗言：认识你自己！……民间谚语说，从善到恶，一念之差。”索尔仁尼琴作为在精神道德上比帕斯捷尔纳克等纯诗人更为纯洁、优秀的俄国知识界无可争辩的代表，在古拉格群岛的苦难中心把十九世纪俄国忏悔精神提升了一个世纪的水平，他发现： 善与恶的界限并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穿过，在一切人的心中穿过。这条线在移动，它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摆动；连被恶占据了的心中也保持着一小块善的阵地。连在最善的心中仍保留着一个——尚未铲除的恶的角落。 自那以后我终于懂得了世间一切宗教的真谛：它们是与存在于每一个人内心的恶作斗争的。世界上的恶不可能除尽，但每个人心中的恶却可以压缩。 自那以后，我终于懂得了历史上一切革命之虚妄：它们只消灭各时代的恶的体现者，而在匆忙扰乱中也不加分辩地消灭着善的体现者——至于被更加扩大了的恶的本身，它们却当作遗产继承下来。 “认识你自己！”对自身的罪过、失算和错误进行触及痛处的思索最能促进我们谅解一切的觉悟。在这样的思索中绕过了几个艰难的、需要走许多年的圈子之后，每当别人对我说起我国大官们的冷酷、我国刽子手们的残忍，我总回想起带着大尉肩章的我，回想起我的炮兵连在炮火纷飞的东普鲁士土地上进军。于是我说：“难道我们——比他们好吗？” 从普希金开始，俄罗斯诗人就是拉着苦难俄国艰难前行的马。无论是整个俄国文学界，还是在诗人个人身上，总是圣徒拉着天才的手，殉道者扶着歌者的肩头，哲人劈开诗人脚下的荆棘。 俄国诗人按勃兰兑斯在《俄国印象记》（）中所说，其气质是“伟大的、愁郁的、富于极端性的”。这一切都深深地植根于俄国整个独特的生存环境与传统之中。这些特点概括起来就是：地理环境、民族关系、宗教信仰和帝国主义。 俄罗斯的地理环境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一，如美国俄罗斯历史学家亨利·赫坦巴哈所说，俄罗斯人民在大草原上继续生存并且终于征服这个大草原，是历史上伟大的给人深刻印象的事件之一；没有自然屏障的茫茫的草原“瀚海”不仅激发了一个远达天涯海角的冒险精神，而且形成了俄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二，俄国在欧亚大陆所处的中心地位允许并且甚至鼓励它朝着相反的方向——欧洲和亚洲——退却和扩张交替更迭。西方史学家一致认为，这两点是形成和推进俄罗斯救世主义和帝国扩张主义的主要本质因素。 历史的发展也极为巧合地助长了地理因素的影响，自从一四五三年拜占廷垮台以后，势力极大的教会僧侣集团就开始传播“莫斯科是新的上帝城，是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继承者”这一概念；修道院院长菲洛费声称，上帝的历史明显地指向莫斯科，俄罗斯将要实现上帝的绝对意志。莫斯科的王公贵族，外交官，僧侣和一般民众，至此开始把自己看成新的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同时，沙皇在把自己与罗马凯撒的概念联系起来以前，早已同金帐汗的遗产联系起来了。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伊曼纽尔·萨尔奇斯扬兹指出“如果莫斯科国的统治者作为罗马皇帝的后裔和拜占廷皇帝神圣的继承人向西方推进的话，那么他向东方推进，就是作为那个伟大的蒙古人的欧亚帝国的汗的继承人”。于是，帝国诗人费多尔·丘切夫赞颂道： 在面貌改观的拜占廷土地上 基督的圣坛将重新被奉祀 于古代索非亚的殿堂！ 啊，俄罗斯的沙皇 跪倒在圣坛的面前吧， 于是起而为全体斯拉夫人的沙皇。 在欧洲十八世纪启蒙主义的近代民主政治被普遍接受以来，在俄国却发展出另一种独特的世界主义和未来图式，即俄罗斯的特殊命运和使命。亚历山大·赫尔岑，这位十九世纪俄国最渊博的思想家和西欧通，认为“斯拉夫主义或俄罗斯主义不是理论或学说，而是受到伤害的民族感情……，即对外国影响的一种反作用，而这种影响从彼得一世最初让人们剃胡须时候起就存在了。” 自从普希金在一九三一年写了《给诽谤俄国的人们》一诗后，俄国诗人就深深地卷入俄国命运的旋涡之中，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亲斯拉夫主义发挥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群魔》中，他为俄国的民族主义下了一个完整的、独特的定义：“对我来说，人不过是个俄国人，上帝不过是俄国的上帝，习俗不过是俄国的习俗而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民族主义使命感，最典型地代表了俄国救世主义精神，他借他的旧我沙托夫说出：“如果一个伟大的民族不相信真理只在于此，如果它不相信只有它才能而且已经被选定靠它自己的真理使每个人上进并得救的话，那么它就立即成为人种志的材料，而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能甘心于它在人类事业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而是经常地和专门地扮演主要的角色。” 这不是有关我或您的人格问题，而是不仅比我，甚至比您也高得多的问题：这种关于真理，关于俄国社会，关于俄国命运的问题。……普希金只写了两三首忠君的诗，穿上了宫廷侍从的制服，立刻就失去人民的爱戴！ 整个十九世纪，俄国诗人的苦难都可以归因于作为俄国诗人共同遵奉的俄罗斯弥赛亚主义与邪恶、专制的帝国权力的矛盾。俄罗斯弥赛亚主义，也就是托尔斯泰圣寺的“绿枝”秘密： 即使我们从来没有听到它被解释过，或者试图自己去解释它，在我们心中都有一种对基督教根本教义的内在的深刻信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同一位父亲的孩子，是的，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不论我们在何处居住，不论我们操着何种语言，我们都是兄弟，只服从于我们共同的父亲在我们心中植下的爱的律令。 在我们的地球上，我们确实只能带着痛苦的心情去爱，只能在苦难中去爱！我们不能有别的方式去爱，也不知道有其它方式的爱。为了爱，我们甘愿忍受苦难，我希望，我渴求流着眼泪只亲吻我离开的那个地球，我不愿，也不肯在另一个地球上死而复生！ 克鲁泡特金在本世纪头一年谈到俄国文学的命运和理想时，认为，托尔斯泰那句话“最好的艺术是人人懂得的”，虽然在艺术上甚成问题，“却是一种伟大的理想的根苗”，他预言说，在新的世纪，“是在被人发扬光大的”。 十九世纪俄国诗人的“放逐、牺牲和死亡”，居于世界各国之首，二十世纪俄国诗人的死亡率（包括自杀率）则达到一种整体的、纪念碑群的程度。 二十世纪俄国弥赛亚主义受到其本质迥然不同的因素（国家至上、领袖崇拜、科学理性、历史规律和高度世俗化的意识形态，等等）的强力改造，其结果当然首先是整个自由俄罗斯文学界的消失，其中尤为引人深思的是几位怀着俄国传统弥赛亚主义情怀的诗人献身新帝国时出现的自杀悲剧，换言之，是他们与新帝国决裂后对俄国诗人本性的弥赛亚情结的回归。 年轻的叶赛宁是继勃洛克之后第二位在二十世纪新帝国内自杀的诗人，他“曾站在十月革命一边，是最激进的同路人”，但他很快发现新帝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摧绞他的“大自然母亲”，他在最后一首诗中写道： 我不是个“新人”。我一只脚踏地过去…… 由于痛失诗人本性而以死向所属弥赛亚主义传统回归，这是二十世纪俄国诗人独具的生命景观。其中最圣洁、纯正的回归是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写道：“她在惊恐中躲避起来，在恐怖面前她不知所措，便仓皇躲进死亡，她把头伸进绳套，如同把头埋在枕头下一样。”自杀者还有帕奥洛·亚什维里、伊萨克·巴别尔、亚历山大·维坚斯基……帕斯捷尔纳克在追问二十年代以后几位俄国第一流诗人自杀的原因时，认为他们： 对自己表示绝望，抛弃了过去，宣告自己破产，认为自己的回忆已经无用。这些回忆已经不能接近这个人，不能拯救他，也不能支持他。内在的连续性遭到了破坏，个人结束了。也许，不是出于恪守决定，而是忍受不了那不知属于何人的烦恼，忍受不了没人感到痛苦的痛苦，忍受不了这徒然的、令人绝望的期待，而最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由于这种“内在连续性和回忆”的中断，俄国诗人丧失了自己的本质，帕斯捷尔纳克深知，“他们的痛苦是笔墨难以描绘的，他们的痛苦使忧愁变成一种心病。他们的才能是值得钦佩的，他们的行为是值得纪念的，除此之外，让我们怀着同情的心，再在他们所蒙受的苦难面前低下头颅吧！” 至于苏俄帝国最成功受宠的诗人肖洛霍夫，当他对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进行攻击，以及他对持不同政见的作家和其他被镇压的受害诗人采取敌视态度时，苏俄知识界对他则采取了沉默的鄙夷态度。一九六六年，肖洛霍夫在苏共党的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咒骂被判苦役的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指责对他们的判决“太温和”，说是如果在二十年代，他们早被处决了。这种公然站在帝国对诗人的暴力政策一边的行径，“大大损害了肖洛霍夫在国内外的声誉”。女作家丘科夫斯卡娅在公开信中，“谴责肖洛霍夫背叛俄国文学最优良的传统，扮演了歪曲真理、用谎言代替正义的残酷检查官的角色。”文学界对肖洛霍夫是《静静的顿河》的真正作者这一点也提出了问题，一九四三年，这位苏俄帝国文学泰斗的档案与几年前高尔基和几年后法捷耶夫的档案一样被销毁。 苏俄诗人对二十世纪难题的消解，首先是继承了十九世纪人道主义的伟大传统，直接与帝国抗衡。 一八八一年和一九○一年，托尔斯泰两度致信沙皇，公开抨击“历代沙皇都是怪物和疯子”，指责帝国“坚持对俄罗斯人民施行暴行”，声言“独裁是一种过时的政府形式”。 索尔仁尼琴在一个世纪后发出《致苏联领导人的信》，他警告统治者们：“全部世界历史证明：建立帝国的人永远是要遭殃的。大帝国的目的和道德高尚的人民是不相容的。……你们神圣的愿望：希望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体系不要改变，永远存在下去。但是，这在历史上是没有的，每一个制度，不是发展，就是衰落。”在这封信的结尾，索尔仁尼琴写道：“在俄国历史面前，我对这封信将担负重大的责任。但是，如果不承担寻求出路的责任、无所作为的话，那么责任就更大了”。（萨哈罗夫和很多俄国知识界代表人物都认为，这位“唯一活着的俄罗斯文豪”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政治论断是过时和有害的。而我们看到，索尔仁尼琴在体现出强大的道德责任感时，也别具犀利的历史眼光，苏联帝国不可避免的解体这一根本事件，正是索尔仁尼琴关于俄国命运的思想的核心。） 萨哈罗夫则在更早一年就人权、信仰自由、政治迫害、民族纠纷、国际裁军和外交等问题阐述了与统治者们大不一样的观点，他对俄罗斯人民的未来提出的希望是：“现在，我比以前更加感到，在无法控制的剧变和悲惨的动乱之中，维护人格的惟一真正保障是人的信仰自由、道德上求善的倾向性。” 即使在俄国最无畏、最彻底的作家和诗人与帝国坚定对峙时，他们也表现出传统弥赛亚精神所包含的对人的宽容和基本的尊重态度。 索尔仁尼琴在他的公开信中一开始就写道： 我希望世界各国人民都能得到安宁，越是近邻国家，越是依靠我们的国家，我越是热烈地祝愿他们。但是，我更关心的还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人民的命运。常言说，生地哪里，就关心哪里。更深刻地说，因为我们在那里经受了无比的痛苦。我写这封信是从下述前提出发的：你们也格外关心俄罗斯、乌克兰的命运；你们没有忘记自己的民族出身、自己的父辈、祖辈曾祖辈和自己辽阔的故土；你们不是属于任何民族的人。 俄国诗人从十九世纪末期，尤其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揭示的弥赛亚主义走向歧途的可能性中，从二十世纪反复的、漫长的和巨大的苦难中已经深知，一切苦难有更深的源头。 俄国二十世纪宗教哲学家舍斯托夫指出，不仅在俄罗斯，就是在欧洲，人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希特勒和斯大林式的“崇高”、“伟大”、“英明”的概念及其后果，已经被陀思妥耶夫斯基预感到了。这种预感的恐怖刻毒性，甚至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深受其启示的西方文学和思想界，对人本身根本失去了信心。 但是二十世纪罪恶和苦难的规模和性质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孤立的、充满内心冲突的、需要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天才为之苦心辩护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到了二十世纪已经繁衍发育成一种“新人”，一代“精英”，和使如萨特、艾雅、聂鲁达、庞德等西方诗人为之神往的“时代精神”！ 苏联警察首脑雅戈达及其同志们，每次洗澡前，都要向特意设置的圣像开枪射击，每次处决犯人后都要摹仿犯人临死前的可笑举动；索尔仁尼琴分析这些武装起来的制度化和体系化的二十世纪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们时指出： 麦克佩斯的理由是无力的——所以受到良心的谴责。雅戈达也只是一只小羊羔。莎士比亚的恶人们的想象力和气魄也就止于几十具尸体。……历代的世界文豪——莎士比亚也好、席勒也好、狄更斯也好——接二连三地给我们炮制出一些漆黑一团的恶人形象时，我们感到这在现代人心目中多少有点滑稽和笨拙了。他们的恶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恶人，意识到自己的灵魂是黑的。 “因为他们没有思想体系”，索尔仁尼琴认为，俄国二十世纪的悲剧就在于“从西方刮来的那股黑风”，“它折磨和伤害了我们的心灵”。 “思想体系！——它使暴行得到所需的辩解，使恶人得到所需的持久的坚强意志。那是一种社会理论。这种理论使恶人能够在自己和别人面前粉饰自己的行为，使他听到的不是责难，不是咒骂，而是颂扬和称誉。” “由于思想体系，二十世纪遭逢了残害千百万人的暴行。” “莎士比亚的恶人不能逾越的界限，有思想体系的恶人却能越过去——并且他的眼睛依然是清朗的。” 索尔仁尼琴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把希望寄托在俄国的传统的弥赛亚精神上： 巨人般的俄国具有许多精神上的特点和生活上的传统，完全可以在人类中寻求自己的道路……。今天，除了基督教可以医治俄罗斯的灵魂外，我自己看不到任何有生气的精神力量。索尔仁尼琴把俄国的重建寄托在他所称的正在俄国展开的“关键性过程”： 铁壳里面人们的心灵正在走向解放。这个过程在苏联已有二十年的历史了，在别的国家里它的历史可能短些。正成长着的新一代人，他们和邪恶作斗争的时候表现得百折不挠，绝不会拿原则做交易。为了不出卖良心，他们宁肯失去一切：工资、起码的生活条件、甚至生命。 被誉为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的《生存与命运》的作者、苏俄作家格罗斯曼，在目睹了两种极权统治在新世纪的罪行后，对“善”、尤其是“大善”提出了质询：“我看到了在俄国诞生的社会的善的思想那不可动摇的力量。我在农业集体化时期看到了这一力量，我在一九三七年看到了这一力量。我看到了人们怎样在如基督教理想一样美好和人道的善的思想名义下被消灭。我看到饿殍遍野的农村，我看到倒毙在西伯利亚雪地上的农家孩子们，我看到把成千上万的男女从莫斯科、从列宁格勒、从俄罗斯各个城市送到西伯利亚的列车，他们被宣布为伟大神圣社会的善的思想的敌人。……在那可怕的年代，人们打着国家、民族的荣誉和全世界的善的旗号干下了多少丧尽天良的事情！” 俄国诗人完全有理由因为斯大林在道德上对俄国人造成的损害，降低或取缔自己的弥赛亚主义，或者如萨特一类西方（尤其是当代法国）诗人那样，不分善恶是非，对人类采取一种旁观诅咒的姿态。正是这世纪性和全球性的、紧接在暴政和帝国的崩溃和末期的、由一批西方知识分子鼓吹的虚无主义学说的泛滥面前，俄罗斯诗人以一代一代的努力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诗人头上只“大量批发死亡的天空”，具有“远射程的心”、屈辱而死的天才密如“阴沉的有麻瘢的碎石屑”。纯正的俄国诗人自然会向苦难的最大和最后应承者——俄国伟大的拯救精神皈依。 一九四三年，阿赫玛托娃在列宁格勒监狱服刑时遇到一个女人。那女人“嘴唇冻得发紫”，完全有可能从未听到过女诗人的名字，“她从那种我们每个人常见的麻木中惊醒过来，把嘴唇凑近我的耳朵（那儿每个人都是低声说话的）问道：‘你能描写这儿的情形吗？’”阿赫玛托娃回答说：“我能。”于是，一丝朦胧的像是微笑的表情掠过了这张曾经是人的脸孔。 当阿赫玛托娃转向狱中的儿子时，被无情践踏的母性的绝望和对帝国的虚假永恒以及对善的最终胜利的信仰汇合成二十世纪苦难俄国一部无与伦比的史诗般的圣母颂和安魂曲的合奏，——“它已为全苏联和全世界噙着眼泪传诵”： 在弥赛亚精神沦丧的空前危局，诗人最先到场，以一首共同的诗把拯救精神凝结和升华为一个誓约，一项许诺，一次承担和一个秘密，借以和遥远的未来相遇。 布罗茨基明确地指出，《安魂曲》中众多的声音流露出来的同情，只能用诗人东正教的信仰来解释；其中的理解以及赋予作者辛酸的、几乎难以承受的抒情曲调的宽容，则只能用诗人独特的心灵，自我以及自我对时间的感受来解释。在历史发展的特殊阶段，惟有诗歌可能应付现实，它将现实紧缩为可以怀抱、可以倾听的某种事物，在这个意义上，“整个国家举起了阿赫玛托娃这个笔”，更重要的是，这使诗人能为全民族说话并启示给它一时尚难理解的东西。诗人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生命和精神的纽带，是人类在苦难和困境中如何辨识和寻找希望的候鸟，是见证、回音、安慰和预告的使徒。 伟大的宗教哲学家，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介绍给二十世纪西方诗人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于一九一三年返回俄国东正教怀抱。他宣称： 在俄国东正教中可以发现比西方基督教中更多的自由，更多的人类兄弟之情，更多的仁慈，更真的谦卑和更少的权欲。 别尔嘉耶夫坚信：“二十世纪俄国和德国发生的悲剧之格外强烈，是因为救世精神贬值为道德虚无主义，也是因为过度的沉默深深淹没了一切性灵之光”。
十九世纪俄罗斯哲学思想确实是沿着一条与西方理性（非理性）哲学全然不同的路向，并在牵涉俄国历史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同时，发展出独特的世界观，对人与上帝、精神、灵魂与尘世使命，通过象征、形象、直觉、内在道德把基督教的信、望、爱与希腊、罗马的真、善、美一体融为自己的弥赛亚主义。（作者瞬间诗人）
北极光·译酷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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