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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上微党课·党史周周学
第六章新政权巩固与社会主义改造一、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年10月1日下午两点钟，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首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和56名委员宣布就职。会议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政府机关，着手各项政府工作。会议决定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同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会议结束后，全体委员乘车前往天安门城楼，参加盛况空前的开国大典。下午3时整，首都30万群众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在国歌声中，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天安门广场上，群众顿时沸腾起来，掌声欢呼声响成一片。随后，毛泽东按动了电钮，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54门礼炮（象征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全体代表的54个单位）齐鸣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28个春秋）。随后，毛泽东主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接着，开始了盛大的阅兵式。朱德总司令检阅海陆空三军，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傍晚，北京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在这举国欢腾的日子里，新老解放区及一些大中城市也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新中国成立时，还有东南沿海、华南、西北、西南大片国土尚未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以雷霆万钧之势，展开全国大进军，以消灭国民党残余武装。经过一年的作战，截至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万余人，实现了除西藏、台湾和少数岛屿以外的全部中国领土的解放。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获得和平解放。在新解放区，人民解放军进行大规模的剿匪作战，歼灭土匪和武装特务余万人，使旧中国历史上遗留下来而为广大人民深恶痛绝的匪患得到根绝。至此，除台湾和一些沿海岛屿及香港、澳门外，祖国大陆全部解放。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举行会议讨论通过了政务院及其所属各委员会和各部、会、院、署、行的负责人。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各新解放地区迅即建立起临时的过渡性政权——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国民党的一切公共机关，维护社会秩序，帮助各地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地方人民政府。到年9月底，全国的大行政区、省、直辖市、省辖市和县，以及直到基层的政权机构基本建立起来了。为了贯彻《共同纲领》关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中央人民政府还在某些少数民族聚居区试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新政权建立后，党在总结东北和华北接管城市经验的基础上，确定对官僚资本企业采取“保持原职、原薪水、原制度”，由军管会完整地接收过来，尽快恢复生产，然后逐步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到年初，合计接管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余家，金融企业余家，这构成了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国营经济的主要部分。同时，人民政府通过管制、征用、代管、转让等方式，使主要的外国在华资本转归为中国国家所有。人民政府还废除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获取的在中国的经济特权，收回长期被帝国主义盘踞的中国海关，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和对外汇的管理，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经济等方面的利益。当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各项经费支出骤增，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极其困难。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成功进行了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重大斗争。针对当时非法买卖银元、外币的投机活动十分猖獗的情况，上海、武汉、广州等新解放城市首先进行了取缔银元投机的斗争，即“银元之战”。随后，针对不法投机商大量囤积生活必需品，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的情况，中央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粮食、棉纱、棉布、煤炭的集中调运，保证了市场供应，同时收紧银根，使投机商因资金周转失灵而纷纷破产，这就是有名的“米棉之战”。年3月，政务院决定统一全国财政收入、物资调度、现金管理，同时采取紧缩编制、清理仓库、加强税收、发行公债、节约开支等措施。这些措施收效明显，很快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物价日趋稳定。
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指出，要获得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创造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针对有些地区在对待阶级关系上出现的某些“左”的倾向，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强调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土地改革，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在这个复杂的斗争中，必须处理好同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不要四面出击，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七届三中全会闭幕以后，经济方面的一个重大举措是合理调整城市工商业。中央确定：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下，抓好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重点是调整人民政府和国营经济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关系。调整的措施包括扩大对私营工商业的加工订货和代购代销，调整税收负担，加强货币投放，帮助合法的私营工商业渡过困难，得到发展。经过合理调整后，国营工商业得到发展，私营工商业摆脱了困境，市场情况明显好转，工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城乡市场出现了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繁荣景象，整个国民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年，正当中国人民在恢复生产，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奋斗的时候，朝鲜内战爆发了。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开宣布美国武装援助南朝鲜，干涉朝鲜内政。同时，他还向国际社会发表了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侵略我国领土台湾。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组织联合国军援助南朝鲜，并授权美国组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决议。9月15日，麦克阿瑟指挥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75万多人，在朝鲜中部的仁川成功登陆，随之占领汉城，跨越三八线，向北挺进，占领北朝鲜首都平壤，并向中朝界河鸭绿江推进。朝鲜危在旦夕，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朝鲜党和政府向中国党和政府提出了出兵援助的请求。10月上旬，中共中央作出出兵朝鲜的决定。
为争取朝鲜战争地区化，不给美国对中国公开宣战以口实，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义出兵朝鲜。10月19日，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开赴朝鲜战场，毅然承担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重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人朝后，从年10月25日到年6月10日连续进行了五次战役，歼敌23万多人（其中美军8万多人），狠狠打击了美军的嚣张气焰，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使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迫使美国坐到谈判桌上来，开始和中朝人民进行停战谈判。从年7月，双方开始进行停战谈判。在谈判较量中，美国以“军事实力”配合谈判，致使朝鲜战争进入边打边谈、军事斗争与外交斗争交织进行的阶段。中朝人民英勇抗击，以阵地防御和运动反击相结合的作战方法，积小胜为大胜，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在中朝人民的联合打击下，年7月27日，美国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粉碎了帝国主义扩大侵略的野心，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使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这为中国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朝鲜战争爆发后，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分子企图里应外合，他们大肆散布谣言，进行种种破坏和捣乱活动，甚至袭击政府机关，残害干部和群众。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争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坚决克服已发生的、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严重的、右的偏向、正确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当杀者应即处以死刑，当监禁和改造者应即逮捕加以改造。随后，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起来。为了推动运动深入发展，准确、及时并迅速、坚决地惩治一切反革命分子，中央人民政府于年2月21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由于领导有力，政策明确，宣传深入，全民行动，到年3、4月间，运动进入高潮。到年10月，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共杀、关、管各类反革命分子万人，其中杀掉反革命分子70余万人。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上扫除了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曾经猖獗一时的匪祸以及许多黑社会势力基本上被肃清。我国社会秩序获得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地支持、配合了抗美援朝战争。
二、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全面展开在抗美援朝的同时，新民主主义改革也全面展开。——土地改革。根据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部署，从年冬到年春，新解放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尚有3亿多人口（其中有2亿多是农业人口）的地区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农村基层政权没有建立起来。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新解放区农村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确定土地分配的原则是：在原耕基础上抽地主的土地补贫雇农的土地，中农和富农的土地原则上不动；土地确实过多的富农，也要抽出相应的部分；贫雇农的土地要求满足后，少地的中农可适当予以照顾。从年9月开始，全国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地开展了起来。到年春为止，除新疆、西藏、四川、云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外，全国的土改运动基本完成。经过土改，全国大约有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总数约7亿亩的土地和大量的生产生活资料。——工矿企业改革。在旧中国，资本主义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封建主义残余势力和封建主义剥削方式。为了解放企业内部的生产力，把工矿企业改造成社会主义企业，发挥其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从年初开始，人民政府对各城市和各工矿企业开展大规模的民主改革运动。这一改革首先从煤矿工业开始，各行业各地区的民主改革运动随后迅速兴起。通过民主改革，打垮了城市的封建残余势力，调整了企业内部的生产关系，提高了工人的政治地位，激发了工人群众的劳动热情，推动了企业的生产和管理工作，为以后大规模经济建设奠定了群众基础，为顺利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婚姻制度及社会风俗改革。为了解除一切束缚生产力的枷锁，把妇女从封建婚姻制度的锁链下解放出来，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婚姻法》明确规定：“废除包办婚姻、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婚姻法还规定：“禁止重婚、纳。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任何人借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重要立法，它彻底废除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有力地推动了妇女和社会解放事业的发展，调动了广大妇女参加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也为调整和确定新型婚姻家庭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整党建党运动。取得全国性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环境和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胜利与执政的情况下，一些党员工作中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命令主义非常严重，一些党员干部经不起考验，腐化堕落，成为革命的败类。为了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整顿工作作风，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全党全军进行大规模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21日发出了《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以此为标志，全党全军大规模的整风运动逐步开展起来。这次整风的重点，是各级负责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内容是纠正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主观主义、骄傲自满思想、脱离群众行为等。整风的方式主要是学习文件，对照检查，进行总结。这次整党运动，历时三年，经过了共产党员标准教育、典型试验、组织整顿三个阶段。到年春，运动基本结束。有万党员在此次运动中离开组织，其中万被清除出党；接收万优秀分子入党。使党员由年的万增加到万，基层组织由24.6万个发展到30多万个。
——“三反”、“五反”运动。合理调整工商业，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于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等本质进一步暴露出来。他们采取行贿、偷税漏税等手段拉拢腐蚀国家干部，破坏国家经济建设。与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建设相配合，年12月，中央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运动采取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雷厉风行、抓住典型、严肃处理等方式，形成了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先后任过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张子善虽然对革命有功，但因堕落为大贪污犯，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判决，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判处死刑。到年夏，“三反”运动胜利结束。历时半年的“三反”运动，清除了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遗留的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
“三反”运动的深入，揭露出许多资本家的行贿、偷税等严重违法行为。年2月，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了一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发动群众揭发资本家的不法行为，并根据违法行为轻重大小以及违法性质，规定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到年6月，全国范围的“五反”运动胜利结束。“五反”运动的开展，有力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和实行民主改革的斗争。经过三年的恢复和发展，我国的工农业生产不论在规模、速度，还是在主要产品产量上，都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国民经济步入一个良性循环状态中。同时，党采取多种措施，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促进社会主义因素的成长，为整个国家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
随着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和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建立在没收官僚资本基础上的国营企业和新建国营企业力量的发展壮大、“五反”运动后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控制能力的大大加强，以及通过测算苏联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和参考苏联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毛泽东对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年9月24日，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说：“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之后，他又多次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到这个问题。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讨论和制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2月，中共中央批发中宣部拟定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对总路线进行详细阐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年，新中国即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年1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宣告：我国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把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逐步建设成为工业国家，是“一五”计划的基本目标。这一计划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这一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得到了苏联政府很大的帮助，经中苏双方谈判，确定苏联帮助中国兴建个项目，这是“一五”计划工业建设的中心。
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国亿万人民齐心协力，工业、基本建设、交通运输等各条战线捷报频传。年12月26日，鞍山钢铁公司大型轧钢厂等三大工程举行开工典礼；包头钢铁公司、武汉钢铁公司相继正式开始施工。年，中国第一座生产载重汽车的长春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中国第一座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中国第一座制造机床的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中国第一座生产电子管的工厂北京电子管厂正式投产。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青藏、康藏、新藏公路也先后建成通车。到年底，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各项指标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一五”期间工业建设和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实施，大大推进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土地改革完成后，中国共产党号召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要求：各级领导要按照积极引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发挥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提倡“组织起来”，逐步引导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到年底，全国加入农业互助合作组织，主要是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的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的40%。
年春，互助合作运动的步伐继续加快，一些地区发生了急躁冒进、侵犯中农利益、强迫命令、盲目建立初级社的偏向。4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组织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决定各地对上述冒进现象立即予以纠正。会后，各地对互助合作组织进行了检查和整顿，冒进倾向基本上得到纠正。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鼓舞下，到年春，全国初级社已经发展到10万个。到年底，互助组增加到近万个，初级社达48万个，参加互助合作的农户达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60.3%。
在合作社大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工作粗糙、粮食统购过多等原因，一些地方农民出现非正常的杀猪宰牛、不热心积肥和备耕等现象。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对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一次整顿，全国合作社缩减了2万个，初步巩固了65万个。年4月21日到5月7日，根据毛泽东多次讲话精神，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决定到年春季，农业合作社从经过整顿后保留的65万个发展到万个。但毛泽东认为发展的数字太少，他建议在65万个基础上翻一番，即达到万个。邓子恢认为：发展已经很快，存在问题很多，巩固任务还很繁重；农业合作化运动应该与工业化的速度相适应，发展不宜过快；各地干部领导水平和群众觉悟需要逐步提高，要求不能过快过急。为此，邓子恢始终坚持发展万个，即翻半番的主张。同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严厉批评邓子恢等人的“右倾”主义。会后，各地党组织纷纷批判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对合作化运动重新部署，各省市对初级社的指标层层加码。于是，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起来。到年1月，加人初级社的农户即达到全国总农户的80.3%。到年5月份，初级社刚刚建立尚未稳定，全国即有一半的农户加入到高级社。到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
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至此完成。
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同时展开。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应当重视手工业的指示》，指出：个体手工业者既是小私有者又是劳动者，要通过说服教育，引导他们在自愿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互助合作，由个体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把他们组织起来，逐步将他们纳入国家计划经济轨道。9月，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颁布以后，个体手工业的互助合作加快了步伐。11月20日至12月17日，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召开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提出了手工业合作化的三种组织形式：即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步骤是从供销入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生产改造。会议计划在年内，要使参加各种形式的手工业合作组织的手工业劳动者发展到90万人，生产总值增加10亿元以上。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报告》的指示》，各地党委和人民政府加强了对手加入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手工业改造的步伐大大加快。年12月21日到28日召开的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重点检查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要求在年至年两年内基本上完成手工业合作化的任务。此后，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出现了和农业一样的全国范围的手工业合作化高潮。到年底，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者达到多万人，占全部手工业者的91.7%。至此，基本上实现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就已经开始。当时采取在工业中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在商业中经销、加入，形成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年，通过“五反”运动，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部门大部分已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年6月，中共中央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概括为“利用、限制、改造”。同年9月，政务院公布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规定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应根据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可能和资本家的自愿，积极而又稳妥地进行。但是，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快速形成高潮的背景下，从年到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逐步加快，先是重点发展公私合营，接着归口安排、按行业改造。到年秋，全国许多地方出现了全行业合营的新情况，整个行业几十家、几百家工厂一起实行公私合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浪潮，也纳入涌澎湃之势席卷全国。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争取在年和年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
在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轰轰烈烈，工商业改造也汹涌开展的情况下，工商业者普遍受到震动。他们中的大多数认识到公私合营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作为一个阶级，也担心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为此，毛泽东连续两次约见工商界代表人物，就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举行座谈，周恩来、陈云也在座谈会上讲了话。随后，全国工商联召开执委会，学习毛泽东的讲话，听取周恩来、陈云的报告。经过学习和讨论，发表了《告全国工商界书》，号召全国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年11月16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之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开始出现“争先恐后跨入社会主义”的高潮。年1月10日，北京市首先宣布全部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到1月底，全国50多个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都相继宣布实现全市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到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到年，随着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继建立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之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也建立了。这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最主要的标志。
四、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文化、外交、党建工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根本的政治制度。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国民经济得到全面的恢复和发展，各地人民代表会议普遍建立，这为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准备了政治条件。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20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在年召开由普选方式产生的乡、县、市、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会议还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起草委员会，筹备召开全国人大事宜。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根据宪法规定，大会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和产生了国家领导人。毛泽东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等13人为副委员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从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国务院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国家最高行政机关。
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体系是新中国成立头三年党的重要工作之一。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强调所有学校都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的合理成分，借鉴苏联教育的先进经验，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教育。年8月，政务院发布《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决定在高等院校开设新民主主义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新政治课程。同时，为了使广大工人农民得到受教育的权利，大力发展工农教育，各地开办了工农干部补习文化学校，在农村兴办了各种夜校和扫盲学校。为了使少数民族人民接受教育和学习科学文化，在北京设立了中央民族学院，在各少数民族聚集区普遍开办了各种民族干部训练班和民族干部学校，为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培养干部。自年10月始，工农干部学校、各种补习班和训练班列入正规的学校教育系统之内，初级教育废除初小和高小六年学制，改行五年一贯制。年，开始对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原有的高等学校分别成为综合性大学、专门学院与专科学校三类，一些性质相近的院校，适当合并组建综合性大学。经过调整，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院校和专业得到加强，各级各类高等院校的性质和任务更加明确。教育制度的改革，使广大工农群众普遍得到了基础教育的机会，使整个国家的教育机关和各级各类学校成为为人民服务、为新民主主义建设服务的力量，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文化教育工作的直接承担者是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是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的重要条件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初，广大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很高，党在知识分子中广泛地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组织他们参加各种运动加入实践中接受教育。自年起，党在总结京津高校教师学习经验的同时，逐步开展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这一运动到年秋基本结束。虽然这次运动中有做法粗糙、是非界限不清等缺点，但总的来说效果是积极的。其中，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实际上也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一部分。讨论和批判这部电影，提出的不仅是如何评价武训这个历史的问题，而且引申出如何看待中国近代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道路。通过思想改造运动，大多数知识分子通过学习，克服旧思想，接受新思想，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为了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使加入干部群众脱离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党在思想文化领域还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这场批判运动是从批判“新红学派”权威专家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开始的，其导火线是年9月至10月，李希凡、蓝翎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中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批评。这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他热情支持两个“小人物”对俞平伯的批评。随后，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批判运动，从批判俞平伯的学术观点、研究方法，进而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这场全国规模的批判运动，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发生了广泛的影响。通过批判运动，知识界划清了与胡适思想的界限，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年1月，文艺界又展开了对胡风文艺纳入的批判。胡风是长期参加左翼文艺运动的进步的文艺理论家。年7月，他向中共中央递交了一份近30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对有关文艺理论问题和文艺界现状谈了自己的看法，反驳了年初林默涵和何其芳发表的批评文章，对党的文艺领导工作也提出了尖锐批评，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胡风的上述言论和行为，被认为是反党反人民的。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要求把这“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看待”。随着运动的深入，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变成了“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年5月18日，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等人被捕。这种把文艺思想的争论当作政治斗争来解决的方式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世界斗争格局中，新中国实行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的第二天，中苏两国就建立了外交关系，随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都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随着有计划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实施，中国亟需一个和平安全的国际环境。年4月，在苏联的推动下，中、苏、美、英、法及有关国家外长在日内瓦召开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中国派出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出席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经过中国代表团严肃的斗争和积极的外交活动，会议通过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这次会议为中国同西方国家的接触创造了条件。此后，中国与英国、荷兰两国建立了互换代办级外交关系，冲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封锁和禁运，打开了同西方国家接触的局面。为了保证周边环境的和平安全，中国非常重视同近邻国家建立和睦友好的关系。年12月31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是新中国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得到印度政府的赞同。年4月29日，这些原则正式写入中印会谈公报。同年6月，在日内瓦休会期间，周恩来应邀先后访问印度、缅甸。在中印、中缅总理的联合声明中，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倡议将此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得到了国际舆论的极高评价和广泛认同。年4月18日至24日，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这是首个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由亚非国家自己讨论保卫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等共同关心的问题的会议。在会上，面对帝国主义对会议的破坏阴谋及与会各国之间矛盾分歧错综复杂的情况，以及一些国家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怀疑和误解周恩来鲜明地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会议通过的宣言实际上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延伸。会议所体现出来的亚非人民反帝反殖，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促进世界和平的精神，被称为“万隆精神”。中国政府代表团在亚非会议上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显示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扩大了中国同国际上的联系，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一直注意加强党的建设和团结，并进行了整风整党以及“三反”等工作。但党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又发生了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重大事件。年底、年初，高岗、饶漱石先后从东北和华东党政最高负责人的岗位调到中央工作，高岗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这时，党中央正酝酿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年夏，在全国财经会议上，高岗发表种种无原则的言论，制造党内纠纷，会外散播流言，破坏中央威信，攻击中央领导人。同年秋，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饶漱石配合行动，进行反对刘少奇的活动。会后，他们到外地进行挑拨活动，煽动高级干部对中央的不满等。12月，毛泽东依照前例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高岗出面反对，并私自活动要求由他来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或副主席，还要改换政务院总理的人选。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揭露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揭发批判了他们的反党分裂活动，并一致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分别召开关于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继续揭发他们的阴谋活动，同时等待他们觉悟，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挽救。但高岗以自杀而自绝于党和人民。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所担任的一切职务。通过这次斗争，维护了党的团结，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受到教育，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顺利贯彻提供了重要保证。年到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彻底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顺利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最终在中国确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
（备注：学习内容节选自《中共党史—简明读本—》（华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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