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云山传奇编剧鲁彦周之女细述天云

在中国电影百年尤其是安徽电影的发展历史上,无论从哪种角度,1981年拍摄放映的《天云山传奇》都是一部不能被遗忘的电影。无法遗忘,是因为它真实记录了整整一代人因为“反右斗争扩大化”所受的伤害。导演谢晋后来回忆,《天云山传奇》首映时,影片结束了差不多一分多钟才响起掌声,人们心情沉重。历史同样沉重。幸而《天云山传奇》,让人们相信,严冬过后,必将迎来一个繁花灿烂的春天……

为《清明》创刊发力

往事悠悠,忽然间就涌上心头,宛若轻风吹过,飘下了一地昨日的落叶。

1979年的一个秋日,我正坐在办公室里阅稿,《安徽文学》主编江流先生走了进来。江流既是我的领导又是我尊敬的长者,他工作作风严谨,平时不苟言笑,对己对人都要求比较严格。他很严肃地问我:“你父亲的《天云山传奇》稿子你看了吗?”我答看了。他再问:“你觉得写的怎么样?”显然他是经过深思熟虑,并不需要别人回答,接着又说:“这篇小说很深刻,很震撼,这个题材还未有人写过,这篇小说出来后会引起轰动的,如果能给我们《安徽文学》发最好。”这似乎不应该是个难题吧,我想,等回家时请父亲把稿子给我们编辑部就是,在哪儿发不都是一样?

冯晴岚冒雪把重病的罗群拉回自己的住地

谁知这还真成了难题。江流此前也跟父亲说过,然而父亲在动笔时便已应承了一定要给《清明》创刊号的。

当时,日后成为全国文学重镇的大型文学期刊《清明》正在筹办,即将出版的创刊号就不同凡响,推出了三篇重头文章压阵:丁玲的《在严寒的日子里》,陈登科、肖马的《破壁记》和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江流先生以他深厚的学养与敏锐的眼光看出了这篇小说将会产生的影响。消息传出很快,稍后,时任上海市作协书记的作家吴强也打来电话,想把稿子要去在《收获》杂志上刊登。父亲虽然心动,但依然没有改变对《清明》的承诺。

历史成就了传奇

1978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深深地楔入中国历史记忆的深处。那一年,“打破思想的牢笼”是从中国执政高层到普通老百姓都在讨论的议题,社会上各种观点的交锋异常激烈。在这一背景下,《清明》创刊号刊载的《天云山传奇》,立刻在读者中引发震动,有拍案叫好者,也有的感到写得太过尖锐了,一时洛阳纸贵,议论纷纭。中国作家协会负责人冯牧的看法就很有代表性,他专门从北京打电话来,说老鲁你的胆子太大,敢在小说中接触这样的问题。表示看过小说后感觉很好,但同时也相当担心,冯牧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高层就有人持反对的意见,认为这篇小说是否定党的领导,要追查鲁彦周其人。那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社会上的极左思潮还极其严重。对于各项拨乱反正工作,包括为错打的右派平反都阻力甚大,甚至连邓小平出山,也不乏相左的态度。其时,爸爸的心里自然也是有些忐忑的。

客观地说,即使这时,包括作者在内的人们也很难想像,《天云山传奇》将会产生随之而来的那么更加具有震撼性的社会轰动。更大的轰动是在被拍摄成电影之后。《天云山传奇》能够被拍成电影,功不可没的第一人是当时的上影厂厂长徐桑楚。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年景里,要把这篇小说搬上银幕,不仅需要艺术造诣、政治远见,同时还必须拥有极大的胆识和勇气。徐桑楚就是属于这类人,他看过小说后,立即派上影厂的老编辑,也是父亲的老朋友林朴晔先生赴皖,商量改编电影的事宜,把父亲拉到了上海去改本子。直到本子改成,开始筹备开拍了,仍然还有人反对,心有余悸者则更多,据说连导演接本子之前亦是有顾虑的,这个小说题材敏感,政治上有风险,担心栽跟头。这时徐桑楚拍了胸脯,他说,你们在艺术上尽力,政治上我负责,出了问题我担当!

电影中有一部分场景是在皖南青阳地区拍的。拍片时我陪父亲一道去过青阳,同剧组的人交流对剧本、剧中人物的看法。我是第一次到拍摄现场,这才知道拍电影其实还是一件十分枯燥的活儿。哪怕一个很简单的情景,几句台词,往往也需要一遍遍地重新来过,演员和剧组的工作人员就像一张唱片碰到了划痕,就得在那个倒霉的地方来回地循环往复。我一个旁观者都看得不耐烦了,他们却还是要在谢晋导演的指令下认真地“再来一次”。谢天谢地,扮演“宋薇”的王馥荔、扮演“罗群”的石维坚和“冯晴岚”的施建岚等人的表演终于得到谢导的首肯,大功告成了,大家快活地开了个小小的联欢会。疯起来演员们挺有劲,特别是那位饰演“周瑜贞”的洪学敏,迪斯科跳得热情洒脱,和她所扮演的人物的确很相像。会后,踏着雨后泥泞的土路,几个主要演员聚到爸爸的房间讨论人物命运,他们都被剧中的人物所感动。记得爸爸对石维坚说:罗群这个人物要演得刚、帅,才能体现出这个人物不屈服命运,在大起大落的人生逆境中依旧保持他刚直的本性,保持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

他写出了一代人的痛

在这样的情形下完成影片后,可想而知父亲的内心是多么的不平静。第一次在北京试片时,气氛就非同一般,那是在内部放映,场里似乎笼罩着一种令人杌陧不安的氛围,他的心情也始终紧张着。直到幕布上打出“剧终”的字样后,台下还是一片鸦雀无声,过了大约一分钟,无比短暂又无比漫长的万籁俱寂的一分钟,蓦然,全场爆发起了暴风骤雨般的掌声,接着便是应接不暇的握手与祝贺。有一位解放军同志走到他面前,紧闭着嘴,慢慢举起右手,端正而庄重地向他行了个军礼,转身,无声地迈步离开。父亲目送着他,胸中滚烫滚烫。

影片首次在合肥放映时,我们全家都去了,是在如今已被改造成红府超市的省政府礼堂。同在北京放映时一样,影片结束,在一阵静默之后才响起掌声;不一样的是,大部分的观众脸上都带有泪痕,他们静静地往场外走,看到作者鲁彦周也只是深深地点个头。但是那种感动,那种震撼都清清楚楚地流露在他们的神情中。

到了这时,我们一家人的心才算是初步地放了下来。

电影《天云山传奇》的公映,在全国引起的争论比小说更甚。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在内部审查时就存在,这时在民间的一片叫好声中,有人出来指责此片有严重的政治问题,说像仲星火演的“吴遥”这个人,有损我党的形象。影片在四川、西藏禁放。《西藏日报》发表社论加以批判,《文艺报》也在讨论的名义下刊发批评文章,一时间争议四起,风声鹤唳。不过这时父亲已经坦然了,因为广大的民众接受了这部作品,这才是至关重要的。毕竟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开始起步了,《天云山传奇》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而呼喊,被实践证明是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此为父亲的定心丸。他心安理得,意志并不以外界的舆论为转移。与此同时,力挺这部电影的也大有人在,比如党内重要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就在《文艺报》发表长文支持“天云山”,另一位高层领导李一氓还赠诗鲁彦周一首:情深未必苦缠绵,几度风尘又几年,红叶缤纷灵幸鉴,何人长忆天云山。诗很含蓄,但意义颇深。在党的十二大会议上,上海学者王元化为鲁彦周引见了孙冶方先生,父亲对孙的支持表示感谢,孙冶方先生爽朗地说:我从来不介入文艺界争论,但这部电影,明明是为三中全会鸣锣开道,落实政策的,怎么是损毁了党的形象呢?我实在是忍不住为此打抱不平的!

我的记忆里,好像还没有哪一部电影,曾经造成过那么空前热烈的效应,一举成为全社会各阶层的焦点话题。这样的反响对作者当然是最大的鼓励,上层离我很远,不敢置喙,我直接体会到的是来自基层的心声。在较长的一个阶段里,读者和观众的来信都如雪片般纷至沓来,多时每天达到了几十封。家里也不断地有人找上门来,有一次我下班回家,遇见一位男子坐在楼梯口,身边放着个小包袱,他是来递状子要求平反的,想让鲁彦周向有关单位和人员帮他反映问题。还有很多人为作品里人物的命运遭际所共鸣,言之凿凿地认定“罗群”写的就是他!甚至有人掩卷后难捺潮涌的心绪,风尘仆仆地专程赶来提供自己身世遭遇的素材,要求鲁彦周再写一部。后来我问过父亲,他说:哪里有什么原型,要说原型,那就是生活本身,因为有类似遭遇的人太多了。来人大多是当年被打成右派尚未平反的,也有业已平反特来向鲁彦周为他们的不公鸣冤致谢的,他们大都衣服褴褛,脸上刻满苦难的风霜,拿出一叠叠的申诉信,向鲁彦周诉说他们蹉跎坎坷的经历。这些人当年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则千奇百怪。有时我坐在旁边静静地听,不免胆战心惊地想:如果年轻时的鲁彦周不是正好在外地乡下没有赶上大鸣大放,而不小心说错了话,倘若也被打成了右派,我们一家人将要经受怎样的磨难呢!

父亲曾经回忆,在“反右”的年月,他内心里的恐惧和迷茫是难以形容的,后来经过的运动越来越多,极左思潮一直发展成近乎于疯狂的十年动乱,人与人之间只剩下了阶级斗争的“革命”关系,这种人性的严重扭曲,不能不令人深思,到了鲁彦周自己也被整的时候,感同身受逼使着他更要去反思历史。所以《天云山传奇》的诞生不是偶然的,而是长期思考的结果,等到了他下决心要写的时候,真是思潮澎湃,奔腾汹涌,人物已然呼之欲出,小说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一气呵成了。

小说《天云山传奇》呼声甚高地评上了《全国中篇小说》一等奖,并且国外文学界反应迅速,紧接着出了好几种文字的翻译版本。而电影《天云山传奇》的风波表面上平静之后,暗里的争论却久久没有停止,第一届电影金鸡奖评选时,有好心的同志出于政治上的忧虑,故意压低调子,搞了个《天云山传奇》和另一部影片的并列最佳故事片奖。在单项奖中,《天云山传奇》得了最佳导演奖、最佳摄影奖和最佳美术奖,却没有得到最佳编剧奖。上海《文汇报》不服了,他们为此设立了“文汇奖”,专门给鲁彦周补评了最佳编剧奖。上世纪80年代后,上海影评人学会将此片评为中国十大经典片之一,然而在以后的评介中却不知为何又莫名其妙地取消了。对这部电影的评价,此后忽热忽冷,起起伏伏延续了很长的时间,一切显得是那么的微妙而耐人寻味。直到1999年建国五十周年大庆,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系列庆祝中国五十年成就影片中,其中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化雨》一章,选用了《天云山传奇》的片头作为开篇。对此父亲很是高兴,他大概认为这也可以算是某种意义上的一个定论吧!

纵观几十年,像这部电影反响如此强烈,争论这么热闹的影片少见,几乎没有。此片在经济上也获得了大丰收,卖了许多拷贝,爸爸有时开玩笑,说这部片子当时卖得拷贝最多,为国家赚了不少钱,而他拿到的稿费扣税后,也就是1400元,只抵现在的一篇中篇小说。

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起,父亲开始不提“天云山”了,同时他也不太喜欢别人总是介绍他是《天云山传奇》的作者。在于他,大约那只是鲁彦周曾经写过的一部小说、电影而已,是过去进行时。或许,对于翻越了“天云山”之后的其他小说未受到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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