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吃什么好得快 http://pf.39.net/bdfyy/bdfrczy/150920/4698983.html距建党百年还有80
天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由市“银发党建顾问团”牵头发起的献礼建党百年“信仰的力量”主题故事征集分享活动今天分享第44、45、46期：听许洪声、陶兴庭、张国华讲述心中有党，比啥都强。心里有党信念坚强
——我和三个共产党员的故事
故事讲述人：许洪声，镇江市国资委离休干部入党时间：年在迎接和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日子里，我更加怀念，在我人生的三个阶段，相遇的三位共产党员。因为，是他们的言行，他们的精神，他们的故事，教育着我，激励着我，在革命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地前进，一点一点地成长。这三位共产党员，他们心里有党信念坚强，让我一生受教，永远难忘。
干革命，干啥“都一样”年4月23日，百万大军渡长江，家乡镇江得解放。5月，我这个懵懂少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到驻地南京汤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特种纵队特科学校（现南京炮兵学院）。这是一支由炮兵、骑兵、坦克兵等多兵种合成的部队。当时，我军急需知识人才，我这个初一学生，分配到骑兵连，就当上了排级干部,还担任了文化教员。骑兵连人人骑骏马，挎大刀。战士们骑大洋马，我骑的是小川马。马的个头虽然小了点，但对我这个“娃娃兵”来说，也算是高头大马了。一天，连队操练。我从马厩牵出马，踩蹬上马。才跑出几十米，突然从马厩方向传来一阵嘶鸣声（后来才知道那是母马呼唤小马）。我胯下骑的马几，猛地掉头往马厩奔去。这可是十分危险的啊！因为马厩房顶很低，人在马上，身子很高，如果马儿带着人奔进马厩，后果不堪设想。在这猝不及防的危急时刻，只见从马厩中冲出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他迎头拦住奔马，大喊一声：“吁！”，趁马儿一愣之际，一把抓住马笼头。那马儿挣扎着，咆哮着，还想举蹄踏人。但他紧紧抓住马笼头，狠狠地按住马头，几番较量，终于制服了那马儿。吓得浑身是汗的我，此时才看清，救我的人原来是老班长！老班长把我扶下马，连声安抚道：“小教员，没事了，别害怕，别害怕！”。在我们部队,从首长到战士都称呼他“老班长”，名姓反而鲜为人知了。老班长身躯高大而削瘦，黝黑的脸庞上，刀刻似的皱纹条条；一双蒲扇似的大手上，老茧块块。老班长整天忙忙碌碌，乐乐呵呵，铡草、喂料、刷马、扫地……忙个不停。寡言少语的他，却常常和马儿唠嗑似地又说又笑。指导员告诉我，老班长是老党员、老红军、老英雄。我们部队一些团长、师长、司令员，以前还是他班里的兵。老班长的亲人被敌人杀害了，所以，他把骑兵连当作自己的家，把战马当成自己的孩子。上级曾经几次调他去机关当管理员，他硬不肯去，说自己文化低。其实，他是舍不得离开连队这个“家”，舍不得离开战士们，舍不得离开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的战马。晚上，我去他的住处（马厩旁的一间小屋），感谢他救了我。他憨笑地说：“没啥！没啥！”。我幼稚地问：“你的战友当师长、团长、当司令了，你为啥还在这里当班长喂马？”。他还是憨笑着说：“干啥都是干革命，都一样！都一样！”“干革命，干啥都一样！”，简简单单一句话，道出了共产党人不为名，不为利，全心全意为革命的高尚品格和坚强信念。当时，我这个十五岁的“娃娃兵”，还不懂得什么叫信念理想。但心中敬佩老班长这样的好人，敬佩老班长这样的党员。我想，要做老班长这样的好人；我想，要争取做老班长这样的党员。所以，我向党支部交上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可以说，老班长是我在入党问题上的启蒙人。“不在乎”和“在乎”当兵的人，天南地北，军营是家。我在南京炮兵学院这个“家”里，少年变青年，“教文”变“教武”（担任炮兵射击指挥教官）。但是，不变的是每年“七一”，我都向党支部递交一份入党申请报告，可是，一次次如石沉大海。每到周末，党员们都去过组织生活了，我们几个非党群众，冷冷落落，心里很不是滋味！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多次要求入党，党支部“不理不睬”？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自己身上揹着个无形的“包袱”—--“资本家出身”（父亲是小药店老板），“海外关系”（伯父叔父是工程师，在台湾香港）。自尊和自卑，交织在心头。是“奋而发之”，还是“颓而废之”？！我选择了前者。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政治上已经“矮人一头”，工作上不能再输人三分。炮兵学院是军队高校，当炮兵射击指挥教官，要讲的课程内容涉及高等数学、物理学、气象学……，教的学员是部队连营团指挥员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同事们都比我资格老，底子厚，学历高。要想赶上别人，甚至想超越別人，谈何容易！不甘心被人看“低”，知耻而勇;“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知难而进。在教学上、科研上，别人用一份气力，我花三倍功夫。勤学加巧干，耕耘得丰收。终于，在这强手如林的群体中，脱颖而上。我获得了中央军委炮兵司令部的通令嘉奖，还光荣出席全军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立功、受奖、晋级……心头升起希望，满以为可以很快入党。不料，晴天霹雳。年，部队大批干部转业，我也名列其中。我十五岁当兵,当兵十五年,军营已是自己的家,要我离开部队,舍不得!我自认为，教学上有经验,科研上出成果，讲课上受欢迎，学员，上级都满意。要我转业，想不通！尤其是入党问题，部队不能解决，转业到地方，更没指望。当兵这么多年，入不了党。回家乡，亲戚邻里怎么说自已？到地方，同事们怎么看自己？自己的脸面往那儿搁？失望、委屈、苦闷……心绪跌入了低谷。就在此时，我相遇了另一位共产党员—段教官。段教官和我，同在炮兵学院训练部，但不在同一个系，虽然认识但不熟悉。段教官四十多岁，身材高，腰杆直，举手抬足，显示出多年行伍的老军人姿态。他对人客客气气，但又少言寡语。年，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军官们穿上新军服，头戴大盖帽，腰扎武装带，肩佩军銜章，走在大街上，威武神气，引人注目。但有一些军官，虽然已经评了军衔，但却不能佩戴军衔。段教官就是其中的一位。一天，在炮兵学院的军官食堂吃饭，我和段教官同坐一桌，边吃饭，边唠嗑。聊天余兴未尽，饭后，二人散步到校园凉亭就座，继续闲谈。他问起我转业的事情。我向他述说，因为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尽管自己多次立功受奬，但入党问题不能解决。而且，这次转业也和这个问题有关系。我说：“15岁参军，在那个小药店老板的家庭里，只生活了15年。我也从来没见过那两个在港台搞技术的叔伯。但是，却要受他们和家庭牵连，背了15年“黑锅”。我在部队大家庭中，努力了15年，难道还不能摔掉这个“黑锅”吗？自己想不通，太蹩屈！”。在谈说中，我问他，你已经评了军銜，为什么还不让你佩戴肩章。他说是历史的原因。然后，他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我：抗日战争爆发，他大学生“投笔从戎”，在国民党炮兵部队中，从排长，干到团长。而且，他还是多年从事兵运和情报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抗战胜利后，他在长江要塞炮台担任高级指挥官。渡江战役，要塞炮台起义，他是组织者之一。解放后，分配到炮兵学院，当了一个普通的教官。我不解地问：“你是做地下工作的老党员，又是组织起义的大功臣。为什么不给你戴肩章啊？不怕别人看不起吗？不怕别人的流言蜚语吗？”（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在军队中，如果评了军銜，而没有戴肩章，往往被人轻视，瞧不起）。段教官淡定地说：当初，我参加共产党，只想到干革命。做地下工作，搞情报,搞策反,只知道,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从来不考虑什么“生和死”。现在,我不在乎什么“衔”（军衔,荣誉，待遇）和“言”（别人的流言蜚语）。我永远只在乎:“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解放前，干地下工作，不在乎生和死。解放后，不在乎地位、待遇和名誉。永远只在乎:“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共产党人的坚强信念。段教官一番话，对我可真是振聋发馈。他潜伏敌营，获取情报，兵运策反,出生入死；领导起义，建立大功。受到那么大的委屈，而不在乎！我那一点点事情算得了什么！他还对我说：能不能入党，的确是在别人手上，但归根结底，还是在自己心里。这话，点亮起我心头的信念光芒。“心里有党，比啥都强”年，我从部队转业到镇江市商业局。不久,十年浩劫，更谈不上入党了。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商业又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热门”。新鲜事物，层出不穷，引起我学习和研究的兴趣。当时，我热衷于剪报，收集了大量报刊文章资料，分类整理，编辑成册，供自己和其他同志使用。由剪报，我萌生了一个念头，办一张有关“商”字的文摘报。这一想法，得到了领导的肯定和支持。办报纸可不易。年5月，我带着《商业文摘报》的样张，从市到省、到中央，单人独马，到商业部、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层层级级，陈述汇报。凭着一股热情和执着，也因为商业文摘报“投”了市场经济之“机”，“取”了特色新颖之“巧”，得到各方面的认可，顺利地获准出版，并拿到了报纸的“户口本”－－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统一刊号。新华社还以《商业文摘是一份新闻快餐》为标题，发电讯，报道《商业文摘报》出版的消息。小地方的小报纸，有了大影响。成为镇江第一张公开发行的，辐射全国的报纸。通过办《商业文摘报》，以及发起和组织全国商报联合会，给镇江增添了和各地交流的桥梁和平台，我也因此结识了许多新闻界的朋友，又一位共产党员—徐放，就是其中之一。朋友们都称呼他：“徐老”，因为他是老党员、老报人，从抗战时期重庆的《新华日报》，到解放以后北京的《人民日报》，他都在报社的重要岗位上。他还是著名诗人，和臧克家、艾青等是挚友。年，他因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蒙冤坐牢和发配，受苦受难20多年。平反复出后，担任人民日报社群工部领导人，负责向中央领导报送《内参》的工作。年6月，他到南京为内参材料做调查。省里高规格接待，他觉得厌烦，“躲”到镇江来清静几天。我陪他在镇江四处走走，逛逛谈谈，悠哉游哉。一天傍晚，我们坐在妙高台上，望着夕阳，我用“日薄西山”来形容自己的惆怅—离休的日子越来越近，未来的时光越来越少，入党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他含蓄地回应了一句：“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彼此一笑，心领神会。他回京后，给我寄来两首诗。一首是他蒙冤在秦城监狱时写的，诗中道：“隔着窗户/忽然望到墙头上的那一片杨柳的颜色/这时候/我才感到/春天哪/也挨近了我这个家/。另一首是被流放到边疆时写的《答友人》：“只要心里有党，比啥都强/在我们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里/任天涯海角，南土北疆/就没有一处不是自己的家/只要有一个永不磨灭的理想/任荒谷老峪，草地雪山/这生命/就不能不时刻放热发光/。他蒙冤受难，身陷囹圄，发配流放长达20多年。在冤狱中，他不自认有“罪”，也不“揭发”他人。而是凭毅力，“面壁”一二十年，思考《古诗今译》等文章的腹稿。平反复出，年过花甲，他撰写並出版了多部诗词文学巨著。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心里有党，信念坚强”的定力。他把这两首诗寄给我，意在劝我不要有“日薄西山”的消沉，而应该加倍珍惜有限的时光。在他的激励下，后来，我一方面致力于办好报纸，另一方面潜心于钻研市场经济理论。参与了市和省组织的多项发展战略课题调查研究；撰写了多篇论文；出版了多部作品；获得了高级经济师职称。作为一个非专业的理论研究者，我的努力和成果，受到多方面的重视和肯定。我被市委政策研究室、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分别聘为特约研究员。被市人大聘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课题专家组成员。还被遴选为镇江市政协委员。年12月，在我离休的前夕，党组织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终于实现了我的入党夙愿。在我人生的三个阶段，相遇三位共产党员—老班长、段教官和徐放。他们经历不同，境况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心里有党，信念坚强。老班长“心里有党”，干革命，当马夫和当团长、师长，都一样；段教官“心里有党”，面对委屈，无怨无悔，坦坦荡荡；徐放“心里有党”，虽蒙受冤狱，在“寒冬”中看到春光。“心里有党”，信念坚强，就像那疾风中的劲草，挺韧不拔；就像那高山上的参天大树，“任尓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正因为千千万万共产党人，像他们一样“心里有党，信念坚强”。中国共产党更显示出她的伟大和力量。年来，中国共产党“风雨中圧不垮，苦难中成长”。从成立时的几十位党员，发展到拥有多万名党员的，人民拥护爱戴的，世界唯一的强大执政党。习近平总书记说，“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年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英勇奋斗，成千上万的烈士为了这个理想献出了宝贵生命，换来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胜利。现在，我们要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更加坚定理想信念，更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中，在实现两个百年伟大目标的新征程中，继续奋斗，再立新功！使命与担当
故事讲述人：陶兴庭，镇江市行业老干部管理服务办公室第十二党支部退休干部入党时间：年我是一九五0年出生，差一年就与共和国同龄；一九七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差一年就五十周年。在喜迎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学习党的历史，回顾自己在党的教育、培养下逐步成长的过程，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其中，最难忘的是我亲身参与的自力更生发展自主工业和国企改革的经历。一九七0年，我从学校被分配到镇江市最老的“二个半厂”之一的镇江火柴厂。当时我国的火柴生产还是半机械半手工，别说小小的火柴盒要靠千家万户去糊，更为关键的制头工序也是靠“摇大车”这种古老的手工操作来完成。为了尽快改变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国家要求我们发扬自力更生精神，自主制造火柴生产的机器。我进厂的时候正处于自力更生造“争气机”的高潮阶段，当时厂里准备建造第一台“连续机”，资金和零部件由国家计划统一安排，分工协作，其中厂里的机修车间也承担了一部分零件的加工制造任务。我所在的翻砂工段，既脏又累，还有一定的危险性。造型时，一蹲就是几个小时，累得两腿发麻、腰伸不直；浇注时，烟尘飞扬，铁花四溅，稍有不慎就会被烧伤。有一次，抬铁水包时，我的左手皮手套里飞进了一颗通红的铁水珠，如果撒手就会造成更大的烧伤事故，殃及其他工人师傅。我忍痛坚持了下来，结果左手背被深度烧伤，肿得像发酵的馒头，并且留下了永久的疤痕。当时有句口号，叫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轻伤不下火线”、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我一天也未休息，吊着胳膊继续工作。经过全厂职工的共同努力和日夜奋战，在很短的一两年时间内就完成了全部生产设备的更新改造，彻底摆脱了手工操作，实现了火柴生产的机械化。在这期间，一九七二年六月，我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厂团总支书记，后来又担任了厂组织宣传科副科长、厂党总支委员。一九八一年，组织上调我到镇江合成纤维厂任党委和厂部办公室主任。当时合纤厂刚刚上马了我国自主制造的第一套年产吨的涤纶短纤维生产线，正在试生产。纺织工业部对我厂的试生产很重视，分管副部长和机械局局长经常来了解设备的运行和生产情况，并派了机械局的干部驻厂协调。目的是为了收集数据，总结经验，在此基础上经过改进制造年产吨的涤纶短纤维生产线，实现化纤生产设备国产化。这又是一场自力更生发展自主工业的硬仗。为了打好这一硬仗，厂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吃住在厂，夜以继日。设备出了故障，撸起袖子与工人一起查找原因，更换零件；产品质量出了问题，究竟是设备的原因还是工艺的原因，往往争论得面红耳赤。作为两办主任的我，同样不分白天黑夜地参与其中，了解情况，整理资料，起草报告，修改操作规程和管理制度，协调各方的关系，为试生产工作作好服务。在试生产过程中，我们厂根据生产中出现的问题，对这套生产线提出了许多整改建议并做了部分改造，终于使这套设备完善了起来。纺织设计院和相关纺机厂在吸取了我厂建议的基础上又制造出了年产吨的生产线，并在新建成的仪征大化纤投入使用。同时，我们厂还为仪征大化纤培训了一批又一批的生产操作工，为发展我国的化纤工业作出了贡献。一九八六年，我电大毕业后被市政府任命为合纤厂的副厂长，分管供应、销售和财务。当时正是我国经济改革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双轨制时期，我厂的生产任务也从原来的全部由国家计划安排改为部分由国家计划安排，不足部分要靠我们自己到市场上去“跑”。经过调研，我们决定将市场开发的重点放在东北和西北地区。这两个地区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别说市场开发的难度，就是旅途的劳累对我们也是一个考验。火车、汽车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二、三十个小时，甚至几天几夜。起点站还好点，能买个卧铺票或者座位票，半途上车可就惨了，十几个小时找不到座位是常事。有一次从甘肃天水上车，车上挤得人贴人，连坐在地上的空间都没有，一直挨到郑州才坐上座位。特别是到了冬天，这两个地区的气温都在零下十几度、二十几度，我们南方人听听都害怕。那时搞原料经常跑辽化，需要先坐火车到沈阳。偏偏到沈阳的列车都是在凌晨五点左右到达，想到候车室躲躲风寒门却锁着，转乘的汽车还未发车，只好搓手跺脚地来回溜达，冻得全身发抖。还有一年冬天到新疆伊宁，从乌鲁木齐需转乘一天的汽车，半路上遇到了暴风雪，气温骤降到零下二十几度。在翻越果子沟的盘山道上，汽车刹车冻住了，差点车毁人亡。跑市场，关键是善于捕捉信息，及时抓住商机。一九八八年上半年，新引进的年产吨涤纶毛条设备即将投入生产，但原料和销路都还没有落实，我心里很着急。一次一个供销员汇报工作时顺带说到听到的一个消息，上海金山石化因设备原因，生产的涤纶毛条质量不好，可能要暂时停产一段时间。因为是听说的，这个供销员也没有太当回事，但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机会，第二天就和这个供销员赶到了金山石化。一打听果然有这事，立马就开始做对方的工作。经过我们的努力，终于签下了0吨涤纶毛条的加工合同。虽然是代加工，但毕竟将我们的产品打入了他们的销售市场，同时也解决了原料短缺的困难。更为重要的是，为我们班子中标承包后第一年目标任务的完成打下了基础。其实这些根本算不了什么，那时我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