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笛
来源=《史学月刊》
从晚清到民国,茶馆都是成都最重要的公共空间,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设施。年共产革命的胜利,不仅建立了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也造成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根据成都市档案馆所藏工商行政登记档案、市工商局和市文化局等档案,以及报刊资料和人们对年代的回忆,通过考察年代成都茶馆的衰落过程,可以分析新生政权对待茶馆这类公共空间的态度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变迁。我们可看到,新政府的新政策不仅决定了茶馆的命运,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还可看到,政府如何加强对小商业的控制,其政策怎样导致茶馆业走向衰落。虽然城市居民在年代仍然能进行茶馆生活,但对共产党政府的政治理念和宏大目标来说,休闲茶馆的存在与建设现代工业城市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由于政府对茶馆这种公共空间的密切介入,市民利用这种空间的机会日益缩小。因此,茶馆的逐步衰落,是与人们传统公共生活的消失和日常生活的政治化同步进行的。
茶馆业的衰落
作为经济政策的一部分,新政府甫经成立,便采取了对小商业进行控制的政策。首先是要求进行商业登记,各商铺都必须签署营业保证书。在成都市档案馆目前仍然可以见到各个茶馆的《工商业户申请营业保证书》,如达观茶楼的保证书是年2月签署的:“兹保证苏××在三桥北街二四号开设达观茶楼,经营茶社业务。在经营期中恪守政府法令,经营正当工商业,填报申请登记文件均属实在。倘有违反或不实之处,保证人愿负一切责任。谨填具保证书,敬请查核。此呈,成都市人民政府工商局。申请者:苏××,住址:三桥正街十八号。”每个茶馆还必须有两家保证人,如达观茶楼的保证人一家是茗园茶社经理严××,资本额元,住西御街72号;另一个保证人是炯明玻璃商号的经理人黄××,资本万元,住址为三桥正街十六号。另外保证书上还有公安局第二分局陕西街派出所的证明:“查确系在本管区居住”。
市政府颁布了关于茶馆的各种规章,包括控制茶馆的价格,取缔小商小贩进出茶馆,处罚茶馆茶客的“不法”行为,取缔在人行道摆设茶桌,管理茶馆工人、女招待,控制茶馆民间艺人演出等活动,禁止在茶馆买卖黄金和赌博,令改掉赌博及闲坐茶馆等“陋习”,处罚卫生条件差的茶馆,实施卫生检查活动。政府的工商、公安、税务、卫生、文化等部门,控制茶馆开设、选址、租房等。所有这些措施与民国时期都极其相同,但共产党政府在具体实施和效率上,比民国时期严厉和有效得多。
年代中期,针对不少小商业亏本的情况,地方政府在推行公私合营的同时,实行“盈亏合计”的政策,即各个商号要争取收支平衡。虽然由于资料的缺乏,对这种政策的具体实施并不清楚,但据档案中一些茶社盈亏合计的申请书,我们可以了解一些信息。如金利茶社的申请称:“(一)我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二)我号收支平衡,最近每月均有盈余。(三)我号债权债务已由企业负责人自行了结。”又据清安茶社申请合计盈亏称:“我号自从今年一月宣布公私合营后,经过一系列的学习和工作,认识个体的管理制度和经营作风,不加彻底改变不能搞好业务,不能为祖国建设社会主义积累资金。同时我号收支已趋平衡,部分债务概由企业负责人独自解决,特申请准予合计盈亏。”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一种收支平衡的措施,任何商号欠有的债务,由其经理人自行解决。根据年6月《成都工商联合会旅栈茶社业同业委员会报告》称:“茶社组枕流等四户申请自七月份起列入盈亏合计户。”茶社组会员“自公私合营批准后,无不兴高采烈,欢欣鼓舞,争取在党和政府及各级组织领导下进入盈亏合计,使企业藉得进一步的改造”。西城区的得胜、大西北、枕流、笛楼、锦春、大安等茶社,都要求列入合计盈亏户,“以便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尽管采取这些措施,由于国家控制和大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茶馆的生存仍十分困难,走向衰落的命运是很难扭转的了。
根据档案记录,从年代初开始,便陆续有不少茶馆歇业。地处总府街闹市的濯江茶社,是年代末开办的一家高档茶馆,资本雄厚,有雇员17人,年均销售16.2万碗茶,是新闻记者每天聚会、交换信息之中心。然而年代初便难以为继,到年年初茶社已负债万元,还亏欠了税务局的税款。年6月,房屋又被业主售给五月文化社,无法续租,加上债务,茶社只好申请歇业,将押金及全部设备用作工友遣散费。三元正街的三元茶社开办于年1月,不过一年多,便于年5月申请歇业了。从其资产清册可见,该茶馆规模小,仅有茶碗40套,竹椅20把,铜茶壶5把,茶叶1斤。按照茶馆主人的说法,歇业原因是由于生意萧条,街道又小,家中人口多,难以维持生活,加之他两次患病,不得不将资本用来还债,然后回家乡务农。位于成都市春熙路北段的三益公茶社,这时也生意萧条,资金无法回笼,到年12月底,共欠租金多万元,只好停业,结果房屋以及生产工具全收归政府所有,工人则由政府分派工作,以保证不失业为原则。
有的茶馆是由于种种原因被迫迁址,导致生意萧条,如少城公园内的枕流和绿荫阁两个民国时期的著名茶馆都面临这个命运。枕流茶社在年时,从业人员近30人,资产丰厚,但年原营业地址被政府接收,被迫迁移到长顺中街。这一带茶馆过密,枕流迁到新址后,不得不与那里的洞庭湖、沅青、和记、师亮等8家茶馆进行竞争,由于生意不好,只得暂停营业。绿荫阁系合资茶馆,年8月由于公园文化馆拆修改建,营业地址被收回,茶馆用具露天堆放,损失极大。为维持生计,请求租悦来场楼上暂时营业,但工商局和茶社业公会筹委会迟迟未批,并遭附近品香等茶馆排斥,经营举步维艰。一些新成立的茶馆,寿命也不长。如祠堂街的川西剧院茶座于年9月创办,为合资私营,看戏观众是主要客源。从年起,市政府将一些戏院、影院陆续改建,包括川西剧院茶座。年年初,由于市政府在川西剧院院内设立了饮水站,生意锐减,开业两年多即告歇业。年,悦来茶园更名为锦江剧场。这样,从清末便存在的悦来茶园,由兼营戏曲转为兼营卖茶,由茶馆变为了专门剧场。
有的茶馆则是受政治运动影响而改制或面临绝境。少城公园的鹤鸣茶社有很长历史,过去一直是合股经营,年时有13名伙友,固定资本万多元,流动资本额万多元,平均每年销售量为18.6万碗茶。同年10月,鹤鸣茶社经理人李某被划定为“反革命分子”,处以死刑,全部财产,包括茶社房产、资金、材料、器具等,由区人民政府接收经营,并变更了茶馆所有权,由合股变成了公营,改名为人民茶社,原工友全部留用,成为职工。“三反”“五反”运动则导致不少茶馆停业,如提督东街的近圣茶社是年便开办的老茶馆,设备齐全,过去年均销售量6.5万碗,有16名从业人员。但年后惨淡经营,年夏政府更强令其迁移到暑袜北二街。由于口岸不好,生意江河日下,一度负债多万元。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茶社主人又遭店员检举私藏茶叶4大箱、黑炭挑,还有若干金银,最终被令关门。
茶馆所面临的困难,也是小商业衰落大趋势的一个表现。据年3月成都市服务业公司所填《公私合营及合作化商业饮食业服务业基本情况季报表》显示,成都当时有各种服务性小商店家,从业人员人。显然,这个数字同民国时期相比,是大大缩小了。据年的成都统计资料,服务行业共有家,其中茶馆家。而年只是这个数字的约一半。由年与年成都理发、浴室、旅栈、茶馆四个行业的比较看,理发业几乎没有变化;浴室减少幅度最大,从21家减到仅9家;但旅栈增加了一倍多,从家发展到家;茶馆则从家减少到家,减少近三分之一。其实,如果与年的家茶馆的数字进行比较,茶馆数量的减少便更为明显。
在“大跃进”前夕,即年1月,成都东西城区共有茶馆家(年有家),有老虎灶(即只外卖开水和热水的服务,没有茶座)26家;另外,成都郊区还有家茶馆,以上共计家。城区的茶馆数较民国时期萎缩约四分之一;从业人员也有相应比例的减少,年为人,年为人,这个统计还包括了郊区,下降了五分之二以上(出处同注1)。不过这个下降的幅度,比我们过去所想象的要小。年3月成都有茶馆家,从业人员人(与上述该年1月统计略有出入)。从茶馆与商铺的比例看,茶馆占总数的13%,与民国时期的差别不大。在整个民国时期,茶馆数基本上是成都商铺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不过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有些茶馆已属于国营企业,这是民国时期所不存在的现象。据年11月《成都市服务业公司所属国营户销售月报表》,下面有四个行业的月销售额统计,分别为,理发元,照相0元,茶社元,旅栈元,总计元。进入年代以后,随着政治运动的激烈化,茶馆的数量更是大大减少了。
以上这些茶馆的经历不过是当时许多茶馆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茶馆歇业是一系列综合因素的结果,政治环境、经济政策、生活方式、社会风气等,对茶馆生意都有不利的影响。应该注意的是,由于政府不鼓励坐茶馆这样的生活方式,致使顾客大量减少,维持生意也就更为困难。另外,茶馆的减少还因为茶馆经营者面临的一些具体困难,有的茶馆在公私合营后便改营他业,有的是主人去世或搬迁回乡,有的是子女不愿继续这个营生,有的是房产纠纷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等等。不过,由于城市人口不断增多,市区扩大,也不断有新茶馆开张营业。
茶馆的减少不仅使传统的茶馆生活受到影响,而且茶馆中艺人的生计更加困难。例如,在“大鸣大放”中,年5月中共成都市委曾邀请党外各界举行座谈,征求他们对党组织的意见,便有民间曲艺艺人提出,他们“无固定演出场所,到茶馆等公共场所演出,又往往遭到拒绝和排挤,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市长听到这一情况后,即指示有关部门,会同艺人代表开会研究解决。正如笔者在另一篇文章所提到的,从年代初开始,茶馆中的演出便受到政府管控和改造,许多艺人被迫转向其他行业谋生。
衰落中的茶馆的经营
在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随着茶馆在城市经济中份额的萎缩,在市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降低,其在各种文献中的记载也日益减少,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茶馆歇业解决善后问题的资料中,了解茶馆经营、雇佣和工资等状况。
如前面所提到的达观茶楼,在现存的档案中,有三份与该茶楼有关的文献,即《达观茶楼从业人员清册》、《资本调查表》和《达观茶社资产调查清册》,它们为我们了解这个茶馆的一些细节,提供了非常难得的资料。年9月23日,成都市茶社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称,达观茶社“因响应政府号召,拆修中心干道”,另觅东华门正街23号地址营业。我们还知道该茶馆有经理1人,店员2人,瓮工1人,堂工5人,拉水工2人,其他6人,杂工1人。在“每日工资”一栏,除经理苏××外,“其他”栏中还有不领工资的6人,他们应该都是家庭成员(1男5女,男3岁,女分别为30、12、10、5、26岁)。店员每人每日元,瓮工元,堂工除一人为元外其余都是元,拉水工各元,杂工元。可见,其中烧水的瓮工工资最高,是一般堂工的3倍。从《达观茶社资产调查清册》中,我们知道该茶馆有房产5间,江西瓷茶碗套,铜茶船个,瓮子1个,此外电灯、各种用具、原材料等杂七杂八的东西,数量、价值等,都非常具体地记录在案。
另据月宽茶社业主苏某年3月8日所呈歇业《申请书》称,年4月1日借贷开设月宽茶社,“企图谋生”,但因“设备不全”,故“顾主稀少,每日只售二十余座”。结果是入不敷出,“负债未还,工资未付”,造成“日暮途穷”,只好“商同劳方歇业”,“以便双方各谋生计”。当时的政策十分注意保护劳工的利益,茶馆歇业,由工会、同业公会、资方、工人四方签署《歇业解雇合同》,按照这个合同,资方必须支付应付的工资,并有一定数量的赔偿。“月宽茶社资方负责人苏××,工方陈××、赵××,因茶社营业消(萧)条,无法维持。于资方申请歇业后,至于解雇问题,经劳动局解决,按双方自愿原则,由资方将原欠工资及借贷款项,计人民币陈××壹拾伍万元,赵××贰拾柒万元整,全部付清。二(两)方了清一切手续,就此解决。特立解雇合同,各执一纸为据。工方工会负责人朱××、徐××,同业公会负责人罗××;月宽茶社工方陈××、赵××,资方苏××,公元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七日”。
年,位于茝泉街的利东茶社申请歇业。该茶馆年集股开办,年因各股东折本而退股,改为独资,通过“旅栈收入支援茶社”。年8月,因欠房租只好停业。关于职工如何处理,“由劳资双方代表”,“以民主的方式达成协议”。《协议书》透露,茶馆“负债过巨”,共约0余万元,但按照协议,应该给“各工友解雇费”。龚某于年6月到茶社工作,每天工资21碗茶计,每月25万元,伙食每月5万,遣散费按三个月计,共90万元。蓝某年12月到茶馆工作,每月工资米7斗5升,伙食每月5万,共给米2石2斗5升,人民币15万元,又欠薪米1石8斗,共给米4石5斗,人民币15万元。李某于年7月到茶馆工作,每天工资10碗茶,每月12万,伙食每月5万,共51万元。何某,年10月到茶馆工作,每月工资5.5万,伙食5万,每月10.5万,共31.5万元。刘某,年3月到茶馆工作,每天工资12碗,每月14.4万,伙食每月5万,三个月共58万2千元。这个资料透露了当时茶馆个人的工资状况以及劳资关系、雇佣和解雇办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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