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乾隆中后期起，京控，即民众抛开县、府、省等一系列司法等级，直接到北京告状，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大问题。嘉庆皇帝上台伊始，就意识到京控百姓“长途跋涉，远至京师，自必有迫于不得已之苦情。若地方官秉公研审，不稍回护，小民冤抑得伸，岂肯远涉控诉”。为了肃清吏治、安抚百姓，嘉庆帝对京控案件非常重视，要求负责接收呈状的都察院、步军统领衙门二机构将京控大案随时上奏，一般案件也要按期汇奏，由皇帝亲自批阅，作为“钦案”，或派钦差大臣审理，或交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亲自处理，不许地方官层层下派推诿。因为皇帝对京控的高度重视，近京地区乡间竟有无赖拖仇家下水、要挟地方官府。真正“屈抑无申”的“穷民之隐”，限于苦主窘迫的经济状况反而难以将冤情上达，而所谓“捏砌重情，冀图耸听”之辈，却屡屡得逞，上演了一出出荒诞离奇的活报剧。
有关此案的奏议震惊御前的冤案嘉庆二十年四月，北京的都察院接到直隶宁津县民妇迟孙氏的控状，控告本县无赖贾克行于上年六月强奸十四岁长女迟二姐，贾克行之侄贾九儿强奸十岁幼女迟坤姐。知县不但压着案子不惩办无赖，反而责罚了自己，不得已上诉至都察院，请求为其做主。都察院不敢耽搁，匆忙写了奏折，连同状纸一起呈递到嘉庆皇帝御前。嘉庆帝看了奏折，勃然大怒，下旨给直隶总督那彦成，言辞甚为严厉。要求他“务即提同全案人证，严切根究，按律惩办，毋稍瞻徇。如那彦成不能将此案实情剖判明确，朕即将此案交刑部提讯，并将该督加以惩处，决不宽待”。直隶总督那彦成是坐镇保定府的直隶地区最高军政长官，接到上谕后，万分惶恐，连忙上奏为自己未能及时了解案情开脱。接到那彦成的奏折，嘉庆帝怒不可遏。嘉庆帝经过天理教攻入紫禁城事件后，对官场“因循疲玩”的风气痛恨之至，对那彦成狠狠批道：“犯此四字，朕必不恕！”随后再次下令，命那彦成“遵照前旨，迅速提集犯证，审拟具奏”。于是，直隶方面马上组织司道府县一干精干官吏，将此案原、被双方及相关证人齐提到省，除原告迟孙氏正在患病，暂缓提审外，一起审讯了贾克行叔侄并迟二姐、迟坤姐等人。在总督率领司、道、府等一众官员会审的大堂上，贾克行只肯承认自己与迟孙氏，及迟孙氏十四岁的女儿迟二姐通奸，但坚决不认强奸；贾九儿也只承认与迟坤姐通奸，不认强奸。审官将迟孙氏的公爹迟子礼提到，与贾克行当堂对质。迟子礼的一番口供，使得案情也陡然反转。令人瞠目结舌的案情反转迟子礼一副老实庄稼人模样，上堂后痛哭不止，没等审官问话，反而问会审官员：“我这儿媳打官司之后能回去不能回去？若大人们仍放她回去，我断不敢说实话。”会审官员面面相觑，不知迟子礼此言何意。那彦成开导他说：“你孙女迟二姐、迟坤姐都被贾克行等人强奸，贾克行乃是你的仇人，你要据实指证，才能治贾克行之罪，你现在反而问儿媳能否回去，是什么意思呢？”迟子礼连连叩头供称：自己前次到河间府和按察司控诉此案，是被儿媳迟孙氏逼迫而来的。迟孙氏平时淫荡凶狠，对自己朝打暮骂。见她召集一众奸夫在家饮酒作乐，自己也不敢过问。两个孙女早被其母糟蹋，但是否被贾克行等人强奸，自己实不知情。儿子迟象臣窝囊不成器，被儿媳迟孙氏逼跑，现在不知去向。嘉庆十八年六月，迟孙氏跟邻居争吵，声称要打官司，自己上前劝阻，被迟孙氏用镰刀砍伤头面。自己先到县衙门控告，经族人劝说，将状纸撤回，现在宁津县仍然有卷宗可查。嘉庆十九年六月二十日，贾克行与迟孙氏打架，被人劝散。第二天，迟孙氏就让自己带着孙女迟二姐，和族人迟梦云一起到县里控告贾克行强奸迟二姐、贾九儿强奸迟坤姐。行至半路自己生病，迟梦云就独自带着二姐到县喊控。知县尚未审结，迟孙氏又让自己和迟梦云带着二姐到河间府告状，自己畏惧迟孙氏刁蛮泼辣，不敢不听。家中原本有几亩地，现在都被儿媳卖尽花费，她若这次再回家去，自己断然不能活命。问过迟子礼后，那彦成等人又提审了迟孙氏长女，时年十六岁的迟二姐。二姐供称：母亲迟孙氏平时与贾克行、迟梦云、迟梦龙、迟象明等都有奸情。自己与妹妹迟坤姐也与贾克行、贾九儿、迟柱儿、迟梦龙等有奸情。六月二十日，贾克行向母亲讨要代垫米钱，母亲不给，二人打起架来。迟梦云等因为向来与贾克行争风打架，遂挑唆母亲控告贾克行、贾九儿强奸，并嘱咐自己到官不许说实话，否则定要打死。随后那彦成等人提审贾克行、迟梦龙及一干迟氏族人，所供与迟子礼祖孙相同。那彦成等人将全案犯、证审过之后，发现新暴露出来的案情不但与迟孙氏原控，特别是皇帝的意旨南辕北辙，其情节之离奇荒唐更在意料之外。那彦成不敢自信，又派人多次复审，各犯、证供述如前。无奈之下，只得小心翼翼地上奏。嘉庆帝看到奏折内陈述的案情，惊疑之下也无可如何，一改此前疾言厉色督促严办的口气，只批一个“览”，等待那彦成的下文。又过了将近一个月，直隶方面最终给出了结论，所审案情与前奏完全相同。那彦成等人依律定罪。其中迟孙氏通奸、诬告固然有罪，而先曾将其公爹迟子礼殴伤一事，更属罪大恶极，应依“妻殴夫之父母者斩”律，拟斩立决。插曲：对“惧内庸夫”的道德审判嘉庆帝接到奏折，将其发刑部覆核。刑部认为，直隶方面对本案的审理忽略了一个重要人物，即迟子礼之子、迟孙氏之夫迟象臣。结案奏折他与迟孙氏不和，被“逐出无踪”，实在含糊其辞。想那迟孙氏淫凶之至，不但交结奸夫十余人，更砍伤其公爹迟子礼，迟象臣即便与其不和，又何忍弃老父于不顾，消失得无影无踪？难保不是被迟孙氏与奸夫等人合谋杀害，岂能置之不问？嘉庆帝觉得刑部意见颇有道理，将那彦成及按察使盛泰交吏部处分。那彦成接到驳文后愈加惶恐，重新提讯，最终得知迟象臣被逐出家后，在离家四十里外的南皮县堤桥村做佣工，并未被害。那彦成一面派人寻找迟象臣踪迹，一面加紧向皇帝报告迟象臣仍在人世。
对于这个窝囊之至、夫纲不振的迟象臣，嘉庆帝颇有怒其不争之恨，认为他没有休掉不守妇道的妻子，迟孙氏淫凶不法，他非但不能约束，反而被妇人所逐出，实在无能无耻，置老父于不顾，更是不孝。他命那彦成抓住迟象臣后，将其提到法场，先责打四十板，再令其亲自观看其妻迟孙氏被斩决的场景，以为“惧内庸夫”之诫。不过，迟象臣未能及时找到，迟孙氏便先行处斩。一个月后才被找到的迟象臣虽免于法场观刑，但仍被杖责四十板后，才放回家中。一场历时数年之久，迫使皇帝数下谕旨、自食其言的惊天大案，就以此收场。图准不图审：京控制度的弊端清代的京控从广义上说有两类：一是各地百姓控诉于在京各衙门，如通政司、都察院、步军统领衙门等。二是各地百姓直接向在京或出巡在外的皇帝控诉，主要有“拦舆、叩阍”两种形式。关于京控的记载，在政局不太稳定的顺治和康熙中前期的《实录》中出现频率较高。康熙年间，由于皇帝经常出巡，所以拦舆、叩阍的事件数量尤多。康熙中后期到乾隆四十年左右，关于京控的内容在《实录》中就很少出现了，七十余年间不过五六条而已。乾隆四十年以后，有关京控的记载越来越频繁，到嘉庆十年左右，已达到每年数条。京控案件过多成为困扰嘉庆朝的大问题，皇帝和内外大臣开始认真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着手解决。解决的方法无外乎有三：第一，严饬地方官清理积案、勤于政事，减少百姓蒙冤的可能性。第二，要求都察院、步军统领衙门等在京“接控”衙门定期、及时上报控案，不许压搁隐瞒。第三则是自己兢兢业业，对京控大案亲阅亲批，指示不断。
按照日本学者寺田浩明的说法，与西方的“正义型审判”不同，清代的审判是一种“伸冤型审判”，“伸冤”是中国传统司法的一大特色。一个重要的表现是，根据清代的法律，案件无论大小，并无明确的终审制。换言之，一件案子，只要原被双方中的一方认为官府处理不公，自己“蒙冤”，就可以无限次控诉，以求申雪。与此相配合的，是清代对于越诉的处理非常轻微，京控——乃至“告御状”被认为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选择，地方官无权阻拦。皇帝作为终极的“青天”，为民做主，是君主合法性和权威性的重要表现，内外官员如果进行阻拦，不但不符合官箴，且会被视为“壅塞圣听”，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当然，地方官基于自身考绩的考虑，自然不想境内百姓京控，但从现有的材料上看，受制于技术手段和财政规模，激烈高效的“截访”行为在清代似乎并不普遍。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一方面，京控在清代的法制体系中，确实承担了相当重要的“校正功能”，许多震惊朝野的冤假错案，都是通过京控的方式被揭发出来，并最终大白于天下。但另一方面，明清时期民间构讼，向有“图准不图审，包准不包赢”之说。即乡间无赖与人有怨，即到各级衙门告状，并买通衙门书吏准状，迫使被告之家四处应付官司，遭吏役敲诈，无论有理无理，三年五载必然倾家荡产。法律对诬告者虽有反坐的条款，但如果原告系老幼妇孺、赤贫之人，最终往往以其无知愚弱为由，不予处罚或从轻处罚。嘉庆皇帝对京控的高度重视，使“图准不图审”的弊端迅速扩大。近京各省的无赖动辄京控诬告，且多以妇女、老人充当原告，规避处罚。地方官如同提线木偶一般，任其辗转诉讼却不到案听审，直至做成钦案，处分贬谪接踵而至。富裕之家尤惯以京控要挟府县官员，使其在办案过程中畏首畏尾；而在省的督抚大员因为屡屡接到从北京发回来的本省京控案件，不断调动擅长审断的府县官员到省城审案，地方正常的司法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官方和民众的司法成本都大幅提升。事实上，在君主专制，司法、行政一体的清代，官僚系统自上而下实行单向监督，想保留京控制度的正面作用，又降低其负面影响，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毛泽东如何处理腐败大案：表态法办刘青山张子善谢步升肖玉璧年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地区行署专员张子善因贪污等罪行被判死刑。高速飞驰的和谐号动车、直插苍穹的摩天大厦、车水马龙的大街小巷……天津，这座位于华北平原末端、滨临渤海湾的新兴城市，以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闻名遐迩。地处天津市郊的杨柳青石家大院，曾是原河北省天津地委、专署的办公场所，而今已成为“新中国反腐败第一大案”展馆所在。展览以刘青山、张子善大案为基础，丰富拓展，展示我们党90多年来反对腐败的历程。穿行在展厅之间，我们党一以贯之反对腐败的坚定态度、有力措施，历历在目。三个表态，三段历史，表明一个鲜明立场——我们党与腐败水火不相容年11月29日，深夜，华北局呈报毛泽东同志并中共中央的《河北省天津地委贪污浪费严重，拟将刘张逮捕法办》的电文以4A急件的形式传到了中央办公厅。4A电报，是特急件，当年毛泽东同志指挥“三大战役”，传给前线指挥官的命令也不过如此。和平年代，电文标以4A，不仅凸显着事情的紧急程度，更显示了事情的重要性。“电文送到毛泽东同志手上后，摆在党中央面前的就不只是如何处理刘、张这两位曾经的功臣这一问题，实际上考验的是刚刚全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如何面对腐败这一千年考题。”致力于党史研究近30年的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于建认为。看到电文，毛泽东同志几乎一夜无眠，作出批示，高度肯定河北省委的做法，要求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必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把反腐败作为一场斗争，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其源头。事情后来的发展众所周知，面对党内外个别同志的不同意见，党中央下定决心，同意依法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毛泽东同志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这段经典话语，彰显了我们党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严惩腐败，在党的历史上并不乏先例。从井冈山、瑞金到延安，即使是在革命战争的险恶环境下，党对腐败问题也毫不容忍。党员干部无论党龄多长、功劳多大，只要搞腐败，就必定受到严惩。这也是我们党自我净化能力强、富有力量的重要体现。谢步升，12岁时就给地主打短工，年参加工农武装暴动，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仿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牟取私利。尤其是道德败坏，生活腐化堕落，诱迫奸淫妇女，为了谋妇夺妻掠取钱财，他竟然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医。案件发生后，毛泽东同志力主严惩，他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这表明了我们党早期对腐败危害的清醒认识。年5月9日，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判决，谢步升在江西瑞金伏法。年的肖玉璧案件，在当时的延安引起的轰动不亚于后来的刘青山、张子善案。肖玉璧战功赫赫，身上光弹片留下的伤疤就有几十处。他因贪污公款元被判处死刑后，写信向毛泽东同志求情，毛泽东同志坚持原则，表示“我完全拥护法院的判决。”同年1月5日，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解放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指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再次表明了我们党对腐败毫不容忍的鲜明态度。当年枪毙刘青山、张子善的保定东关大校场早已变成如今的市民休闲广场，徜徉其中的人们或许不知道这里曾经发生的故事，但从此处传出的正义“枪声”仍将穿越时空，警示未来。三个案件，三幕场景，彰显一个道理——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腐败问题，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群众深恶痛绝，任其发展必然会损害人心，反对腐败换来的必然是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湖北武汉党的五大旧址的《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历程》展上，一幅名为《红都枪声》的油画，吸引了往来参观党员干部的眼睛。油画反映的是中央苏区公审谢步升的场景：一个面色黝黑的老农，指着被五花大绑的谢步升，控诉他的罪恶行径。跃然纸上的表情，不仅传递着群众对谢步升的愤怒，更是在表达对腐败的痛恨。据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原馆长邹亮辉介绍，当年瑞金《红色中华》报刊登谢步升的罪状后，在中央苏区干部群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大家都说没想到能告倒谢步升，更没想到他会被处以极刑。应该说谢案的处理，极大地促进了苏区反腐肃贪的工作，推动了革命根据地的蓬勃发展，更赢得了苏区人民对我们党的信任和支持。同样的场景在刘青山、张子善身上也曾发生。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十五，河北保定大体育场里，刘青山、张子善公审大会正在进行。来自四面八方黑压压的人群虽然庞杂，但却寂静无声、落针可闻。当判决书宣读完毕时，会场顿时响起了一片口号声：“拥护廉洁奉公的人民政府！”“拥护光荣、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岁月如梭。原属河北的天津地委、专署几经变迁，其管辖下的县镇已划归现在的天津宝坻、西青，河北廊坊等区市。60多年后，随着亲历者相继去世，已难再听到当时人们对刘青山、张子善腐败行为的控诉。但在群众的口口相传中，总有一些记忆历久弥新。“他们发财，我们吃苦。”天津市宝坻区黄庄镇73岁老人孙文清的父亲孙树林，曾在刘、张公审大会上作为群众代表发言，回忆起父亲的讲述，这八个字始终留在脑海、印象深刻。朴实的话语，既蕴涵着群众对刘张二人的不满，更表达了群众对腐败的痛恨，表明我们党惩治腐败深得民心。虽然不同时代腐败表现不同，但人民群众对腐败的痛恨却是一贯的。据媒体报道，年，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被查处以后，在其曾任省委书记的江西，南昌市的鞭炮几乎响彻通宵。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老百姓对中央惩治腐败的拥护和支持。年，国家统计局问卷调查显示，91.5%的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表示满意。中国社科院问卷调查显示，93.7%的领导干部、92.8%的普通干部、87.9%的企业人员、86.9%的城乡居民对反腐败表示有信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顺党心、合民意，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通过这些数字就可以充分体现。历史启迪未来。我们党坚持不懈与腐败作斗争，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以自身的先进和纯洁不断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三段重要讲话，三个重要节点，坚定一个决心——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腐败，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意志品质顽强、领导坚强有力。“对于反腐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态度鲜明、立场坚定，从十八大以后的记者见面会，到今年年初的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总书记就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讲形势冷静清醒，讲问题毫不避讳，讲惩治斩钉截铁，坚定了全党全国人民的信心，推动了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天津市纪委案管室副主任段赛颖如是说。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采访十八大的中外记者时就开宗明义指出：“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力气解决。”首次表明新一届党中央的鲜明态度。对形势的判断决定反腐败斗争的走向。“年，总书记在听取中央巡视工作五年规划汇报时，第一次在延续自年以来关于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的判断后面加上了‘复杂’两个字，之后又先后在年1月和6月听取巡视情况汇报时讲到，从巡视情况看，印证了党中央对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判断。这是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并取得瞩目成效的逻辑起点。”接受采访的党建专家评价说。三年过去了，在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面对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国内外一片肯定、点赞，但也夹杂“反腐败影响经济”“反腐败导致为官不为”“反腐败应该转向了”等噪音杂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掷地有声：“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决心没有变，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的目标没有变。”“回顾总书记关于反腐败斗争的重话、狠话，比如‘老虎’‘苍蝇’一起打，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13亿人民’，等等，贯穿其中的是对腐败的深恶痛绝和厚重的为民情怀。”天津市纪委宣传部副部长周茂坤说。这些年来，天津和全国一样，反腐败斗争力度空前加大，在纪律审查中，着重查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引起了良好社会反响。据介绍，自十八大至今年5月，天津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件，结案件，处分人。其中，年全市共立案件，同比上升.97%；今年1至5月，全市已立案件。坐在高速列车上，记者的思绪在历史和现实中往返穿梭。当年党中央下决心枪毙刘青山、张子善，今天党中央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打“虎”不息、拍“蝇”不止。这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坚决惩治腐败，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持久的斗争。
周恩来如何严守党的保密纪律：南昌起义前仅与邓颖超无言握别“八一南昌起义”革命纪念馆门前，周恩来领导军队起义雕像。视觉中国资料95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过短短一个片段，但历史的价值和意义，不能用时间长度来衡量。—，风雷激荡的95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砥砺奋进，开创惊世伟业，谱写辉煌篇章，推动一个曾经山河破碎、几近亡国灭种的国度实现独立、走向富强、迈向伟大复兴。站在重要节点叩问，中国共产党何以具备推动历史进步的强大力量？因为她有铁一般的信仰和信念，是用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用崇高理想凝聚起来的先进的党；她有铁一般的纪律，用严明的纪律保证多万党员团结统一，使自己的肌体永葆纯洁健康；她有铁一般的担当，以民族复兴为己任，一切为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历史和人民是严格的，只选择最为先进、最有力量、最能担当的政党承担使命。历史和人民是公正的，其作出的结论是，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中国共产党。坚定的理想信念，为共产党人挺起了坚不可摧的精神支柱、注入了坚忍不拔的强大精神动力哲人说，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是亘古不变的，一是高悬在我们头顶上的日月星辰，一是深藏在每个人心底的高贵信仰。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一论断就是其95年历程的真实写照。李大钊，曾是生活优裕的大学教授，每月数百元大洋可养活四五十口人，却以生命之钟撞响旧中国的黎明。他在绞刑台上冲刽子手斥道：“不要以为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共产主义！”瞿秋白，曾是才华横溢的柔弱书生，本可为渊博学者、文化巨匠，却身化利剑刺向黑暗。他神态自若地走向刑场，沿途高唱自己翻译的国际歌。到达罗汉岭，选一草坡坐下，对刽子手微笑点头：“此地甚好！”饮弹洒血。赵云霄，年9月被捕，时已身怀有孕。年3月26日，她给出生仅一个多月的女儿喂完最后一次奶后，慷慨就义，时年23岁。她在给女儿的遗书中写到：“你的父母是个共产党员，希望你长大后好好的读书，要知道你的父母是怎样死的……可怜我的小宝宝。”刘仁堪，共产党员，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在养育他生命的江西莲花县，在挚爱的亲人面前，被敌人割掉舌头的他，用脚趾蘸着淌到地上的鲜血，写出“革命成功万岁”……革命战争时期，究竟有多少共产党人血染神州大地？解放初期曾进行过全国性的普查，当时颁布的数字是：全国有多万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各地纪念堂（馆）在册有姓名的只有万，有多万革命先烈连名字也没有留下。共产党人的牺牲为了什么？为名、为利、为升官、为发财？都解释不通。唯一可以解释的是，为了自己心中那崇高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为了自己那坚定的实现民族独立、振兴和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不仅是血雨腥风的革命年代，在激情燃烧的建设岁月，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时期，为了心中的信仰和理想，一代代共产党人“断头流血以从之”、“勇往奋进以赴之”、“瘅精瘁力以成之”：青海，金银滩草原，中国原子弹诞生的摇篮，简陋到靠一口大锅翻炒出引爆原子弹的炸药。进行冷爆实验时，面对极可能发生的危险，基地第一负责人李觉将军搬把椅子坐在轰爆塔下，对塔上插雷管的工人说：“你尽管大胆插！插好了，咱俩一起离开！”罗布泊，邓稼先奉献生命的地方。他在美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９天后回国，６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回首往事，他的夫人许鹿希说：“在舒适生活、学术成就与祖国‘两弹一星’事业之间，他毫不犹豫地勾下最后一个选项，艰苦、危险、无名无利乃至长年夫妻分离，一切在所不辞。”河南兰考，焦裕禄倒在了带领百姓治沙的路上；西藏阿里，孔繁森把挚爱洒在雪域高原；安徽小岗，沈浩的遗愿化作春风吹绿大地；巴山热土，王瑛的丹心映透红叶满山……无数优秀共产党员用生命、热血和先进的行动，诠释了一个必然逻辑，凝结成一条宝贵经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概括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95年来，正是靠着理想信念这个强大的精神支柱，我们党历经风雨，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取得新的胜利。我们不但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而且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志在顶峰者，不会半坡退却；信念迷失者，必有歧路彷徨。出席一大的13名代表中，有的始终坚持下来成为党的领导人，有的英勇牺牲，有的中途脱党，还有的堕落成为党的叛徒。大浪淘沙，考验的是信仰和理想的坚定与否。回望过去，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历史走到今天，可以充分肯定，当前我们大多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是坚定的。但同时也要看到，有些党员干部存在信仰迷茫、精神迷失问题。有的怀疑了，认为共产主义是难以企及的幻想；有的淡忘了，把自己等同于普通群众；有的动摇了，意志消沉，奉行及时行乐的思想……信仰、信念一旦松动，行为、作风焉能无恙？深谙规律，直面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地提出“革命理想高于天”，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强调“从严管党治党，首先就要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要求“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培植我们的精神家园”，并连续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一系列固本强基工作，为新时期共产党人“补足精神之钙”、“炼就金刚不坏之身”指明了方向，施出了良方。信仰问题，意义永恒。中国共产党人的“赶考”仍在继续，面对“四大危险”，应对“四大考验”，我们更该坚守信仰，坚定理想信念，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积累起最强大的精神力量。共产党人以铁一般的纪律，保持党的集中统一，维护党的肌体健康，让自己始终充满力量对于一个政党而言，纪律是生命线。马克思主义政党尤其如此。我们党成立时的故事早已为大家所熟知：初在上海，会议期间有巡捕突然闯进，警惕性极高的几位党的开创者当机立断，决定转到嘉兴，在南湖的红船上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完成了大会闭幕。这也说明，我们党甫一成立，就面临着险恶的环境。中国希望的火种在沉沉暗夜里悄然燃起，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扼杀在摇篮中。先进与落后、光明与黑暗本是天敌。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反帝反封建为革命任务，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一切落后的反动的势力不会容许这样一个先进的政党在中国存在。斗争，从我们党成立起就开始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事变，将反动派的凶残、将斗争的残酷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共产党依靠什么展开斗争？一靠理想，这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二靠纪律，一个纪律严明的组织才有力量。不仅如此，对于当时尚显弱小的中国共产党来说，纪律是否严明，直接关系着能否在斗争中生存下来。生存下来，才能够发展。严守党的保密纪律，是党能在严酷的环境下生存的一个关键。据邓颖超回忆，“四·一二”之后，年7月，党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同志到南昌领导武装起义。“他要离开武汉的时候，才告诉我，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要多久，什么也没有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握手告别。”为什么会这样，她解释：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下，一个行动的泄露，会给党造成重大损失。严明纪律，是党纯洁组织的重要手段。周佛海，是参加一大的13人之一。年他应邀到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每月能领到多大洋。周佛海因此对自己的“引荐人”国民党右派戴季陶感恩戴德，与党的离心倾向日益加重，对参加党的会议和过组织生活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并不断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党组织曾多次做他的工作，但他丝毫听不进去。鉴于其屡教不改，中共广东区委没有因为他是一大代表就网开一面，而是坚决将周佛海开除出党。党组织的这一决定是极其英明的。屡屡违反纪律的背后，往往是理想信念的动摇、滑坡，乃至对党的背叛。抗战期间，一向善于政治投机的周佛海沦为臭名昭著的汉奸。得民心者得天下，纪律严明才能赢得民心。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后的部队走向井冈山。能否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决定着这支队伍和党的未来。著名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正是缘此而生：“行动听指挥、筹款要归公、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要赔。”纪律规定的看似都是一件件小事情，但解决的却是民心向背的大问题。通过严明的纪律，人民群众看到了党的军队与旧军阀的迥然不同，感到这才是自己的队伍，给予全力支持，一个崭新的红色政权在江西真正建立起来。从这开始，纪律严明成为我们党、特别是党的军队的红色基因，代代传承，使我们党以独有的精神风貌和优良作风，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最后一口粮，做的是军粮；最后一块布，做的是军装；最后一个儿子啊，送到了部队上。”这首当年的歌谣，连同如林的担架、如流的推车，一起见证了亿万人民是如何一心跟着共产党。严明的纪律是党集中统一、拥有强大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年，时任中央纪委常务书记的黄克诚撰文《关于党风问题》，文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抗战时期，毛泽东同志就用个电台指挥工作，“嘀嗒、嘀嗒”就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没有什么人怀疑或质疑，大家都自觉地执行延安的“嘀嗒、嘀嗒。”而在西柏坡，这一坚决服从党中央的决定、决议，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确保党集中统一的政治优势更是发挥到极致。三大战役期间，面对国民党强大的万军队，党中央向各地区、各战区发出封电报，“只是天天发电报，就把国民党打败了。”……“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严明的纪律历来是我们党的一大优势。历史证明，什么时候党的纪律严明，党的战斗力就会增强，党的事业就会蓬勃发展；什么时候党的纪律松弛，党的战斗力就会削弱，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革命战争时期如此，建设、改革开放乃至以后的历史时期，同样如此；我们党弱小时如此，发展到拥有多万党员、成为世界第一大党，也是如此。在历史中汲取营养，遵循规律、传承和发扬党的传统和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的作风和腐败问题，面对“党的领导弱化和组织涣散、纪律松弛”这一大忧患，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更加严明的纪律有力推进正风反腐、从严管党治党：不以权势大而破规，严肃查处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人，树起党纪国法的权威；不以问题小而姑息，以“寸土不让”在群众心中立起大大的“信”字；不以违者众而放任，破而后立打造腐败塌方地区新的政治生态……我们党以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从严治党、善于自我净化的实际行动，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支持，厚植了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在新的实践中进一步深化对规律的认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握住“破法必先破纪”的规律，开创性地提出“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这一新思想新理念，把加强纪律建设提到了全面从严治党治本之策这一新的高度：从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到修订准则和条例、明确“六项纪律”，再到提出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严明纪律的要求贯穿于历史新时期管党治党、正风反腐的各项工作中，引导、敦促党员干部校准思想之标、调整行为之舵、绷紧作风之弦，在法律之前铸起纪律的防线，有效改变了“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状况，在标本兼治反对腐败上步入一个新的境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就要靠严明纪律。”这是回顾历史的深刻总结，更是开创未来的有力保证。铁一般的担当，使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带领中国人民走向伟大复兴的领导核心一个政党的兴衰存亡，取决于它在担当历史使命中的作用，取决于人民群众对这种作用的认可程度。中国共产党敢于担当、善于担当，而且，是铁一般的担当！“(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这是党的二大确定的最低纲领。最高纲领，则是“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在风雨如晦、黑夜漫漫中，中国共产党从信仰出发，把救亡图存、民族独立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既为中国摆脱如山屈辱指明了方向，也把挽狂澜于既倒的重任扛在了肩上。从上海到井冈山，从瑞金到遵义，从延安到西柏坡，血雨腥风、硝烟弥漫，几多艰辛、牺牲撼天，这个诞生时只有50多人的政党，闯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之路，带领中国人民历经28年的浴血奋战，终结了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奴役的历史，打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红色江山，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由革命转入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因为接手的是个一穷二白的“烂摊子”，面临着经济上能否站住脚的生死考验，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就曾这样预言，“中国人口太多，中国历代的统治者都因为解决不了吃饭问题而垮台，共产党最终也将如此。”然而，义无反顾扛起新的历史担当的中国共产党人，发出了“更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誓言，自力更生铺就一条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到年仅用３年，全国粮食、棉花、钢铁、原油、水泥、电力、原煤等产量就超过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最高水平。年，中国历史又迎来一个关键节点——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之后也就10来年时间，中国已经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历史总在曲折中前进，越过探索中的踉跄，时间指针转到上世纪70年代末，发展脚步一度滞缓的中国，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机。面对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化、人民如何实现富裕的历史命题，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矢志创新开启了一条改革开放之路，使中国从此走向崭新的时代。斗转星移、沧桑巨变，沿着这条历经探索方才找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短短三十几年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过了其他国家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历程，如今中国经济总量已超10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从到、从到，中华民族贯穿两个百年的历史命题，前为救亡，后为富强。“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则贯穿这前一百年，开启这后一百年。这是决定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也是考验一个政党担当精神和担当能力的重大问题。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不负选择扛起了担当。在95年的艰辛求索、持续奋斗中，中国共产党圆满地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彻底改变了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命运，将多年的苦难和落后、几代人的迷茫和彷徨，不可逆转地留在了历史深处。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历史使命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此时，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过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经济总量领先下的人均落后，先富起来之后的共富挑战，资源环境约束下的转变压力，国内外安全风险叠加交织……更加复杂的世情、国情、党情，一系列矛盾、问题和挑战，摆在新的“赶考”者面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面对挑战、勇于担当，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局视野和战略眼光，立足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针对中国难题，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用“五大发展理念”统领全局，谋小康之业、扬改革之帆、行法治之道、筑执政之基。这是一场艰苦的奋斗，也是一次豪迈的新的进军。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上任伊始，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将对民族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对党的责任，落脚到“打铁还需自身硬”、使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上，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三年多时间，中国在实干的风气中不断前行。从落实八项规定精神到反“四风”驰而不息，从“老虎”“苍蝇”一起打到由内而外追逃追赃，从强化巡视利剑作用到派驻监督全覆盖，从落实“两个责任”到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一项项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实招硬招，让局面为之而变、气象为之而新、民心为之而振，让我们党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更加充满力量。……凡为过往，皆为序章。95年过去了，一切都是新的。复兴之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朝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目标，继续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壮丽的远航！
耳熟能详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怎么来的
纪律，革命胜利的法宝，管党治党的标尺。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宣布了“三项纪律”，次年又在遂川宣布了“六项注意”，后来发展为我们熟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纪律为保障，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浴血奋战、一往无前，取得辉煌胜利。
如今，战火硝烟已远去，复兴征程再出发。面对前进路上的艰难险阻，特别是管党治党中的突出问题，我们党站在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度，坚定地把纪律挺在前面。斗转星移，日新月异。从井冈山到全中国，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决胜全面小康时期，我们党一直把纪律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加强纪律建设、严明党的纪律也就成为我们党披荆斩棘、攻坚克难，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传家宝。“毛主席上井冈山，第一件事就是抓纪律”——我们党始终把纪律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在江西荆竹山，有一个叫作“雷打石”的地方。“这里就是当年毛主席立规矩的地方。”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原馆长、井冈山红色文化教育学院名誉院长毛秉华对记者说，“毛主席上井冈山，第一件事就是抓纪律。”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后的部队向井冈山挺进。当时，这支队伍成分复杂，既有工人、农民，也有学生、俘虏，还有一部分是游民无产者。他们身上存在着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和不良作风，加之“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少数士兵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不时发生。在向井冈山转移时，部队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又遭遇反动地主武装的突袭，战士们又累又饿，后来有战士发现了一块红薯地，大家便一拥而上，挖起红薯就吞吃起来。毛泽东知道后很生气，严肃批评了大家。最终，红军给红薯地的主人留下了一张道歉的纸条和一些钱，作为赔偿。拿几个红薯看似小事，但体现的是一支队伍的纪律性。革命队伍不是旧军队，怎么能随意侵犯群众利益呢？一路上，毛泽东从这件事情联想到，部队若要在井冈山“安家”，与当地群众和地方队伍打成一片，就必须严明纪律。10月24日，秋高气爽。毛泽东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对准备向井冈山中心进发的数百名工农革命军战士讲话，要求大家与山上的群众和队伍搞好关系，随后正式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筹款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3句话，看似朴实无华，但解决的却是当时革命队伍中的大问题。这使工农革命军区别于传统的旧军队，树立了军民一致、秋毫无犯的新型军民关系。后来，针对队伍出现的新问题，毛泽东在遂川县李家坪又颁布了“六项注意”，后规范为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就陈列着一块写有“六项注意”的包袱布。“三项纪律”“六项注意”只是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加强纪律建设的标志之一。实际上，我们党自创立起，纪律就写在我们旗帜上，刻在广大党员心中。比如，一大党纲强调了保密纪律，二大党章对组织纪律、宣传纪律、财经纪律和党员从业纪律作了规定，五大党章细化了违纪处分规定及审查程序……包括以前的西柏坡“六曰”，现在的“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纪律”等，无不体现出我们党始终把纪律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毛秉华说：“这些纪律体现了党的宗旨，是我们党对自身的严格要求，正是有了铁的纪律作保证，我们党才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克服一个个困难，渡过一个个难关甚至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的一个个胜利。”“纪律是战斗力，更是民心”——严守纪律是凝聚队伍、团结群众的有力之举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陈列着革命烈士余贲民的照片。余贲民是红军的“管家”，当年红军打土豪收缴的金条、金砖、金戒指等，都由他亲自保管。在他快结婚时，岳母要他送枚戒指给女儿，他断然回答：“我这里是有不少的戒指、金条，但都是公家的，半个我也不能动。”别说是贵重的戒指、金条，就是几只鸭子也不能乱动。红军烈士袁文才的孙子袁建芳告诉记者，当年，爷爷袁文才的特务连有几个战士在野外捉到几只鸭子，私下杀掉吃了，爷爷知道后，立即召开全连大会，严厉批评了那几个战士，还责成连长亲自带这几个战士向丢鸭子的农民赔礼道歉，并按价赔偿。纪律，其生命力就在于严格遵守和执行。作为红四军的创始人，毛泽东、朱德两位同志都是带头严守纪律的典范。一天，毛泽东把一件新棉衣送给房东谢槐福，谢槐福挑了一担木炭送到毛泽东房里，以示感谢，毛泽东推辞不掉，硬是付了木炭钱。朱德向林大娘借了把陶壶烧水，结果壶被他打坏了，他就主动用自己的伙食费赔偿。严守纪律，换来的是凝聚力和战斗力。年8月，毛泽东率罗荣桓的1个营在通过桂东县时，遭到敌人袭击，部队被打散，第二天集合时，只少了1个担架兵，后来回到井冈山发现这名士兵已回来了。“一个营行程数百里，打了十几仗，却没有一个开小差的，成了拖不垮、打不烂的铁军，靠的就是纪律。”毛秉华感叹道。严守纪律，赢得的是民心。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原馆长肖邮华说，当时，有群众感慨红军与所到之处便杀人放火、胡作非为的反动武装大不相同，打心眼儿里喜欢这支队伍，于是便捞鱼慰劳红军。而当年捞鱼的渔网，就陈列在博物馆里。肖邮华说，当年井冈山地区的老百姓，受够了地主武装和反动军阀的苦，被红军严明的纪律感动，感到这才是咱们自己的部队，于是便踊跃参军，跟着毛委员干革命。据了解，当年在短短几天时间里，仅湖南沙田就有近百名青壮年参加了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流传着一首歌谣：“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字里行间，流露着对这支纪律严明队伍的赞许。红军烈士王佐的重孙王华文说：“战士们把这些纪律刷在墙上、写在包袱布上，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走到哪里就执行到哪里。”后来，这支从井冈山走出来的队伍解放了大上海，为不惊扰市民，全体战士露宿街头，这一举动震惊了全国，也感动了世界。美国原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道：“从国民党获取政权那天起，各级官员就贪污受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乱搞裙带关系、大行派系斗争……与国民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共产党杜绝了渎职现象，促使官员和群众融洽相处，党、军的纪律简单务实，而且贯彻得力。”“纪律是战斗力，更是民心。”肖邮华说，“现在我们抓全党的纪律，抓反腐败，抓纠治‘四风’，老百姓看在眼里、喜在心里。”的确，以严明的纪律管好党治好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就能纯洁党的队伍，厚植党的执政之基。“继续用好纪律这个红标尺”——把纪律立起来、严起来，执行到位石金龙，一名垦殖场退休职工，是井冈山革命时期的老红军、曾任中组部副部长的曾志同志的孙子。“奶奶是位老红军，一生忠诚于党，严守纪律。”石金龙说，他曾求奶奶给安排一份满意的工作，没想到奶奶竟拒绝了，后来他想由农村户口转成商品粮户口的要求也被拒绝了。“当初不太理解，对奶奶这样的国家干部来说，安排个好工作就是一句话的事，但她没答应。后来我才明白，她不是不爱我们，而是希望子孙们都能继承她们这代人的好作风，把井冈山的好传统往下传。”石金龙说。严明的纪律，优良的作风，作为共产党人血液里流淌着的红色基因，在代代传承。就在记者采访前几天，在井冈山革命老区所在的江西省吉安市，市纪委通报了4起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有6名党员干部受到纪律处分。“这些人违反了廉洁纪律和群众纪律。”吉安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廖宏说，“井冈山时期，我们的队伍讲究不拿群众的东西，一切要归公，这些纪律传承下来，就发展成我们今天的‘六项纪律’。我们要继续用好纪律这个红标尺，对违反这些纪律的行为严肃查处。”对此，吉安市打出了一套组合拳。立规矩，压责任，出台党风廉政建设约谈制度和巡回督导工作制度，督促各级党组织落实好抓纪律的责任；严执纪，强震慑，今年前5个月共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人，其中查办一把手违纪问题19件，同比增长72.7%，在严格执纪的震慑下，当地干部主动上缴违规收受的“红包”72万元。吉安，只是我们加强纪律建设的一个缩影。无论哪个时期，我们党都牢牢把纪律抓在手里，把纪律严明这个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不断发扬光大。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纪律的认识不断深化，认识到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背后，实质是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必须把纪律立起来、严起来，执行到位。出台中央八项规定、修订《廉洁自律准则》和《党纪处分条例》、深入开展纪律教育、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探索实践“四种形态”……一步步坚实的步伐不断迈出，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相互促进，为的是引导党员、干部向高标准努力，严守纪律底线，实现标本兼治，巩固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纪律，正在愈发显示出权威性和震慑力。仅年，全国就有33.6万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1.4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5万余名党员领导干部因落实“两个责任”不力受到责任追究，值得注意的是，有5余名党员干部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交代了违纪问题。一个个数字的背后，体现的正是我们党坚持挺纪在前、推进管党治党全面从严的坚定决心。来路当忆，前路可期。井冈山立起的纪律，犹如我们党播下的一颗种子，在时代的不断变迁中、在各种艰难险阻的考验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为党的肌体健康、国家的全面小康和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有力保证。
什么偏方能治白癜风白癜风最好治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