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是唐尼古道或者说蕃尼古道十分重要的一个节点。
吉隆最早时被称为“小羊同”，唐初时，就有汉文史料记载其为“小羊同”国。“（唐尼古道）其东道者，从河洲（今甘肃临夏）西北度大河（黄河），上曼天岭，减四百里，至鄯洲（乐都）。又西，减百里至鄯城镇（今青海西宁），古洲地也。又西南减百里，至故承风戍（今青海湟源），是隋互市地也。又西减二百里，勇于进取青海（青海湖），海中有小山，海有七百余里。海西南至吐谷浑牙帐。又西南至国界，名曰白兰羌，北界至积鱼城，西北至多弥国。又西南至小羊同国，又西南至度旦仓法关，吐蕃南界也，又东少南，度末上加三鼻关。东南入谷，经十三飞梯，十九栈道。又东南或西南，缘葛攀藤，野行四十余日至北印度、尼婆罗国。”
这是唐初僧人道宣，在其所著的《释迦方志》遗迹篇中对“唐尼古道”所作的描述，这段文字后面部分，重点介绍了从“小羊同”吉隆出境至北印度、泥婆罗（今尼泊尔）的交通情况。
回到公元七世纪的二十年代，李世民继承父业，登上了大唐皇帝之位。与此同时，松赞干布则一统青藏高原，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汉藏正史中，正式出现西藏与中原王朝发生关系的记载始于贞观八年（公元年），松赞干布遣使朝贡。同年，唐太宗派遣使臣冯德遐出使吐蕃。之后，使臣往来开始频繁。再后不久，文成公主远嫁西藏，西藏与中原之间的政治关系更加密切，经贸与文化交流也得到加强，这种背景下，一条自中原经西藏出尼泊尔至印度的交通线，开始发挥巨大生命力。
据社科院西藏自治区分院巴桑旺堆老师研究，自东晋法显游历印度以来，既有汉地的沙门远涉印度求法，也有印度的僧人东行至中原弘法。至唐初，玄奘西行，大开求法之路，汉僧西去求法者日渐增多。当时中原通往印度的西行路线，陆路主要有经天山、帕米尔高原、克什米尔至印度，称“天山道”或“龟兹道”。这条道又分为天山北路和天山南路两条，天山北路自玉门关西去，经高昌（今吐鲁番）、屈支（今库车）越天山，过大雪山（今兴都库什）至健驮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区），乃玄奘西去时所经路线。天山南路自玉门关西行，经若羌、且末、于阗，度葱岭达印度，为玄奘回归时所经路线；一条经四川、云南、缅甸至印度，称“滇缅道”。到公元七世纪初，吐蕃王朝崛起，并开始接纳四方文化，这时中印陆路通道又多了一条经青海、西藏、尼泊尔至印度的“唐尼古道”，其中中原到吐蕃的路段称为“唐蕃古道”，出藏的路段称“蕃尼古道”或“吐尼古道”。这条路，大大缩短了中印间交往的行程，且更为便捷，有人将其命名为“吐蕃丝绸之路”。
四川大学文物考古学院院长霍威先生研究指出，《释迦方志》所说的“小羊同”就是指现在的吉隆与后藏之间的区域，“旦仓法关”指的是吉隆孔塘拉山口，而“末上加”则指的是吉隆热索桥，“十三飞梯，十九栈道”，应该是对吉隆沟内险峻难行之路的描述。
也有专家认为道宣的记载并不确切，只是大概描述了唐蕃古道的概貌，不能简单对这些地方名加以理解。但从道宣的记载来看，公元7世纪上半叶，从中原到吐蕃的“唐蕃古道”以及从吐蕃经尼泊尔至印度的“蕃尼古道”已全程贯通。而“小羊同”吉隆，正是蕃尼古道上的要冲。
◎我和朋友范久辉在乃村调查时，得知村后的丛林中，隐藏着三处鲜为人知的玛尼石刻，这在吉隆过去历次的考古工作中均未发现。我们提请县领导汇报给自治区文物局后，经专家鉴定，这些石刻造像开凿年代早到吐蕃，晚至十四、十五世纪，是吉隆千年古道的又一有力证明。
“唐尼古道”并不是在唐代才建立的，但“唐尼古道”却是由文成公主入藏和王玄策出使印度而繁荣兴起的。那时，吐蕃在松赞干布的带领下已大至统一西藏全境，象雄已灭，“小羊同”吉隆，也已属于吐蕃管辖。而王玄策，更是在吉隆留下了让今人大书特书的特殊印迹——“大唐天竺使之铭”。
这块唐时碑铭石刻，是年5月由霍威和李永宪等四人组成的调查队，在吉隆县进行考古调查时偶然得知的。这块被吉隆当地群众称为“阿瓦甲英”，意即“父亲汉字”之意的石刻。位于吉隆县宗嘎镇以北4.5公里处的一面崖壁上，海拔米。崖壁面宽约1.5米，高约4米，距地表高约8米，其上有崖棚遮盖，朗热水渠从崖脚环绕而过。
调查队在县领导的提示下，去查看“阿瓦甲英”的文物价值。县里修水渠觉得碍事，如果价值不大的话，准备将其炸掉。这一查看可不要紧，原来是一块唐时的石刻，于是给赶紧保护了起来。“大唐天竺使之铭”石刻长1米，高90厘米，阴刻楷书，字面用阴线细刻方框间隔。题铭额题为隶篆，字幅约10厘米见方，上书“大唐天竺使出铭”7个大字。铭文从右至左排列，正文竖排。由于年代久远，字迹已不甚完整清晰，开始时认为共存24列，约多字，后又有学者从文献学角度对铭文作了进一步研识，根据骈文规则，考出铭文每行19字，总字数为字。
石刻发现后，根据历任专家考证，“大唐天竺使之铭”基本可判定为显庆三年（公元年），唐高宗时期著名外交探险家王玄策一行，出使古印度时途经吉隆留下的石刻。这是目前在西藏已发现汉文石刻中，年代最早的一处，比现存于拉萨大昭寺前著名的“唐蕃会盟碑”（立于唐穆宗长庆三年，公元年）还早年。这处唐前期的摩崖石刻，记载了唐代使臣历经艰难险阻出使天竺，于此勒石记功的情形。其碑文大意是：大唐显庆三年六月，大唐国势强盛，高宗皇帝继承太宗皇帝所开创的宏伟功业，一统天下之威，教化所至，达于四海。故派遣使节左骁卫使王玄策等选关内良家之子数人，经过一年的艰苦跋涉，越雪山，过栈道，经小羊同之西出使天竺，因感征程之艰辛，边境风光之壮美，留下数行石刻以纪云云。
◎唐时著名外交使节王玄策，途径吉隆时，为后人留下的“大唐天竺使之铭”石刻。
发现大唐天竺使出铭后，《人民日报》曾于年9月以标题《西藏发现“大唐天竺使出铭”》予以刊登，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有专家称：“这是能够与文献相对应的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是中华民族碑刻艺术文化中的瑰宝”。年6月25日，“大唐天竺使之铭”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对于唐碑所记载的王玄策这个人物，可称得上是唐朝一位杰出的外交家，他一生曾数次（有三次或四次之说）奉旨出使印度，是可与大名鼎鼎的玄奘法师齐名的，将大唐帝国和天竺诸国的交通和文化交流活动，推向一个新高度的重要人物。
查找唐史资料可知，王玄策是河南洛阳人，贞观至龙朔年间，曾几次出使西域。以当时的交通条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然而王玄策虽劳苦功高，却一直官运不佳。他初以六品右卫率府长史之衔奉使，后虽跃升为五品朝散大夫，但按照中国官修史书的惯例，五品官不能在正史中立传，因而两唐书中没有他的传记。王玄策自己撰有文10卷，加图3卷，共计13卷的《中天竺行记》，其价值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应该说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可惜这部名著，以及官府依照此书所编撰的百卷巨著《西国志》，在宋代以后先后遗失。自此，王玄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赫赫业绩，便为历史所淹没，鲜为世人所知。后人仅能从《法苑珠林》中，见到十几条与其出使相关的内容。
根据《法苑珠林》卷二十九所记，王玄策第一次奉使出使时，以副使身份与正使卫尉寺承上护军李义表一起共22人，于贞观十七年（公元年）三月出发，同年十二月至摩伽陀（即中天竺），途中费时9个月。王玄策等人于贞观十九年（公元年）正月二十七日与二月二十一日，先后巡游了摩伽陀的佛教圣地摩诃菩提寺和耆阇崛山（即鹫山或灵山），并分别立碑刻文，用传不朽。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年），王玄策以右卫率府长史之职与副使蒋师仁第二次奉使印度。不想至印度后遇中天竺内乱。《旧唐书·西域传》及《资治通鉴》均记载了此事件的前因后果。先是王玄策至中天竺时，其王尸罗逸多已死，国中大乱，大臣阿罗那顺反判成功，并已自立为王。阿罗那顺率兵攻打了大唐使团，王玄策及从骑三十人，不敌战败，只身逃至吐蕃边境。于是“走至吐蕃，发精锐人，并泥婆罗国（尼泊尔）余骑”相助，王玄策、蒋师仁进兵至中天竺，“连战三日，斩首三千余级，赴水溺死者且万人。阿罗那顺弃城而遁，师仁进擒获之，虏男女万二千人，牛马三万余头”，俘虏阿罗那顺后，王玄策班师回朝。王玄策此次征战获得胜利，与吐蕃发兵密不可分，当时由于松赞干布先后迎娶了赤尊和文成公主，吐蕃与唐朝、尼泊尔的关系异常亲密，且尼泊尔当时也已臣服于吐蕃（赤尊嫁于吐蕃后，尼泊尔内乱，叛臣杀了赤尊之父，吐蕃出兵平判，重立赤尊之弟为王），吐蕃从本土及属国出兵救助唐朝使臣，是为情理当中。
显庆二年（公元年），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印度，《法苑珠林》卷十六有如下记载：“唐显庆二年敕使王玄策等往西国送佛袈裟”。这些佛事活动是其出使的主要使命。期间他再次访问了佛教圣地摩诃菩提寺，会见了寺主戒龙。《法苑珠林》卷三十九载：“王玄策至，大唐显庆五年（公元年）九月二十七日菩提寺主戒龙为汉使王玄策等设大会……至於十月一日，寺主及余众僧饯送使人”。次年，即龙朔元年（公元年）春，王玄策等人回到长安。王玄策第三次奉使印度，再次取道吐蕃道时，在途径如今吉隆县的宗嘎时，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刻石碑铭“大唐天竺使之铭”，这为唐代中印交通史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唐尼古道经吉隆冲堆村的一段，石壁上留有许多不同时期的古老石刻。
◎王玄策墓志铭
虽然至今学界对王玄策出使印度的次数是三次还是四次，以及唐碑的刊刻时间尚有争议，但王玄策数次出使印度，且经过吉隆，在宗嘎以北五公里的马拉山下留下世人瞩目的唐碑，却是不容质疑的事实。
而那时，作为“小羊同”的吉隆，早已与象雄及其他小邦一样，被吐蕃吞并，因为《贡塘世系源流》中有着“赞普囊日松赞（松赞干布之父）时期，从卫藏来的三名头人及随从，寻地来到芒域，各在藏雄、匈雄、拉东及雪拉麦（宗嘎村周围的四处地名）等地迁移驻扎，传宗接代，成为贡塘地方的统治者”、“他们继续往南吉隆方向去，把草坝开垦为耕地，取名帮兴”这样的记载。
可见，吐蕃早期，象雄被灭后，吉隆就已逐渐从“小羊同”改称为“芒域”，意为“众多修行圣地和众多名人驻足之地”。而“贡塘”这一地名则出现于公元7世纪以后，根据《贡塘世系源流》记载，寂护、莲花生等印度高僧到吐蕃传播佛教后，莲花生大师于公元年离藏，“莲花生大师和送行他的吐蕃臣民，在贡塘拉山顶分别，莲花生从贡塘拉山前往西南亚国，从此这带地方得名贡塘”，指的也就是大约现今的吉隆宗嘎一带。而“吉隆”（古时写为济咙）地名，据《西藏王统记》记载，则是藏王松赞干布在与尼泊尔、大唐联姻前，“从天竺和泥婆罗间茂林中取回四尊由旃檀树自然形成的稀有佛像，四尊佛像分别置于芒域、扬布亚格城、天竺与泥婆罗之间、拉萨四个地方”，其中圣哇底桑布佛像放在吉隆帕巴寺，“自从有了圣哇底桑布佛像，芒域地方曾有的疫病、非时死灾，皆得免除”。藏文经书《圣哇底桑布祈颂》上说，“从此圣哇底桑布佛像所在地得名吉隆”，藏语意为“快乐之地、幸福之乡”。另外，在吉隆民间也有说法是，莲花生大师入藏后刚来到吉隆的三个月期间，因吉隆风光秀、丽气候宜人而不胜感慨并大加赞叹，离别之前，为当地取名为“吉隆”，遂沿袭至今。
然而，长年背井离乡，出生入死，屡建奇功的王玄策，却一直没有获得应有名誉与地位。根据年入藏，在藏21年，医院当医生达6年之久，担任中国民族博物馆馆长的张永发先生整理论证，王玄策二次出使西域，擒拿阿罗那顺后，回到大唐被拜为朝散大夫。但他同时从印度还俘获了方士那罗延娑婆寐，说此婆罗门有长生之术，献给太宗，太宗令其炼丹。一年后药成，太宗服用后不仅无用，而且很快就卒亡了。朝野众人本想治这个人的罪，又怕外人知道了笑话，就将他驱逐回国。
但八年后，这人又来到大唐，迷信丹术的王玄策又不知好歹地将其献给高宗，结果被高宗果断拒绝，且言“玄策诡诳”。王玄策之后更是因为反对高宗的宗教政策《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礼拜诏》和《令僧道致拜父母诏》，还专门做了《议沙门不应拜俗状》与高宗，可谓不识时务，被高宗不喜而冷落。反倒阿罗那顺在大唐活得悠哉，太宗没有深究，还为他娶妻生子，死后刻成石雕为太宗的昭陵守陵，现在昭陵的司马门还能看到。[3]
必须要额外说明的是，唐时，自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后，唐朝与印度两国使节和高僧来往频繁，玄照、智弘律师、道希、玄太、玄恪、道方、道生、末底僧诃、玄会等唐代高僧，也是从蕃尼古道，途径吉隆去印度求经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玄照传》载：“后因唐使王玄策归乡，表奏言其实德，遂蒙降敕，重诣西天，追玄照入京。路次泥婆罗国，蒙王发遣，遂至吐蕃，重见文成公主，深之礼遇，资给归唐。于是，巡涉西蕃而至东夏，以九月而至占部，正月便到洛阳。”而当时，与玄照一同回国的，便有王玄策之侄智弘律师。
◎戒日国领土示意图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列传第一百四十八
贞观十年，沙门玄奘至其国，将梵本经论六百余部而归。先是遣右率府长史王玄策使天竺，其四天竺国王咸遣使朝贡。会中天竺王尸罗逸多死，国中大乱，其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立，乃尽发胡兵以拒玄策。玄策从骑三十人与胡御战，不敌，矢尽，悉被擒。胡并掠诸国贡献之物。玄策乃挺身宵遁，走至吐蕃，发精锐一千二百人，并泥婆罗国七千余骑，以从玄策。玄策与副使蒋师仁率二国兵进至中天竺国城，连战三日，大破之，斩首三千余级，赴水溺死者且万人，阿罗那顺弃城而遁，师仁进擒获之。虏男女万二千人，牛马三万余头匹。于是天竺震惧，俘阿罗那顺以归。二十二年至京师，太宗大悦，命有司告宗庙，而谓群臣曰：“夫人耳目玩于声色，口鼻耽于臭味，此乃败德之源。若婆罗门不劫掠我使人，岂为俘虏耶？昔中山以贪宝取弊，蜀侯以金牛致灭，莫不由之。”
注：本文原名《唐尼古道上的王玄策》，源自作家李初初新浪博客：北京白癜风医院北京中科医院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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