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马汝邻先生
（一九八一年的合影右起第一人为马汝邻、中间者为薛文波、左起第一人为薛文波先生的女儿薛乃琴）
马汝邻，回族，字孟泽，经名赛义德.阿赫默德（-----），马汝邻先生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回族知名人士和学者。马汝邻先生生前曾任甘肃省政协常委、民革甘肃省委常委、甘肃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等职。
马汝邻与外祖父（薛文波）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结为好友。那是作为回族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在北平共同组织了中国回族青年会，并创办了《回族青年》刊物。在当时，他是一位思想十分活跃的青年，属于左翼人物。马汝邻与外祖父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一九八一年外祖父获得平反后，来北京探亲，就住在我家里。当时马汝邻正逢在北京开会，当得知外祖父在北京，便匆匆赶到家里看望外祖父，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中等身材，相貌十分的清瘦，戴着一副深度近视镜，风度翩翩，谈起话来显得十分的潇洒自如，在和外祖父的谈话中，他们时常夹杂着一些英语。也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相识了，并从此成了忘年之交。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开始了书信往来，以后他到北京开会，不住酒店，就住在我家里，就为了和我谈心、聊天。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对我讲述了他的人生经历。
马汝邻早年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心理学系，后又考入北京大学教育系，一九三二年参加共青团，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他当选为辅仁大学抗日救国会主席，加入了北平反帝大同盟。从那时起就开始了他的革命活动。当时斯诺也在北大，主要从事新闻工作，马汝邻是学校的活跃分子，他给斯诺做助手，开展新闻通讯工作同时也兼做斯诺的秘书，以后通过斯诺又结识了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在谈到他与斯诺和史沫特莱的关系时，他说，如果论私人交情，他和斯诺要深，但是斯诺只是一位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主义者，而史沫特莱则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家，她直接参加中国革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更佩服史沫特莱。那时他第一次与史沫特莱接触是以秘密接头的方式进行的，史沫特莱穿着中式旗袍，外面套着一件红色的毛衣，手里拿着一本杂志（这是接头暗号），在紫禁城外的筒子河沿同马汝邻见面，交换了对敌斗争的一些情况，以后在上海马汝邻又遇到史沫特莱，见到马汝邻，史沫特莱非常高兴，把他拉到自己住处，并且亮出一支手枪。马汝邻吃惊的说，你带着个东西很危险，如果让国民党特务发现了，这就是证据啊!史沫特莱笑着说，为什么让他们发现，我现在的任务是保卫孙夫人（宋庆龄），如果被他们发现了要抓我，我就开枪。以后斯诺去陕北，也是马汝邻陪他到了西安，但是如果不是成都老家的一些事情缠身，马汝邻也就陪斯诺去延安了。当时在西安的马海德还批评马汝邻家庭观念太强，革命意志不坚定等等。马汝邻在西安与斯诺分手，临别时，斯诺把他的英文打字机送给了马汝邻，从此他们天各一方，失去了联系。后来斯诺的夫人海伦在回忆录中提到，一位姓马的青年送斯诺到了西安，指的就是马汝邻。解放后马汝邻也曾给周总理写信，想请周恩来帮忙搭线，恢复他和斯诺联系。或许周恩来日理万机，没有给他回复。在和马汝邻闲聊中，我提到了“三S”研究会（即斯诺、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因为这三个人的名字都是英文S打头，所以简称为“三S”，黄华出任会长。）我说“三S”有两个和您有关系，您为什么不加入这个机构呢？他笑着说，对这些沽名钓誉的事情我没有兴趣。
马汝邻在辅仁大学读书时各科成绩非常好，特别是英文，因此他特别受到心理学系主任，美国神父格里高瑞的青睐。他知道马汝邻从事学生运动，告诫他说，你不要参与政治，好好读书，将来我保送你去美国留学。当时摆在马汝邻面前是两条道路，一是继续求学深造，二是寻求真理，投身革命。马汝邻选择了后者。马汝邻在当时社会环境中，也是居无定所，他在辅仁大学从事地下活动，身份暴露后，就转学到北京大学，后来在北大呆不下去了，就又跑到了北京师范大学。所以他自称自己是学校的“混子”。谈到三十年代他从事学生运动的经历时，他说，当时在一二九运动时，在学生中有一位叫“小胡”的学生很是活跃，马汝邻并不认识“小胡”，但是知道这个人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很高，在学生中也很有威望。解放后，马汝邻还对别人打听这位“小胡”现在何方，别人告诉他，当年的“小胡”就是胡乔木。
一九三二年，马汝邻是辅仁大学抗日救国会主席，曾作为请愿代表面见过张学良。三十年代到处充满了白色恐怖，斗争形势非常严峻，也就是在那个时候，马汝邻失去了组织联系，以后一直从事回族运动和回族教育事业。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马汝邻也去了西北。那时他担任平凉伊斯兰师范学校校长，一九四二年因掩护地下党员，而被当局免职，后来他又去了青海。那时外祖父在青海任省党部书记长，外祖父就把马汝邻引荐给马步芳。马汝邻是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官场上那套阿谀奉承根本不会，别人与马步芳谈话都是半侧着身子坐着，显得毕恭毕敬，而马汝邻却靠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显得轻松自在的样子。后来马步芳对外祖父说，这个人一看就知道没伺候过大长官，后来外祖父把马步芳的话原样学给马汝邻，两人哈哈大笑。马步芳很重视知识分子，他给马汝邻三个职位，让他挑选，一是到某师任政治部主任，二是任青海日报社社长，三是到中学当校长。马汝邻觉得自己适合做教育，就做了中学校长，以后又担任了陇东师范学校校长。
一九四九年，马步芳时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外祖父任少将参议。西北长官公署设在兰州。那时解放军大军压境，国民党在西北的统治已危在旦夕。外祖父对战局很有预见，他对马汝邻说，兰州这场恶战不可避免，也就是最后一仗了，打完就完了。青海不会再有战事，西宁将来会和平解决。后来战局的发展完全验证了外祖父判断。当时国民党很多人都是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而马步芳却很有信心，踌躇满志，志在必得。他哪里知道，现在的人民解放军已不是昔日的西路军了。马步芳召集高级将领举行站谈会，由于外祖父的关系，马汝邻也应邀参加了会议。马步芳让大家谈谈对时局的看法，会场鸦雀无声，谁也不愿发言。见此情景，马汝邻对外祖父说，这仗不能再打了，我去劝劝他。说着就要往前走。外祖父一听就急了，一把抓住马汝邻的胳膊，低声喝斥道，这是什么地方，不许你胡说八道！谈起这段往事，马汝邻笑着对我说，当时我看问题太简单了，甚至很幼稚，如果不是你外爷死死地拽着我，马步芳当即就能把我给毙了。你外爷从马步芳手里救了不少人，但在当时的那个场合恐怕他也救不了我。
解放后，马汝邻定居兰州，任西北中学校长。外祖父起义后，以民族顾问的身份随人民解放军进藏先遣队进军西藏，几年后也回到了兰州并在那里定居了下来，两位老友又相逢在一起。一九六四年，外祖父铛啷入狱，马汝邻也在一九五八年被划成了右派。外祖父入狱后，调查人员找到马汝邻，用威逼恐吓的手段，要他揭发、交代外祖父的问题，迫于无奈，马汝邻只得写下违心的所谓揭发材料。调查人员走后，马汝邻感到无比的自责和愧疚，他写下一份声明作为自己的遗嘱，申明他所提供的材料，全都是不实之词并予以推翻。然后他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医院抢救，总算保住了性命。十届三中全会后两位老人才相继获得平反，此时两位老友都已年逾七旬。
一九八九年我在日本，一天我收到了马汝邻的女儿，我国著名儿童心理学家，后来成为甘肃省政协常委的马以念的来信，她告诉我，马姥爷病逝了，并说他父亲在临终前都在牵挂着我………。噩耗传来，我难过的哭了。从此我永远失去了一位令人尊敬的良师益友。
马汝邻先生是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待人亲切和蔼，处事淡定洒脱。作为爱国民主人士，他长期活跃于宗教和民主党派之间，在共产党内他也有许多相识多年的朋友，如杨静仁、贾拓夫、范长江等等。和他在一起，他从不摆架子，也从不以老者自居，他总是把你当做一位推心置腹的朋友，平等地与你对话，讨论问题。他病逝后，他的子女们对我说，在孙辈中，你马姥爷最喜欢的就是你，说你很有思想，是一位很有做为的青年。马汝邻的思想从来都不守旧，他推崇、支持一切有生命力的新生事物，他喜欢思索，密切北京什么医院看白癜风比较好北京哪治疗白癜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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