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抗战时知识分子有关“中华民族”之讨论：以历史学家为中心
中日战争开始后，中国知识分子受战事影响纷纷迁移，由北平、天津、山东、湖北等地向西南大后方云南、四川等地集中。在动荡中，这些知识分子仍坚守岗位，克服环境干扰，从事学术研究。其中许多历史学家的学术研究工作都涉及“中华民族”之议题。此处的“史学”是广义的，包括历史学、人类学与考古学等。下文分别叙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研院史语所）有关西南边疆之考察，傅斯年、吴文藻（—）与费孝通（—）等学者有关“中华民族”之辩论。从这类活动可窥见战争对学术活动之影响，以及知识分子学术报国的心态。
(一）史语所的边疆调查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于年，直到年的10年间，因大环境的安定，而在考古、语言调査等方面获得不错的发展，尤其是15次河南安阳的殷墟发掘，更是傲视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如同国家的10年黄金建设期一般，这是史语所在前期最为蓬勃发展的时期。[45]随着抗战军兴，史语所迁移到云南昆明，停留3年，后因越南被日军攻占而奉命转移，最后在四川宜宾李庄落脚，并在此度过5年。这段时期研究人员饱受山坳酷热、气候潮湿之苦。虽然物质极其匮乏，生活艰难困顿，研究人员却仍勉力继续研究工作，完成学术任务。史语所在傅斯年的领导下，度过8年抗战，在考古、语言与古建筑等方面均有贡献。
此时由于局限于西南边陲，促使对西南边疆的研究，这些研究一方面划定了国族边界，另一方面则从少数民族调査开始，将帝国边缘之蛮夷转化为共和国内“少数民族”之国民，并进而建立起“中华民族”之谱系。其中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査由芮逸夫（—）、凌纯声（—）领军。芮逸夫等人于年开始从事湘西苗族的调査，搜集了大量的民俗文化资料。年因为英国觊觎滇南之矿产，引起当地土司、头人之抵抗，英国遂要求共同勘定国界。—年，芮逸夫与凌纯声参与了滇缅南段界务会勘。此事虽没有立即达成共识，但在此过程中搜集了不少田野资料，了解各族群的分布情况。
—年间，芮逸夫曾到过贵州的大定、花溪等苗区进行调査。年芮逸夫又接受国民政府行政院之委托，订定“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将带有污辱性的称谓（如“犬”“牛”“羊”偏旁之字眼），改为“人”字之偏旁，“以期泯除界线，团结整个中华民族”。[46]紧接着在年，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合作进行川康调査，芮逸夫、凌纯声等人进入汶川、康定等地，调查“西番”与羌族；—年，芮逸夫等人又进入川南的叙永进行苗族考察，这一次停留在苗区较长时间，参与并访查许多苗民的生老病死的典礼、参观其生活作息及观看家谱等，发现有些家族的源流可上溯到明朝，后来辗转迁移至川南。[47]这些研究对于理解家族与民族迁移过程颇有帮助。根据田野调查，—年间，芮逸夫发表一系列关于“中华国族”的文章，包括《中华国族解》（）[48]、《中华国族的分支及其分布》（）[49]、《再论中华国族的支派及其分布：订正在中国民族学会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发表之文》（）等。[50]在这些文章中，他认为民族、国家与国族是三位一体的，而所谓“中华国族”一词即结合了民族与国家，而具有社会、文化、政治、法律等方面的综合意涵。他强调“这四亿五千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一个民族……综合起来说，它是经过几千年，融合古今来各种不同的族类，及其思想、情感和意志，混凝同化而归于一的”。[51]芮逸夫提出界定民族的六项特质，包括区位、人种、语言、生业、群居、观念，再描述中国民族各支系上述特质之情况或有无。藉此，他“试图建立一个知识体系，来说明中华民族中究竟有多少‘民族’，他们又如何构成一整体的中华民族”，进而了解其整体结构，再纳入世界民族分类体系。芮逸夫等人所做的西南苗族的田野调査，具有重构华夏边族及其文化之新义。旧帝国时代被统辖的异族，经过近代的“国族边缘再造”后，成为中华民族一分支，亦即成为具“少数民族”身份之国民，以重新定义中华民族的概念，可说是“华夏工程”的一部分。[52]
（二）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关于“中华民族”之讨论
傅斯年曾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也是中研院史语所创办者，还曾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后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年病逝于台湾。他的重要著作之一是《东北史纲（第1卷）：古代之东北》（北平：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年10月初版）。该书原计划完成5卷，由傅斯年、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蒋廷黻（—）五人各以其专业领域写就，依次是傅斯年负责古代的东北史，方壮猷写隋代至元末，徐中舒写明清之东北，萧一山写清代东北之官制及移民，蒋廷黻写东北的外交。[53]目前只看到傅斯年的部分，即古代东北史，以及李济（—）依据各篇内容之稿本所写的英文节略本（Manchuriainhistory：ASummarywithMapsandaChronologicalTable，Peking：PekingUnionBookstore，）[54]，其他部分则未能完成或已佚失。[55]此书的写作动机是傅斯年感慨“持东北事以问国人，每多不知其蕴”，并反驳日人“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之“妄说”。[56]本书以考古为骨干，纵论东北古代历史，其主旨在说明东北与中原关系之演变，证明东北在历代即与中原及各朝代有语言、文化相连的关系，藉此反驳日本学者所谓东北是大陆政策下的满蒙生命线，或“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国土”等论调。[57]傅斯年的《东北史纲》以考古为主轴缕述其与中原王朝关系的纪史方式，结合了考古、历史地理视角写作地方历史，并与中国历朝之史作经纬相接。此书坚持东北与中原有密切的关系，反驳日本学者之观念，表达出强烈的民族主义之关怀。当时在《申报》上该书之广告声称：该书关于“满蒙为中国领土之科学的与历史的考证……为国难期中国民必不可少之常识”。[58]
此书出版之后国内有四篇书评，第一篇是陈绍箕于年初在《大夏周报》上所发表的书评。作者对此书持正面的立场，认为“傅先生由人种的历史的地理的反驳日人立说的错误，并说明东北在远古即是中国之一体”，此书对日人来说乃“一当头棒”。他并指出该书最精彩之处是利用各种史料证明东北部落之习俗生活，与中国殷商之神话传说实无二致。他唯一的批评是认为傅斯年接受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所谓殷人兴起于东方，而由东至西迁徙。此点与夏、周、秦人由西而东之方向不同，故他认为这一观点“实属可疑”。最后他则希望中研院能在短期内将其他各卷赶印出版、公诸国人。[59]
第二篇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邵循正（—）的《评傅斯年〈东北史纲〉第一卷古代之东北》，邵同意该书之主旨“中国有东北之地久矣”，认为此文“就历史之证明，做公允之叙述”。他只对其中一些历史细节、史料根据有所保留。不过他认为如此之学术论述其实于事无补，“欲明东北之为中国领土，最有力之证据，莫如武力收复”。[60]
第三篇书评出自柳诒徵（—）的学生、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缪凤林（—)。此篇书评与上篇书评均刊登于吴宓（—）主编之《大公报》的《文学副刊》，在某种程度上与当时学术界的南北之争（也是新文化运动与反新文化运动之争）有关，是南派对北派的抨击。[61]缪凤林没有就书中之主旨亦即“东北自古属于中国”提出讨论，在这方面他并无质疑。不过，他却指出许多历史方法与史料根据之错误。他说“傅君所著，虽仅寥寥数十页，其缺漏纰谬，殆突破任何出版史籍之记录”。他所举出的错误包括引证不当、推论错误，又对国内外研究成果“了无所知”。他说：“有关汉代东北史之记载，傅君亦未能尽读”；“书中所引史文，颇多不明文理，不通句读之处”；“综观傅君之书，大抵仅据正史中与东北有关之东夷传……故他纪传中有关东北史事之重重材料，大都缺如，而又好生曲解，好发议论，遂至无往而不表现其缺谬。”在文章的结尾处，缪凤林指出日本学者如白鸟库吉（ShiratoriKurakichi，—）、津田左右吉（TsudaSokichi，—）等在日俄战争之后开始对于东北、朝鲜“作学术上根本的研究”，获得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日本人的著作虽有缺点，然其“可供吾人指斥者”则远远不如傅著。缪凤林语重心长地指出，中日民族处于“永久斗争之地位”，欲求胜利，需与日人相抗衡，而“慎重立言”，写出具有高学术水平之著作，我民族方有前途。[62]
第四篇书评为任职于国立编译馆的史学家郑鹤声（—）于年底所写的书评《傅斯年等编〈东北史纲〉初稿》。郑氏亦为柳诒徵之学生，他说缪凤林的批评过于激烈，本书评则较为温和，他也认识到此书“含有国际宣传之重要性”。不过他和缪文一样针对傅书的各种“缺漏钟误”提出检讨，因为“不能不严加指摘，以期完善”。他的结论是，“就傅君编著之第一卷论之，觉其剪裁议论颇有独到之处，求之于吾国学者论述之东北史书中，尚属少见，洵足以破日人之妄说，而感世人之兴会”。[63]
在日本方面，傅著出版之后也立即有所反应。日本京都大学东洋史教授矢野仁一（YanoJinichi，—）于年出版了《满洲国历史》一书。矢野一贯主张“满蒙藏非中国本来之领土”，中国只是“中国本部”，而满蒙则是“边疆”。[64]《满洲国历史》一书中第二章驳斥“李顿报告书”所谓“满洲为中国完全之一体；满洲与中国之关系为永久的且本质的”，故满洲应归还中国之见解。矢野认为报告书之基础来自傅斯年与李济，以及调查团成员杨格（CarlWalterYoung）的《日本在满洲之特殊地位》（Japan’sSpecialPositioninManchuria，Baltimore：JohnsHopkinsPress，)—书。[65]矢野反对这些人主张“满洲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看法，力主“满洲与中国是全然各别的存在”。他强调满蒙自古即非汉民族居住之所，唐代以后设置都督府，其后各朝之统治均处于与“中国本部”不相同之统治体制。在清朝满洲是封禁地，20世纪开始才有汉人移入。[66]该书出版次年，即由对东北问题十分关心并译有《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田保桥洁著，南京书店年版）的王仲廉翻译为中文，刊登于《图书评论》之上。译者表示，矢野仁一戴着学者的面具，对中国发出荒谬之言论，而成为日本人侵略中国之根据。他为了“一以供傅氏等参考，一以使国人知日本于使用武力之外，尚有无聊文人为之宣传焉”而翻译此文。他还提醒读者“其所引《东北史纲》及英文节略本之处，颇多随意撮合，以便其驳击者，殊不忠实”。[67]
陈绍箕、邵循正、缪凤林、郑鹤声及王仲廉等人无疑地都赞成傅斯年之主要观点，认为东北为中国之一部分，只是他们认为，对于民族问题之讨论需奠立在扎实的学术基础之上。傅斯年对于上述评论以及矢野仁一的批评似乎并无响应。[68]然而其著作已被纳入“李顿报告书”而发挥了具体的影响，故对国家已有贡献。
傅斯年对中华民族的看法终其一生是一以贯之的，并对顾颉刚产生影响。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受到美国总统威尔逊（ThomasWoodrowWilson，—）提倡“民族自决”的影响，国内一些少数族群颇有“自立”之动因。而“九一八”事变后，部分满族人也以此名义，接受日本的扶植而成立伪满洲国。在20世纪20—40年代，满蒙受日本挑拨，企图以民族自决的名义争取脱离中国独立。这些现象使傅斯年深有感触，他对于两个名词之使用很敏感，一是“民族”，一是“边疆”。当史语所刊行凌纯声《赫哲族研究》（即《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时，傅斯年即力求审慎而主张避免使用“赫哲民族”。[69]抗战后退居西南，傅斯年对由顾颉刚主编的《益世报》副刊《边疆周刊》[70]使用“边疆”为刊名亦颇有意见。加上此报刊登了甘城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到“汉人殖民云南，是一部用鲜血来写的争斗史。在今日，边地夷民时有叛乱情事”，令傅斯年与友人“不胜骇怪”。于是他写信给顾颜刚，提醒他谨慎使用“民族”一词，并建议刊物名最好改为“云南”“地理”“西南”而不要再用“边疆”。[71]
顾颉刚虽受到傅斯年的批评，然而他对民族的看法其实与傅斯年十分类似。顾于年创办禹贡学会，发行《禹贡半月刊》。在《发刊词》中即说：“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该刊的目的之一即对此谬论从学理上加以驳斥。[72]年1月10日在《申报》“星期论坛”上，顾颉刚曾写《中华民族的团结》一文，主张“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离之则兼伤，合之则并茂”。[73]年1月27日，《中央日报》转载了他在《益世报》上发表《“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他认为此一词汇源自日本教科书，具有政治目的，使用此词“许多边疆不成中国领土”，故应重视词汇之使用（这也是为了回应矢野仁一所谓“中国仅有中国本部”的观点）。年2月13日，他又写了一篇《中华民族是一个》，登于《益世报》的《边疆周刊》，开宗明义即说“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该文刊出之后，各地报纸纷纷转载，成为人们白癜风丸零售价格是多少元哪里中医治疗白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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