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排左起：姚澄、叶兆言、叶圣陶
后排左起：叶兆言堂兄、叶至诚
老叶家那些事儿：（一）叶圣陶
□刘原
前言：我即将叙述一起家族往事。这个家族姓叶。江南叶家的文脉，绵延百年，从生于年的叶圣陶到生于年的叶至诚到生于年的叶兆言到生于年的叶子，蔓延四世的文气从不断绝。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无疑是个奇迹。所以，叶兆言最无奈的是每逢记者采访，必定翻来覆去地提他的家族，那些无聊的记者中，也包括年深秋，坐在搜狐访谈室里的我。
我和叶兆言算是忘年交，虽然他是著名作家，我是个小卒子，但我知道他是把我当小朋友的。我和叶子也经常在MSN上吹水扯淡，这也算忘年交，因为叶子小我10岁。但这些交往并不是我写这个系列博客的惟一动机和起因。
我写这个系列的起因是叶至诚。有一天无意中搜索到叶至诚的往事，我很唏嘘。由此想到他们家族的四代，大略正是过往的百年间，中国知识分子沉浮和挣扎的写照。叶家是一株最好的标本，最好的切面，把这个脉络厘清，中国文人的百年宿命便有了清晰的构图。先从第一代的叶圣陶，开始漫长的叙述。
一
我惊诧地发现，当我即将叙述叶圣陶时，自己其实对他一无所知。
叶圣陶这个名字，如雷贯耳。我开始识字时，家里便订阅了《儿童文学》，他的名字时常出现在上面，至于是挂在版权页上的名誉主编，还是发表的文章，我已全无印象。
大部分中国人都熟悉的一个名字，我却不晓得他的主要履历。这令我好奇。好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搜索引擎。于是我才能写下这篇博客。
我不是文坛中人，但自幼喜欢文学，对圈子里的掌故还算是了解得比较多的，很诡异的是，我的印象中，所有的文坛纠葛，似乎都与叶圣陶全无干系。他是一个没有新闻的人。文坛的是非，他从来不是主角，连配角都不是。
我觉得有些匪夷所思。甚至，有些不相信。因为，我是一个怀疑主义者。
二
我做了多年新闻之后，内心已经很是晦暗。我对人性看得太透，所以，我颇叵测地搜索叶圣陶的人品，搜索他曾经卷入的纠纷，搜索他的往事（请叶兆言老师和叶子见谅，我此举比较龌龊）。
最后我发现，我没能够在网页上找到任何关于叶圣陶的负面评价，他很干净。这很罕见。
《光明日报》曾载对百岁老人章克标的访谈，文中有一段：“又谈起几个认识的文坛人物，他都有独到的评价，比如茅盾，说茅盾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对巴金的评价不低，但也有说辞，说巴金以说真话自许，不说假话是真的，只说真话却未必。只有对叶圣陶，他说那真是人品文品如一，没得说的。”
还有一段评价：“—年中国文人风雨飘摇，翰墨人生的叶绍钧享年九十五岁，位及全国政协副主席，人品、文品以至官品恒无诟也，名副其实的‘圣陶’。”
中国之知识分子，如鲁迅，名满天下谤满天下，毛病不少；郭沫若青年傲骨晚年软骨，令人慨叹。所谓“恒无诟”，已经比恐龙更稀少。
中国式文人，满身带刺、落井下石、委身权贵、骑墙善变、心胸狭隘、嫉妒倾轧、睚眦必报者甚多。品行高洁者虽有，却是寥寥，叶圣陶便是其中一个。这很难得。
考量一个人物，大抵要放在当时的背景下，才可客观看待。我猜测，在叶圣陶的一生中，想必也做过痛苦而违心的事情，譬如，他做过教育部副部长，反右的时候，你总要表态吧，“文革”的时候，你总不能够臧否统帅吧。在那些荒唐的年代，知识分子能够独善其身，不落井下石，不趋附权势，不做“积极”的抡棍子的事情，已经是凤毛麟角。所以，叶圣陶在那几十年的沉寂和沉默，已经殊为不易。没有做过被后人诟病的事情，更是不易。
我想，他应是珍爱身名的人。
三
年秋天。时居南京的叶圣陶接到了蒋介石的60大寿请柬。
他没去。
当时的戴季陶作《天下归顺歌》，把蒋捧上了天。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士之无耻，有如是者。”
同年秋天，叶圣陶赴宴参加当时还是在野党的朱德的60寿宴。酒量甚好的他喝得酩酊，即席大哭，他在日记中写到：“醉时自己失去控制，一时悲从中来，出声而哭。”
这一哭，大略是当时多数知识分子彷徨、苦闷、苍凉、悲怆的写照。
叶圣陶有傲骨，但其傲骨亦有蒋介石的衬托：蒋并未因叶圣陶拒宴而给他穿小鞋。蒋当时的确是独裁，但有雅量、守规矩、心怀悲悯、有民主观念，在人格人品上，担得上一代枭雄之名号。
与此映照的是，著名报人、一代国士张东荪，因在某年的某次投票中某人发现自己离全票只差一票，疑是张东荪未投，遂将其打成特务，整死于秦城监狱。
所幸，叶圣陶与蒋介石联袂上演了一段佳话，而不是一段惨剧。
民国真是一个盛产传奇的时代。
四
叶圣陶有许多角色，作家、教育家、编辑家、新闻人。
作为教育家的叶圣陶，许多教育理念影响至今，“应当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而不是长期详细的灌输书本知识”，这一革新的提法，便是他的手笔。
作为编辑家的叶圣陶，发掘并扶植过的新人有：茅盾、巴金、丁玲、戴望舒。其中之牛逼，我已不须赘言。顺带说一句，他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伯乐，他的儿子叶至诚却在风雨苍黄的年代里没碰到伯乐，荒废了才气最盛的年华。
作为新闻人的叶圣陶，曾在20家报刊担任过编辑、主笔、主编。
在年的五卅惨案后，叶圣陶当众指责道：“为什么新闻记者们如此无情地对这起骇人的血案熟视无睹？为什么他们这么害怕真相？可笑的是没有人敢说出真相。”他随后与郑振铎和胡愈之一同创办了《公理日报》，这张报纸虽然只存活了22天，但却是中国最早鼓吹新闻自由的报纸之一。直到抗战时期，他仍然在为争取新闻自由而奋斗。
多年以后，作为新闻后辈的我们，依然不能不为叶圣陶们的勇气而折服。叶圣陶虽然最终没有成为储安平，但是他们那代人的风骨，仍然传承了下来，始终微弱而顽强地释放着光芒。
五
多年以后，担任各种要职的叶圣陶，政治态度耐人寻味。
一位曾在叶圣陶身边的工作人员曾写过一篇回忆录。组织上让该工作人员入党，他没入，叶圣陶找他谈话，劝他入，说“你是不是受了我的消极影响”？组织发展叶圣陶本人时，他自己总说“我条件不够”。他是够消极的。
年，叶圣陶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年民进大会上，当选为民进中央副主席，年9月，出任民进中央主席。他的大儿子叶至善，曾任民进中央副主席。
顺便说一下，叶至诚是中共党员，后被打成右派。叶兆言，无党派；叶子，无党派。
叶家离政治越来越远。
熟悉政治的人都知道，远离政治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叶家四代，气质上始终有一脉相承之处。
六
五四是启蒙一代。他们那代人有许多活法。郭沫若年轻时写《且看今日之蒋介石》，老来却在儿子被整死的惨境下，一篇又一篇写着歌颂领袖和旗手的诗歌；聂绀弩事件里的诸人，纷相告密，也是一种活法；老舍从积极投身思想改造，到自沉太平湖，也是一种活法；沈从文自此封笔，亦不必说；胡风之类，更是令人惨然一笑。
叶圣陶自之后，整整20年没有出书。他身在庙堂，却无负心之事，已属难得。
叶兆言回忆祖父时说，他的记忆中，祖父总是在书房里保持着认真书写的姿态。叶圣陶在书写什么呢？也许只是教育界的文书罢。那时的知识分子，嘴巴上都有封条，还能写什么呢。
叶兆言在文集《陈旧人物》中，有一篇写的是王伯祥。王伯祥是叶圣陶的中学同学，还是叶圣陶的媒人，他们与顾颉刚都是苏州出产的几个名士。“文革”中后期，叶兆言时常陪祖父去看望王伯祥，当时订阅《参考消息》是一种政治待遇，叶圣陶总是带上最新一期的报纸拿去给王伯祥看，然后把上一期的旧报纸拿回来。一个八旬老翁，牵着孙子，挤北京的公共汽车去看望另一个八旬老翁，实在是一幅很感人的景象。而且，挤公车的老翁还是教育部副部长，本配有专车的。
王伯祥给叶圣陶介绍的妻子是胡氏墨林，结婚前两人从未见面，但这桩旧式姻缘却很完满。两人所育子女为：至善、至美、至诚。从名字大概能够看出叶圣陶的心地。
胡墨林年即因病去世。叶圣陶终身不再续弦，他独自活到了，他经历了晚清、北洋、民国、共和国四个朝代，经历了过去百年间，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一切。
老叶家那些事儿（二）叶至诚
窗外是岭南的台风，幼齿去海边了，我独自坐在午夜的黄灯下。这样的环境适宜写博客，所以，我继续写叶家系列。
当我写起叶至诚，不知为何总会想起《霸王别姬》。《霸王别姬》里最震撼的不是“不疯魔不成活”，也不是日军进城，而是“文革”场景。如果说文字亦为一出戏，那么叶至诚本是唱老生的，却被逼着去唱了旦角，捏着嗓子违心地唱，终于有一天，他可以唱回老生了，但他已经唱不出来，只能郁郁而终。
我写叶至诚，其实是在写他们那一代文人。也许还应该说，此博客当献给那些年月里的右派。
一
叶至诚经常自嘲的一个笑话是：少年时，别人总介绍他说，这是叶圣陶的公子；结婚后，别人则介绍说这是锡剧皇后姚澄的丈夫；年纪再大一些，别人又介绍说，这是著名作家叶兆言的父亲。
他自然不会嫉妒自己的父亲、妻子、儿子名声太盛，但他的窘迫和尴尬也摆在那里：他有文字才华，他是职业文字工作者，他极其努力，但是，他生错了年代，所以，他最终没有出头。他的名字被提起时，往往是与叶圣陶或叶兆言的名字相连，他的名字是被自己的父亲和儿子照亮的，无疑，这是一种悲情。
但在叶家四代里，我最想写的，恰恰是叶至诚。
据说，他很有才气。
他当年的落难兄弟，许多都成了名家。
以我的观测，他也许是叶家四代里，个性最强烈的人。
但他居然没有成功。
所以我要写他。
二
叶至诚的右派生涯，与一本叫《探求者》的刊物有关。
年初，北京提出了“双百”方针。江苏的一些作家以为创作的春天到了，于是准备办一本同人刊物。他们当时痛感于在机关刊物上发的全是奉命文学，不单苦恼，也毫无创作乐趣，他们希望有一本杂志，能够发表有特色的作品。
“探求者”本是一个文学社团，但仅存活一个月即告覆灭，甚至成为年反右的一桩全国大案。康生说它“有组织、有纲领、大摇大摆公开活动”，姚文元更是连续发表多篇文章予以猛烈抨击。
年底，“探求者”的所有成员都遭遇了厄运。作家曾华受迫害屈死，方之、梅汝恺送去劳改。首先想起办同人刊物的省文联专业创作员高晓声成为“主谋”，被发回原籍武进务农编筐。陆文夫降两级去苏州机床厂当学徒工。翻译家陈椿年降两级被发配到青海。对创办《探求者》表过态的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艾煊也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宜兴太华山劳动。
叶至诚则被留党察看、降职处分、下放劳动。
有史料说叶至诚和陆文夫当时未被打成右派，据我考据，这应该是不确切的。因为叶兆言不止一次和我聊起，他父亲曾被打成右派。
当时的叶至诚，是属于“半拉子右派”，开会的时候戴上右派帽子，散会时则摘帽。这算是给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叶圣陶一点面子。
多年以后，叶兆言回忆道：“我生于年，这一年父亲被打成右派，此后的20年中，他的生活一直是灰色的。父亲从来就不是一个坚强的人。父亲的一生太顺利了，突如其来的打击使父亲完全变了一个人。……刚刚三十出头的父亲，一头黑发，几个月下来，竟然生出了许多白发。父亲那时候的情景是，一边没完没了地写检讨和‘互相揭发’，一边一根又一根地抽着烟，一根又一根地拔下头发，然后又一根又一根地将头发凑在燃烧的烟头上。……由一个探求的狂仕变成了一个逢人便笑呵呵点头、弯腰的‘阿弥陀佛’的老好人、好老人。”
“到了‘文化大革命’，作为‘右派’，父亲首当其冲是打击对象……‘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毁了父亲经过‘反右’残存下来的那点可怜意志，诚惶诚恐认罪反省，不知所措交代忏悔，父亲似乎成了木头人，任人摆布。”
那个年代的文人是可怜的。但是不要忽视一点，在“探求者”一案中，叶至诚、方之二人认为自己是党员应当负责，高晓声、陆文夫二人都说自己是“启事”和“章程”的起草者，应当负责，陈椿年则早已承认自己是“始作俑者”，更应负责。他们每个人都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多年以后，陈椿年在回忆文章里写到：“在灾祸临头之时，绝大多数‘探求者’们临难不苟的事实，成了我们这些人终生友谊的基石，也成了生命中最可欣慰的回忆。”
了解那段历史和告密文化的人，都会知道这是多么珍稀的事情。
三
于是，叶至诚开始推板车运垃圾，卖造反派的油印小报，挖防空洞，敲碎石子，打扫厕所。“穷得自己必须精确地计算出一天只能抽几支廉价香烟。”
三年前，我和叶兆言在北京聊天，海阔天空地瞎聊。我忽然随口问他三年困难时期有什么感受，饥饿的滋味如何，老叶很诚恳地说：“因为爷爷是教育部副部长，倒是没挨饿。”现在想来，其实叶兆言那时好不到哪里去，他父亲如此落魄，他肯定也跟着过清苦日子。
叶兆言虽然吃过不少苦，但他知道那个年代里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状况，所以他并不以苦难者自居。相反，我感觉得到他对生活的感恩。
老叶不装。所以，我一直很喜欢老叶的人品。
四
叶至诚开始了漫长的枪手生涯。
所谓枪手，就是写遵命文学。他扫完厕所之后，依然要写剧本，他的身份依然是编剧，只不过是个右派编剧，按领导要求写剧本的编剧。
叶兆言在悼念父亲的《纪念》里写到——
“除了政治上的风险，写剧本最大的苦处，就是必须马不停蹄地按别人的旨意改。什么人都是父亲的上司，谁的意见不照办都麻烦。每一层的领导都喜欢作指示，都觉得看了戏不说几句不行。碰到懂行的还好，碰到不懂的活该父亲倒霉。很长一段时间里流行集体创作，集体创作说穿了就是大家七嘴八舌瞎说一通，然后执笔的人去受罪。”
我很能够理解叶至诚的痛苦。我至今最恨的就是写命题作文。时常有报刊编辑约我写固定题目的文章，我一律推掉，哪怕稿费再高也不接，惟一例外的是死党老克约的稿，因为他面子大，我抹不下这个脸。我写命题作文同样可以写得很漂亮，但心里很憋屈，很郁闷，这大概也是文人的通病。我可以彻夜写这些不拿稿费的自由的博客文章，都不愿意写拿钱的命题文章。
对写作的人而言，不自由是最痛苦的。
更何况，让一个追求写作空间的右派在被掌掴之后，去写充满战斗哲学的假大空剧本。
倘有机缘，看看叶至诚写的样板戏，或许更能体会他的辛酸。
我在想，若是换我，我是宁可去拉板车，也不愿意写的。但是叶至诚能不写么，本来就反动了，再敢违抗旨意，只怕要打入大牢。
五
叶至诚生于年。他那代人是一个悲剧。
倘若早生几十年，换成叶圣陶那一代，至少在自己写作的黄金时期，言路还是比较开放的，才情可以挥霍。倘若晚生几十年，像叶兆言这一代，碰上了改革开放，和创作空前繁荣的八十年代，亦可有作为。再不济，生在四十年代，完全接受红旗观，也是一种活法，至少可以浑噩到死。偏生他少年时又经受过民主理念，写作的时候却受到钳制和打压，这样的苦痛、挣扎、彷徨，实在难以言状。
叶圣陶曾经反对儿女从事写作；叶至诚因为自己曾被打成右派，更是不愿意儿子写作，当叶兆言接到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通知书时，他甚至没有好脸色；叶兆言也并不希望女儿叶子走写作的道路。
但诡异的是，叶家的文脉还是传了下来。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世间，权力可以世袭，家族托拉斯可以世袭，惟独写作是不可能世袭的。写作是一桩孤独的、痛苦的、完全依靠单打独斗的事业，谁都不能够替代你自己。没有写作能力的人，靠着祖辈和父辈荫泽混，是完全做不到的事情。叶兆言出道的时候，要是举着叶圣陶孙子的旗号，那是不会有编辑给面子的，他能够成为著名作家完全得靠作品的实力。所以老叶跟我说，写作就是祖师爷赏的饭碗。这话没错。
叶至诚也得到过祖师爷的饭碗，但却是乱世里的饭碗，堪堪谋生的饭碗，看长官脸色的饭碗。他自身的才气，完全湮没在庞大的时代下面了。
六
我本想写叶家四代的时候，都配上一些图片。但是叶至诚的图片在网上几乎没有。
我只搜索到了这张。
这是叶圣陶与三个子女。右一为叶至诚。
叶至诚的夫人，锡剧皇后姚澄，在网上倒有不少图片。
我在网上看到，姚澄曾经被自己的徒弟在文革中陷害。
我们不可忘记那段历史：所有人都变成了狼，相互揭发、告密，致他人于死地而求自保。那个年代，连父子、夫妻之间都会互相揭发，更不用说朋友和同事，有的是无心，有的是被逼供，有的是被洗脑，有的是居心叵测。如今经常出现的某人，“文革”的时候就检举过自己的父亲。
如今中国人大面积的道德沦丧，实为那个年代种下的祸根。我们集体性地选择了丧尽天良。
七
叶至诚是一位藏书家。最多的时候，藏书上万册。
50年代的时候，有朋友去探望他的书橱，对其藏书之丰大为称奇，但也提出了一个疑问：怎么不见马列的书？
叶至诚答：马列主义在门外。这是确实的，因为门外还有一个书橱，马列是放在那里。
反右的时候，那个朋友便写了揭发文章：《马列主义在门外》。此文如同匕首，直戳叶至诚的命门，因为他那时已经是右派，而且居然把马列放在门外，可见如何的大逆不道。
这就是当年的语境。曾经有人贴领袖画的时候不小心把画上的眼睛弄了个洞，于是，坐牢。当时划分右派还要分配指标，你必须按比例揪出若干个右派，否则无法交差，于是有一件这样的事情：某个会议上，讨论应该把谁打成右派，半天无果，此时有一人上了趟厕所，回来时被告知他已经被定为右派。
吊诡的是，那个揭发的朋友，最终也因为发表了不合马列的文章而被打成了右派。
现在的孩子们，不可不知我们的国度，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惨痛的历史。我们这个国家的百年痛楚，全都是左祸。左，给亿万苍生带来过无尽的伤痕。当我抨击《中国不高兴》的时候，我看到许多被左毒贻害的年轻人在我的博客上像吃了春药一样骂街，我皮厚，根本无所谓别人怎么骂我，但是，我只觉痛心，我们的下一代，真的已经完全遗忘了历史了么。
八
“文革”后，54岁的叶至诚平反，摘帽，又回到了正常的文学岗位。
他的“探求者”难友，右派兄弟，都重新崛起。高晓声，陆文夫，林斤澜，都如日中天，大红大紫。
但是又一个悲剧来临了。常年的遵命文学生涯，把叶至诚的笔写坏了，他已经习惯于主题先行。他已经无法追赶上时代的步伐。曾经才华横溢的叶至诚，已经错过了最好的年代。
此时的叶至诚，是《雨花》杂志主编。据叶兆言回忆：“父亲常常和我说谁谁谁的小说怎么写得这么差，又说谁谁谁应该这样写而不应该那样写。得奖小说常常是父亲抨击的对象，红得发紫的小说常常读了一半便扔掉。谁也不会想到老实窝囊的父亲在文学上会那么狂妄、那么固执和生气勃勃。”
我能够理解这位才子的郁闷和偏执。他本应写出一流的文字，本应笑傲江湖，但是看着本来看不上眼的作品，自己却已力有不逮，无法拿出力作，他很焦灼，他很无奈，他很伤感。
前段时间，我的头经常撕裂般的疼，我也有过恐惧：我会不会变傻，我会不会再也写不出精彩的文字，我会不会从此痴呆地流着口水，不再参与任何有关尘世的思索？那一刹，我很绝望。
江郎才尽，或是江郎从此与才无缘，都是很凄凉的一件的事情。
生不逢时的叶至诚，卒于年，病因是病毒性脑炎。他临终前去住院，还带去了一大叠稿纸。有一句关于他的评论：一个作家拔腿追赶他的好梦，离开了人间。
九
摘帽右派叶至诚去世13年后，我在北京西三环的北洼路一家宾馆参加国务院某部门组织的培训会议。
会议上有个互动环节，是辩论。搜狐的我和腾讯的小潘美女，是一组，接受所有人的挑战。除了我和小潘是来自上市公司的门户网站，其余所有人均来自各省官办的新闻网站。
我和小潘成了所有人的靶子。台下那些人，说我们是卖国贼，里通外国。他们提出的每个问题，都不是面对着同行，而是仿佛面对着阶级敌人。我知道他们的想法，无非是想让主管部门打压门户生存空间。
但当时的气氛，着实让我想起了反右和“文革”。完全就是批斗会。我永远不会忘记来自中国各省的新闻网站的某些人，阴毒无比的眼神。“文革”的阴魂还没有完全散去。
在那次会上，还有中央党校的教授讲课。中央党校是个非常好玩的地方，什么牛鬼蛇神都有，开放程度远超常人想象。那位教授讲了左和右的区别，他说，左就是超越了现阶段的理念，右则是落后于现阶段的理念。我就在琢磨，不对啊，应该是反过来啊。
后来，自由提问。我当时刚从广州到北京，蛮气十足，没把京城放在眼里，我提了一个问题：既然前总理都曾被打成右派，那么是不是说明，反右是错误的？
教授自然明白我的话锋，他苦笑了一下，说：中央已有定论，反右没有错，只是扩大化了而已。
当时的场合，他亦只能如此回答。我能体恤。
查了一下史料，中国在50年代被打成右派的有55万余人。至今仍有五大右派尚未平反，包括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数人。
他们需要摘帽么？其实，一点都不需要。
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
老叶家那些事儿（三）：叶兆言
我是个很健忘的人，但这不意味着我已经遗忘了老叶家的系列。事实上，我一直惦记着，但四个月前我写完叶圣陶和叶至诚之后，思维忽然发生了断裂，因为叶圣陶和叶至诚都是逝者，一生已经大体有了定论，从历史的维度上考量他们的荣辱和沉浮，是基本清晰的。而叶兆言和叶子的写作还在继续，依然呈现出许多不可估判的可能性，所以不好写。此外，我写完叶至诚之后，一直被杂乱的世事袭扰，难得宁静，于是就搁了下来。但我一直提醒自己：不可虎头蛇尾，放谁的鸽子都不能放老叶的鸽子。
昨天深夜，叶兆言老师托叶子在网上向我转达了他的关心和问候。同时捎来问候的还有叶子的妈妈叶太，一位据说经常边炒菜边看我专栏导致炒糊的可爱的大姐。我很感动，我说我很快就要去南京了，希望在南京与他们一聚。
当然，去南京之前，先得把这个系列写完。
一
我第一次看到叶兆言这个名字的时间已不可考，估计是20年前了。上大学时，我是逃课狂人兼图书馆狂人，基本上把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中国所有该读的小说全部看过了，我后来做文字工作的底子，就是那时打下的，所以我对那批作家一直心存感激，我觉得他们是我的文字乳娘。
80年代的中国文坛流派很多，我手头有个稿约，是梳理60年间的中国文学，到时另行叙述。且说老叶，他的文字是最平实的，读起来很舒服，甚至基本不用动脑子，因为他是讲故事的高手，你就当看电影一样，跟着故事走就可以了。老叶的文章也蕴含着神秘主义，但并不体现在字句上，而是情节的设计上。
我看过的小说多了，最后望见不同的作家名字就会天然地涌起通感。余华——锋利，苏童——妖诡，贾平凹——闲淡，格非——神秘，马原——西藏，梁晓声——知青，张承志——洁癖。等等。对老叶的感觉，就俩字：舒服。年轻时，我看许多作家的小说，经常会陷入艰苦的琢磨，因为他们的文字犹如厚重的迷雾，不动脑看不懂，当然，这种琢磨也是很好的一种文字训练，玩文字的人必须过这一关。而老叶的小说，是不需要艰苦阅读的，因为没有阅读障碍，而且情节入胜，读来很是舒坦。
叶兆言读研究生的时候，研究的是钱钟书，那时钱的作品还是很冷僻的。多年以后，叶兆言写出了《年的爱情》，评论界认为有《围城》之风。其实我倒觉得差别很大，也许叶兆言多少会受到钱钟书的一些影响，但从本质上，这两部小说差别很大。钱钟书的聪明和学养是没得说的，处处抖落包袱，确是天才，但他也就到这里了，没有打通大智慧。叶兆言走的是平实路线，机敏自然不如钱钟书，但那种乱世里的大苍茫，他写得比钱好。
年，我在乡下电厂的阅览室借了本《收获》，看到了《年的爱情》，极其感慨。多年后，我在北京的访谈间做叶兆言的访谈，特意提到了这本书。
老叶当时送了我一本台湾出版的《年的爱情》，竖排繁体的。后来我大迁徙，不知道是遗失了还是被谁拿走了，一直心疼。
许多年前，姜文就买下了这部小说的版权，准备拍成电影。姜文是最适合拍的，但因为种种缘故没拍成。
几年前，我问过老叶，总共出版过几本书，他说大概七八十本。这很吓人。
二
叶兆言是个好人。质朴，淳厚，做人很干净。圈内和圈外都是公认的。
那年深秋，北京开全国文代会，就是铁姑娘当主席的那一次。国内的名角基本都到了。叶兆言、苏童被塞进了南京的火车，运到北京开会。其实真正的作家都厌烦会议，但过场总是要走的，听个报告，举个手，3分走人。他们开会的乐趣其实在于跟文坛的熟人串门。
我第一次见到叶兆言，是在北京饭店。我打车去接他做访谈。车行长安街，堵车，老叶忽然冒出一句：会不会耽误时间呢，早知道我们坐地铁就好了。我暗自感叹：大作家怎么能挤地铁呢，老叶真是没架子啊。
那回我们邀请了不少著名作家做访谈。老叶在南京的时候，我就约好了他，他恰好经常看《东方文化周刊》，熟悉我的名字，于是慨然应允，他还帮我约了苏童，苏童也在《东方》上看过我的专栏，答应得也很爽快。我第一次发现写专栏除了混稿费之外，还可以在这些名流面前混个脸熟，这倒是个意外收获。当然，沈宏非说过，专栏这种文体无非是江湖杂耍，拿不上台面，跟小说比算个P。所以我在这些大家面前，还是很惭愧的。
老叶非常热心，我说还想邀请林白，于是他便出马帮我邀请，他和林白是老朋友。于是最搞笑的一段对话出现了，这是事后老叶告诉我的。
“搜狐想请你去做访谈。”“不去，不好玩。”
“邀请你的那人叫刘原，也是你们广西人。”“不去，不好玩。”
“那人说，8年前曾经在南宁采访过你，有过一面之缘。”“不去，不好玩。”
“那个刘原就是在《东方文化周刊》上写专栏的刘原。”“哦，这个家伙很好玩，我要去会会他。哈哈。”
林白其实毫无架子，人很好，是性情中人，只是专业作家都很烦外来的骚扰和俗事，我完全可以理解。后来她给我寄了一本她的小说，还神秘兮兮地发了条短信：“此书幼齿怀孕前可看，怀孕后不可看。”我好奇地问为什么，她又来一短信：“此书甚恐怖，孕妇看了不好。”真是可爱之极。
只是我想象叶兆言在林白面前唠唠叨叨，像唐僧一样劝说她接受访谈的场景，就想喷饭。不过也可以看出老叶真是个很热忱的人，他答应的事情，决不会敷衍你，哪怕跟你只是一面之交。
国内许多报刊时常托我向老叶约稿，我平素从不敢轻易打扰老叶，因为写作的人最忌讳骚扰。我一打电话就是约稿。每次约，老叶都答应得非常爽快，从不问稿费。上个月我代朋友约他，他照旧是连稿费都不问就立即答应，搞得我很感慨，也很惭愧。我的分量和名气远不如他，但许多报刊约我的时候，除了主题、字数、频率之外，稿费是肯定要谈妥的，我是很职业的写手，要码字养家，不谈钱不行。
我知道老叶很给我面子，我不能对不起他。所以每次我都要求那些报刊的编辑以最高的稿费寄给老叶，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尊重的问题，大作家应该拿最高的稿酬。所以上次那哥们给老叶开的是一个字两三块钱。
三
叶兆言脾气极好，但却不是毫无个性的人。
网上流传一个故事，说有朋友拜访老叶，老叶很酷地说，你先出去逛逛，我还有一个章节没写完。朋友只好出去逛街，回来时，老叶已经完工，很热情地招待他。冰火两重天。寻常人也许会觉得不通人情，但我觉得这样很好，很职业。写作之人，要是把时间全放在应酬上，一定不成器，对应酬太过酷爱的人，写出的一般都是垃圾，我见过许多这样的人。我也曾经推掉无数的应酬，甚至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但我从不后悔，若是酒神刘原诞生了，写专栏的刘原就没了。
有一回，我在北京旁观天涯给老叶做网络访谈直播，有个网民很恶意地攻击老叶的小说，老叶回复了一句：很抱歉我的小说给你带来了不适。我在旁边想，这真是大家风范啊，不亢不卑。我自己骨子里是锋利刚硬之人，虽然随年岁增长戾气有所收敛，但终有杀气，要练到老叶的修为，尚需时光。
天涯的直播还有网民问老叶：你是著名作家，有没有女粉丝送来艳遇。老叶答，我每天除了写作就是买菜做饭，是典型的坐家，没有艳遇。后来在南京的饭桌上说起这个段子，苏童还调侃老叶，说他应该这样回答：“月华同志（老叶的太太），不要以为在网上换了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我们笑得肚子都疼了。
老叶跟我聊天时，说过许多个性语录。
譬如他说，写作是祖师爷赏的饭碗。这话听起来很唯心。但我很赞同。写作的人，从无名小卒到成名，需要天赋、勤奋、机缘，少一样都不行。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尤其是八十年代，文学青年太多了，但成名的也没几个。光靠狂热是出不了头的，你天生该是干这个的，你就能出头，你不该干这个，死都出不了头。宿命不可不信。
老叶又说，写作的人，才华并不值钱，因为这只是门槛，勤奋才能决定一切。这句话，只有对人生有极深体悟的人才会理解。
我10年前就已经在广西成名，也曾经恃才傲物，后来去了广州，去了南方体育，我的妈呀，身边全都是偶像，全都是才华横溢之人，马上衬托出我那井底之蛙的拙来。我为谋生所迫，以时间去拼那些才子，他们半个小时写一篇专栏，我用通宵，一个字一个字地磨，天亮才离开报社。我最终是这样出头的。所以那些嫉妒我的人大可不必，你要是跟我一样玩命，自可以出名，只要把嫉妒别人、整别人的精力放在正事上，包你有名有利。小聪明的人才玩蝇营狗苟，玩勾心斗角，其实这完全不产生效益。大聪明的人会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效益最大化的领域，赢得最广阔的天地和最大的利益。扯远了，不好意思，我又不知不觉泛起了智力优越感。
那一年，叶子上了复旦大学读研究生，自己是南大硕士的老叶又出惊人之语：女孩子嘛，不要读太多书，再读就成老姑娘了，还是早点嫁人吧。这话我无法评价对错，只能说，老叶怕是想当外公了，哈哈。
最令我感慨的是，生于50年代的老叶跟我说过，他很欣赏韩寒。
韩寒曾说，作协的作家都是圈养的。老叶说，没错，我们就是，这点得承认，不能得了便宜还卖乖。
我能从叶兆言身上，看到老右派叶至诚的影子。
百年叶家，曾进入过政治的权力中枢，曾经被政治排挤和打压，最后渐行渐远，再也不跟政治瓜葛。
叶圣陶，当过教育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主席。叶至诚，中共党员，被打成右派，写过遵命剧本。叶兆言，江苏作协作家，无党无派。叶子，复旦大学研究生，无党无派。
四
有一个叫叶圣陶的祖父，并没有给叶兆言带来什么福利。
叶子曾跟我说：我们一家对这个身世都看得很淡，也没沾过什么荫泽。
教育部长叶圣陶没能保住自己的儿子不被打成右派，正如郭沫若没能保住自己儿子的性命。革命的洪流一来，谁都保不住谁。我在网上看到一些史料，那时的右派叶至诚生活非常艰苦，他的儿子叶兆言过得如何，亦不难想象。
但老叶没说。我问过他，他只淡淡地说，那时祖父是教育部长，倒是没怎么挨饿。
我知道老叶的身世有大苍凉，只是他不说。他写过几百万的小说和随笔，却甚少写自己的苦难。也许，他看得已经很淡了。
只是他的身上，不可能全无叶家的痕迹。端正，勤奋，朴素，温和，低调，是这个世家给他带来的东西。叶圣陶不愧是教育家，他的后人没有辱没门风。叶兆言说他对祖父印象最深刻的是，祖父永远都是一个伏案写作的背影。多年以后，叶兆言写《年的爱情》，到档案馆借来的资料足有一人高。林白曾对我说：叶兆言的治史功夫，文学界是公认的。
是世家子弟，不是纨绔子弟。叶兆言写的《陈旧人物》系列，许多内容就是跟祖父在大澡堂里聊天的谈资。
叶兆言几乎没跟我聊过政治。但我知道他了解一切。那年我陪程益中去南京，在新街口的南京大排档与叶兆言、苏童聚会，老叶就很了解南都冤狱的经过。这次我的事情，他一定也很了解。
洞悉，沉默。我知道右派之子叶兆言其实心明如镜。他们家的沧桑，写出来都可以成一部史。
五
我喜欢南京，也喜欢南京作家，喜欢南京大萝卜。
江苏的作家群全国著名，我忽然发现靓仔不少。
我个人认为最靓仔的是毕飞宇。真人比照片还帅。
叶兆言、苏童都是成名几十年的前辈，跟他们喝酒终究有些压力，不敢太放肆，不敢失后辈之礼。毕飞宇与我年龄稍近，所以，去年深秋，我们一边啃大闸蟹一边讲黄段子，毫无忌惮。下回去南京，倘有机会，要跟毕飞宇打乒乓球，据说他打得很棒。
我有个前南都的女同事特别迷恋毕飞宇。她采访过毕飞宇，没事就跟我唠叨毕飞宇。
苏童之靓仔，胜在味道。某直辖市出版社的女老总曾经盛赞苏童越老越靓仔，“长开了”，一边说，涎水就流了下来。
祖籍江苏的清华大学教授、著名作家格非，我也见过，虽然白发跟我有一拼，但也是器宇轩昂。
其实他很年轻，只比我大10岁
年轻时的叶兆言一脸的胡子，很是英武，我忽然觉得有点巴乔的味道。
将这些名家的男色评论一番，似有不敬。纯属调侃。
做男人就这点命苦，再靓仔都无法靠这个混饭，还是得靠作品说话。女人写点东西就可以自称美女作家，男人不可以。这些名家，都是一个一个字写出来的。
关于叶兆言，其实还可以写许多。
他曾经出过一本书，叫《烟雨秦淮》，把南京的亡国之痛写得很入骨。南京所有的殇，都可以由他的笔下淌出。
可是我不知道如何描写这个秦淮河边上的男人。
所以，就让他的女儿叶子来描摹他吧。这是叶子4年前在香港读书时写下的一段文字：
《写给老叶》 （叶子）
他4歲的時候，抹了腮紅，唇紅齒白地坐在木馬上照周歲照，比姑娘還俊俏。6歲的時候，上小學，由於發育得晚，總是坐在第一排。他功課很好，不太說話，看見女孩就臉紅，放學了就回家，夾了飯盆去四川酒家，買5分錢一個的大獅子頭。後來他開始變聲，長個子，冒鬍鬚。青春期的每一個早晨，他都從月華姑娘的窗前經過，頂著亂髮，氣焰囂張。他19歲的時候，毛主席死了。他22歲的時候，進了大學。每天吃一斤飯，寫一封信。飯是吃進肚裏的，信是寫給月華姑娘的。他是個好學生，上課時間馳騁在球場，自習時間沐浴於愛河。他騎車游遍大江南北，從揚州的富春包子，吃到蘇州的熏魚腰花雙交面。25歲的時候，蓄了絡腮鬍子，寫了《死水》。26歲的時候，月華姑娘成為了葉太太。27歲的時候，他們有了小葉。
以後的日子都很光明。他進了出版社，改五分錢一篇的稿子。28歲的時候，他拿40塊錢一個月的工資，住一間20平米的房。日子依然是甜蜜的，小葉上了全托的幼稚園。他結束了每天洗尿布的日子，過起了蜜月生活。32歲的時候，他搬了一次家。院裏的泡桐擋太陽，他總在冬天裏的某個日子，提著菜刀，擦擦地砍樹。33歲的時候，他買了一台四通，開始賣字。10年裏他寫了20本書。四通的鍵盤從白的變成黑的。42歲的時候，他買了房子，開始享受裝修的樂趣。從此他不砍樹就可以曬到太陽，有了自己的書房，頂天立地的書櫃和比四通快幾百倍的電腦。他尿急的時候，上自己的廁所。和老婆吵架，可以扛了被子睡客房。他穿洗得發白的中式灰棉襖，每天中午吃3兩一砣的面，雪菜肉絲的澆頭。吃完了用筷子夾了抹布就著麵湯洗碗。他堅持去游泳，午覺醒來，拎著個小籃子，裝了肥皂拖鞋洗臉毛巾，手裏晃悠著，在馬路上悠悠地走。45歲的時候，他的鬍子已經白了一半，閒不住在林場附近買了座房子。他依然捨不得花10塊錢打車，經常騎著電平在大街上篤篤地跑，一邊跑一邊想著裝修新房子。
他49歲零天的深夜，小葉在香港，裹著毛毯點著蠟燭，寫了《寫給老葉》。
他50歲生日的時候，老婆陪他在家吃了頓面。
葉子年1月4日寫于香港中文大學五旬節會樓
（来源：刘原的搜狐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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