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25日）晚上，电视专题片《永远在路上》播出最后一集。从10月17日起，这部“反腐大片”连续在央视播出。专题片将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理念寓于具体案件的查处之中，通过让苏荣、白恩培、吕锡文等落马官员现身说法，警示教育党员领导干部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引发观剧热潮。
每集都是镜，每案都是鉴。特别是落马官员的心路历程，更是警示每一位党员，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不破底线、不踩红线。
小编为您整理了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再听一听他们忏悔的声音，提醒每一位党员干部，不要走上这条路！
白恩培：没想到老了老了，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
白恩培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儿子，通过组织的培养、出色的工作，39岁就成为延安地委书记，之后又历任多个重要领导岗位，曾先后在青海和云南担任省委书记。然而临近退休，他却因为腐败问题落马。云南省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白恩培担任省委书记之后，提出推进“大昆明”发展战略，随后云南各地也纷纷开始推行“大城市”战略。大量的开发项目，吸引了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投资商、开发商，一些人开始寻找各种机会接近白恩培。在和商人打交道的过程中，白恩培产生了心理不平衡。
白恩培（全国人大环资委原副主任）
“我年就是延安地委书记。副部级以上都二十多年了，正部级岗位上也十多年，没想到老了老了，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
“慢慢随着职务的提升，再加上环境的影响，考虑自己的就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年以后，自己也60岁了，又生了一场大病，这个时候思想就抛锚了，就追求物质的金钱的。”
“鬼迷心窍，昏了头。我自己一年也有十来万块钱，我爱人她是央企的领导，一年收入也有几十万，完全够了。但是理想信念丢失了，精神追求没有了，突破了做人的底线，连法律的红线也触摸了。我悔恨，共产党多年培养的省委书记，怎么变成这样子，我给党组织带来的损失太大了。”
“他们就住豪华的房子，坐豪华的车，个人还买的私人飞机。（我）也追求像他们一样的生活，这思想就变了。”
“我自己腐败了，但是我非常期盼中央能够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十八大以后中央采取从严治党的一系列措施，严肃查处腐败，这就是党的希望，只有这样子我们党才能够承担起历史责任。”
“我悔恨我所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给党给国家给人民造成严重的不可挽回的损失，在此我向党和人民表示真诚的、深深的谢罪。”
周本顺：从小就痛恨贪官，到最后自己成了贪官
周本顺，是十八大后首位被调查的现任省委书记。在担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之前，历任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政法委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秘书长。年，周本顺从中央政法委调任省委书记之后，中央纪委陆续接到了不少对他的举报，在查办一些领导干部的案件中，又发现了一些周本顺涉嫌严重违纪问题的线索。年7月24号，报经中央批准后，中央纪委对周本顺立案审查。周本顺出身贫寒，也是从基层做起，一步步成长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随着职务升迁，周本顺手中的权力变大了，接触的人脉更广了。权力的提升也意味着风险和诱惑的增长，然而周本顺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热衷于结交各路“朋友”，享受着各式人等的热情围捧，最终身陷其中。
周本顺（省委原书记）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会落到这种结局。从小我们吃过很多苦，所以是从贫寒之家出来的，从小就痛恨贪官，到最后自己成了贪官，我感觉这是一个莫大的悲哀。”
“我出个面帮他站个台，一起吃饭，我什么话也没有说，别人就知道这个人上面有人，这个事都会办得通。”
“放松了对家属子女的要求，放松了对所谓的一些商人朋友的警惕，最后落到这个结局，这是我咎由自取。错不在官场，错不在商场，错在自己。”
“中国历来就是一个人情社会，好像大家见见面不吃个饭不喝两杯，就总觉得难以表达那种感情。中央为什么作出八项规定，对全党改进作风有什么好处，有什么重大意义，没有深刻地去理解，脑子里没有真正重视起来，所以出现这个问题。”
“哪个领导干部有问题，数额不大的话是不是就稍微放一放，这些都是我跟省纪委做的一些指示，一个市委书记本来应该早抓的，但是一直拖着不抓，中纪委催问了才抓，还有几个市级领导、厅级领导本来都应该抓的，最后都在我所谓的把握之下没有抓，没有贯彻中央“有腐必反”的决策。”
“作为我自己来讲，修身也是对别人讲得多，对自己讲得少，如果自己真的一以贯之地严格要求自己，时刻对照党章、对照法律去反省自己，也就不会有今天这个结局。我没有做到，没有做到每天去反省自己，犯了事还觉得不是事，犯了错还不觉得自己是错，犯了罪还不觉得自己是罪，最后走到这一步。所以有的人讲这些事情再回到过去，也不可避免，我说那不是这样的，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李春城：不但要干事，你还要干净
李春城，中共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成都市委原书记，因犯下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从年到年，李春城利用其担任成都市副市长、泸州市委书记、成都市市长、成都市委书记、四川省委副书记等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直接或者通过其妻等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8万元。
李春城（四川省委原副书记）
“我应该接受组织和法律的处罚，因为，人生都是现场直播，没有办法重来，而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亘古不变的。”
“就是认真地分析自己的罪错，我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就是这些罪行和错误发生在我身上，它居然带有必然性。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思想，就是在这个时期，干部队伍出点小问题难免的，但只要干事业就“大节不亏”，实际上意味着我对廉洁自律，对党风廉政建设从思想深处就重视不够，因为最根本的一个要求，不但要干事，你还要干净。”
“因为自己从十几岁就希望能够在党的领导下，希望加入党组织，在党组织里边，在党的领导下，能够为社会进步，为人民幸福多做有益的事情，最后就因为自己没有打牢这个根基，在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执政实践当中，思想变化了，走到这一步，这一生的追求真的是南辕北辙。错在我自己，我真的是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更对不起那些跟着我把工作当事业追求，当学问去研究的成都的干部群众，我是要影响他们的价值观的，我干的这些事情，这算什么？你知道，按照通常的退休年龄，这将近一生了，居然因自己的错误这样收场，何其悲哀！”
谷春立：不做到“亲”、“清”，就是祸兮之所伏
谷春立，吉林省原副省长，曾任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委书记、鞍山市委书记等职务。年8月，因涉嫌严重违纪，中央纪委对其立案审查。经查，谷春立严重违反了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十八大之后仍然不收敛、不收手。
谷春立（吉林省原副省长）
“走到今天是我没有想到的，走到今天我也非常痛悔。”
“规定是肯定学了，但是有时候氛围整得融洽一些，我也觉得，有时在酒桌上协调点事，能够增进一些感情相互了解，所以协调起来工作比较方便。”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两会当中讲的，作为我们政府的干部和企业家一定要做到“亲”、“清”，既要亲近又要非常清白，关系非常清楚，所以我这个失败的人生最大的就是这个清，这项工作，比如说我犯罪主要问题主要是跟一些企业家之间有一些联系。如果你不做到“亲”、“清”，那么就是祸兮之所伏，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教训。”
王树森当时担任吉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也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他经常为谷春立安排各种饭局，也一起参与吃喝应酬。
王树森（吉林省人民政府原副秘书长）
“一吃喝就高兴，挺风光，有一种成就感，一看下面敬你一杯酒，包括老谷也那样，敬你一杯酒，你就忘乎所以了。”
“我俩影响挺坏。俺俩天天有局，还整个秘密的点，是不是，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风险）了，但有一种侥幸的心理，没事，你不一定能抓着我。实际上现在想起来真没趣，现在我都觉得，不累吗？真累啊。吃饭也挺累，你上桌得白唬，你不能冷场。”
“有的时候我们真给他办点事，比如说他有点啥难处了，所以把我们请到会馆去吃顿饭，然后我们把几个主要的领导找来，领导一看，你看你和谷春立这都过问了，怎么得想办法给好好解决解决。”
万庆良：在嘻嘻哈哈热热闹闹中，慢慢放松了警惕
万庆良，广东省委原常委，广州市委原书记，年6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经查，万庆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收受巨额贿赂；严重违反八项规定精神，在全党严抓作风的高压态势下，仍然出入高档消费场所达到70次左右，就在他落马前两天，还去过白云山顶一家原名叫品云座的高档餐厅。
万庆良（广州市委原书记）
“对吃喝把握得不好，不注意，以为吃一下问题不大，在商品经济的氛围中，尤其是来自四面八方的诱惑和腐蚀当中，缺乏定力就会迷失方向。”
“在白云山那个地方，有时吃完饭就聊天，有时候有打下牌就这样，嘻嘻哈哈热热闹闹，不注意细节，不注意影响，不注意场合。来往过程当中，慢慢也放松自己的警惕，就丧失了这种警戒线。”
“跟他们一起活动，都不用自己买单。当然有不少都是企业家，就觉得这点他们也会处理，没有去想这个事。觉得大家都这样，就有种随波逐流的思想，没有牢固的廉洁从政的这种敏锐性。”
王天普：吃吃喝喝、这种“大方”，确实是丢了国企的脸
中石化北京昌平会议中心，中石化的一些培训和会议经常安排在这里，同时这里也是中石化下属企业的机关餐厅。年9月26日，时任中石化总经理的王天普在这里公款宴请同学，一顿饭就消费了4万多元。王天普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子弟，生活习惯也曾经勤俭朴素，但是随着职位的升迁，周围环境的变化，他也渐渐发生了变化。作为一名大型国有企业的负责人，王天普对身边的不正之风、腐败现象从见怪不怪到随波逐流，不管是别人有求于他，还是他有求于别人，他觉得最便利的办法就是在酒桌上解决。
王天普（中石化原党组成员总经理）
“随着职务的升高，在不同的一种层面的职务，它有不同的一种消费的方式和消费的标准，还有一种攀比的心态。就在这种大环境下，在你的职务这种光环下，忘乎所以了。”
“这种你来我往形成了一种，似乎是惯例，不请都觉得跟我过不去了似的，所以说确实没拿它当个事儿。刚开始是吃饭，觉得吃饭就能把事儿办成了，有一些人吃饭没用，在吃饭的时候带几张加油卡是很正常的。对方有的时候也不要，我也得死皮赖脸地说这不是钱，这是我们的产品，推销我们的产品，你帮着加中石化的油，带动我们中石化的业务量，说着、说着对方也就要了。”
“我们也制定了八项规定实施细则24条，这24条里面也涉及到方方面面，也没有说在执行上完全执行到位，说句实话，包括我本人。”
“我本人现在也在反思，这个吃吃喝喝，这种“大方”，特别是违法乱纪的事情，出现了这么多，确实是丢了国企的脸。”
“我对自己的一生中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希望就是今后的企业家，要按照“亲”、“清”二字，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要把握好自己，在利益面前也好，在诱惑面前也好，要经得起考验。不管在哪一个岗位上，都要时刻牢记着自己是一个党员，自己是一个干部，只是分工不同，没有自己特殊的待遇或特殊的利益。”
杨卫泽：一开始也是很反感的，后来就变成了习惯
杨卫泽，江苏省委原常委、南京市委原书记。他36岁就成为了江苏省最年轻的厅级干部，44岁成为全国最年轻的省委党委常委，历任苏州市委副书记、无锡市委书记等重要领导职务。年1月，他因严重违纪涉嫌违法接受组织调查。调查组发现，除了其他严重违纪问题，十八大之后在中央三令五申强调八项规定精神情况下，杨卫泽仍然经常出入豪华场所接受宴请。
杨卫泽（南京市委原书记）
“原来私人企业主请我吃饭，我认为大家都很熟悉了吃就吃吧，好像觉得不是什么大事，这实际上就是思想上的放松，到最后放纵，最后害了自己。”
“也应该说一开始对这种豪华的东西，我们也是很反感的，自己也不喜欢吃鱼翅、鲍鱼，包括酒我也是不喜欢的，过年我在家一滴酒都不喝，后来就变成了一种习惯了，甚至我请人的时候我不喝酒好像我不热情，然后他请我吃的时候，我不喝酒好像不够意思。然后最后就变成自己好喝酒了，就喜欢吃茅台，就喜欢吃年份茅台。”
“一开始的想法就是不能沾，到后面就好像小的东西收下以后，等于大家之间也建立个关系，人与人之间这关系，无论干部还是和企业之间的一个关系，不要把人家拒之于门外，到最后就成了不收白不收的状况，所以最后变成了不可收拾。”
聂春玉：底线不能破，破一次就收不住
年底，中央巡视组进驻山西，由此揭开了山西“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盖子，随后的一系列反腐举措震动山西。省部级干部就有7人落马，省会城市太原连续三任市委书记、三任公安局长被调查，山西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全年处分违纪党员干部人，其中市厅级干部45人，县处级干部人。聂春玉，年8月被中央纪委调查，当时任职山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在此之前，年到年间，聂春玉在吕梁市先后担任市长、市委书记。他落马的主要原因，是在吕梁任职期间大肆买官卖官，严重程度在山西全省都相当突出，吕梁也因此成了山西“塌方式腐败”的一个典型缩影。
聂春玉（山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
“山西之所以出现塌方式腐败，我的体会就是相互作用的过程，下面也对上面有影响，上面也对下面有影响；山西的整体风气对我本人也有影响，我的行为也对山西的风气也有影响。”
“山西为什么腐败严重，关键是有资金来源。煤炭黄金十年，基本上就是年开始煤炭（趋好）形势就好了，吕梁又是51%的国土面积下面都有煤，掌握实权的这一部分官员，就是矿主所行贿的对象。”
“都是逢年过节看望，一般来说两三万美元。但是一般不直截了当说，我要当哪个书记，或者我要当哪个县长，闲扯两句话就走了，有时候他和你本人，不是硬塞给你了，不是的，他是看着你房间里面，比如说你公文包在桌子上面放着，他就直接拉开公文包把钱放到里面就走了。心里也都清楚，每个干部目的是，下一步是想干啥都清楚，应该清楚。”
“开始的时候有这个拒收的这种情况，随后就是有选择的，一部分人关系好，比如说咱们关系密切，我收，关系不密切的不收，再发展把这个收钱收物不当成多大的事，这个底线不能破，破了以后就收不住，破一次就收不住。”
“说实在的，我是有从搞研究到当官的变化。作为主观上也就是思谋着，做了市长思谋着什么时候能做到书记，而且创造什么条件能够做到书记，做了书记思谋着怎么能够回到省里面当个副省级干部，目的就是为了升官。”
“过去这些年说实在的，山西确实存在反腐力度不大、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中央抓反腐非常必要也非常及时。尽管把我抓住了，但是我也感觉到就得这么做，不然的话不行。”
苏荣：把主政的地方变成了谋取私利的领地，忘记了权力是谁给的
苏荣，十八大后第一个因贪腐落马的副国级官员。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之前，历任吉林省委副书记、青海省委书记、甘肃省委书记、江西省委书记。苏荣的妻子、儿子、女儿、弟弟、乃至各种远房亲戚，很多人都曾经利用他的权力为人办事，收受好处。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中央纪委在调查中发现，苏荣也并非打一开始就是如此。在青海和甘肃担任省委书记期间，虽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但都是小问题。然而到了江西，他却开始无所顾忌，大肆贪腐。
苏荣（十二届全国政协原副主席）
“你在这个地方当主要领导本应严格约束自己，为百姓谋利益，可是你的家人上这儿来谋好处，把你主政的地方变成了谋取私利的领地，这就叫权力异化，忘记了权力是谁给的，应该依靠谁，为了谁。现在就放我出去我都没法出去，怎么去见熟人，同学，特别是老领导，我无法去见面，我没脸去见面。”
“我用四句话把我这个犯罪过程反思了一下，叫作收受别人的陶瓷瓷瓶，被碰得头破血流；收受别人的陶瓷瓷碗，被砸得遍体鳞伤；收受别人的书画字画，将政治生命化为灰烬；收受别人的钱财和贵重物品，使自己跌入了经济犯罪的万丈深渊。”
“不仅毁掉了我自己，也坑了老婆，害了儿子，将全家带上经济犯罪的深渊。他们如果不是书记的老婆，书记的儿子，没有我这个省委书记，什么都干不成，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我说我的家风是什么，我都不敢看这个节目。我家“于姐”成了江西权钱交易的代名词，家教上我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不称职的丈夫，我本人出问题，老婆变得贪婪无度，收敛钱财不择手段，儿子利用我的职权影响受贿数额巨大，显然是你苏荣本身的问题，把家庭带坏的。”
苏铁志（苏荣儿子）
“他也感觉是最后一届了吧。以前他也不会把他的下属介绍给我们，他到青海的时候，青海干部我一个不认识，到甘肃的时候也是一样，不认识，没有机会认识，他也不给你机会。”
吕锡文：有一点点放松、放纵，后头是万丈深渊
吕锡文，北京市委原副书记，曾任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年11月，因涉嫌严重违纪，中央纪委对其立案审查。经查，吕锡文严重违反了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等多项纪律，其中部分问题涉嫌受贿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从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从违纪走向违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吕锡文在组织审查的过程中曾经谈到，她在西城区工作的时候，别人都说她很土，但那个时候她的心态是，土就土吧，让他们去说吧。但是当她地位越来越高，到了市委重要领导岗位的时候，她慢慢地就在意别人对她的评价了，慢慢就接受了互相馈赠礼品、互相有经济往来，进而慢慢地有了巨额的相互的利益输送。
吕锡文（北京市委原副书记）
“十八大以来，总书记讲的这一系列的问题、中纪委提的这一系列的要求，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对有些纪律、有些要求，我觉得太严了，我当时真实的想法，所以错可能也就错在这儿了。”
“我跟你们说个心里话，说的你们可能都不信，我真的不好意思去打听，这个房子到底给我优惠了多少钱，我自始至终没有去问，我根本不敢去打听，真的，我真的就不敢，我说我有点挺怕面对这个的。”
“原来我也不认为，我说这有什么啊，都是朋友，其实很多人在观察你，希望你有爱好，希望你有所求，他来迎合你拉近关系。就这一个打网球，还有多少人为了网球能围上来。所以真的，我是觉得时时刻刻都得注意。就有些事儿它不当事儿，它有可能后头跟着很多挺可怕的事儿。就是你可能不经心一个事儿，后头跟着不定多少利益周转呢。”
“确实潜移默化，你去的有些场合，我觉得生活可能还可以这样。所以我是觉得，你别看这生活上奢华这些东西，其实对人的作风、人的思想、人的价值观，真的有影响。就是你自己享受了这些东西以后，你自己的追求，包括自己对社会、对人的很多想法会变。你眼睛看的是上头，追求的东西是那种，跟老百姓太远了。”
“上了一趟我插队那个地儿，看了看我那个老婶儿，原来住的那位。老婶儿就说锡文啊，我什么时候上北京上你们家看看，我真的不敢接话。我觉得这个，因为我在他们家，我也看她那个生活条件，她要上我们家，我心里咯噔，我真的不敢，我觉得这个确实反差比较大，人们的生活和自己的这个。所以纪委同志也说，说锡文你想想，你这么就把这个房子都拿了，老百姓买房是个什么心态，你不让老百姓烦你啊。真的，就真的这么想想，我是真的觉得，真的后悔死了。”
“我觉得是始终真的牢记党的纪律，你要有约束力，对这个要有敬畏，对权力使用上，时时刻刻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放纵）。我现在想真的有一点点的放松、放纵，最后那种真的就，真的后头是万丈深渊。”
王国强：在美国东躲西藏，惶恐不安，有病不能就医
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副厅级干部王国强，是近十年来，第一个从美国回国自首的腐败犯罪嫌疑人，他是在两年多以前外逃的。年，这条市委书记出逃的消息，曾经在凤城市引起了极大震动。既然当年已经外逃，是什么让他最终做出自首的决定呢？
王国强（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
“两年零八个月以后我又回来了，与其在美国东躲西藏，惶恐不安，有病不能就医，有交通工具不能乘坐，如果到了这种程度的时候，我觉得即便留下来，意义也不大。”
“住房子的人他们也都是各国的移民，至于说是偷渡过来的，还是非法滞留的，这不得而知，所以感觉每一天很恐惧。能不能出现打架的情况，能不能被害，能不能被抢啊。”
“姑娘就问我你为啥，咱家缺钱吗？你跟我妈都是公务员，单位都不错，你又是领导，缺钱吗？我没法回答孩子，我觉得那一刻我不是父亲了，我就好像面对检察官来提审我一样，心里很痛。”
“从这个出租屋到那个出租屋，需要坐车的时候，都不敢坐其他的车，只能坐灰狗站的灰狗，也就是长途大巴。因为坐其他的交通工具也都得需要护照，所以说我经常在问自己，就是这种生活有必要继续下去吗？我那个时候的希望，就是希望我不被他们发现，就这么一点希望，实际上是一种绝望，一个人每一天想这个事儿的时候，那不就叫绝望吗？”
“我要不回来，一定是通缉榜上有名的，那你说，全世界见到了这个协查通报，这一百多个国家都行动起来，你不像过街老鼠一样吗？也可能处境比它还难呢。被通缉的人，被追逃的人，他才有这样深刻的感受，这个法律的威慑，有的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网在哪儿？平常谁说也看不见，但是只有当事人那种处境，他能看到天网，能看见那一只巨手。”
李华波：在国外天天打官司，父亲过世家人也不告诉我，我真的后悔
李华波，在百名嫌犯红色通缉令名单上排在第二位。新加坡和我国之间没有引渡条约，李华波出逃前又做了周密的准备，他的成功遣返，在追逃方式、工作机制、国际合作等方面，都非常有典型意义。江西鄱阳是国家级贫困县，李华波外逃之前，是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的股长，职位虽然不高，却掌握着重要的资金监管权。当年他和两名同伙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公款万元，相当于这个贫困县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堪称小官巨贪的典型案例。李华波最终在新加坡被判处有期徒刑15个月，年5月9日，李华波在新加坡出狱，当天即被遣返回中国。
李华波（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原股长）
“去一次以后就觉得有点上瘾，有时候真的是有点不计后果的样子，拿了以后输了，输了又去拿，好像到自己家里保险柜里拿钱一样的。”
“说句实话自己也害怕，也想逃避法律制裁，所以就办理移民。我当时在网上也查了，有些资料我也看了，如果能跑到一个跟中国没有引渡条例（约）的国家，可能会相对比较安全一点，当时自己是这样想的。”
“我自己说句实话，心里也这样认为，自己认为出了国不要紧了，当时是这样认为。”
“当时我还抱有这种幻想，我们跟新加坡没有引渡条例（约），律师当时说的，真的是有这个案子你也别怕，因为新加坡的法律跟中国法律不同。”
“国外这几年天天打官司，坐牢，还不如回国了。就是后悔自己如果不做这个事，就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像我家里的话，当时我走的时候我父母也在，正是希望我在身边的时候，给他们养老送终的时候，自己还给他们背个这么大的包袱。像我父亲去年过世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家人也不告诉我，这个事我真的是后悔，真的很难过这个事。”
谭栖伟：母亲知道中纪委在调查我，一病不起
谭栖伟，年出生于重庆石柱县，曾任重庆市南岸区委书记、重庆市副市长、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年5月，中央纪委发布消息，谭栖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经查，谭栖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物。其中大额的钱物，主要集中在他担任南岸区委书记的五年当中。谭栖伟的家乡石柱县属于贫困山区，他从基层的公社文书做起，31岁就当上了石柱县县长，当地人评价他肯干、实干、能干。年，43岁的谭栖伟被调到重庆市南岸区。现在回头看去，这成为了他人生的拐点。
谭栖伟（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说实在话，站在被告席，是一种揪心的负罪感，让我无地自容、羞愧难当。我已经从人生的顶峰，一下子跌入到了人生的谷底，万劫不复、咎由自取。应该说是一个失败的人生，让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留下了太多、太多的恨憾。”
“无论大事小事，在地方都是一把手说了算。说给某个人帮个忙，对我来讲好像就是一句话的事，但对他们来讲，他就如同拿到了政府的通行证、银行的信用卡一样的。以前是我去找人家，到城里面工作就是人家来找我，找我就难免，开始说一些好话，接着就送红包、请吃饭、送礼品、送“坨坨钱”。就是比较大额的资金，用“坨坨钱”来开路。开始我是很反感、很不习惯。因此我后来的体会，还是小错铸成了大错，违纪走向了违法，它是一个不断渐进的过程。”
“没有这个权力，他不会找你办事，他就不会给你送钱，或者送这么多的钱。他交的是这个权，他不是交的我这个人，我这个人对他来讲无所其谓，但我这个权对他来讲就有所其谓。”
“我长期在基层工作，我知道我受贿上千万，这个分量何其沉重。曾经自己在做领导干部的时候，信誓旦旦、振振有词地讲话、表态，如今真是已经成了笑料。我真是感觉到对不起党和人民的培养、教育，对不起领导和同事的信任、支持，对不起父母的养育、期盼。”
“因为我母亲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她看到现在社会这么复杂，出事的这么多，我又在河边走，在锅边转着，河边走她怕我湿鞋，锅边转她怕我偷吃油渣。我哪怕是带点土特产回去，我母亲都要追问到底是哪里来的谁送的，有时候她觉得不正常还要让我退回去，都一直这样教育我，对我要求挺严格的。但是我后来一直觉得我母亲，好像觉得她年纪大了，思想一直很正统，现在社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她不知道，我老是还埋怨她。我母亲知道中纪委在调查我，她骂了我、还打了我，她自己也一病不起，成天以泪洗面，我真是没听我父母的话。”
刘铁男：对不起，应该做两袖清风的，对不起……
年12月10日，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因直接或通过儿子刘德成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国家发改委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关键部门，刘铁男在重要岗位上掌握着项目审批、资源配置等多方面的权力。这权力本来是公共资源，但刘铁男却用它为自己和儿子谋取了巨额私利。
刘铁男（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
“对不起，应该做两袖清风的，对不起……”
“他为什么要帮孩子？小孩又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本，或者说专业知识也有限，还是冲着他爹来的。利用自己的权力来帮他过好日子，本质是这个，否则就不会违法了。”
“中央发了很多的纪律要求，领导干部子女不能做生意，80年代就有。明知道违纪结果还要去做，利令智昏，我就想想是利令智昏，让自己的智商都低了，判断问题的能力都低了，太深刻了。”
“我觉得内因和外因的关系，还是要加强到内因，加强事业心的教育，唤起人本身的道德也好、党纪也好，唤起一个人自己做人的尊严。就像说违法，大多数老百姓还是不违法的是吧，就因为他知道什么是好坏，有是非。”
蒋洁敏：我是中石油的历史罪人
蒋洁敏，年出生，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曾经的一把手。年8月末的短短几天之内，多名中石油高管相继被调查。9月1日，当时已经调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蒋洁敏被带走调查。年10月，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对蒋洁敏案进行了公开宣判，蒋洁敏犯有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6年，蒋洁敏当庭表示不上诉。
蒋洁敏（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
“我的犯罪事实是清楚、明确的，犯罪的证据是真实和确凿的。我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对起诉书没有任何异议。我认罪、悔罪、供认不讳。”
“我作为中石油的一把手，签了字，所以说别人不好亮黄灯，也不能给红灯。”
“那关键把一把手管住，中央不是已经现在加强了对一把手的监督吗，巡视制度是对主要领导的。什么都要抓一把手才行，管住了一把手，就管住了问题的绝大部分。中石油出了这些问题，腐败的问题，我是负主要责任的。我带头破坏了制度，别人也能破坏制度，我腐败，别人也能腐败，所以我是中石油的历史罪人。这个我认识得非常沉重非常清楚，我对不起他们。”
“我自己的罪过很大，对国家、对人民、对资源的开发、对党的形象，都造成了特别重大和无可挽回的影响和损失。认罪、服法。”
王道富（中石油原高管）
“我之所以能够有今天，之所以能够到这个地方来，也就是既是作害者，也是受害者。所谓作害者，就是说我参与到这件事情当中了。所谓受害者，因为蒋洁敏总经理安排了这件事情，他的想法和要求当和制度发生矛盾的时候，怎么样去防止和监督领导，成为很重大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还是按照党中央提出来的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地管好党，从这个角度去根治我们这些，存在的非常多的这些问题和矛盾，去彻底扭转这种领导一把手就权大于法、权大于制度的这种环境。”
来源：经济日报，综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监制：于卫亚编辑：关开亮、王龙白癜风预防北京哪家医院白癜风做的好